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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陶瓷艺术发展到唐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鲜艳夺目的“唐三彩”便是代表之一。“唐三彩”又名“唐代彩色釉陶器”，是在汉代低温铅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唐三彩”的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其中以黄、绿、褐三种颜色为基本色调。“三”表示多数之意，故俗称“唐三彩”。三彩器物以瓷土或含瓷土量高的粘土为原料，少部分为陶土作胎，其稳定性、可塑性均高于一般陶器，制作工艺上采用模塑相结合的方法，也有部分刻划、印花装饰花纹与釉结合，起到增加艺术效果的作用。唐三彩与一般陶器、釉陶不同，分两次烧成：先对胎体进行1000-1100度高温素烧，冷却后施釉，然后进行800-900度低温二次烧（烧釉）。唐三彩以含有铅、铝的氧化物为助熔剂，铜、铁、钴、锰为呈色剂（见图1）。铜低温氧化环境下形成绿色，铁在低温氧化环境下形成黑、褐、黄等颜色，钴为蓝色，锰与铁效果接近。铅在烧制的过程中流动性较大，着色剂随之流动，经烧制后各色釉互相渗溶，浓淡相间，淋漓斑驳。同时铅釉使釉面光亮度增强，色彩更加晶莹玉润。唐三彩主要产地在西安和洛阳等地，高宗时期出现，玄宗朝鼎盛，天宝后衰落，但作为一种工艺技术并没有失传，以后的辽三彩、宋三彩均是受其影响而发展的，品种、数量远不及唐时之盛。
盛唐时期的三彩器物以精致、华丽著称，虽是随葬器物，但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唐代先人的辛勤劳作、日常生活、节庆婚丧等几乎都能从存世的“唐三彩”中窥见一二。
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从传说中穆天子的神奇坐骑“八骏”到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要寻找的“汗血马”，再到唐太宗昭陵前镌刻的“六骏”。到了唐代人们对优良马匹的渴求已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在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日常生活中，马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边塞沙场、生产劳动、宫廷礼仪、游乐出行、商业交通都离不开马。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马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为了维护并保障国家特别是军事上对马匹的需求，唐朝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以监牧管理政府牧场的养马事宜，监牧最多时曾达七十多个。据《唐会要》卷七十二记载：“大唐承周隋离乱之后，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仍命太仆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七十万六千匹。”可知唐初，马匹只有三千多，而仅仅过了四十年，唐王朝便已拥有各种马七十万六千匹。此外，唐代人特别喜爱外来马，特别是来自突厥或与突厥有血缘关系地区的良马，对于突厥马或者如龟兹、于阗、大食等国进贡的宝马，唐朝政府都精心养驯。因此，入唐的“胡马”优良品种达八十个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唐代规格较高的墓葬盛行用马作为陪葬品，这与唐代社会对马有特殊爱好有关。唐人爱马，据《册府元龟》记载初唐名臣李勛嘱托后事：“吾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明器唯作马五六匹。”唐代对马的艺术形象描绘充满了理想化色彩，有关马的艺术作品除了雕塑外，还有诗歌、绘画等大量艺术作品进行表现，这在唐代文学艺术中不胜枚举。如杜甫《房兵曹胡马》诗：“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唐三彩马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雕塑和釉色两个方面。艺术造型以丰满浑厚见长，同时也揉进了清新秀柔。其雕塑手法洗练明快，写实为主，重在摄神。我们今天所看到唐墓出土的三彩马，大都膘肥体壮，筋骨合度，其比例准确，线条流畅。工匠们抓住马的精、气、神，对马体的塑造完全符合解剖学原理。在马姿态的表现上花样不断，有的站立安详，有的缓步徐行，有的低头觅草，有的引颈长啸，有的疾驰如飞，有的玩耍嬉戏，各种姿态无不惟妙惟肖。唐三彩马反映唐人的富足和对生命的热爱及追求，体现了唐人雍容大度、个性张扬的精神面貌，其题材新颖、装饰华美，斑驳淋漓、变化万千，尽显唐代求新尚奇的风气。
