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架不住一个朋友的再三邀请，我到朋友家里为他制作的视频配了音，录完后，朋友夸我嗓音像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说配完音后的视频效果非常完美，我听后不禁飘飘然，差点忘了自己还有三篇新闻没有写而报社又催得紧的事。看来今晚又是一个不眠的通宵。时间有限，我匆忙告别朋友，急速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或许是晚上吃得少的缘故，肚子咕噜咕噜直响，明目张胆地示意我吃点什么。我在潜意识的驱动下拐了一个弯，去了离办公室不远的一家小卖部。
小卖部里有一个看上去差不多七十岁的老人，他坐在床边，戴着一副老花镜，左手拿着一把刻刀，右手拿着一块已隐约看出人形的木头，他正在用刻刀小心翼翼地雕刻着木头，好像手里握着的是无价之宝。见我进门，老人很热情，他把手中的东西轻轻放在床上后招呼我坐，我连忙说不用不用，您太客气了，我就买个泡面。
老人忽然问我，你认识马小永吗？
我说认识，当然认识，现在全军都在学习这个典型，这小子风头正健。
老人笑着说，是啊是啊，我跟他也认识，前几天他还到我这里买过东西，咱这穷山沟沟里出个典型可不容易。他忽然用手抬了抬老花镜，直视着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个记者，对马小永的大力宣传还有我的部分功劳呢。
老人说，怪不得，看你文质彬彬的，就像搞文化的。
我说您过奖了，全是我脸上这眼镜给显的。
老人把泡面递给我，忽然不经意地说，早些年，有很多记者也采访过我，我要是还在部队，估计也是个典型了。
他的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我满脸疑惑的样子，他笑着说，怎么？对我的故事感兴趣？
我真诚地点了点头。
他露出很兴奋的样子说，要是不忙，陪我聊会儿，反正我老伴今天赌气去女儿家住了。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好笑，心想这老两口还真有情调。我看了看表，又看了看老人释放着光芒的眼睛，没有多想，顺手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下了。
在我的询问下，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先问起最好回答的问题，师傅您贵姓啊？贵庚啊？
老人说，不用那么客套，什么贵不贵的，贵的贱不了，贱的贵不了，我叫谷爱军，这山沟里的人都叫我谷子，我今年六十六岁。
他把两只手做出数字六的形状在我眼前晃了晃，好像很自豪的样子。还没等我问，他指着我的军装说，我以前跟你一样，也是个军人，要论起来，比你们司令员、政委还要早几年。
我见缝插针地问道，那您是什么时候参军的呢？
1964年。他点燃了一支烟，缓缓地说。
他看了看我，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我。我平时加班无度，为了提神，深夜也常常吸烟，见他递过烟来，我感激地接住了，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点上。屋里顿时一股烟味。
他看着我忽然哧哧地笑着说，我认识的搞文字工作的人怎么都抽烟？
我想了想自己的作家朋友和记者朋友，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我问道，那您在什么地方当的兵呢？
做记者的都有这个养成，一定要搞清楚五个W。
他猛吸一口烟又吐出一个烟圈后说道，甘肃，由于有文艺特长，我被分配到了部队的文艺队。
我问，你都有什么特长啊？
他说，也没啥特长，就是会吹个唢呐，拉个二胡，画个画什么的，雕刻是我后来才学会的。
以前从他门口经过的时候我见过他雕刻的作品，他的作品栩栩如生，主要是以雕刻关公为主，有时也见他雕刻各种各样的小东西，但是我从他门口走过那么多次，他的雕塑却从没引起我更多的注意。
我问他，你的雕刻是跟谁学的呢？
他说，这个说起来就比较长了。
我说，没事，我有的是时间听。
此时，我不再插嘴，我的心突突地跳，我有预感，这位老人将为我讲述一个曲折的故事。
他弹了弹烟灰，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他说，参军两年后，我们文艺队有十三个人被选为提干对象，也就是说这十三个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将来都会是干部。这十三人将前去北京培训，北京啊，那可是首都啊，那可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因为表现突出，当然也在这十三人里，机会难得，我非常珍惜，我激动万分，我自信满满，想到自己马上是干部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但是，小子，你不得不承认，人就有个命，命里定的，你跑都跑不了，命里没有的，你想都别想要。用文化人的话说，我的个人命运应该归于时代悲剧，因为我们到北京时，刚好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把抽得只剩屁股的烟放到烟灰缸里摁灭，接着说起来：
