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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第三次见面的地点定在上海。你从没有到过上海，总觉得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即使旅游或出差（多年前我来上海，也源于一次误打误撞。我在走投无路时将简历群发向全国，那时电子邮件刚兴起，那些遥远的地名似乎一下变得等距了，扯平了，我用这几乎零成本的通讯方式将自己撒向四面八方，最终，纯粹因为一点小小的时间差，上海率先接住了我——此前它从不在我的备选范围内，我和你一样觉得它不是我该去的地方，然而它的邮件回得最快，我于是将其它备选城市从地图上一一划掉，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只身来到上海——如同日后我的多次重大选择一样，我总是愿意服从于命运的偶然性，以此对抗着必然性。那时我们正热恋，你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要远离你。我后来果然远离了你，在上海住下来，一住二十年，成为一名户籍意义上的上海人。你从此一直躲着上海，像躲一个人一样躲着一座城市）。现在不同了，你决定来会一会这传说中的魔都，会一会我。我第二次去厦门时，和你约定了这次会面，你大概觉得我已连去了两次厦门，作为礼节你也该回访一次了。有一天早晨我问你可有机会去上海，你说机会总有的，财会行业培训多，单位每年有一两次外出学习机会，地点自选。这听上去遥遥无期，像一句托辞。然而那天你到办公室没多久就发来消息，说你查了近期外地培训信息，真有上海，还不止一次，差不多隔两三个月就有一次。我马上替你选了最近的一次，一是想快些再见到你，二来时间在初秋，不冷不热，正是上海的好季节。我问你，单位可给报销？你说悬，上半年你已出去过一次，这次只能争取，高铁票和培训费大概没问题，食宿就不一定。我想一想，就给你微信上转一笔钱，聊充旅费。你回一个惊诧表情，问为什么。我说你来我的城市，当然我要招待你。你说，我去培训，当然费用自理。我说，你不是主要来看我，顺带培训吗？你说不不不，我主要去学习，顺带看看你。我说你来了，签个到，拍个照，领套学习材料，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我来安排。你说那哪行？那么好的课，好多大咖主讲，不听多可惜——那你打算怎么安排我的行程？我说我们整天在房间里不出门可好？你就回一个羞红了脸的表情，连带着一串敲打脑袋的表情，表示抗议。我们这样贫嘴争辩了半日，那转账申请一直在我们对话的最上方，怪尴尬地悬着，24小时后自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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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后来果真一堂课都没落，将那些大咖都听遍，害我一人在宾馆苦等你下课，像个陪读的家长，打发你去上课后就收拾床铺，整理桌面，给前台打电话让服务员补充卫生纸和更换浴巾，出去买水果然后洗净了盛在碟里摆在你一进门就能看到的位置，把你扔在椅子上的内衣和棉布长裙洗了然后挂在空调出风口下面让它们快些干。）我们其实规划了很久，想约在某个第三方城市见面，至少能离开你的城市，为的是让你“更自如些”。然而这谈何容易？我们在各自的麻烦事中，被各自的身份与日程表捆得牢牢的，想稍稍跳开一些，出逃几日，须得时间地点人物全部凑齐，实在不容易。我们像被判了社区服刑，在日常生活的辖区内自由走动，唯独不准去远方，不准卸妆。我们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时刻被某个行业急需着，只是这生活太强横，不许人出戏。我们想过寻一处旅游景点，人少一点的那种，你我各自飞过去，没日没夜地待上几天。异地，故人，光天化日下手牵手，那场面，单是想想就叫人激动。有一次你带圆哥远赴北京录节目，我曾希望将你中途拦截，让你们在上海空降半日，你没答应，理由是“圆哥在，我怕放不开”。好吧，这一次你一个人来上海，以工作的名义，要踏踏实实地住上几天，此前这个城市与你交集甚少，你没什么需要避人耳目的，应该能放得开了吧？我在心里规划着这次相遇，一面催你快些向单位提申请，向主办方报名，让这近乎天方夜谭的相遇早点成真。回上海后，我也向单位打了招呼，初秋时想把年假用掉，理由也是去外地——那幾日，我要把上海想象成异地，一个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的地方。我要把自己排空，干干净净迎接你的到来。（你回来了，看我挽着袖子，蹲在卫生间的地面上劳动，就也伏下身子，从后面抱抱我。我回身努嘴，尽我所能地去亲你，有时亲到你的额头，有时只够到你的肩膀或头发。你赖在我后背上，任我亲，用鼻音哼哼着，身子摆来摆去。“幸福得直哼哼”，我想到这句话，忘记是谁说过，或者并没有什么人说过，是我自己想到，但不好意思说给你听。我亲过你后，继续埋头搓洗衣服，肩膀一耸一耸，顶着你。我好像老了，而你像我的成年后依然淘气的女儿，粘在爸爸身上。我这样偷偷想着，也不敢将这联想告诉你。培训会场距宾馆有十几分钟的脚程，会场提供午餐，也有简易休息的地方，但是你每天中午都跑回来，抱抱我，与我吃过午饭，再跑回去——常常被其他人占了前排的好座位。我不止一次劝你逃课，从各个角度分析逃课的利弊得失，结论是利大于弊。你一一听着，都点头，最后却摇头，仍坚持去上课。我猜你喜欢重复这分分合合的乐趣与其间小小的酸楚。那会场信号时好时差，我们互相发的消息常常有延迟，有时你已走回宾馆，和我抱在一起了，你的消息才赶到，嗡一声响，也钻进我怀里。我掏出手机看，“亲，我下课了，路上了，马上到。”你像个小女孩一样随时汇报自己的行踪，提醒我该张开怀抱迎接你了;又长时间失踪，埋首在满屏幕的财务报表与主讲人乏味的讲解中，许久不理我。我第一天时从会场偷来一份课程表，一行行辨认着，猜你此刻在做笔记，此刻在课间休息，此刻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我们的家啊，你每天上下班，我无业在家，你挣钱养家，我操持家务，我们幸福地生活着……有一晚我们决定等你下课后去外滩玩，考虑到路线的合理性，我叫你下课后不要回宾馆，我们直接去地铁站碰头。你说你要先回来一次，我问你有什么事，是不是忘带东西，你说没有，但还是想回来一次。我说没什么事就直接去地铁站吧，来回折腾耽误时间，赶上晚高峰就惨了。而你也比平时更坚持甚至固执——平时你总是很听话的。最终，我以本地人的权威否决了来客小小的请求，而你的坚持中也仍有客气与客随主便的成分，如果此刻我们是夫妻，这或许会发展成一次吵架。“好吧”，你最后发来一个噘嘴的表情，我们约在地铁站见面，见面后就去赶地铁，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突然想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在意这一次往返。） 3
我特意带上一只拉杆箱，箱里放上电脑和几件换洗衣服，以便看上去更像一次出行。我乘地铁去虹桥火车站，上地铁后接了几个电话，我都是这样回的：“过几天可以吗？接下来几天我都不在上海……对的，我现在已经出发了，正在去虹桥火车站的路上……”一路上都能看到拖行李箱的人，越接近虹桥，这样的人越多，我加入到他们当中，脸上是出门人的表情。到虹桥站时，地铁里就只剩下一种人了，大家一路争抢座位，此时都显得超脱和淡泊得很，因为人人手里捏着一张火车票，心中念着一个新的目的地，所以对眼前事不那么执着了。这一站是换乘大站，车厢几乎要腾空，我淹没进人流中，一点点挤蹭着出站。我曾设想过无数种从这个城市消失的办法，这是其中一种：这一路，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都在扮演一个出行者，只在最后一程脱队——虹桥火车站的到达层在楼下，出发层在楼上，我没有跟随大队的行李箱去楼上，而是冷不丁拐进楼下的到达层。到达层也满是拖拉杆箱的人，只不过都与我方向相反。时间还早，我进到一家肯德基，点一杯喝的，坐下来，看一眼手表。我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无身份的人，我只轻轻一跃就实现了这种转换，这感觉真好，是那种刚刚刑满释放、下一场宣判仍遥遥无期的感觉——这恐怕只是假相，因为我那时倒真的正在一场官司中——你的列车将在四十五分钟后到达。（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参加面试，那时候，高铁、动车、那如同太空城一般庞大复杂的虹桥火车站，都还没被发明。我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到上海站，一出站就先给你打电话，用的是车站南广场靠近马路边的一个磁卡电话。“猜我在哪里给你打电话？”我这样问你，好像当街骑在栏杆上给你打电话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那时骑坐在路边围栏上，脚蹬着金属雕花的栅格，一副浮浪无礼的样子。而你语气幽幽的，像从一扇黑窗内盯住阳光下招摇的我。“想抱抱……”，隔了这样远的距离，我胆子也大起来，似乎大上海、刚结束的远途列车等等事情让我拥有了某种优势和特权。你故伎重施，“上海有树吗？”你说。“当然有啊，我面前就有一棵。”“那你挂掉电话，过去抱吧。”你这样回我。