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出口转内销”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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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数年前,反倾销、技术壁垒等一系列贸易摩擦触碰时,鼓励企业转变出口结构、拓展国内市场的声音便开始出现。而在当时的东莞等城市,企业外销红火,出口年年创下新高,使得“内销”仅仅成为了一句口号。
  但是,两年前的一场金融风暴,导致了国际需求市场的萎缩,加工出口型模式“一统天下”的时代随之逝去。于是,走向国内市场,开始成为企业摆脱困境的最有效途径,习惯了单个产品加工生产方式的企业,纷纷开始探索多样化的产品开发、品牌包装和渠道搭建模式。
  
  企业转型荆棘之路
  
  如何不留恋出口退税那几个点?如何告别“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传统思维?如何习惯终端零售“点滴积累”的内销模式?这是每一个朝“出口转内销”迈进的企业都需要突破的一道心理线。而在此之外,品牌和渠道也是企业需要迈过的两道坎。
  对于企业来说,“出口转内销”是一条在各个环节都需要“补课”的转型之路,这条道路很不平坦,甚至布满荆棘,充满很多现实的困难,需要企业用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加以克服。
  困难之一:不缺技术,但缺品牌。这是出口企业转内销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道坎。很多出口型企业过去主要是做加工,这样的业务都不需要品牌,只需要提供低廉的生产成本和生产能力,保证产品质量就够了。但是面对国内的消费市场,出口型企业需要重新打造自己的品牌。由于具有过去多年为国外企业代加工的丰富经历,这些企业通常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但惟独缺乏自有品牌,因而不被国人所知和认可。
  困难之二:不缺产品,但缺营销。营销是出口型企业转内销时的一个“短板”。出口型企业往往产品种类齐全,可是由于只是做生产和代加工,并不需要针对终端市场进行营销,因此一直缺乏相关的经验。故而在开拓国内市场的时候,无法形成与产品相匹配的营销能力。
  困难之三:不缺市场,但缺经验。消费市场是一潭深水,只有会游泳的人才能畅游其间,不会水的人却很可能被漩涡吞噬。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容量和旺盛活力是世界公认的,所以对出口型企业来讲,市场容量并不匮乏,缺少的只是市场运作的经验。
  困难之四:不缺机会,但缺资源。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刚刚走过30年历程,很多行业还不成熟,但其间蕴藏着巨大的成功机会。如背包行业,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龙头品牌,对国内相关企业而言,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些出口型企业往往缺少市场运作所需的资源,一无品牌,二无网络,三无销售渠道——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皆如是,已成为出口型企业转内销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通病。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由于缺乏国内市场运作的经验,在拓展内销渠道时,众多外贸企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更成为直接导致内销拓展失败的导火索。
  同时,内外贸企业在经营模式、结算方式、交易规模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也造成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总要经历重重关口才能最终被摆上国内货架。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对8900多家中国制造商进行的调查(国内市场及出口状况)中,仅10%的供应商依赖中国国内市场,20%的中国供应商将削减成本作为主要策略。这种长期依靠削减成本的营销策略,使问题更加凸显——不但使得外贸企业的海外之路开始变得更加艰难,也让其在转型做内销时才发现,内销远不是过去照单生产那么简单的事。
  “仅仅因为出口退税那十几个点的利润,使得很多企业留恋于出口这种商业形式。因为如果做内销,除了要跨越品牌和渠道两道关口外,也少了出口退税的优惠,企业利润将大大降低。”深圳某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迄今为止,该公司还没有开展“出口转内销”的业务。
  面对着经验、品牌和资金的困难,大多数出口商并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打开国内市场的销售渠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小型尝试权衡利弊后,再慢慢确定方向,而如果风险太大,企业也不敢去尝试。这恐怕是大多数出口商都存在的担心与忧虑。
  同时,一些出口商还怀有另一些担忧,比如内销货款回笼难、仿冒情况严重、库存压力大等。山东菏泽恒嘉美耐皿餐具制造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沈彦坦言,以往外销都是以销定产,货到款付,而内地销售商一般采用“押账”的方式,货物销售才结账。这就容易生成“三角债”,会使得企业的资金不能及时回流,因此经营风险很大。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企业反映,对外贸易的订单量通常规模很大,国际市场的流通体系也很发达,有很多可以下大单的批发商、零售商。而目前,中国区域性的代理商虽然很多,但缺乏大的批发商,很难与外贸企业庞大的产能相对接。同时,国内信用体系建设尚没有跟上国际步伐,外贸公司很难了解内贸代理商的真实情况,风险系数很高。
  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陈耀华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产能急速扩张,欧美主要订单市场便采取了贸易壁垒和配额制,使得中国制造业开始感受到产能过剩带来的危机,由此可见,向内销的转型不仅仅是由于市场因素造成的。
  