陕西省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地上地下文物非常丰富。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陕西西安的一座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国家级博物馆，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藏唐代文物种类多、数量大、等级高，以金银器、唐墓壁画和陶俑等闻名于海内外。而三彩马中又以乾陵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及西安中堡村等唐墓出土的文物为馆藏精品，尽显盛世雍容大度的气象和胡汉交融、富贵华丽风格，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绚丽的奇葩，在此撷取部分精品以飨读者。
1.三彩“三花”马
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高72厘米、长88厘米（见图2），1972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马为棕红色，膘肥体壮，颈项高耸，英气勃勃，神气十足。马鞍上浓绿色绒毯障泥垂至腹下。马首辔饰齐全，马头饰镳和绿色杏叶形垂饰，装饰华丽。因马鬃被精心修剪出三缕堞垛状鬃毛，故称“三花”马，是当时来自西域的名贵马种。
以“三花”饰马是当时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三花者，剪鬃为三瓣。著名画家韩斡是画马的高手，他的画中就有三花马形象，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亦有三花马。白居易诗：“凤书裁五色，马鬣剪三花。”唐代另一位诗人岑参也有诗曰：“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唐太宗昭陵前放置的昔日所乘战马石雕“昭陵六骏”，马鬃均剪为三花状。
2.三彩骑马射猎俑
高36厘米，1971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马鞍上的武士年轻英俊，腰间佩挂长剑和箭囊，胯下的坐骑双眼圆睁，两耳高耸，神情机警。武士侧身仰望，注视天空飞翔的猎物，两手抬举作张弓搭箭仰射状，武士在逐猎过程中那种紧张敏锐的神情和骏马喘歇静立的瞬间姿态跃然眼前（见图3）。
此俑的制作工艺看法不一：有认为是“绞胎”工艺，也有认为是采用了“绞釉”技术。“绞釉”与“绞胎”的区别在于：绞胎是把两种不同颜色的瓷土混在一起拉坯，器物内外均有泥条揉拧形成的纹理；“绞釉”是将两种不同颜色的釉料调成糊状的泥浆粘在陶坯上，再罩一层透明釉，形成如树木年轮纹理的图案效果，因通体黄褐两种釉色相间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绞胎，这种手法称作“仿绞胎”或许更确切些。 3.三彩披鬃马
高72厘米，长86厘米，1971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马伸颈勾头，作嘶呜状。与“三花马”一样马身棕红色，不同的是鬃毛未修剪成“三花”，而是披向一侧，呈白色，可看出是经过精心梳理的，鬃毛显得整齐而不凌乱。缚尾，前腿直立，后腿微弓。辔饰、鞍鞯俱全，鞍为赭黄色，上覆浓绿色绒毯，障泥为浅绿色，中间刻划菱形纹。革带呈绿色，上饰黄色杏叶（见图4）。此马与三花马同出于懿德太子墓，动静结合，神态各异，相映成辉。
4.三彩骑马架鹞狩猎俑
高35厘米、长28厘米，1971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此俑通体施绿釉，仅马背上的毡垫为黑褐色。马眉突目圆，两耳上竖，神态矫健。马背铺障泥毡垫，垫上置鞍。骑士面庞圆润，眉目清秀，头戴黑色幞头，身穿蓝绿色翻领长袍，腰系革带，下着长裤，足蹬尖头毡靴，右手上架一鹞，左手似正在抚其颈（见图5）。
唐代狩猎的方式有多种，助猎的动物有犬、鹰、鹘、鹞、雕等。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政猎”“校猎”“游猎”“射猎”“驰猎”“弋猎”等，最初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代以来，历代统治者多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天子的田猎一年四季定期进行，《左传·隐公》中即有“春搜、夏苗、秋猕、冬狩”之称。通过狩猎一方面为飨祭宗庙祖先取得祭品，另一方面则练习骑射军旅。在狩猎中不仅能显示人的勇敢精神，也检验了将士们互相配合的实战能力。因而狩猎既是一项国之大典，也是体现尚武精神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秦汉以后，狩猎也成为帝王贵族悠闲享乐的一种娱乐活动。到了唐代，游猎逐兽、消遣射禽更是贵族们必不可少的活动，也是诗歌绘画中经常咏绘的题材。在唐代贵族墓葬中，除陪葬骑马狩猎俑外，墓室壁画中也有表现，由此可见唐代贵族对此项活动的热爱。
5.三彩骑马带犬狩猎俑
唐神龙二年（706年），高32厘米、长35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骑马俑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圆领紧袖袍衫，腰柬带，双手半抬作持缰状。马肌肉浑圆坚实，鬃毛纹理清晰，呈静立姿态。一只猎犬蹲卧于骑马人身后的丝质品垫子上，双眼机警注视前方，似正在寻觅猎物（见图6）。