我后来多次回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磁卡电话当然没了，围栏也一换再换，但那地方一直在，每次去车站接人或送人，踩过那一块地面时，心里都会有一些异样。也见到无数年轻人，一茬一茬，背双肩包或拎蛇皮袋，染着黄的绿的头发，人群中打电话，操着乡音。头顶的钟、太阳、天空，仍是多年前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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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屏显示你的列车准点到站了，自动扶梯不断将乘客输送出来，我一个一个看他们，想抢在你看到我之前先看到你，至少有几次，我险将别人当作你。你却打来电话，“我出来了，二号口，你在哪里？”“我在二号口啊，怎么没看到你？”人流冲刷着我，每一个都不是你。有一刻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来了上海，是不是这一切都是个玩笑（去面试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收集学校的名字，有专升本，有成人教育，看到一个就记下一个。回济南后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上学？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看着我，说想，过一会儿又说，不想。你那时正想再读个本科，我研究不透你。你后来终于没有来上海，我们一别十七年）。“只能说明二号口不止一个，”我说，“你看一下身边有什么别的醒目的标志吗？”“肯德基！”你脱口而出。“肯德基？我就在肯德基旁边啊，怎么没看到你？”“我也没看到你啊，我就站在肯德基门口，黑色长裙。”我放眼望去，到达层的十字长廊里人头攒动，每一个方向都深不见底，像两条宽阔的地下河在此交汇，其中穿黑色长裙的人足有一千个。我说：“看来肯德基也不止一个，这样，你站着别动，我去找你。”我拖着拉杆箱，逆着人流走。“这里好像很大，我要不要也往你那边走走？这样你可以少走点路。”你说。“别别别，这样更难找，而且你知道你的方向吗？我现在在北面，正往南面走。”“不要和女生说东西南北，我不知道，底下也没太阳，导航也不灵，我完全找不着北在哪里。”我们像洪灾中的落水者，奋力游向对方，却被风浪迷住眼睛。“你确定你那边是二号口吗？”“确定啊，墙上有个大大的二。”“可是我现在一路走，已经发现了不止一个二，你那边是大写的二还是阿拉伯数字的二？”“阿拉伯数字的二。”“我这边也是阿拉伯的啊，那你那边是二号出站口，还是二号站台，还是二号门店？”“我看不出来，我都傻了，我就知道我现在很二……”虹桥火车站是全世界最大的迷宫，很多人从千里之外赶到这里，却在咫尺间错失。我们后来能遇上，全靠缘份……不知走了多久，我口干舌燥，看到一个饮水间，想先停下来接杯水。贴墙站着一个人，像急流中搁浅的鱼，向另一方向张望，侧脸竟十分像你……（进门后我抱你，你不让我抱。你左右脚互相帮着把鞋蹬了，人矮下去一截，仍很高。你在找卫生间的门，第一次打开的却是储藏室。这房间格局有些怪，到处是自作聪明实则给人添乱的小机关。你终于躲进卫生间，把所有能出水的设备都开到最大。我猜你可能在哭——哭得可真够铺张的;也可能没有，只是觉得应该用一种不相关的声音把我们暂时隔开一下。我等了一会儿，试着推门，竟推开了。你裸身蹲在浴室角落里，背对着我，揉搓双脚。浴室热气腾腾，淋浴在喷水，却没有喷在你身上，你处在这水汽以外的另一世界。我取下淋浴头，试试水温，然后向你后背上喷，上上下下，像在冲洗一株植物。你被这热水浇灌活了，慢慢舒动身子，膨胀开来。不间断的流水声总让人想干点什么，比如小便。然而此时“小便”是个让我们羞耻的词，我即使有意也不得不先憋着。不如我也一起洗个澡吧，我于是把淋浴头插回去，把自己衣服脱了，和你钻进同一场雨中。我们开始做愛。水白白地流着，流了很久，直到马桶旁的电话突然响起，我拧着身子接起来，一个嗓门很大口音很重的服务员像小品演员一样在我们耳朵边上说“是不是你的房间想要吹风机的？”——直到这时你才停下身体，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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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擅自离开肯德基，朝你打听到的另一家肯德基的方向移动，从而成功避开了我——这地下世界里储存的肯德基数量远在你我预料之上。尽管有些恼火，但见了你，我还是伸手向你，要抱抱你，腰间却有一点被顶到——你两指伸直并在一起，像手枪一样顶住我的腰眼，提醒我，此时我们仍是秘密的关系，不适合在一万人的注视下拥抱。我把你肩上手上各种行李统统挪到我身上，带你去乘地铁，你突然被剥得两手空空，颇有些尴尬地跟着我走。我们和一万人走在一起，我不时回头看看你，确保没有丢掉你。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互相笑一笑。想和你说句话，一万人太吵，只能喊，心思细软不下来，也就不再说什么。自重逢以来，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我感觉我们正加入到一项规模宏大的事业中去，内心被一种集体主义的自豪感充盈，似乎什么都不在话下;又隐隐不安，安全感被瓜分干净，像在最喧哗时预见的凄凉。刚才找你的时候我想好了，见到你以后一定要好好掰扯一下，理一理各自走过的弯路，总结出几条车站会客的经验教训，顺便好好吐槽一下虹桥车站的荒谬，然而真见到你了，我就把这些事全忘掉了，只想快点带你离开这地方，到一个没人的去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深刻地认知虹桥车站，过个一年半载，如果我再来虹桥接人，我又要被同样的标识绕晕）。我们是沿着标识地铁站的箭头走的，走着走着那箭头就不见了，地铁却没有出现，回头看，地铁箭头又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的身边，这样被戏耍的乘客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扯着行李箱原地转圈，嘴巴张开着，现出一副傻相。我们再往回走，头一直抬着，每一个箭头都不敢错过。我们在众多雷同的岔路口中的一个发现了地铁站，刚才我可能回头看你时错过了它，此刻它像泉眼一般释放出大量新人口，我们绕过这股人流，转到进站口，这里人更多，自动售票机前个个排起长队，看得人绝望，所幸我事先给你准备了一张交通卡，所以可以不用买票直接进站，而进站口的人多到——所有人都后悔刚才不该把最高级别的惊叹词用掉，因为这里的人才真叫多，每个人第一眼看到这阵势都倒吸一口气，要鼓足勇气才敢加入进去。为了疏散乘客，进站口设有蛇形通道，然而安检处仍乱作一团，不得已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立在各个关隘处，手里牵起铁链条，一拨一拨放人。我们好不容易才挤进蛇形通道的入口，我怕等一下被挤散，就先把交通卡给你，你见了卡，突然想起一件事，“啊，差点忘了，”你说，“上车时太匆忙，没来得及取票，我想去取票。”“非要取吗？现在挤回去可不容易。”“非得取，回单位要交差。”“走的时候再取。”“不行，因为时间不合适，我回程订的是机票。”“哪个机场？如果是虹桥机场，那走时顺带来取票就行，虹桥机场和虹桥火车站很近。”“我没注意哪个机场，等我查查看……”我们这样说话时，已被通道中的人一点点推向前，像一群半自动的人，随一条流水线蛇行，没有退路。“完了，浦东机场。”你查完手机后告诉我。“让我想想……”然而真的想不出其它选择，“这样，你身份证给我，我去取票，你先带行李进地铁站等我……”蛇形通道突然到了头，我刚接过你的身份证就被一股力量推拉过去，我待要回头找你，一条铁链横在你我之间。 6
（上海的初秋，天空高阔，日光仍然漫长，我们拉起遮光窗帘，灭掉房间里每一个闪光的电器，昏天黑地地做爱。窗外车马喧嚣，听上去与厦门与济南甚至与我们的北方小城并无区别。我们在一块无法命名的、绝对抽象的空间中做爱，像是上一场与下一场做爱的一部分。我们对彼此的身体已无比熟悉，如同眼盲的人自动开启了另一套识别系统。我们也熟悉了这房间的布局，将所有家具、摆设和道具都用尽。我们常常很久都不说一句话，甚至不发出声音，以便更专心地享用我们新发明的一种语言。休息时也不闲着，我们点亮手机，伏在地毯上，一起研究床腿、桌脚或沙发扶手的构造，试图减轻它们被外力胁迫而扭动时发出的有规律的吱吜声。有时也像战壕里的人躲子弹一样，半蹲着，手伸高，偷偷把玻璃窗推开一道缝，以放进一些新鲜空气，冲淡一下屋内几近饱和的情欲气息。那几天我们都没太正经吃饭，吃饭变成一件纯功能性的只需匆忙完成即可的事。我们一遍遍刷牙。每天去上课时，你都坚持亲手把前一晚的垃圾带走，垃圾袋打个死结，扔到几条街以外，以确保里面那令人羞耻的内容不会落到宾馆服务员手里。空调一直开着，温度设为25，静音模式。时间似乎停止，除了外滩那一夜，我们绝少提及过去和未来。你好像并没有来过上海，上海的初秋还是深秋与你并无关联，你只是来过上海的一个房间，一个气温恒定、晨昏不分的房间。）你和行李箱在铁链的另一边。我想钻过去，工作人员坚决不许，想让你过来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啦，等一等嘛，很快就放她进去了呀。”工作人员说。我跟工作人员交涉，那意图过于复杂，与眼前兵荒马乱的氛围太不符，工作人员都懒得听完，两个拉杆箱还有背包突然被你推过铁链，你说：“你先进，身份证给我，我去取票，等下地铁见。”