我们队旁边有个雕刻厂，里面有个特别出名的老师傅，他以雕刻各种各样的人物雕像闻名全国。这个老师傅就是我的恩师。他是真正的雕刻大师，很多作品在国内还获过大奖。可惜的是，“文革”开始没多久，他被打成了“走资派”。从此过起了十分落魄的生活，最落魄的时候他甚至拖着被打残的右腿趴在地上跟狗抢食吃……不仅他自己过得落魄，他的女儿由于爱好文艺，也被打成了“走资派”。他的女儿才19岁，19岁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纪啊，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模样，长得跟画上的人一样，柳叶眉大眼睛小嘴巴薄嘴唇，而且天生带着一股子书卷气。可惜的是啊，女人如果漂亮就容易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言蜚语和祸端。明明很多男孩子喜歡她，可是在那个年代，那些男孩又不能表示出来，那些喜欢她的人为了追求她反而成了捉弄她的人，他们给她取各种难听的外号，给她施加各种过分的惩罚，她天天以泪洗面。现在想想，她的自尊心特别强。在一个下着暴风雨的晚上，她终于逃跑了，雕刻家心急如焚。我对雕刻家说不用担心，我去给你找回来。我问他的老家在哪里，雕刻家说了一个河北的小县城，我就连夜坐车去了那里。我运气也好，我到河北的时候，刚好看到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我把女孩领回家的时候，雕刻家也很诧异，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着说，没想到，真的让你给找回来了，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没想到，找回雕刻家的女儿后，我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
跟我同年参军的老乡把我给告了。他写了一封长信，添油加醋，说我跟“走资派”打得火热，不清不白，弄不好也是个“走资派”。写完信后他专门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很火，不分青红皂白，把我直接从部队除名了，还把我提干的名额给了那个告密的老乡推荐的另一个人。
我的命运从那时开始转折。
我当时觉得自己完了，我当兵就是为了提干，现在提干没提成，反而成了反面典型了，我深深地感到我的前途暗淡，这令我忐忑不安，不知所措。
正在我对生活处于绝望状态时，有个跟我关系不错的战友去了趟雕刻家的家里，说，谷爱军是因为你才落魄到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应该帮帮他。
雕刻家说，我听说他的遭遇了，我不会让他自生自灭的。
有一天，雕刻家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对我说，我这门手艺连我女儿都不传，今天，我传给你。或许现在你用不上，甚至学会这个东西会伤害你，但是我相信老天总有开眼的时候，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用上它。
我拼命点头，说万分感谢。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雕刻人生。
师父刚开始什么都不教我，只让我做俯卧撑，搬石头，练毛笔字。我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但我还是照做了，反正离开部队后我也无事可做。就这样，我按照他说的做了整整一年，我发现，一年后，我的肌肉结实了，我的毛笔字也有模有样了。
师父看看我写的字，不点头也不摇头，不表扬也不批评，他不说话，神情冷淡。
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我问师父，您什么时候可以教我雕刻？
師父还是不说话，只说让我再买些宣纸去。
就这样，我又练了一年的俯卧撑和毛笔字。
我就这样按着师父说的练了两年。应该是1968年的端午节，我正在练毛笔字，师父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教你雕刻。
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师父把我扶起来，眼里含着泪花说，别怪师父前两年不教你，我那是在试探你是不是学雕刻的料子，学雕刻首先要有定力，其次要有耐力，最后要不断努力，心太野了不行，坐不住不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行。当初我学雕刻的时候，我的师父让我练毛笔字练了五年。这两年我每天都在偷偷观察你，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是学雕刻的料，咱两人真是有缘，我相信你会超越师父。
