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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有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融资源，譬如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00万亿元的M2存量，以及百万亿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几大国有银行依然位列最新的财富500强前茅。
貌似坚不可摧的庞大金融资产，在6月20日这天被击穿。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一度飙升到13.44%，隔夜回购利率一度狂涨到30%。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效率低下显露无疑。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按照国际利率市场的标准，这已经算是一次金融动荡。
此后，央行出手释放流动性，银行间市场的资金紧张局面初步得到缓解，Shibor在6月28日也回落到了4.9%，但仍远高于常态的3%以下。事件平息后，业内开始反思——是央行对市场流动性判断失误，还是惩罚部分接近违约的银行，进而抑制过度放贷？显然，多数人偏向后者。
不过，反思不仅仅局限于金融领域，经济体制、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矛盾等引发新一轮讨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被问及，中国是否会爆发一轮经济危机？哪个领域的问题将会引爆系统性风险？防范中国式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夏斌公开表示，中国已经存在事实上的金融危机现象。
危机是否爆发？
尽管许多学者将“钱荒”定义为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在某些领域已经爆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长夏斌就公开表示，中国已经存在事实上的金融危机现象。他向《英才》记者阐述了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企业和金融机构倒闭、破产，资不抵债、不良贷款上升，失业增加，经济萎缩，增长下滑。
“有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靠增加贷款维持。只是危机没有引爆，坏账没有暴露，靠多发货币掩盖。”
夏斌的担忧不无道理。据渣打银行、惠誉和瑞信的估计，中国地方债规模在GDP的15%—36%之间，规模将高达3万亿美元。
中国审计署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马晓方指出，两年来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债务增长率超过20%，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
微观层面，高盛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债与GDP之比达151%，居全球之首。但企业债务只是总体债务的一部分，中国还有消费者贷款、政府债务和其他影子负债形式的贷款。2013年中国信贷总规模预计增至GDP的240%，且还在加速上升。
对于可能爆发的危机，夏斌对《英才》记者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整顿市场纪律，对资不抵债的企业、中小金融机构，该关闭的就关闭；学习1997年亚洲危机的经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关闭了100多家信托公司，关闭了1000多家基金、证券公司。
当前，中国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躺在中投的账户上。对于如何使用外汇资产和国有资产，夏斌解释，可以利用人民币和美元双币贷款，双币投资，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支持东南亚、非洲、拉美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出口，消化现在的过剩产能。
“需要注意的是，要严肃财政纪律，对资不抵债的企业绝对不能继续贷款，就让他们破产，卖资产还钱。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地方政府出了问题，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把办公楼卖掉来还债，这要看中央政府的决心。”
夏斌认为，当前中国有20多万亿的国有净资产，可以适当地、有步骤地卖掉一些来解决债务问题。与此同时，要加快改革，挖掘中国的合理增长的潜力，而不是简单靠放松银根的办法。
有悲观者，亦有乐观者。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他将金融危机定义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金融体系效率低下，资金从储蓄者到投资者之间的流动受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第二层，银行等金融机构盈利下滑，日渐亏损，进而破产；第三层，由银行的金融问题将中国拖入经济危机，引发大萧条。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由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导致整个国家的大萧条，根本不会在中国出现。”在郑超愚看来，上述的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金融效率很低，利率管制，资金到不了中小企业，这是存在的。但是第二个层次不会出现，因为现在银行利润非常高。至于第三个层次，美国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都垮不掉，中国怎么可能让它爆发？
中国当前最应该注意的是央行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央行将钱荒解释为流动性错配，意欲惩罚过度贷款引发违约的银行。但是中央银行里有清算部门，有保持市场金融体系稳健的职能。如果出现短期流动性问题，那就是人民银行的失职。“中国人民银行的权力非常大，如果不是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出现偏差，钱荒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只有放权才能解局，中国需要启动新一轮改革。
转型泥潭？
尽管在金融危机是否爆发仍有争论，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
然而，让众多经济学家疑惑的是，从“十五”到“十二五”，中国为何长期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是否会掉进转型危机而不可自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近期再次唱衰中国，他表示中国遇到了大麻烦，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克鲁格曼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经济增长模式失衡，高达50%的投资率为世界最高，而消费占比日趋式微。中国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没有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大收入提高，一些收入流向了精英阶层，但大多数只是停留在企业中，而且许多是国有企业。