我说：“取票要到楼上出发层，我怕你找不到。”你说：“怎么会？身份证给我。”“你挤都挤不出去！”“身份证给我！”我把身份证递过铁链，铁链却被收掉，人们狼群一般涌上来，拉杆箱滑到别处，你的背包被人踢走，身份证也碰落在地上，我们蹲下来，四处打捞它们，我去捡背包，你去捡身份证，很多腿和脚踢打着我们，各种口音的咒骂声在我们头顶，我抓到两个拉杆箱时，你仍在那些腿中间寻找机会，刚要得手，身份证被踢到一边，我把背包抱进怀里时，你总算像捂一只蚂蚱一样将身份证罩在自己两臂的势力范围内，我拖着所有行李靠近你，像逆流拖动一艘沉船，你终于将身份证握在手里，站起身来，我说：“给我！我去取！”你似乎没听到，“或者我们先进站，进去再出来！”我又说，而你不理睬我，或者只是为了回应我的质疑，也弥补你之前的不听话吧，你像烈士一样挺身向前，往反方向挤去，我追不上你。你挤过蛇形通道的第一个拐角后转身，隔着人，向我指指天，指指地，像在发誓，你确信我懂了，或者说信了，就奋力向上游游去，再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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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描述你的样子。我曾试着描述你的局部，比如眼睛，牙齿，腿，然而你的总体形象于我仍是一道难题。微信通讯录里我将你标注为“唯一”——其他人则被标为家人、同事、客户、傻叉……总之都是一个大类，只有你无法归类——按理说我应该用一套唯一的语言来描述你，然而这世上哪有唯一的语言？但凡能称作语言的，都至少要有两人使用吧，我因此迟迟不敢开口形容你，我一形容你，我就部分地失去了你。外滩之夜我曾试图换种方式，用手机拍下你，那一夜人很多，我跟在你稍后面的位置，与你保持一段适合拍照的距离。你有时会在一处背景前停下来，很谦卑地说：“不知道这里拍出来怎么样？”或者“这里拍会不会太暗？”好像只要我稍有不同意见，你就立刻放弃这提议。更多时候我会突然唤你——我仍然不能在众人面前叫你的名字，只是有些无礼地叫一声“喂！”，或者干脆就喊“回头！”——你一回头，我便按下手机，希望抓拍到更日常的你。我平时不太拍照，所以总是没办法将你拍得很美，你不是那种喜欢在镜头前搔首弄姿的人，但你也在期待一次更得体的上镜，尤其在这样一个时刻，出自我手，然而我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总是拍到你尴尬不适的瞬间。你检查照片时，我内疚和惶恐得很，似乎我没有尽心尽力。这样的不安又传染到你，使你在镜头前不够自然，又加上人多，你和镜头之间总是突然蹿进全国各地的老少游客，我们整晚都没有捕捉到足以对得起外滩夜景和你的容颜的一个瞬间。“据说很多情侣分手是因为男孩没办法把女友拍得好看。”我对你说，“所以网上专门有这样的技术贴，‘如何给女友拍照’、‘女友摄影技巧十六讲’什么的。”“那你真该去学一学。”你看过我拍的照片后，很认真地说。）你应该是左转再左转、然后接连乘坐两部如天梯一般高不见顶的自动扶梯后，才来到出发层的。顺利的话，这过程大概需要五分钟。你可能是出发层里唯一赤手空拳的人，所以你想过是不是有权越过行李安检这道程序，或者有没有专为你这种人安排的快速通道，你为此观望犹豫了两三分钟，最后还是乖乖排在了安检队伍的最末。你终究不是一个处处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人，尤其在众人注视下。这期间，至少出现了三四组插队的人，他们拖着行李箱狂奔向队伍的最前端，一路上向所有人宣布“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要迟到了”或“让我先过去好吗我还有十分钟！”人们放过了他们，也暗自多出一条经验：下一次我若迟到，也可以效仿此法。这让你的内心又有波动，或许你也可以临时扮演一个出格的人，从队伍中勇敢地站出来，去和那个制服人员说，让我先过去好吗？我只是去取一下票。然而這场景即使想象一下都让你脸上发烫，明明是一句实话，却比谎言更难说出口。你想给我发一条信息，让我稍等，这时才发现手机不在你身上，手机在你的包里，包在我手里（我差不多也是在分别十分钟后发现了这一事实）。你最终用了十二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排完这无用的队。出于惯性，安检人员本想斥责你（所有行李都要安检！双肩包双肩包听到没有双肩包也要安检！），却发现你浑身上下并无可斥责之处，你站上安检台，张开两臂，从内到外连个让手持扫描仪嘀一声响的物品都没有。你只用半分钟就过了安检。接下来你才真正置身于虹桥车站的中心——如同全世界的中心——那浩瀚无边的穹顶，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全景视角，星群般闪烁变幻的电子屏，密密麻麻拖家带口仿佛已在此生活了亿万年的人群——几乎将整个宇宙等比例微缩在这候车大厅。你大概花了四十到五十秒来感叹这壮丽的景观，然后花三分钟四处张望，又花三分钟穿过一片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来到自动取票机前，再花八分钟排队、取票、收好证件——至此，自我们在地铁入口一别，三十五分钟过去了。（此时我坐在地铁站的网眼铁皮椅上，怀里揽着两个拉杆箱一个背包，掐指计算你的行程。如果将我们当作三维空间中垂直相对的两个点，此时，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大概在三十米。回程的程序虽然简单，但考虑到这三十米间的结构之复杂，我预计你还需要十八到二十三分钟回到我身边。我们谁都没想到，等你湿淋淋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已是一个半小时以后。） 8
你一转身就遇到一个难题：你该从哪里出站？ 好像离开这里的唯一合法方式就是被火车带走。可是，我才刚来到这块宝地，我只是进来取个票啊，楼下地铁站还有人等着我呢。你回到刚才的进口，选一个面善些的制服人员询问，“对不起我想问一下……”那人正专注于逼一个乘客将兜里硬币钥匙掏个干净，根本没看你。每一场咨询都有可能让咨询者露出卑微的痴呆相以及等不到应答的尴尬，眼前这么多人都忙于快些加入进来，更让你的诉求显得很无理。你想这样高大上的一个地方肯定会有一处醒目的出口，我又不是不认字，还怕找不到？你决计不再求助别人，你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你就这样错过了近在身旁的出口（那如刑具一般优美锃亮的出口，学名叫“不锈钢手动单向十字旋转门”，它就设在安检入口的旁边，然而与那一排规模宏大的入口相比，这出口太渺小太不起眼了，像一次意外造就的，像虹桥车站这位巨人身上的一处暗疮。我后来每次有机会经过那出口时，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也想过拍一张照片发给你，聊作纪念。终于也没有发）。你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满眼是图文标识，像老妈的叮嘱一样详尽、周到、不厌其烦，却没有一个是适合你的，你的高跟鞋踏在冷硬的地板上，脚后跟和脚前掌的痛一点点公开起来，你原本带了一双平底鞋的，但为了这次隆重的相逢，你特意在下高铁前换上高跟鞋，将平底鞋收进拉杆箱，然后将拉杆箱交到我手里。再走下去，你的腰伤也将毫不意外地复发，你真想找个座位坐一下，捶一捶腰，顺便往脚上贴几个创可贴，然而每个座位上都有比你先到的人，并且看样子都打算长期驻扎下去，而创可贴在背包里，背包在我手上。你早就食言了，你向每一个你能搭上话的人打听，“你好请问出口在哪里？”“你好我想去地铁站请问地铁站怎么走？”“你好……”多数人和你一样无知，出于善意他们将头往天上象征性转一圈，表示他们替你找过了，天上并没有地铁站;少数明白人则给出截然相反的指示，前面，后面，往左，往右，几乎穷尽了所有方向，好像你在做的是一项民意测验。你后悔不该放过入口处的制服人员，现在想再遇见一个制服却是万难，入口也越走越远，越远就越不甘心再回去。起初你还能大概估算时间，猜测此时那个等在地铁站的人应该开始着急了，应该开始胡思乱想了，应该要采取行动了……慢慢地你的时间概念也开始模糊，快慢、远近、上下、昼夜、离合、冷暖、爱恨，这些两两相对的工整概念都化为一体，眼前像一个首尾相接、永远也走不完的迷宫，那些横平竖直的、亮闪闪的高科技物件们昂贵而无情，更加衬托出你的窘境。最要命的是……最要命的是你想上厕所，厕所当然有，作为这块文明高地的一个重要象征，厕所简直无处不在，个个都是精装修，即使一眼望不到厕所，也能望见厕所标识与箭头，以及贴心的“前方20米”的温馨提示，让尿频尿急的人充满希望，但是，每个厕所——准确讲是每个女厕——都排了长队，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都在排队？即使此处，那么科幻的、充满未来感的虹桥火车站，仍不能解决凡事都要排队的古老难题，甚至将这难题变本加厉——这里简直是一个排队胜地啊，而我总是排在每一个队伍的最末端。下高铁前你曾想先上一个厕所，已经准备去排队，这时他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你他坐在车站肯德基等你，这电话干扰了你，挂断电话后你兴味索然;出站后你们忙于互相寻找，那件事自然被搁置;见到他以后，你们几次从厕所前走过，然而你不太好意思让他再等你，隐约也觉得一见面就上厕所有些不雅。现在你开始为这一次次的错失而付出代价了。