师父教了我整整六年的雕刻。六年里，我见过无数木头。我能够熟练地分清红木、黄杨木、花梨木、紫檀木等等木材，熟能生巧，后来我对木头的感觉就像是对自己左右手一样熟悉，只要看一眼，我就能分辨出眼前的木头是朽木还是好木。师父常常把我的眼睛用布蒙上，让我去闻他递给我的木头，我闻完后立即就能分辨出是哪种木料。
1972年的3月份，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新闻：美国一位很著名的雕刻大师雕刻了两只天鹅，一件留在了纽约博物馆，一件送给了毛主席。雕刻师完全根据同年访华的尼克松提出的六个字“和平、友谊、合作”的精神进行创作：一对大天鹅、三只小天鹅，象征着家庭的和睦、幸福；天鹅之家由美国飞到中南海，为寻求友谊而来，寻求和平而来，寻求合作而来……
看到新闻我莫名激动，我忽然特别想雕刻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我知道只有多走走我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我还没有跟师父提出我要离开的事情，因为我实在张不开嘴，没想到师父却先跟我说了。他在一个阴天的午后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谷子，你不要再呆在这个小院子里了，这个庙太小了，你应该走出去，见见大世面，拜访一些民间的名家，主要学习他们身上的精神，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可是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心里像是堵着什么一样，特别难受。我是真舍不得师父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的感情已经坚不可摧。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走出去，要不然我的技艺就会止步不前。
当我收拾好东西跟师父道别时，师傅忽然一把把我拉住，含着热泪说，谷子，好好活着，活得好好的，把这手艺传下去。
我跪在地上，冲着师父狠狠地磕了三个响头，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哽咽着说，师父，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随后的两年里，我走访了全国三十多位小有名气的雕刻师，在他们身上，我没有学到多少技艺，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一句话：低调做人，精益求精。
1974年的端午节，我返回北京。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雕刻师，一家地方报社还为我做过一个整版的报道。我拿着那张报纸，满心激动地期待着师父对我的夸奖。
可是，当我回到师父家的时候，我惊呆了。
我发现满院子的雕塑都已经烧成了灰烬。我疯了一样把那些灰扒来扒去，可是我知道无论我怎么扒也扒不出师父雕刻的那些神圣的作品。
我像个失去妈妈的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后来我才知道，师父在我回来前的一个月里遭受了非人的摧残，自己的雕塑也被红卫兵全部焚烧。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像屈原和老舍一样，投湖自尽了。
说到这里，谷爱军的眼睛里涌出一滴滴泪花，他颤颤巍巍地想点一根烟，可是怎么也点不着。
我早已经泪流满面。
见我这样，他反而安慰起我来，嗨，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提了，不提了。
我擦了擦眼泪说，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参加国内的雕刻比赛，为什么不加入艺术家协会呢？
他笑了笑说，你忘记那句话了吗？低调做人，精益求精。
我带着疑问说，可是你加入艺术家协会更方便你与同行交流学习啊？
他接得很快，说，可是我觉得不加入艺术家协会更方便我与同行的交流学习，真正的交流是面对面说心里话，而不是一堆人挤在一起互相吹捧、人云亦云。
我对他肃然起敬。
我忽然想起雕刻师的女儿来，因为在后来的叙述中，谷爱军没有再提到她。我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你师父的女儿呢？
他笑了笑说，成了我现在的媳妇。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天蒙蒙亮，当我起身告辞时，发现我的右腿已经被左腿压麻了。他执意要起身送我，当我们走出小卖部时都呆住了，屋外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天空还在飘着雪花，仿佛诉说着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他欣喜地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笑得像个孩子。