诚如克鲁格曼所言，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不振的最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一书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将“权贵主义”列为中国最危机的问题。 吴敬琏直言，将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统归罪于市场，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从80年代后期至今，权力寻租的租金总额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王小鲁认为，未来两三年，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解决权贵资本主义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土地出让制度、财税体制以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分配入手。
“转型是必须的，拖延和回避只能增加转型的成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对《英才》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的转型不仅不容轻视而且刻不容缓。在国际竞争当中，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或者其他资源都不是可持续的竞争力。可持续的竞争力只能是一个来源——经济制度。中国经济转型也必须从改革制度开始。
除去上述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外，短期内中国经济下滑也令高层头疼。业内担心，一旦稳增长成为政府主抓目标，调结构将被一再推迟，中国转型的时间成本将日益增加。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向《英才》记者表达自己的担忧：“中国经济在2010年三季度增长10.6%之后持續下滑，经济缺乏活力。目前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已走到尽头，这表现在三方面：与民争利、干预过多和阻碍竞争。
“与民争利”表现为政府总收入占GDP之比属全球同等收入国家较高水平；“干预过多”表现为政府财政支出高、政府控制的企业支出较高以及审批行政干预过多；“阻碍竞争”表现为垄断管制造成能源、金融、交通运输和电讯等行业供给不充分，导致价格过高和垄断利润产生。
“只有放权才能解局，中国需要启动新一轮改革。”诸建芳表示，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比较低迷时，政府往往会顺应潮流推动改革。重塑促进经济增长，有三大关键因素：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和催生新产业。
“未来如果改革能在土地、资源、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取得突破，那么将会有效地消除制造业产能过剩、解决民间融资难题、经济恢复内生动力。”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5%，低于业界预期。不少学者认为，短期经济下滑，中央经济工作无疑更加偏向稳增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经济运行设定“上下限”，“上限”是通胀水平不得高于3.5%，而“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据新华社报道，增长下限为7.5%，底线是7%。
“当前应该出台一些中西部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的投资计划，同时对中小企业减税。”郑超愚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复苏进而率先退出刺激政策是导致当前经济下滑的原因。“我们总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太悲观，短期太乐观。谁能知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错判是当前最大的危机和问题。金融危机后，本应该发力出台政策突破危机，当前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反观美日通过量化宽松宏观经济日益好转。如果中国一直迟疑政策出台，最终反而会拉低潜在增长率。”
貌似坚不可摧的庞大金融资产，在6月20日这天被击穿。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一度飙升到13.44%，隔夜回购利率一度狂涨到30%。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效率低下显露无疑。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按照国际利率市场的标准，这已经算是一次金融动荡。
此后，央行出手释放流动性，银行间市场的资金紧张局面初步得到缓解，Shibor在6月28日也回落到了4.9%，但仍远高于常态的3%以下。事件平息后，业内开始反思——是央行对市场流动性判断失误，还是惩罚部分接近违约的银行，进而抑制过度放贷？显然，多数人偏向后者。
不过，反思不仅仅局限于金融领域，经济体制、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矛盾等引发新一轮讨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被问及，中国是否会爆发一轮经济危机？哪个领域的问题将会引爆系统性风险？防范中国式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夏斌公开表示，中国已经存在事实上的金融危机现象。
危机是否爆发？
尽管许多学者将“钱荒”定义为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在某些领域已经爆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长夏斌就公开表示，中国已经存在事实上的金融危机现象。他向《英才》记者阐述了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企业和金融机构倒闭、破产，资不抵债、不良贷款上升，失业增加，经济萎缩，增长下滑。
“有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靠增加贷款维持。只是危机没有引爆，坏账没有暴露，靠多发货币掩盖。”
夏斌的担忧不无道理。据渣打银行、惠誉和瑞信的估计，中国地方债规模在GDP的15%—36%之间，规模将高达3万亿美元。
中国审计署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马晓方指出，两年来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债务增长率超过20%，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
微观层面，高盛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债与GDP之比达151%，居全球之首。但企业债务只是总体债务的一部分，中国还有消费者贷款、政府债务和其他影子负债形式的贷款。2013年中国信贷总规模预计增至GDP的240%，且还在加速上升。
对于可能爆发的危机，夏斌对《英才》记者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整顿市场纪律，对资不抵债的企业、中小金融机构，该关闭的就关闭；学习1997年亚洲危机的经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关闭了100多家信托公司，关闭了1000多家基金、证券公司。
当前，中国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躺在中投的账户上。对于如何使用外汇资产和国有资产，夏斌解释，可以利用人民币和美元双币贷款，双币投资，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支持东南亚、非洲、拉美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出口，消化现在的过剩产能。