如厕，这不大不小永远无法禁绝的焦虑的源泉，让你一出门就不敢多喝水，经常做恶梦梦到找厕所，几次发誓下辈子做男人也是因为男人遍地是厕所。起初你认定目标，一定要尽快找到出口，找到他，再找厕所，后来你开始纠结究竟是先找出口还是先找厕所，两个出口合并为一个出口，再后来，你坚决将目标修订为先找厕所，不，只找厕所（所有这些举棋不定都在消耗你的时间）。只要给我一间女厕，一个配有干净垫圈的、虚位以待的小包间，我可以不要什么鬼出口，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闯进你找到的每一间女厕，恶狠狠地看着那些排在你前面的人，“对不起对不起我要迟到了……”“不好意思让我先去我还有十分钟……”这样的经验如今也派不上用场，你将希望寄托在下一家，你只能让自己不停地走下去，靠剧烈运动来分散压迫感，然而运动又加剧了小腹的下坠感，从后面看，你髋骨夹紧，后背略往前倾，步幅细碎，像用整个身体提拉着某件重物同时又在恭迎着某件圣物在走。你的额头、鼻尖、腋下、后背都渗出了汗，又被中央空调那统治一切的、精确的冷风冷却，凉嗖嗖贴满全身，而这凉意又进一步转化为尿意。你的尊严被一点点内耗干净，眼前的一切都在彬彬有礼地折磨你。这终究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啊，我躲它二十年，还是未能躲过这一劫。（你带圆哥去中央台录节目那次，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劫难，那时你们乘出租车经过雍和宫一带，遇上大堵车，你对司机提出要上厕所时，语气已分不出是哀求还是威胁，那位原本一路嬉笑的司机也严肃起来，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倒真仗义，也算急中生智，冒着被拍的风险从这块重兵把守之地逃脱，转进一条小道，七拐八拐来到一条黑乎乎的胡同，然后停下来，说车开不过去，要自己走过去。有一瞬间你怀疑这是不是一场劫财甚或谋杀，但是你不管了，即便真如此你也要先上完厕所，然后才有心思对付那凶徒——胡同尽头真有一间厕所，简陋得很，像那司机私藏的一处违禁场所——他简直可以把这作为卖点，广告词可以这样写：途中提供独家如厕体验，让你一路无忧畅享堵车——你后来下车冲进胡同时只带了圆哥，将包丢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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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这张脸丢在这里，然后买一张最近一班的返程车票，回自己的老窝去，从此与上海绝缘，与他绝交。这确实够残忍，也够荒唐，但说到底这不是什么要命的事，你没做错什么，也不好怪他或怪这座城市什么，这大概就是所谓“命”。你脸色煞白，呼吸急促，你冷酷地点评自己：这小半辈子，虽说没什么大成就，也没有让人不齿过，今日一劫，算给自己一个警醒——我不该有那么多非分之想，不该脱离日常的轨道，老天算仁慈，惩罚来得及时，点到即止，今日之后，我仍旧是我;对这段感情来说，今天也算一次检验：如果十分钟后我真的湿身、失态，我还有脸没脸见他？有脸，就是真爱，说明我敢在他面前撕下所有伪装，说明他的眼里容得下我的丑陋，反之，如果没脸……很遗憾，结论似乎已有了：我没脸见他——可是没脸见就一定不是真爱吗？这样草草逃掉会不会太遗憾？没脸见不正说明我们没有撕破脸，仍有所顾忌有所维护，没有沦为冷漠、破罐破摔与相互攻击吗……这一刻的动摇几乎让你失守，你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手握紧一截冰凉的栏杆，像忍受悲伤一样抵抗那股由内而外的巨大压迫——竟有所缓和，你与那股邪恶力量似乎进入相持阶段，哪怕最后胜负已定，你至少为自己赢得片刻喘息，你于是继续朝前走，索性不再问人不看标识，只管走，将所有方向都试遍，同时将刚才的假设游戏进行下去——如果前面等你的人是你老公，你有臉没脸见他？这极端情境下的假设真的让人清醒很多——如果暂且没有让人失去理智的话——结论是：有脸见他，甚至称得上欣然前往，理由？哈！我在他面前还有脸面吗？忍受的屈辱还够少吗？还少这一次吗？他哪一次不是把我逼到此等绝境？这一次会比发生在那两室两厅内的难堪时刻更难堪吗？所以，不存在没脸见他这回事，只是——我不愿见他，不愿领受他夹带着嘲讽的安慰，即使我早已不在乎这嘲讽，也不愿在这样一场奇耻大辱后再追加一场嘲讽。那么，谁能担此重任？谁能站在前面无条件地接纳我？圆哥？我爸妈？小时最宠我如今早已过世的奶奶？……很遗憾也很可悲：世上可能并无这样一人，北京的出租司机只是一个幸运的个案，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庞大产业链的一环。哭或笑，都只有我一人。这一刻你几乎要主动放弃，腹下一股新势力正崛起，你及时想起生圆哥的那一夜，你也曾是一个勇敢的母亲，经历过生死大考。这让你重新振作起来。所谓好事成双，你竟同时看到了地铁站的标志，你已经很久不看标志了，那标志却主动撞上来，你一把将所有假设都推翻，用绝处逢生者的速度与心态跑上去，一面用手指灵巧地从裤兜里夹出交通卡——谢天谢地你没有在绝望时丢掉它，并且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它的使用方法，你顺利通过闸机，跳上一列滚滚而下的扶梯，像第一次投奔爱情那样在人丛中奔跑，你检索着一张张人脸，要找到情郎的那一张，这一次你不会用二指并拢成枪顶在他腰间，这一次你要直接飞进他怀里，捏他，掐他，弄湿他——然而他不在这里，这里有那么多拖行李箱的人，没有一个是你的，他去哪了？他走了？他出去找你了？他怎么那么蠢他不知道“站着别动”才是亲人失散时最该做的事吗？你就是这个时候哭的。此前你一直忍着没哭但现在你再也忍不住了。你一哭就险些哭出全身的体液。你吓坏了地铁站的全体工作人员连同乘客。你的两侧人来人往，隧道深处黑洞洞的，一列地铁轰隆隆驶来。 10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于2006年底主体工程全面开工，2009年底竣工，是一座将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及机场、航空港紧密衔接的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无论是乘飞机抵达虹桥机场，还是搭京沪高铁列车抵沪，都可以方便地换乘轨道交通、长途汽车、公交车或者磁悬浮列车，其中虹桥机场到虹桥火车站只有595米，步行仅需9分钟，地铁仅需3分钟。）“小姐，小姐你别哭，小姐你听得到我讲话吗？你是说你的朋友在虹桥火车站的地铁站等你？嗯嗯，我明白，那你找错地方了，这一站是虹桥两号航站楼站，也就是虹桥机场，你说你刚才在虹桥火车站？那很正常，从虹桥火车站是可以直接走到虹桥机场的，所以这里不是虹桥火车站，虹桥火车站在下一站，喏，你乘这一班地铁就可以过去，就坐一站……喂小姐不要跑，地铁马上关门了，等下一班吧，啊！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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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们吃了大半年的川菜。那一年我与她正恋爱，我常和她开玩笑，说谈恋爱无非“饮食”加“男女”，所以“男女”之外，我们一直在“饮食”，其中多半是川菜，终于在年底遭了报应：我急性咽炎严重到一度失声，她则在某一天半夜犯了急性肠炎，蹲在卫生间里出不来，肠鸣声惊天动地。我生平第一次调来一辆救护车，看她如濒死者一般被抬进去，然后我也跟上去，一路嘯叫来到医院。人家很尽职地把她抬下救护车就不管了，我推着那种脚底带轮子的病床在医院内狂奔，用床头撞开一扇扇门，嘴里叫着“闪开闪开！”，只为了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医生。医生后来给她开了药，当场打上了点滴，她被折腾得奄奄一息，我们在输液室手握住手，发誓从此再不吃川菜，话音未落她又要去厕所，我搀起她往厕所走，一手高举着输液瓶，然而在女厕门前我第一次为难了——我从未进过女厕，不管以多么高尚的名义，而她也从未进过男厕——我生平第一次朝女厕里吼：有人吗？没人我进去了！好在深更半夜，厕所里并没有人，我就扶她进女厕，把她安排在包间的马桶上，我站在她面前，手举着输液瓶，这时候她说，要么你站在外面吧，把门带上一点。我试了一下，输液管有点短，门关不起来，还害她一只手举着，索性还是开了门，站进去。她后来说，她就是那时候决定嫁给我的。我们是在2009年底领的证，2018年夏天离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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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相逢堪称完美，我在转了一大圈试过各种愚蠢的办法后决定用刻舟求剑的方式回到我们最初约定的地方，你也恰在此时花3分钟坐了一站地铁从虹桥机场来到虹桥火车站，你一下地铁就看到了我，虽然站台上那么多拖行李箱的人，但只有一个人不急着出站。我们像战乱中重逢的一家人，我带着我们的三个孩子——两个牵在手里一个抱在怀里——你浑身湿淋淋地找到我们，我们没有马上拥抱，我马上带你去了地铁站内的卫生间，女厕照例排队，我将你背包内一个披肩扯出来蒙住你头脸，将你带去男厕，我一手拉着箱子一手搀着你，用脚踢开男厕的门，对迎面出来单手拉裤子拉链满脸诧异的男人们粗暴地喊“闪开闪开！”，然后直接将你塞进一个包间，关上门。我把守在门口，怒视每一个敢看我的人。（我们在那个模拟的小家里，度过了微缩的一生。）