我说，您回去吧，屋外边冷。
他说，不碍事，你先等着，我去给你拿把伞去。说完就要往回走。
我急忙拉住他说，不用了，真不用，这雪又不大，您快回去吧。
我冲他摆摆手，一头扎进正在呼啸的风雪中。
小卖部里有一个看上去差不多七十岁的老人，他坐在床边，戴着一副老花镜，左手拿着一把刻刀，右手拿着一块已隐约看出人形的木头，他正在用刻刀小心翼翼地雕刻着木头，好像手里握着的是无价之宝。见我进门，老人很热情，他把手中的东西轻轻放在床上后招呼我坐，我连忙说不用不用，您太客气了，我就买个泡面。
老人忽然问我，你认识马小永吗？
我说认识，当然认识，现在全军都在学习这个典型，这小子风头正健。
老人笑着说，是啊是啊，我跟他也认识，前几天他还到我这里买过东西，咱这穷山沟沟里出个典型可不容易。他忽然用手抬了抬老花镜，直视着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个记者，对马小永的大力宣传还有我的部分功劳呢。
老人说，怪不得，看你文质彬彬的，就像搞文化的。
我说您过奖了，全是我脸上这眼镜给显的。
老人把泡面递给我，忽然不经意地说，早些年，有很多记者也采访过我，我要是还在部队，估计也是个典型了。
他的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我满脸疑惑的样子，他笑着说，怎么？对我的故事感兴趣？
我真诚地点了点头。
他露出很兴奋的样子说，要是不忙，陪我聊会儿，反正我老伴今天赌气去女儿家住了。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好笑，心想这老两口还真有情调。我看了看表，又看了看老人释放着光芒的眼睛，没有多想，顺手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下了。
在我的询问下，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先问起最好回答的问题，师傅您贵姓啊？贵庚啊？
老人说，不用那么客套，什么贵不贵的，贵的贱不了，贱的贵不了，我叫谷爱军，这山沟里的人都叫我谷子，我今年六十六岁。
他把两只手做出数字六的形状在我眼前晃了晃，好像很自豪的样子。还没等我问，他指着我的军装说，我以前跟你一样，也是个军人，要论起来，比你们司令员、政委还要早几年。
我见缝插针地问道，那您是什么时候参军的呢？
1964年。他点燃了一支烟，缓缓地说。
他看了看我，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我。我平时加班无度，为了提神，深夜也常常吸烟，见他递过烟来，我感激地接住了，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点上。屋里顿时一股烟味。
他看着我忽然哧哧地笑着说，我认识的搞文字工作的人怎么都抽烟？
我想了想自己的作家朋友和记者朋友，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我问道，那您在什么地方当的兵呢？
做记者的都有这个养成，一定要搞清楚五个W。
他猛吸一口烟又吐出一个烟圈后说道，甘肃，由于有文艺特长，我被分配到了部队的文艺队。
我问，你都有什么特长啊？
他说，也没啥特长，就是会吹个唢呐，拉个二胡，画个画什么的，雕刻是我后来才学会的。
以前从他门口经过的时候我见过他雕刻的作品，他的作品栩栩如生，主要是以雕刻关公为主，有时也见他雕刻各种各样的小东西，但是我从他门口走过那么多次，他的雕塑却从没引起我更多的注意。
我问他，你的雕刻是跟谁学的呢？
他说，这个说起来就比较长了。
我说，没事，我有的是时间听。
此时，我不再插嘴，我的心突突地跳，我有预感，这位老人将为我讲述一个曲折的故事。
他弹了弹烟灰，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他说，参军两年后，我们文艺队有十三个人被选为提干对象，也就是说这十三个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将来都会是干部。这十三人将前去北京培训，北京啊，那可是首都啊，那可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因为表现突出，当然也在这十三人里，机会难得，我非常珍惜，我激动万分，我自信满满，想到自己马上是干部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但是，小子，你不得不承认，人就有个命，命里定的，你跑都跑不了，命里没有的，你想都别想要。用文化人的话说，我的个人命运应该归于时代悲剧，因为我们到北京时，刚好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把抽得只剩屁股的烟放到烟灰缸里摁灭，接着说起来：
