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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2010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万亿元。这意味着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为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增长14.9%。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双双超过GDP的增速。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我国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这成为近期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名词解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复兴》首先提出的。
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焦点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对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权威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二五”期间刻不容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美国搞一个《阿凡达》就相当于我们建一个钢铁厂赚的利润，所以我们的差距主要还在服务业上。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量过剩，再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也没有太大的潜力。所以，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仍然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和基本方向。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龚方雄认为，需要创造自主品牌。
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都会大幅飙升，这就要求新的价值的创造和新的产业的出现。如果一个经济体系不能找到一个新的价值创造的方式（即不能拥有自主的技术品牌和资源），那么这个经济体的成长效益就会大大地下降。这种下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因。
焦点二 分配体制改革藏富于民
除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之外，收入差距过大和国民收入未能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真正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不少专家认为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
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指出，应向日本学习“均富”策略。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通过60年代开始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均富”社会。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大幅缩小了贫富差距。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走的几乎都是相反的道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拉大了贫富差距。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挣脱“中等收入陷阱”，从众多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成为少数的特例。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则强调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保障广大民众的收入稳步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长。为了避免我国城乡、行业和地区等收入差距扩大，迫切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焦点三 教育改革提高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降低容易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父亲的地位决定下一代的收入和地位，即所谓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现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认为，社会流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核心。
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日本在教育均等化上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仁良提出，要保证农民工下一代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教育可以脱贫，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央政府财政有盈余，就要保证农民工的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他们有责任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中央政府应当研究怎样启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推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焦点四 放松市场准入限制
中国的经济总量今非昔比，作为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体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也越来越多，包括通货膨胀问题、高房价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如何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何从源头上化解积弊？如何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这些都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指出，必须加快社会建设。
中国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强调，要打造宽松流动环境。
在体制上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还要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在美国，一半的人口都能觉得自己有机会，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所以在体制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改变。
（摘自《北京晨报》 作者：邢飞）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我国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这成为近期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名词解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复兴》首先提出的。
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焦点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对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权威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二五”期间刻不容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美国搞一个《阿凡达》就相当于我们建一个钢铁厂赚的利润，所以我们的差距主要还在服务业上。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量过剩，再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也没有太大的潜力。所以，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仍然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和基本方向。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龚方雄认为，需要创造自主品牌。
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都会大幅飙升，这就要求新的价值的创造和新的产业的出现。如果一个经济体系不能找到一个新的价值创造的方式（即不能拥有自主的技术品牌和资源），那么这个经济体的成长效益就会大大地下降。这种下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因。
焦点二 分配体制改革藏富于民
除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之外，收入差距过大和国民收入未能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真正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不少专家认为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
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指出，应向日本学习“均富”策略。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通过60年代开始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均富”社会。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大幅缩小了贫富差距。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走的几乎都是相反的道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拉大了贫富差距。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挣脱“中等收入陷阱”，从众多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成为少数的特例。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则强调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保障广大民众的收入稳步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长。为了避免我国城乡、行业和地区等收入差距扩大，迫切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焦点三 教育改革提高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降低容易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父亲的地位决定下一代的收入和地位，即所谓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现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认为，社会流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核心。
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日本在教育均等化上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仁良提出，要保证农民工下一代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教育可以脱贫，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央政府财政有盈余，就要保证农民工的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他们有责任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中央政府应当研究怎样启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推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焦点四 放松市场准入限制
中国的经济总量今非昔比，作为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体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也越来越多，包括通货膨胀问题、高房价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如何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何从源头上化解积弊？如何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这些都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指出，必须加快社会建设。
中国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强调，要打造宽松流动环境。
在体制上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还要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在美国，一半的人口都能觉得自己有机会，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所以在体制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改变。
（摘自《北京晨报》 作者：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