你我第三次见面的地点定在上海。你从没有到过上海，总觉得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即使旅游或出差（多年前我来上海，也源于一次误打误撞。我在走投无路时将简历群发向全国，那时电子邮件刚兴起，那些遥远的地名似乎一下变得等距了，扯平了，我用这几乎零成本的通讯方式将自己撒向四面八方，最终，纯粹因为一点小小的时间差，上海率先接住了我——此前它从不在我的备选范围内，我和你一样觉得它不是我该去的地方，然而它的邮件回得最快，我于是将其它备选城市从地图上一一划掉，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只身来到上海——如同日后我的多次重大选择一样，我总是愿意服从于命运的偶然性，以此对抗着必然性。那时我们正热恋，你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要远离你。我后来果然远离了你，在上海住下来，一住二十年，成为一名户籍意义上的上海人。你从此一直躲着上海，像躲一个人一样躲着一座城市）。现在不同了，你决定来会一会这传说中的魔都，会一会我。我第二次去厦门时，和你约定了这次会面，你大概觉得我已连去了两次厦门，作为礼节你也该回访一次了。有一天早晨我问你可有机会去上海，你说机会总有的，财会行业培训多，单位每年有一两次外出学习机会，地点自选。这听上去遥遥无期，像一句托辞。然而那天你到办公室没多久就发来消息，说你查了近期外地培训信息，真有上海，还不止一次，差不多隔两三个月就有一次。我马上替你选了最近的一次，一是想快些再见到你，二来时间在初秋，不冷不热，正是上海的好季节。我问你，单位可给报销？你说悬，上半年你已出去过一次，这次只能争取，高铁票和培训费大概没问题，食宿就不一定。我想一想，就给你微信上转一笔钱，聊充旅费。你回一个惊诧表情，问为什么。我说你来我的城市，当然我要招待你。你说，我去培训，当然费用自理。我说，你不是主要来看我，顺带培训吗？你说不不不，我主要去学习，顺带看看你。我说你来了，签个到，拍个照，领套学习材料，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我来安排。你说那哪行？那么好的课，好多大咖主讲，不听多可惜——那你打算怎么安排我的行程？我说我们整天在房间里不出门可好？你就回一个羞红了脸的表情，连带着一串敲打脑袋的表情，表示抗议。我们这样贫嘴争辩了半日，那转账申请一直在我们对话的最上方，怪尴尬地悬着，24小时后自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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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后来果真一堂课都没落，将那些大咖都听遍，害我一人在宾馆苦等你下课，像个陪读的家长，打发你去上课后就收拾床铺，整理桌面，给前台打电话让服务员补充卫生纸和更换浴巾，出去买水果然后洗净了盛在碟里摆在你一进门就能看到的位置，把你扔在椅子上的内衣和棉布长裙洗了然后挂在空调出风口下面让它们快些干。）我们其实规划了很久，想约在某个第三方城市见面，至少能离开你的城市，为的是让你“更自如些”。然而这谈何容易？我们在各自的麻烦事中，被各自的身份与日程表捆得牢牢的，想稍稍跳开一些，出逃几日，须得时间地点人物全部凑齐，实在不容易。我们像被判了社区服刑，在日常生活的辖区内自由走动，唯独不准去远方，不准卸妆。我们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时刻被某个行业急需着，只是这生活太强横，不许人出戏。我们想过寻一处旅游景点，人少一点的那种，你我各自飞过去，没日没夜地待上几天。异地，故人，光天化日下手牵手，那场面，单是想想就叫人激动。有一次你带圆哥远赴北京录节目，我曾希望将你中途拦截，让你们在上海空降半日，你没答应，理由是“圆哥在，我怕放不开”。好吧，这一次你一个人来上海，以工作的名义，要踏踏实实地住上几天，此前这个城市与你交集甚少，你没什么需要避人耳目的，应该能放得开了吧？我在心里规划着这次相遇，一面催你快些向单位提申请，向主办方报名，让这近乎天方夜谭的相遇早点成真。回上海后，我也向单位打了招呼，初秋时想把年假用掉，理由也是去外地——那幾日，我要把上海想象成异地，一个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的地方。我要把自己排空，干干净净迎接你的到来。（你回来了，看我挽着袖子，蹲在卫生间的地面上劳动，就也伏下身子，从后面抱抱我。我回身努嘴，尽我所能地去亲你，有时亲到你的额头，有时只够到你的肩膀或头发。你赖在我后背上，任我亲，用鼻音哼哼着，身子摆来摆去。“幸福得直哼哼”，我想到这句话，忘记是谁说过，或者并没有什么人说过，是我自己想到，但不好意思说给你听。我亲过你后，继续埋头搓洗衣服，肩膀一耸一耸，顶着你。我好像老了，而你像我的成年后依然淘气的女儿，粘在爸爸身上。我这样偷偷想着，也不敢将这联想告诉你。培训会场距宾馆有十几分钟的脚程，会场提供午餐，也有简易休息的地方，但是你每天中午都跑回来，抱抱我，与我吃过午饭，再跑回去——常常被其他人占了前排的好座位。我不止一次劝你逃课，从各个角度分析逃课的利弊得失，结论是利大于弊。你一一听着，都点头，最后却摇头，仍坚持去上课。我猜你喜欢重复这分分合合的乐趣与其间小小的酸楚。那会场信号时好时差，我们互相发的消息常常有延迟，有时你已走回宾馆，和我抱在一起了，你的消息才赶到，嗡一声响，也钻进我怀里。我掏出手机看，“亲，我下课了，路上了，马上到。”你像个小女孩一样随时汇报自己的行踪，提醒我该张开怀抱迎接你了;又长时间失踪，埋首在满屏幕的财务报表与主讲人乏味的讲解中，许久不理我。我第一天时从会场偷来一份课程表，一行行辨认着，猜你此刻在做笔记，此刻在课间休息，此刻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我们的家啊，你每天上下班，我无业在家，你挣钱养家，我操持家务，我们幸福地生活着……有一晚我们决定等你下课后去外滩玩，考虑到路线的合理性，我叫你下课后不要回宾馆，我们直接去地铁站碰头。你说你要先回来一次，我问你有什么事，是不是忘带东西，你说没有，但还是想回来一次。我说没什么事就直接去地铁站吧，来回折腾耽误时间，赶上晚高峰就惨了。而你也比平时更坚持甚至固执——平时你总是很听话的。最终，我以本地人的权威否决了来客小小的请求，而你的坚持中也仍有客气与客随主便的成分，如果此刻我们是夫妻，这或许会发展成一次吵架。“好吧”，你最后发来一个噘嘴的表情，我们约在地铁站见面，见面后就去赶地铁，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突然想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在意这一次往返。） 3
我特意带上一只拉杆箱，箱里放上电脑和几件换洗衣服，以便看上去更像一次出行。我乘地铁去虹桥火车站，上地铁后接了几个电话，我都是这样回的：“过几天可以吗？接下来几天我都不在上海……对的，我现在已经出发了，正在去虹桥火车站的路上……”一路上都能看到拖行李箱的人，越接近虹桥，这样的人越多，我加入到他们当中，脸上是出门人的表情。到虹桥站时，地铁里就只剩下一种人了，大家一路争抢座位，此时都显得超脱和淡泊得很，因为人人手里捏着一张火车票，心中念着一个新的目的地，所以对眼前事不那么执着了。这一站是换乘大站，车厢几乎要腾空，我淹没进人流中，一点点挤蹭着出站。我曾设想过无数种从这个城市消失的办法，这是其中一种：这一路，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都在扮演一个出行者，只在最后一程脱队——虹桥火车站的到达层在楼下，出发层在楼上，我没有跟随大队的行李箱去楼上，而是冷不丁拐进楼下的到达层。到达层也满是拖拉杆箱的人，只不过都与我方向相反。时间还早，我进到一家肯德基，点一杯喝的，坐下来，看一眼手表。我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无身份的人，我只轻轻一跃就实现了这种转换，这感觉真好，是那种刚刚刑满释放、下一场宣判仍遥遥无期的感觉——这恐怕只是假相，因为我那时倒真的正在一场官司中——你的列车将在四十五分钟后到达。（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参加面试，那时候，高铁、动车、那如同太空城一般庞大复杂的虹桥火车站，都还没被发明。我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到上海站，一出站就先给你打电话，用的是车站南广场靠近马路边的一个磁卡电话。“猜我在哪里给你打电话？”我这样问你，好像当街骑在栏杆上给你打电话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那时骑坐在路边围栏上，脚蹬着金属雕花的栅格，一副浮浪无礼的样子。而你语气幽幽的，像从一扇黑窗内盯住阳光下招摇的我。“想抱抱……”，隔了这样远的距离，我胆子也大起来，似乎大上海、刚结束的远途列车等等事情让我拥有了某种优势和特权。你故伎重施，“上海有树吗？”你说。“当然有啊，我面前就有一棵。”“那你挂掉电话，过去抱吧。”你这样回我。我后来多次回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磁卡电话当然没了，围栏也一换再换，但那地方一直在，每次去车站接人或送人，踩过那一块地面时，心里都会有一些异样。也见到无数年轻人，一茬一茬，背双肩包或拎蛇皮袋，染着黄的绿的头发，人群中打电话，操着乡音。头顶的钟、太阳、天空，仍是多年前的那一个。）