“需要注意的是，要严肃财政纪律，对资不抵债的企业绝对不能继续贷款，就让他们破产，卖资产还钱。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地方政府出了问题，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把办公楼卖掉来还债，这要看中央政府的决心。”
夏斌认为，当前中国有20多万亿的国有净资产，可以适当地、有步骤地卖掉一些来解决债务问题。与此同时，要加快改革，挖掘中国的合理增长的潜力，而不是简单靠放松银根的办法。
有悲观者，亦有乐观者。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他将金融危机定义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金融体系效率低下，资金从储蓄者到投资者之间的流动受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第二层，银行等金融机构盈利下滑，日渐亏损，进而破产；第三层，由银行的金融问题将中国拖入经济危机，引发大萧条。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由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导致整个国家的大萧条，根本不会在中国出现。”在郑超愚看来，上述的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金融效率很低，利率管制，资金到不了中小企业，这是存在的。但是第二个层次不会出现，因为现在银行利润非常高。至于第三个层次，美国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都垮不掉，中国怎么可能让它爆发？
中国当前最应该注意的是央行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央行将钱荒解释为流动性错配，意欲惩罚过度贷款引发违约的银行。但是中央银行里有清算部门，有保持市场金融体系稳健的职能。如果出现短期流动性问题，那就是人民银行的失职。“中国人民银行的权力非常大，如果不是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出现偏差，钱荒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只有放权才能解局，中国需要启动新一轮改革。
转型泥潭？
尽管在金融危机是否爆发仍有争论，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
然而，让众多经济学家疑惑的是，从“十五”到“十二五”，中国为何长期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是否会掉进转型危机而不可自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近期再次唱衰中国，他表示中国遇到了大麻烦，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克鲁格曼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经济增长模式失衡，高达50%的投资率为世界最高，而消费占比日趋式微。中国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没有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大收入提高，一些收入流向了精英阶层，但大多数只是停留在企业中，而且许多是国有企业。
诚如克鲁格曼所言，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不振的最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一书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将“权贵主义”列为中国最危机的问题。 吴敬琏直言，将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统归罪于市场，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从80年代后期至今，权力寻租的租金总额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王小鲁认为，未来两三年，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解决权贵资本主义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土地出让制度、财税体制以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分配入手。
“转型是必须的，拖延和回避只能增加转型的成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对《英才》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的转型不仅不容轻视而且刻不容缓。在国际竞争当中，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或者其他资源都不是可持续的竞争力。可持续的竞争力只能是一个来源——经济制度。中国经济转型也必须从改革制度开始。
除去上述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外，短期内中国经济下滑也令高层头疼。业内担心，一旦稳增长成为政府主抓目标，调结构将被一再推迟，中国转型的时间成本将日益增加。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向《英才》记者表达自己的担忧：“中国经济在2010年三季度增长10.6%之后持續下滑，经济缺乏活力。目前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已走到尽头，这表现在三方面：与民争利、干预过多和阻碍竞争。
“与民争利”表现为政府总收入占GDP之比属全球同等收入国家较高水平；“干预过多”表现为政府财政支出高、政府控制的企业支出较高以及审批行政干预过多；“阻碍竞争”表现为垄断管制造成能源、金融、交通运输和电讯等行业供给不充分，导致价格过高和垄断利润产生。
“只有放权才能解局，中国需要启动新一轮改革。”诸建芳表示，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比较低迷时，政府往往会顺应潮流推动改革。重塑促进经济增长，有三大关键因素：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和催生新产业。
“未来如果改革能在土地、资源、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取得突破，那么将会有效地消除制造业产能过剩、解决民间融资难题、经济恢复内生动力。”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5%，低于业界预期。不少学者认为，短期经济下滑，中央经济工作无疑更加偏向稳增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经济运行设定“上下限”，“上限”是通胀水平不得高于3.5%，而“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据新华社报道，增长下限为7.5%，底线是7%。
“当前应该出台一些中西部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的投资计划，同时对中小企业减税。”郑超愚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复苏进而率先退出刺激政策是导致当前经济下滑的原因。“我们总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太悲观，短期太乐观。谁能知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错判是当前最大的危机和问题。金融危机后，本应该发力出台政策突破危机，当前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反观美日通过量化宽松宏观经济日益好转。如果中国一直迟疑政策出台，最终反而会拉低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