6.三彩胡服骑马女俑
高37厘米、长28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女俑头梳反绾髻，身上着深绿色大红翻领短袖胡服，下穿绿裤，腰束带，足蹬尖头软靴，骑一匹体壮膘肥的枣红色骏马，显得十分英武（见图7）。
女着男装是盛唐初期女性社会时尚化的主要特征，《新唐书·车服志》载，中宗后，“宫人从驾皆胡冒（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因此，妇女着男装、胡服形象在唐代陶俑、唐墓壁画以及石椁线刻画中随处可见。
唐官制六品服深绿，该俑身份应为宫中女官，负责掌管仪仗，参与皇帝、皇后、太子、公主的丧葬活动，并充当仪卫。但不论品级高低在皇族眼里都是奴婢，《旧唐书·舒王元名传》记载：“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岁时，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
唐代所谓的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少数民族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由翻领镶边窄袖开襟胡袍、条纹紧口翻边裤、软锦靴等组成。胡服在唐代十分流行，正如元稹《法曲》诗中所写：“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
7.三彩低头马、仰头马
高20-28.5厘米、长24-27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低头马通身施褐黄色釉，低头张口作吃草或饮水状；仰头马施灰白色釉，并杂有褐色斑纹，伸颈昂头、张嘴作嘶呜状。这两匹马头小、臀肥、骨肉匀停，四腿挺立体格健壮，都属于来自西域的良种马（见图8）。
8.三彩骑马狩猎俑
高32厘米、长23.5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狩猎俑着黑色幞头，身穿绿色圆领袍服，双手持缰绳，骑在枣红色马上，马站立昂首，目视前方，蓄势待发。马背后原有物品，可惜已缺失。马上的狩猎者正回头向后看去，似在出发前观察马背上的装备物品是否装好并齐全（见图9）。
9.三彩马与饲马昆仑俑
俑高28.5厘米，马高45厘米、长50厘米，1959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
三彩马红鬃白身，鞍鞯俱全，当卢、双眼、辔头及革带上有绿色杏叶装饰。唐代的马在鞍鞯之外周身还披挂着众多的装饰，白居易有诗云“银收钩臆带，金卸络头羁”，可见唐代人对马身华丽装饰的重视程度。
饲马者为昆仑人，阔口大鼻，头发中分并在两颞处绾结，身穿窄袖襦，右臂衣袖卷至肘部，套蓝色半袖短褂，外罩黄色翻领开胯袍，左穿右袒，腰束带，带上挂有梳、刮等洗马工具，脚穿高腰靴；神态自若，全无卑躬屈膝的奴仆之相，体现出一种自信的时代精神（见图10）。
10.三彩马头
抬头马高18.5厘米，低头马高25厘米，1962年征集。
小头，粗颈，当是来自西域良种马的形象。虽然仅残存马头，但马的目光炯炯有神，如唐代诗人李贺《马诗》中云“欲求千里脚，先采眼中光”，使人感受到“神骏追风”的气韵（见图11）。
盛唐时期的三彩器物以精致、华丽著称，虽是随葬器物，但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唐代先人的辛勤劳作、日常生活、节庆婚丧等几乎都能从存世的“唐三彩”中窥见一二。
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从传说中穆天子的神奇坐骑“八骏”到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要寻找的“汗血马”，再到唐太宗昭陵前镌刻的“六骏”。到了唐代人们对优良马匹的渴求已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在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日常生活中，马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边塞沙场、生产劳动、宫廷礼仪、游乐出行、商业交通都离不开马。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马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为了维护并保障国家特别是军事上对马匹的需求，唐朝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以监牧管理政府牧场的养马事宜，监牧最多时曾达七十多个。据《唐会要》卷七十二记载：“大唐承周隋离乱之后，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仍命太仆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七十万六千匹。”可知唐初，马匹只有三千多，而仅仅过了四十年，唐王朝便已拥有各种马七十万六千匹。