4
电子屏显示你的列车准点到站了，自动扶梯不断将乘客输送出来，我一个一个看他们，想抢在你看到我之前先看到你，至少有几次，我险将别人当作你。你却打来电话，“我出来了，二号口，你在哪里？”“我在二号口啊，怎么没看到你？”人流冲刷着我，每一个都不是你。有一刻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来了上海，是不是这一切都是个玩笑（去面试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收集学校的名字，有专升本，有成人教育，看到一个就记下一个。回济南后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上学？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看着我，说想，过一会儿又说，不想。你那时正想再读个本科，我研究不透你。你后来终于没有来上海，我们一别十七年）。“只能说明二号口不止一个，”我说，“你看一下身边有什么别的醒目的标志吗？”“肯德基！”你脱口而出。“肯德基？我就在肯德基旁边啊，怎么没看到你？”“我也没看到你啊，我就站在肯德基门口，黑色长裙。”我放眼望去，到达层的十字长廊里人头攒动，每一个方向都深不见底，像两条宽阔的地下河在此交汇，其中穿黑色长裙的人足有一千个。我说：“看来肯德基也不止一个，这样，你站着别动，我去找你。”我拖着拉杆箱，逆着人流走。“这里好像很大，我要不要也往你那边走走？这样你可以少走点路。”你说。“别别别，这样更难找，而且你知道你的方向吗？我现在在北面，正往南面走。”“不要和女生说东西南北，我不知道，底下也没太阳，导航也不灵，我完全找不着北在哪里。”我们像洪灾中的落水者，奋力游向对方，却被风浪迷住眼睛。“你确定你那边是二号口吗？”“确定啊，墙上有个大大的二。”“可是我现在一路走，已经发现了不止一个二，你那边是大写的二还是阿拉伯数字的二？”“阿拉伯数字的二。”“我这边也是阿拉伯的啊，那你那边是二号出站口，还是二号站台，还是二号门店？”“我看不出来，我都傻了，我就知道我现在很二……”虹桥火车站是全世界最大的迷宫，很多人从千里之外赶到这里，却在咫尺间错失。我们后来能遇上，全靠缘份……不知走了多久，我口干舌燥，看到一个饮水间，想先停下来接杯水。贴墙站着一个人，像急流中搁浅的鱼，向另一方向张望，侧脸竟十分像你……（进门后我抱你，你不让我抱。你左右脚互相帮着把鞋蹬了，人矮下去一截，仍很高。你在找卫生间的门，第一次打开的却是储藏室。这房间格局有些怪，到处是自作聪明实则给人添乱的小机关。你终于躲进卫生间，把所有能出水的设备都开到最大。我猜你可能在哭——哭得可真够铺张的;也可能没有，只是觉得应该用一种不相关的声音把我们暂时隔开一下。我等了一会儿，试着推门，竟推开了。你裸身蹲在浴室角落里，背对着我，揉搓双脚。浴室热气腾腾，淋浴在喷水，却没有喷在你身上，你处在这水汽以外的另一世界。我取下淋浴头，试试水温，然后向你后背上喷，上上下下，像在冲洗一株植物。你被这热水浇灌活了，慢慢舒动身子，膨胀开来。不间断的流水声总让人想干点什么，比如小便。然而此时“小便”是个让我们羞耻的词，我即使有意也不得不先憋着。不如我也一起洗个澡吧，我于是把淋浴头插回去，把自己衣服脱了，和你钻进同一场雨中。我们开始做愛。水白白地流着，流了很久，直到马桶旁的电话突然响起，我拧着身子接起来，一个嗓门很大口音很重的服务员像小品演员一样在我们耳朵边上说“是不是你的房间想要吹风机的？”——直到这时你才停下身体，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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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擅自离开肯德基，朝你打听到的另一家肯德基的方向移动，从而成功避开了我——这地下世界里储存的肯德基数量远在你我预料之上。尽管有些恼火，但见了你，我还是伸手向你，要抱抱你，腰间却有一点被顶到——你两指伸直并在一起，像手枪一样顶住我的腰眼，提醒我，此时我们仍是秘密的关系，不适合在一万人的注视下拥抱。我把你肩上手上各种行李统统挪到我身上，带你去乘地铁，你突然被剥得两手空空，颇有些尴尬地跟着我走。我们和一万人走在一起，我不时回头看看你，确保没有丢掉你。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互相笑一笑。想和你说句话，一万人太吵，只能喊，心思细软不下来，也就不再说什么。自重逢以来，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我感觉我们正加入到一项规模宏大的事业中去，内心被一种集体主义的自豪感充盈，似乎什么都不在话下;又隐隐不安，安全感被瓜分干净，像在最喧哗时预见的凄凉。刚才找你的时候我想好了，见到你以后一定要好好掰扯一下，理一理各自走过的弯路，总结出几条车站会客的经验教训，顺便好好吐槽一下虹桥车站的荒谬，然而真见到你了，我就把这些事全忘掉了，只想快点带你离开这地方，到一个没人的去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深刻地认知虹桥车站，过个一年半载，如果我再来虹桥接人，我又要被同样的标识绕晕）。我们是沿着标识地铁站的箭头走的，走着走着那箭头就不见了，地铁却没有出现，回头看，地铁箭头又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的身边，这样被戏耍的乘客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扯着行李箱原地转圈，嘴巴张开着，现出一副傻相。我们再往回走，头一直抬着，每一个箭头都不敢错过。我们在众多雷同的岔路口中的一个发现了地铁站，刚才我可能回头看你时错过了它，此刻它像泉眼一般释放出大量新人口，我们绕过这股人流，转到进站口，这里人更多，自动售票机前个个排起长队，看得人绝望，所幸我事先给你准备了一张交通卡，所以可以不用买票直接进站，而进站口的人多到——所有人都后悔刚才不该把最高级别的惊叹词用掉，因为这里的人才真叫多，每个人第一眼看到这阵势都倒吸一口气，要鼓足勇气才敢加入进去。为了疏散乘客，进站口设有蛇形通道，然而安检处仍乱作一团，不得已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立在各个关隘处，手里牵起铁链条，一拨一拨放人。我们好不容易才挤进蛇形通道的入口，我怕等一下被挤散，就先把交通卡给你，你见了卡，突然想起一件事，“啊，差点忘了，”你说，“上车时太匆忙，没来得及取票，我想去取票。”“非要取吗？现在挤回去可不容易。”“非得取，回单位要交差。”“走的时候再取。”“不行，因为时间不合适，我回程订的是机票。”“哪个机场？如果是虹桥机场，那走时顺带来取票就行，虹桥机场和虹桥火车站很近。”“我没注意哪个机场，等我查查看……”我们这样说话时，已被通道中的人一点点推向前，像一群半自动的人，随一条流水线蛇行，没有退路。“完了，浦东机场。”你查完手机后告诉我。“让我想想……”然而真的想不出其它选择，“这样，你身份证给我，我去取票，你先带行李进地铁站等我……”蛇形通道突然到了头，我刚接过你的身份证就被一股力量推拉过去，我待要回头找你，一条铁链横在你我之间。 6
（上海的初秋，天空高阔，日光仍然漫长，我们拉起遮光窗帘，灭掉房间里每一个闪光的电器，昏天黑地地做爱。窗外车马喧嚣，听上去与厦门与济南甚至与我们的北方小城并无区别。我们在一块无法命名的、绝对抽象的空间中做爱，像是上一场与下一场做爱的一部分。我们对彼此的身体已无比熟悉，如同眼盲的人自动开启了另一套识别系统。我们也熟悉了这房间的布局，将所有家具、摆设和道具都用尽。我们常常很久都不说一句话，甚至不发出声音，以便更专心地享用我们新发明的一种语言。休息时也不闲着，我们点亮手机，伏在地毯上，一起研究床腿、桌脚或沙发扶手的构造，试图减轻它们被外力胁迫而扭动时发出的有规律的吱吜声。有时也像战壕里的人躲子弹一样，半蹲着，手伸高，偷偷把玻璃窗推开一道缝，以放进一些新鲜空气，冲淡一下屋内几近饱和的情欲气息。那几天我们都没太正经吃饭，吃饭变成一件纯功能性的只需匆忙完成即可的事。我们一遍遍刷牙。每天去上课时，你都坚持亲手把前一晚的垃圾带走，垃圾袋打个死结，扔到几条街以外，以确保里面那令人羞耻的内容不会落到宾馆服务员手里。空调一直开着，温度设为25，静音模式。时间似乎停止，除了外滩那一夜，我们绝少提及过去和未来。你好像并没有来过上海，上海的初秋还是深秋与你并无关联，你只是来过上海的一个房间，一个气温恒定、晨昏不分的房间。）你和行李箱在铁链的另一边。我想钻过去，工作人员坚决不许，想让你过来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啦，等一等嘛，很快就放她进去了呀。”工作人员说。我跟工作人员交涉，那意图过于复杂，与眼前兵荒马乱的氛围太不符，工作人员都懒得听完，两个拉杆箱还有背包突然被你推过铁链，你说：“你先进，身份证给我，我去取票，等下地铁见。”我说：“取票要到楼上出发层，我怕你找不到。”你说：“怎么会？身份证给我。”“你挤都挤不出去！”“身份证给我！”