我们队旁边有个雕刻厂，里面有个特别出名的老师傅，他以雕刻各种各样的人物雕像闻名全国。这个老师傅就是我的恩师。他是真正的雕刻大师，很多作品在国内还获过大奖。可惜的是，“文革”开始没多久，他被打成了“走资派”。从此过起了十分落魄的生活，最落魄的时候他甚至拖着被打残的右腿趴在地上跟狗抢食吃……不仅他自己过得落魄，他的女儿由于爱好文艺，也被打成了“走资派”。他的女儿才19岁，19岁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纪啊，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模样，长得跟画上的人一样，柳叶眉大眼睛小嘴巴薄嘴唇，而且天生带着一股子书卷气。可惜的是啊，女人如果漂亮就容易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言蜚语和祸端。明明很多男孩子喜歡她，可是在那个年代，那些男孩又不能表示出来，那些喜欢她的人为了追求她反而成了捉弄她的人，他们给她取各种难听的外号，给她施加各种过分的惩罚，她天天以泪洗面。现在想想，她的自尊心特别强。在一个下着暴风雨的晚上，她终于逃跑了，雕刻家心急如焚。我对雕刻家说不用担心，我去给你找回来。我问他的老家在哪里，雕刻家说了一个河北的小县城，我就连夜坐车去了那里。我运气也好，我到河北的时候，刚好看到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我把女孩领回家的时候，雕刻家也很诧异，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着说，没想到，真的让你给找回来了，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没想到，找回雕刻家的女儿后，我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
跟我同年参军的老乡把我给告了。他写了一封长信，添油加醋，说我跟“走资派”打得火热，不清不白，弄不好也是个“走资派”。写完信后他专门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很火，不分青红皂白，把我直接从部队除名了，还把我提干的名额给了那个告密的老乡推荐的另一个人。
我的命运从那时开始转折。
我当时觉得自己完了，我当兵就是为了提干，现在提干没提成，反而成了反面典型了，我深深地感到我的前途暗淡，这令我忐忑不安，不知所措。
正在我对生活处于绝望状态时，有个跟我关系不错的战友去了趟雕刻家的家里，说，谷爱军是因为你才落魄到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应该帮帮他。
雕刻家说，我听说他的遭遇了，我不会让他自生自灭的。
有一天，雕刻家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对我说，我这门手艺连我女儿都不传，今天，我传给你。或许现在你用不上，甚至学会这个东西会伤害你，但是我相信老天总有开眼的时候，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用上它。
我拼命点头，说万分感谢。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雕刻人生。
师父刚开始什么都不教我，只让我做俯卧撑，搬石头，练毛笔字。我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但我还是照做了，反正离开部队后我也无事可做。就这样，我按照他说的做了整整一年，我发现，一年后，我的肌肉结实了，我的毛笔字也有模有样了。
师父看看我写的字，不点头也不摇头，不表扬也不批评，他不说话，神情冷淡。
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我问师父，您什么时候可以教我雕刻？
師父还是不说话，只说让我再买些宣纸去。
就这样，我又练了一年的俯卧撑和毛笔字。
我就这样按着师父说的练了两年。应该是1968年的端午节，我正在练毛笔字，师父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教你雕刻。
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师父把我扶起来，眼里含着泪花说，别怪师父前两年不教你，我那是在试探你是不是学雕刻的料子，学雕刻首先要有定力，其次要有耐力，最后要不断努力，心太野了不行，坐不住不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行。当初我学雕刻的时候，我的师父让我练毛笔字练了五年。这两年我每天都在偷偷观察你，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是学雕刻的料，咱两人真是有缘，我相信你会超越师父。
师父教了我整整六年的雕刻。六年里，我见过无数木头。我能够熟练地分清红木、黄杨木、花梨木、紫檀木等等木材，熟能生巧，后来我对木头的感觉就像是对自己左右手一样熟悉，只要看一眼，我就能分辨出眼前的木头是朽木还是好木。师父常常把我的眼睛用布蒙上，让我去闻他递给我的木头，我闻完后立即就能分辨出是哪种木料。