  渠道建设最重要
  
  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品牌效应具有无比的市场魅力,也是跨国企业成功的秘诀。因此,在这轮针对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外贸企业普遍表现出对于“树品牌”和“做渠道”的满腔热情。
  但是,内销市场的形成无法一蹴而就,因为内销直接针对消费终端,在生产数量和时间上都充满变数,习惯了外销的企业一时间很难扭转熟悉的模式。而且从新产品研发,到产品被消费者认知并产生购买欲,再到产品最终成交,整个过程涉及消费者和经销商、代理商各个环节,无不需要大量渠道费用与营销成本的投入。
  对此,陈耀华表示,销售渠道和品牌的建设维护,是制约出口企业成功转型内销的瓶颈。很多出口企业具备的生产制造能力并不足以应付内销,从产品研发、渠道建设到整个运营管理,出口企业在几乎所有环节上都需要重新“补课”。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出口转内销的企业可以分两类:第一类是有自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辐射能力强的企业;第二类是给这些大企业做配套的中小企业。”陈耀华分析,这两类企业都各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小企业在生产领域的竞争力也许强于大企业,所以在做内销时,也会有所分工。
  新江企业(香港)集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2003年之前,新江公司100%做出口,因受非典影响,在当年的广交会上,公司的国外订单大幅减少,不得不开始尝试“内销”策略,经过几年的努力,万家、好又多等超市现在都已成为了新江公司的采购商。
  应该承认,尽管我国商品流通体系还有待健全和完善,但内外贸对接为再造我国商品流通网络体系和创新商品流通方式提供了尝试的机会。同时也要看到,外销企业建设渠道网络绝非易事,一方面是不了解行业的渠道模式和终端业态,另一方面是经销商对企业的渠道网络一无所知。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必须抓紧研究解决之道,积极引导国内组建现代大型流通企业集团,提升整体流通能力。而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我国也确实需要打造出一批像沃尔玛、家乐福那样的大型流通企业。
  此外,需要国家出台政策以鼓励国内百货、超市培育自己的品牌。目前,仅有少数流通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可以大批量采购,进而吸纳大量“无牌”外贸产品,但这在国内尚属“非主流”,需要政策引导其逐渐变为“主流”,如果仅依靠少数几家商家的自发力量,是绝难改变大局的。所以,只有在互利、双赢的前提下,内外对接才能最终完成,这需要我国所有的外贸企业共同付出努力。
  
  解决与磨合之道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化解出口转内销的困难局面呢?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曾指出,这需要在新形势下再造中国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降低商品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优化国内营销环境,消除外贸企业的重重顾虑,消除出口和内销在经营模式、交易结算方式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障碍。
  姜增伟认为,我国需要引导批发、零售企业不断完善经营方式,通过引厂进店,将国际通行的经销、代理方式、品类管理等经营方式、经营技术及国际规则引进国内,为出口商品进入内销渠道提供便利,逐步形成稳固的内外贸产销关系,规避国际贸易风险。
  同时,我们也要引导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充分发挥多年来积累的外销经验和经营技巧,针对内地消费需求特点,开发能够满足内地市场需求的商品;同时,外贸企业也要积极创立自己的内销品牌,开拓产销渠道,将内地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
  海关部门则进一步指出,消除一系列长期积累的政策弊端也是当务之急。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在政策和规划上作好文章,配合市场解决出口转内销引起的不良影响。
  首先,要大力发展中国的现代物流业,吸引更多的国际物流企业将区域性的物流配送中心、分拨中心设立到中国来。尤其需要加快中国保税港、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等新型物流载体的建设,为物流企业进入中国、发展现代物流业提供更合理宽松的环境。
  第二,大力改善中国服务业环境,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将区域销售总部设立到中国。例如可进一步考虑赋予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等物流载体以贸易功能,从而建立更多的可体现进出口贸易性质的载体。允许在区内、中心内设立纯贸易公司,吸引企业在区内、中心内完成国际贸易结算,逐步推动建立起一些带有行业特色的区域性国际商品交易市场。这既可解决因多方贸易因素引起的出口转内销问题,更重要的是可将贸易所带来的增值部分及其税收留在中国国内。
  第三,加强监管,由中国海关监管结转货物最终实际出口。
  第四,重新合理设置进口关税率、出口退税率。抑制因进口关税率倒挂而引起的国货以一般贸易方式复进口的现象,使出口退税率更合理地体现抑制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鼓励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导向性作用,使国货复进口企业虽然提早获得退税,但也损失了退税率的差额。
  第五,调整部分政策抑制国货复进口中存在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如中国国产设备出口后复进口享受减免税政策,这有违减免税政策是为了吸引国外先进技术的初衷,应该明确限制国产设备不得享受减免税政策。
  
  提振内需是问题之本
  
  从出口转身“向内”,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从只管生产的“大车间”真正成长为现代企业的必由之路;而对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而言,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将渐渐从投资切换到消费。一个公平有序的国内大市场,是“中国制造”军团们在这场艰难转身中的共同期盼,而如何恰当地舞动政策指挥棒,并健康地疏导民间蕴含的购买力,则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与能力。
  然而,国内消费需求的萎靡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痼疾之一,尤其在新一轮通胀袭来之际,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8%,较去年12月回落3.3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市场预期。若以前两个月CPI4.9%来计算,简单剔除物价因素,实际的消费品零售增速为10.9%,降至2008年1月以来最低。
  从宏观上看,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增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削减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央行3月16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的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今年一季度有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其中,44.2%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41.6%偏好“储蓄存款”,只有14.2%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一度曾达到50%~52%,但到了2000年已降至46%,到2005年时,消费占比进一步降至40%,“十一五”结束时,这一比重更是下滑到了35%。这些数据说明,内需的萎靡,是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存在的。那么,我国长期以来都没能扭转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家庭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达到年均9.8%的速度,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年均20%,而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仅有7.2%。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由收入与财富水平决定的,离开了收入增长,刺激消费只是空谈。
  其次,扭曲的资金价格造成投资过度。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我国的老百姓不得不积极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偏低的利率水平乃至实际负利率,是在侵蚀储蓄者的利益,而补贴低效投资,最终造成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度的局面。
  要从根本上启动内需,一方面需要进行彻底的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家庭收入,另一方面需要调校资金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当然,这些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可完成,最近正在热议的提高个税起征点,就是我国迈出的良好一步。从这次减税的力度中,我们可看出政府在刺激内需方面的诚意和决心。
  尽管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口号,在我国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已喊了很多年,但是,在收入分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我国消费内需的真正启动几无可能。因此,告别必须由国家花钱拉动经济增长的迷思,还富于民,让老百姓自由地决定该如何消费,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内生增长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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