我把身份证递过铁链，铁链却被收掉，人们狼群一般涌上来，拉杆箱滑到别处，你的背包被人踢走，身份证也碰落在地上，我们蹲下来，四处打捞它们，我去捡背包，你去捡身份证，很多腿和脚踢打着我们，各种口音的咒骂声在我们头顶，我抓到两个拉杆箱时，你仍在那些腿中间寻找机会，刚要得手，身份证被踢到一边，我把背包抱进怀里时，你总算像捂一只蚂蚱一样将身份证罩在自己两臂的势力范围内，我拖着所有行李靠近你，像逆流拖动一艘沉船，你终于将身份证握在手里，站起身来，我说：“给我！我去取！”你似乎没听到，“或者我们先进站，进去再出来！”我又说，而你不理睬我，或者只是为了回应我的质疑，也弥补你之前的不听话吧，你像烈士一样挺身向前，往反方向挤去，我追不上你。你挤过蛇形通道的第一个拐角后转身，隔着人，向我指指天，指指地，像在发誓，你确信我懂了，或者说信了，就奋力向上游游去，再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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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描述你的样子。我曾试着描述你的局部，比如眼睛，牙齿，腿，然而你的总体形象于我仍是一道难题。微信通讯录里我将你标注为“唯一”——其他人则被标为家人、同事、客户、傻叉……总之都是一个大类，只有你无法归类——按理说我应该用一套唯一的语言来描述你，然而这世上哪有唯一的语言？但凡能称作语言的，都至少要有两人使用吧，我因此迟迟不敢开口形容你，我一形容你，我就部分地失去了你。外滩之夜我曾试图换种方式，用手机拍下你，那一夜人很多，我跟在你稍后面的位置，与你保持一段适合拍照的距离。你有时会在一处背景前停下来，很谦卑地说：“不知道这里拍出来怎么样？”或者“这里拍会不会太暗？”好像只要我稍有不同意见，你就立刻放弃这提议。更多时候我会突然唤你——我仍然不能在众人面前叫你的名字，只是有些无礼地叫一声“喂！”，或者干脆就喊“回头！”——你一回头，我便按下手机，希望抓拍到更日常的你。我平时不太拍照，所以总是没办法将你拍得很美，你不是那种喜欢在镜头前搔首弄姿的人，但你也在期待一次更得体的上镜，尤其在这样一个时刻，出自我手，然而我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总是拍到你尴尬不适的瞬间。你检查照片时，我内疚和惶恐得很，似乎我没有尽心尽力。这样的不安又传染到你，使你在镜头前不够自然，又加上人多，你和镜头之间总是突然蹿进全国各地的老少游客，我们整晚都没有捕捉到足以对得起外滩夜景和你的容颜的一个瞬间。“据说很多情侣分手是因为男孩没办法把女友拍得好看。”我对你说，“所以网上专门有这样的技术贴，‘如何给女友拍照’、‘女友摄影技巧十六讲’什么的。”“那你真该去学一学。”你看过我拍的照片后，很认真地说。）你应该是左转再左转、然后接连乘坐两部如天梯一般高不见顶的自动扶梯后，才来到出发层的。顺利的话，这过程大概需要五分钟。你可能是出发层里唯一赤手空拳的人，所以你想过是不是有权越过行李安检这道程序，或者有没有专为你这种人安排的快速通道，你为此观望犹豫了两三分钟，最后还是乖乖排在了安检队伍的最末。你终究不是一个处处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人，尤其在众人注视下。这期间，至少出现了三四组插队的人，他们拖着行李箱狂奔向队伍的最前端，一路上向所有人宣布“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要迟到了”或“让我先过去好吗我还有十分钟！”人们放过了他们，也暗自多出一条经验：下一次我若迟到，也可以效仿此法。这让你的内心又有波动，或许你也可以临时扮演一个出格的人，从队伍中勇敢地站出来，去和那个制服人员说，让我先过去好吗？我只是去取一下票。然而這场景即使想象一下都让你脸上发烫，明明是一句实话，却比谎言更难说出口。你想给我发一条信息，让我稍等，这时才发现手机不在你身上，手机在你的包里，包在我手里（我差不多也是在分别十分钟后发现了这一事实）。你最终用了十二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排完这无用的队。出于惯性，安检人员本想斥责你（所有行李都要安检！双肩包双肩包听到没有双肩包也要安检！），却发现你浑身上下并无可斥责之处，你站上安检台，张开两臂，从内到外连个让手持扫描仪嘀一声响的物品都没有。你只用半分钟就过了安检。接下来你才真正置身于虹桥车站的中心——如同全世界的中心——那浩瀚无边的穹顶，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全景视角，星群般闪烁变幻的电子屏，密密麻麻拖家带口仿佛已在此生活了亿万年的人群——几乎将整个宇宙等比例微缩在这候车大厅。你大概花了四十到五十秒来感叹这壮丽的景观，然后花三分钟四处张望，又花三分钟穿过一片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来到自动取票机前，再花八分钟排队、取票、收好证件——至此，自我们在地铁入口一别，三十五分钟过去了。（此时我坐在地铁站的网眼铁皮椅上，怀里揽着两个拉杆箱一个背包，掐指计算你的行程。如果将我们当作三维空间中垂直相对的两个点，此时，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大概在三十米。回程的程序虽然简单，但考虑到这三十米间的结构之复杂，我预计你还需要十八到二十三分钟回到我身边。我们谁都没想到，等你湿淋淋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已是一个半小时以后。） 8
你一转身就遇到一个难题：你该从哪里出站？ 好像离开这里的唯一合法方式就是被火车带走。可是，我才刚来到这块宝地，我只是进来取个票啊，楼下地铁站还有人等着我呢。你回到刚才的进口，选一个面善些的制服人员询问，“对不起我想问一下……”那人正专注于逼一个乘客将兜里硬币钥匙掏个干净，根本没看你。每一场咨询都有可能让咨询者露出卑微的痴呆相以及等不到应答的尴尬，眼前这么多人都忙于快些加入进来，更让你的诉求显得很无理。你想这样高大上的一个地方肯定会有一处醒目的出口，我又不是不认字，还怕找不到？你决计不再求助别人，你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你就这样错过了近在身旁的出口（那如刑具一般优美锃亮的出口，学名叫“不锈钢手动单向十字旋转门”，它就设在安检入口的旁边，然而与那一排规模宏大的入口相比，这出口太渺小太不起眼了，像一次意外造就的，像虹桥车站这位巨人身上的一处暗疮。我后来每次有机会经过那出口时，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也想过拍一张照片发给你，聊作纪念。终于也没有发）。你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满眼是图文标识，像老妈的叮嘱一样详尽、周到、不厌其烦，却没有一个是适合你的，你的高跟鞋踏在冷硬的地板上，脚后跟和脚前掌的痛一点点公开起来，你原本带了一双平底鞋的，但为了这次隆重的相逢，你特意在下高铁前换上高跟鞋，将平底鞋收进拉杆箱，然后将拉杆箱交到我手里。再走下去，你的腰伤也将毫不意外地复发，你真想找个座位坐一下，捶一捶腰，顺便往脚上贴几个创可贴，然而每个座位上都有比你先到的人，并且看样子都打算长期驻扎下去，而创可贴在背包里，背包在我手上。你早就食言了，你向每一个你能搭上话的人打听，“你好请问出口在哪里？”“你好我想去地铁站请问地铁站怎么走？”“你好……”多数人和你一样无知，出于善意他们将头往天上象征性转一圈，表示他们替你找过了，天上并没有地铁站;少数明白人则给出截然相反的指示，前面，后面，往左，往右，几乎穷尽了所有方向，好像你在做的是一项民意测验。你后悔不该放过入口处的制服人员，现在想再遇见一个制服却是万难，入口也越走越远，越远就越不甘心再回去。起初你还能大概估算时间，猜测此时那个等在地铁站的人应该开始着急了，应该开始胡思乱想了，应该要采取行动了……慢慢地你的时间概念也开始模糊，快慢、远近、上下、昼夜、离合、冷暖、爱恨，这些两两相对的工整概念都化为一体，眼前像一个首尾相接、永远也走不完的迷宫，那些横平竖直的、亮闪闪的高科技物件们昂贵而无情，更加衬托出你的窘境。最要命的是……最要命的是你想上厕所，厕所当然有，作为这块文明高地的一个重要象征，厕所简直无处不在，个个都是精装修，即使一眼望不到厕所，也能望见厕所标识与箭头，以及贴心的“前方20米”的温馨提示，让尿频尿急的人充满希望，但是，每个厕所——准确讲是每个女厕——都排了长队，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都在排队？即使此处，那么科幻的、充满未来感的虹桥火车站，仍不能解决凡事都要排队的古老难题，甚至将这难题变本加厉——这里简直是一个排队胜地啊，而我总是排在每一个队伍的最末端。下高铁前你曾想先上一个厕所，已经准备去排队，这时他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你他坐在车站肯德基等你，这电话干扰了你，挂断电话后你兴味索然;出站后你们忙于互相寻找，那件事自然被搁置;见到他以后，你们几次从厕所前走过，然而你不太好意思让他再等你，隐约也觉得一见面就上厕所有些不雅。现在你开始为这一次次的错失而付出代价了。如厕，这不大不小永远无法禁绝的焦虑的源泉，让你一出门就不敢多喝水，经常做恶梦梦到找厕所，几次发誓下辈子做男人也是因为男人遍地是厕所。起初你认定目标，一定要尽快找到出口，找到他，再找厕所，后来你开始纠结究竟是先找出口还是先找厕所，两个出口合并为一个出口，再后来，你坚决将目标修订为先找厕所，不，只找厕所（所有这些举棋不定都在消耗你的时间）。