1972年的3月份，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新闻：美国一位很著名的雕刻大师雕刻了两只天鹅，一件留在了纽约博物馆，一件送给了毛主席。雕刻师完全根据同年访华的尼克松提出的六个字“和平、友谊、合作”的精神进行创作：一对大天鹅、三只小天鹅，象征着家庭的和睦、幸福；天鹅之家由美国飞到中南海，为寻求友谊而来，寻求和平而来，寻求合作而来……
看到新闻我莫名激动，我忽然特别想雕刻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我知道只有多走走我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我还没有跟师父提出我要离开的事情，因为我实在张不开嘴，没想到师父却先跟我说了。他在一个阴天的午后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谷子，你不要再呆在这个小院子里了，这个庙太小了，你应该走出去，见见大世面，拜访一些民间的名家，主要学习他们身上的精神，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可是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心里像是堵着什么一样，特别难受。我是真舍不得师父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的感情已经坚不可摧。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走出去，要不然我的技艺就会止步不前。
当我收拾好东西跟师父道别时，师傅忽然一把把我拉住，含着热泪说，谷子，好好活着，活得好好的，把这手艺传下去。
我跪在地上，冲着师父狠狠地磕了三个响头，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哽咽着说，师父，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随后的两年里，我走访了全国三十多位小有名气的雕刻师，在他们身上，我没有学到多少技艺，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一句话：低调做人，精益求精。
1974年的端午节，我返回北京。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雕刻师，一家地方报社还为我做过一个整版的报道。我拿着那张报纸，满心激动地期待着师父对我的夸奖。
可是，当我回到师父家的时候，我惊呆了。
我发现满院子的雕塑都已经烧成了灰烬。我疯了一样把那些灰扒来扒去，可是我知道无论我怎么扒也扒不出师父雕刻的那些神圣的作品。
我像个失去妈妈的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后来我才知道，师父在我回来前的一个月里遭受了非人的摧残，自己的雕塑也被红卫兵全部焚烧。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像屈原和老舍一样，投湖自尽了。
说到这里，谷爱军的眼睛里涌出一滴滴泪花，他颤颤巍巍地想点一根烟，可是怎么也点不着。
我早已经泪流满面。
见我这样，他反而安慰起我来，嗨，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提了，不提了。
我擦了擦眼泪说，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参加国内的雕刻比赛，为什么不加入艺术家协会呢？
他笑了笑说，你忘记那句话了吗？低调做人，精益求精。
我带着疑问说，可是你加入艺术家协会更方便你与同行交流学习啊？
他接得很快，说，可是我觉得不加入艺术家协会更方便我与同行的交流学习，真正的交流是面对面说心里话，而不是一堆人挤在一起互相吹捧、人云亦云。
我对他肃然起敬。
我忽然想起雕刻师的女儿来，因为在后来的叙述中，谷爱军没有再提到她。我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你师父的女儿呢？
他笑了笑说，成了我现在的媳妇。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天蒙蒙亮，当我起身告辞时，发现我的右腿已经被左腿压麻了。他执意要起身送我，当我们走出小卖部时都呆住了，屋外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天空还在飘着雪花，仿佛诉说着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他欣喜地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笑得像个孩子。
我说，您回去吧，屋外边冷。
他说，不碍事，你先等着，我去给你拿把伞去。说完就要往回走。
我急忙拉住他说，不用了，真不用，这雪又不大，您快回去吧。
我冲他摆摆手，一头扎进正在呼啸的风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