此外，唐代人特别喜爱外来马，特别是来自突厥或与突厥有血缘关系地区的良马，对于突厥马或者如龟兹、于阗、大食等国进贡的宝马，唐朝政府都精心养驯。因此，入唐的“胡马”优良品种达八十个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唐代规格较高的墓葬盛行用马作为陪葬品，这与唐代社会对马有特殊爱好有关。唐人爱马，据《册府元龟》记载初唐名臣李勛嘱托后事：“吾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明器唯作马五六匹。”唐代对马的艺术形象描绘充满了理想化色彩，有关马的艺术作品除了雕塑外，还有诗歌、绘画等大量艺术作品进行表现，这在唐代文学艺术中不胜枚举。如杜甫《房兵曹胡马》诗：“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唐三彩马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雕塑和釉色两个方面。艺术造型以丰满浑厚见长，同时也揉进了清新秀柔。其雕塑手法洗练明快，写实为主，重在摄神。我们今天所看到唐墓出土的三彩马，大都膘肥体壮，筋骨合度，其比例准确，线条流畅。工匠们抓住马的精、气、神，对马体的塑造完全符合解剖学原理。在马姿态的表现上花样不断，有的站立安详，有的缓步徐行，有的低头觅草，有的引颈长啸，有的疾驰如飞，有的玩耍嬉戏，各种姿态无不惟妙惟肖。唐三彩马反映唐人的富足和对生命的热爱及追求，体现了唐人雍容大度、个性张扬的精神面貌，其题材新颖、装饰华美，斑驳淋漓、变化万千，尽显唐代求新尚奇的风气。
陕西省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地上地下文物非常丰富。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陕西西安的一座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国家级博物馆，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藏唐代文物种类多、数量大、等级高，以金银器、唐墓壁画和陶俑等闻名于海内外。而三彩马中又以乾陵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及西安中堡村等唐墓出土的文物为馆藏精品，尽显盛世雍容大度的气象和胡汉交融、富贵华丽风格，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绚丽的奇葩，在此撷取部分精品以飨读者。
1.三彩“三花”马
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高72厘米、长88厘米（见图2），1972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马为棕红色，膘肥体壮，颈项高耸，英气勃勃，神气十足。马鞍上浓绿色绒毯障泥垂至腹下。马首辔饰齐全，马头饰镳和绿色杏叶形垂饰，装饰华丽。因马鬃被精心修剪出三缕堞垛状鬃毛，故称“三花”马，是当时来自西域的名贵马种。
以“三花”饰马是当时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三花者，剪鬃为三瓣。著名画家韩斡是画马的高手，他的画中就有三花马形象，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亦有三花马。白居易诗：“凤书裁五色，马鬣剪三花。”唐代另一位诗人岑参也有诗曰：“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唐太宗昭陵前放置的昔日所乘战马石雕“昭陵六骏”，马鬃均剪为三花状。
2.三彩骑马射猎俑
高36厘米，1971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马鞍上的武士年轻英俊，腰间佩挂长剑和箭囊，胯下的坐骑双眼圆睁，两耳高耸，神情机警。武士侧身仰望，注视天空飞翔的猎物，两手抬举作张弓搭箭仰射状，武士在逐猎过程中那种紧张敏锐的神情和骏马喘歇静立的瞬间姿态跃然眼前（见图3）。
此俑的制作工艺看法不一：有认为是“绞胎”工艺，也有认为是采用了“绞釉”技术。“绞釉”与“绞胎”的区别在于：绞胎是把两种不同颜色的瓷土混在一起拉坯，器物内外均有泥条揉拧形成的纹理；“绞釉”是将两种不同颜色的釉料调成糊状的泥浆粘在陶坯上，再罩一层透明釉，形成如树木年轮纹理的图案效果，因通体黄褐两种釉色相间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绞胎，这种手法称作“仿绞胎”或许更确切些。 3.三彩披鬃马
高72厘米，长86厘米，1971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马伸颈勾头，作嘶呜状。与“三花马”一样马身棕红色，不同的是鬃毛未修剪成“三花”，而是披向一侧，呈白色，可看出是经过精心梳理的，鬃毛显得整齐而不凌乱。缚尾，前腿直立，后腿微弓。辔饰、鞍鞯俱全，鞍为赭黄色，上覆浓绿色绒毯，障泥为浅绿色，中间刻划菱形纹。革带呈绿色，上饰黄色杏叶（见图4）。此马与三花马同出于懿德太子墓，动静结合，神态各异，相映成辉。
4.三彩骑马架鹞狩猎俑