只要给我一间女厕，一个配有干净垫圈的、虚位以待的小包间，我可以不要什么鬼出口，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闯进你找到的每一间女厕，恶狠狠地看着那些排在你前面的人，“对不起对不起我要迟到了……”“不好意思让我先去我还有十分钟……”这样的经验如今也派不上用场，你将希望寄托在下一家，你只能让自己不停地走下去，靠剧烈运动来分散压迫感，然而运动又加剧了小腹的下坠感，从后面看，你髋骨夹紧，后背略往前倾，步幅细碎，像用整个身体提拉着某件重物同时又在恭迎着某件圣物在走。你的额头、鼻尖、腋下、后背都渗出了汗，又被中央空调那统治一切的、精确的冷风冷却，凉嗖嗖贴满全身，而这凉意又进一步转化为尿意。你的尊严被一点点内耗干净，眼前的一切都在彬彬有礼地折磨你。这终究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啊，我躲它二十年，还是未能躲过这一劫。（你带圆哥去中央台录节目那次，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劫难，那时你们乘出租车经过雍和宫一带，遇上大堵车，你对司机提出要上厕所时，语气已分不出是哀求还是威胁，那位原本一路嬉笑的司机也严肃起来，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倒真仗义，也算急中生智，冒着被拍的风险从这块重兵把守之地逃脱，转进一条小道，七拐八拐来到一条黑乎乎的胡同，然后停下来，说车开不过去，要自己走过去。有一瞬间你怀疑这是不是一场劫财甚或谋杀，但是你不管了，即便真如此你也要先上完厕所，然后才有心思对付那凶徒——胡同尽头真有一间厕所，简陋得很，像那司机私藏的一处违禁场所——他简直可以把这作为卖点，广告词可以这样写：途中提供独家如厕体验，让你一路无忧畅享堵车——你后来下车冲进胡同时只带了圆哥，将包丢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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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这张脸丢在这里，然后买一张最近一班的返程车票，回自己的老窝去，从此与上海绝缘，与他绝交。这确实够残忍，也够荒唐，但说到底这不是什么要命的事，你没做错什么，也不好怪他或怪这座城市什么，这大概就是所谓“命”。你脸色煞白，呼吸急促，你冷酷地点评自己：这小半辈子，虽说没什么大成就，也没有让人不齿过，今日一劫，算给自己一个警醒——我不该有那么多非分之想，不该脱离日常的轨道，老天算仁慈，惩罚来得及时，点到即止，今日之后，我仍旧是我;对这段感情来说，今天也算一次检验：如果十分钟后我真的湿身、失态，我还有脸没脸见他？有脸，就是真爱，说明我敢在他面前撕下所有伪装，说明他的眼里容得下我的丑陋，反之，如果没脸……很遗憾，结论似乎已有了：我没脸见他——可是没脸见就一定不是真爱吗？这样草草逃掉会不会太遗憾？没脸见不正说明我们没有撕破脸，仍有所顾忌有所维护，没有沦为冷漠、破罐破摔与相互攻击吗……这一刻的动摇几乎让你失守，你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手握紧一截冰凉的栏杆，像忍受悲伤一样抵抗那股由内而外的巨大压迫——竟有所缓和，你与那股邪恶力量似乎进入相持阶段，哪怕最后胜负已定，你至少为自己赢得片刻喘息，你于是继续朝前走，索性不再问人不看标识，只管走，将所有方向都试遍，同时将刚才的假设游戏进行下去——如果前面等你的人是你老公，你有臉没脸见他？这极端情境下的假设真的让人清醒很多——如果暂且没有让人失去理智的话——结论是：有脸见他，甚至称得上欣然前往，理由？哈！我在他面前还有脸面吗？忍受的屈辱还够少吗？还少这一次吗？他哪一次不是把我逼到此等绝境？这一次会比发生在那两室两厅内的难堪时刻更难堪吗？所以，不存在没脸见他这回事，只是——我不愿见他，不愿领受他夹带着嘲讽的安慰，即使我早已不在乎这嘲讽，也不愿在这样一场奇耻大辱后再追加一场嘲讽。那么，谁能担此重任？谁能站在前面无条件地接纳我？圆哥？我爸妈？小时最宠我如今早已过世的奶奶？……很遗憾也很可悲：世上可能并无这样一人，北京的出租司机只是一个幸运的个案，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庞大产业链的一环。哭或笑，都只有我一人。这一刻你几乎要主动放弃，腹下一股新势力正崛起，你及时想起生圆哥的那一夜，你也曾是一个勇敢的母亲，经历过生死大考。这让你重新振作起来。所谓好事成双，你竟同时看到了地铁站的标志，你已经很久不看标志了，那标志却主动撞上来，你一把将所有假设都推翻，用绝处逢生者的速度与心态跑上去，一面用手指灵巧地从裤兜里夹出交通卡——谢天谢地你没有在绝望时丢掉它，并且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它的使用方法，你顺利通过闸机，跳上一列滚滚而下的扶梯，像第一次投奔爱情那样在人丛中奔跑，你检索着一张张人脸，要找到情郎的那一张，这一次你不会用二指并拢成枪顶在他腰间，这一次你要直接飞进他怀里，捏他，掐他，弄湿他——然而他不在这里，这里有那么多拖行李箱的人，没有一个是你的，他去哪了？他走了？他出去找你了？他怎么那么蠢他不知道“站着别动”才是亲人失散时最该做的事吗？你就是这个时候哭的。此前你一直忍着没哭但现在你再也忍不住了。你一哭就险些哭出全身的体液。你吓坏了地铁站的全体工作人员连同乘客。你的两侧人来人往，隧道深处黑洞洞的，一列地铁轰隆隆驶来。 10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于2006年底主体工程全面开工，2009年底竣工，是一座将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及机场、航空港紧密衔接的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无论是乘飞机抵达虹桥机场，还是搭京沪高铁列车抵沪，都可以方便地换乘轨道交通、长途汽车、公交车或者磁悬浮列车，其中虹桥机场到虹桥火车站只有595米，步行仅需9分钟，地铁仅需3分钟。）“小姐，小姐你别哭，小姐你听得到我讲话吗？你是说你的朋友在虹桥火车站的地铁站等你？嗯嗯，我明白，那你找错地方了，这一站是虹桥两号航站楼站，也就是虹桥机场，你说你刚才在虹桥火车站？那很正常，从虹桥火车站是可以直接走到虹桥机场的，所以这里不是虹桥火车站，虹桥火车站在下一站，喏，你乘这一班地铁就可以过去，就坐一站……喂小姐不要跑，地铁马上关门了，等下一班吧，啊！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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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们吃了大半年的川菜。那一年我与她正恋爱，我常和她开玩笑，说谈恋爱无非“饮食”加“男女”，所以“男女”之外，我们一直在“饮食”，其中多半是川菜，终于在年底遭了报应：我急性咽炎严重到一度失声，她则在某一天半夜犯了急性肠炎，蹲在卫生间里出不来，肠鸣声惊天动地。我生平第一次调来一辆救护车，看她如濒死者一般被抬进去，然后我也跟上去，一路嘯叫来到医院。人家很尽职地把她抬下救护车就不管了，我推着那种脚底带轮子的病床在医院内狂奔，用床头撞开一扇扇门，嘴里叫着“闪开闪开！”，只为了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医生。医生后来给她开了药，当场打上了点滴，她被折腾得奄奄一息，我们在输液室手握住手，发誓从此再不吃川菜，话音未落她又要去厕所，我搀起她往厕所走，一手高举着输液瓶，然而在女厕门前我第一次为难了——我从未进过女厕，不管以多么高尚的名义，而她也从未进过男厕——我生平第一次朝女厕里吼：有人吗？没人我进去了！好在深更半夜，厕所里并没有人，我就扶她进女厕，把她安排在包间的马桶上，我站在她面前，手举着输液瓶，这时候她说，要么你站在外面吧，把门带上一点。我试了一下，输液管有点短，门关不起来，还害她一只手举着，索性还是开了门，站进去。她后来说，她就是那时候决定嫁给我的。我们是在2009年底领的证，2018年夏天离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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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相逢堪称完美，我在转了一大圈试过各种愚蠢的办法后决定用刻舟求剑的方式回到我们最初约定的地方，你也恰在此时花3分钟坐了一站地铁从虹桥机场来到虹桥火车站，你一下地铁就看到了我，虽然站台上那么多拖行李箱的人，但只有一个人不急着出站。我们像战乱中重逢的一家人，我带着我们的三个孩子——两个牵在手里一个抱在怀里——你浑身湿淋淋地找到我们，我们没有马上拥抱，我马上带你去了地铁站内的卫生间，女厕照例排队，我将你背包内一个披肩扯出来蒙住你头脸，将你带去男厕，我一手拉着箱子一手搀着你，用脚踢开男厕的门，对迎面出来单手拉裤子拉链满脸诧异的男人们粗暴地喊“闪开闪开！”，然后直接将你塞进一个包间，关上门。我把守在门口，怒视每一个敢看我的人。（我们在那个模拟的小家里，度过了微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