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信息、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微信的普及，人们的精神似乎进入到一个分裂的时代：数十年的同学，因几个不同的帖子，就退群了;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也因为不同的观点，居然不来往了。由此看来，现在人们确实进入到一个价值分裂的时代。但在这种分裂现象的背后，人们的精神也在走向新的整合，而这种整合，恰恰又是通过哲学与文化学者长时间的咀嚼、深思实现的。徐圻先生《思想的印迹——文化问题的哲学断想》（孔学堂书局，2019年9月出版）一书就充分体现了中西方在文化、哲学方面的这一特点。
　　徐圻先生曾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专攻西方哲学;留校任教后又长期担任西方哲学与科技哲学的讲授。按照当时人们的看法，这就属于专门研究西方文化的专业。但稍微翻阅徐圻先生的著作，诸如《仰望与关切》《思者的求索》《思在途中》《在中西方之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抉择》等，就会发现徐先生又明确站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立场上，并且也是明确代中国文化立言的。那么，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徐先生究竟是如何走过的呢？其《思想的印迹——文化问题的哲学断想》一书大体上可以为人们展示徐圻在这方面的精神履历。
　　在该书的《自序》中，徐圻自我概述说：“近几年，我在阅读中、讨论中、闲聊中、聆听中、讲授中、旅行中、休息中，脑子里经常冒出来一些感悟、灵机、想法、思绪等等。我有意无意地用纸笔、手机或录音将它们粗略地记下来，有时间就梳理、深化、拓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段一段、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说，该书虽不是作者关于某一观点的专论，但却属于关于某一问题长期思考的结论;不过这种结论又不是以系统的理论论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专著，而是以“感悟”或“想法”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思考，这可能就是作者所谓思想“印迹”之指谓吧。而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则又涉及“文化自信”“文化感悟”“文化比較”“文化哲韵”“文化贵州”等方面，可以说是全然围绕文化问题所展开的“断想”。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作者以西方哲学的知识背景又是如何讨论中国文化的问题呢？因而，这就涉及该书从基本立场到核心观点的几个基本特征。
　　在该书中，我们首先能够看到作者一种融汇的视角，而这种视角又首先表现在其对中国近代史的深入反省中。比如作者指出：“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开始动摇，中国人固有的文化自信迅速瓦解。于是，文化的‘认同’问题，文化的‘抗争’问题，文化的‘突围’问题，显得越来越急迫，也越来越痛苦。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国家、社会的进步在器物层面大步流星，而观念层面的进步及文化的复兴却步履蹒跚。”当作者这样反省中国的近代史时，就非常明确地凸显出文化复兴的重大意义;而民族的振兴、文化的定位，也就首先集中在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标识的中国传统文化上，所以作者又说：“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与道德资源，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鲜活而强大的现实资源。”不过，这种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一方面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取、整合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那些在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确合理、行之有效的文化理念。”这样看来，如果说作者通过总结近代民族振兴的历史经验从而集中于文化振兴事业，那么这种文化振兴的方向则是建立在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上的。自然，这不仅体现着作者对西方哲学的钻研，同时也凝聚着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其次，既然作者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那么如何贯彻这一精神、推行这一举措，则又充分表现着作者贯通古今的智慧。不过这种贯通，并不是知识性的贯通，而主要是精神性、智慧性的贯通。比如作者一开篇便明确断言：“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成长。”对于这样的断言，我们自然无法否认其正确性，因为这样的断言实际上是包含着对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经验之历史性总结的。那么，对于存在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化来说，其文化究竟应当如何自我定位呢？作者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最稳定、最深刻、最恒久的精神价值，构成了人们得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方式来生存、发展、传承、繁衍的文化基因。”这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以及建立在此生存智慧基础上的人伦文明，就是我们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这就如同一个人，当他能够对别人的言行举止宽容厚待，当他并不认为应该时时处处都把自己与他人加以区别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自信、有定力的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很明显，看到这一陈述，我们也完全可以得出但丁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说明，作者的文化自信不仅建立在五千年文明史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其自我的日常生活中。
　　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又论及对传统文化的几种不同态度。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作者明确断言：“以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注定是不能成功的，”这自然包含着对那个特殊年代及其沉重教训之历史总结的意味。接着，作者又从几个方面分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诸如“与时俱进是先进文化的根本风格”“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以及“人文精神与人类关怀”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指向等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虽然作者处处申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但始终不脱离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自然，这也包含着作者对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及其历史进步的总结意味。比如作者明确指出：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这是一种不可回避，也不应当回避的客观现实。愤世嫉俗没有用处，精神自慰也解决不了问题，变相的“中体西用”也不是办法，闭关锁国更是死路一条。唯一可能的是直面西方文化，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交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与外来文化中的积极要素有机结合，形成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的新形态。
　　很明显，这既是一种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向，同时也是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 　　作者之所以将“直面西方文化，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交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方向，关键在于作者始终坚持着一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精神。正是这种主体性精神，才使其能够直面西方文化，并将“坚持对外开放和交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也正是这种主体性精神，才使作者始终能够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所以，这构成该书的后三个部分，即从“文化哲韵”“文化稗史”到“文化贵州”，都是明确就现实人生立论或指向现实人生与现实生活的。实际上，即从该书第一部分中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包括“底线思维”以及“心学与心态”，其实都是从现实人生角度立论的;而在“文化感悟”部分对“雅”与“俗”的再三衡论，更是直接关涉现实生活的。而在“文化比较”部分，无论是对“佛教东进”的历史勾陈还是对“西风东渐”的当下咀嚼，也都关涉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问题。不过，如果说前三个部分是立足于哲学认知的立场对现实生活的分析，那么到了后三个部分，则是从对现实生活的咀嚼出发，认真品味其中的哲学韵味，所以不仅有“破除思维定势”“语言能够制约思想”以及“怎样判断对与错”之类的思考，而且还有“追求生命的超越价值”“善待我们的生命”以及“生命无类、众生平等”之类的思考。这说明，作者不仅要将哲学融进现实的人生，而且还要从现实的人生中发掘哲学的蕴含与意义。
　　所以，在该书的第五编——“文化稗史”中，作者就从自己的哲学视角出发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一种新的解读，其中包括“生育改变历史”“偏好改变历史”“婚姻改变历史”“礼仪改变历史”“疾病改变历史”以及“气候”“植物”等因素“改变历史”，实际上，所有这些“改变历史”，都是指某种因素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在这方面，作者力图突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与命定论说教，从而突出人作为社会主体之自我抉择的力量，当然也凸显了作者推进历史、推进改革开放的人文情怀。而这种情怀，又与儒家“人能弘道”的精神是根本一致的。
　　在全书的最后一编——“文化贵州”中，作者充分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桑梓情怀。虽然作者祖籍山东，但贵州、贵阳却是作者的生养之地，所以，当全书归结于“文化贵州”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桑梓情怀，而且可以看到其职责所在以及作为其文化“断想”的实践指向。因为作者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精神的贵州表现，而且还希望将其落实到作为阳明心学之核心命题的“知行合一之教”中;而“知行合一”的真正产地，恰恰就是王阳明当年的贬谪地——贵州修文。这样一来，从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天人合一”追求到体现其精神落实的“知行合一之教”，也就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天人合一”精神的实践落实与实践推进指向。这一点，既是作者文化“断想”的理论归宗，同時也代表着贵州地方文化建设的一种实践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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