高35厘米、长28厘米，1971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此俑通体施绿釉，仅马背上的毡垫为黑褐色。马眉突目圆，两耳上竖，神态矫健。马背铺障泥毡垫，垫上置鞍。骑士面庞圆润，眉目清秀，头戴黑色幞头，身穿蓝绿色翻领长袍，腰系革带，下着长裤，足蹬尖头毡靴，右手上架一鹞，左手似正在抚其颈（见图5）。
唐代狩猎的方式有多种，助猎的动物有犬、鹰、鹘、鹞、雕等。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政猎”“校猎”“游猎”“射猎”“驰猎”“弋猎”等，最初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代以来，历代统治者多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天子的田猎一年四季定期进行，《左传·隐公》中即有“春搜、夏苗、秋猕、冬狩”之称。通过狩猎一方面为飨祭宗庙祖先取得祭品，另一方面则练习骑射军旅。在狩猎中不仅能显示人的勇敢精神，也检验了将士们互相配合的实战能力。因而狩猎既是一项国之大典，也是体现尚武精神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秦汉以后，狩猎也成为帝王贵族悠闲享乐的一种娱乐活动。到了唐代，游猎逐兽、消遣射禽更是贵族们必不可少的活动，也是诗歌绘画中经常咏绘的题材。在唐代贵族墓葬中，除陪葬骑马狩猎俑外，墓室壁画中也有表现，由此可见唐代贵族对此项活动的热爱。
5.三彩骑马带犬狩猎俑
唐神龙二年（706年），高32厘米、长35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骑马俑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圆领紧袖袍衫，腰柬带，双手半抬作持缰状。马肌肉浑圆坚实，鬃毛纹理清晰，呈静立姿态。一只猎犬蹲卧于骑马人身后的丝质品垫子上，双眼机警注视前方，似正在寻觅猎物（见图6）。
6.三彩胡服骑马女俑
高37厘米、长28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女俑头梳反绾髻，身上着深绿色大红翻领短袖胡服，下穿绿裤，腰束带，足蹬尖头软靴，骑一匹体壮膘肥的枣红色骏马，显得十分英武（见图7）。
女着男装是盛唐初期女性社会时尚化的主要特征，《新唐书·车服志》载，中宗后，“宫人从驾皆胡冒（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因此，妇女着男装、胡服形象在唐代陶俑、唐墓壁画以及石椁线刻画中随处可见。
唐官制六品服深绿，该俑身份应为宫中女官，负责掌管仪仗，参与皇帝、皇后、太子、公主的丧葬活动，并充当仪卫。但不论品级高低在皇族眼里都是奴婢，《旧唐书·舒王元名传》记载：“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岁时，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
唐代所谓的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少数民族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由翻领镶边窄袖开襟胡袍、条纹紧口翻边裤、软锦靴等组成。胡服在唐代十分流行，正如元稹《法曲》诗中所写：“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
7.三彩低头马、仰头马
高20-28.5厘米、长24-27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低头马通身施褐黄色釉，低头张口作吃草或饮水状；仰头马施灰白色釉，并杂有褐色斑纹，伸颈昂头、张嘴作嘶呜状。这两匹马头小、臀肥、骨肉匀停，四腿挺立体格健壮，都属于来自西域的良种马（见图8）。
8.三彩骑马狩猎俑
高32厘米、长23.5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狩猎俑着黑色幞头，身穿绿色圆领袍服，双手持缰绳，骑在枣红色马上，马站立昂首，目视前方，蓄势待发。马背后原有物品，可惜已缺失。马上的狩猎者正回头向后看去，似在出发前观察马背上的装备物品是否装好并齐全（见图9）。
9.三彩马与饲马昆仑俑
俑高28.5厘米，马高45厘米、长50厘米，1959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
三彩马红鬃白身，鞍鞯俱全，当卢、双眼、辔头及革带上有绿色杏叶装饰。唐代的马在鞍鞯之外周身还披挂着众多的装饰，白居易有诗云“银收钩臆带，金卸络头羁”，可见唐代人对马身华丽装饰的重视程度。
饲马者为昆仑人，阔口大鼻，头发中分并在两颞处绾结，身穿窄袖襦，右臂衣袖卷至肘部，套蓝色半袖短褂，外罩黄色翻领开胯袍，左穿右袒，腰束带，带上挂有梳、刮等洗马工具，脚穿高腰靴；神态自若，全无卑躬屈膝的奴仆之相，体现出一种自信的时代精神（见图10）。
10.三彩马头
抬头马高18.5厘米，低头马高25厘米，1962年征集。
小头，粗颈，当是来自西域良种马的形象。虽然仅残存马头，但马的目光炯炯有神，如唐代诗人李贺《马诗》中云“欲求千里脚，先采眼中光”，使人感受到“神骏追风”的气韵（见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