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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生在民国九年冬季（1920年农历11月7日夜）的海原大地震已经过去94年了，但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却被后人永远的保存了下来，本文以海原大地震遗留下来的震柳为引子，引出有关大地震的民间记忆，并根据搜集到的民间歌谣、口述史、文史资料抽象出共同记忆下的民族认同感的构建。一次民族性的灾难可以激发每个民族个体的民族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向心力。灾难过后，每个个体都是在享受这个团结、有温情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这个民族集体的归属感，也加深了对这个民族的认识。而这种民族认识对于民族认同感的维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震柳;民谣;共同记忆;民族认同感
在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哨马营庄的村头伫立着一棵参天的柳树，[1]他静静地生长着，巨大的树枝任意伸展。整个树干被劈成了两半，漏出一副狰狞的面孔，这种面孔让人觉得即害怕又惊奇，就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般，但又不失很强的吸引力，让你迫不及待的想要追寻发生在它身上神奇的故事。回顾这颗大树，谁都不曾记得他的年龄，但他却凝聚着海原大地震那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也见证了海原人民欢乐和痛苦、共同患难、相互帮助、回汉团结、重建家园的生活历程。王明珂说曾说过，“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只因一场灾难中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为了活着，为了生存，所以，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不曾意识到共患难留给他们的“财富”，但在后人眼中，“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当中，他却是维系一个地方人民情感的重要凝聚力。而他对这一地区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也通过民间童谣、文学传奇、共同记忆等体现出来。
一、童谣的预言
民国九年春夏间（1920年），大人小孩都唱“摇摇摆”儿歌，曲调多样，当年非常流行。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唱的：
摇一摇，摆一摆，天上的神仙下凡来。
不言不语不吃饭，见了凡人跪下拜。
吓坏了凡人跑得快，你看古怪不古怪。
摇摇（儿）摇，摆摆（儿）摆，地下的屁蜂蚂（蚂蚁）出洞来。
又有一位白胡子讨吃（乞丐）老汉，腰插打狗棒，一只烂手里拿着个新桃子，一只好手里拿着个烂桃子，领着个小白狗娃儿，到处喊卖桃要饭。于是便出现了一首流行的儿歌“卖桃歌”：
狗娃儿老汉满乡转，挨门串户去讨饭。
嘴喊卖桃没背桃，惹得娃娃嗖狗咬。
好手里桃儿稀巴烂，烂手里好桃嘟噜噜转。
人问他手咋得烂，他说手（守）烂桃（逃）不烂。
老人们都说“小儿谣言天说话，若能早解开，就可避免许多灾难”。按照这种说法，白胡子老汉是在用“手”和“桃”暗示人们：守在家里必死无疑，逃到外面还可以活命。
具有预言作用的童谣，其产生是有一定原因的，吕肖奐在《中国古代民谣研究》一书中将之总结为两个原因。其一，用谶纬神学理论解释这种现象就是，上天通过灾祸星精“惑”儿童的方式向世人发出警告。或者灾祸星精亲自下凡化身儿童传达上天的旨谕。如《隋书·天文志》，“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灾祸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吉凶之应，随其象告。”[2]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童谣天人感应观。其二，认为是儿童的嬉戏之言，是无意识的创造。儿童是单纯的，是无忧无虑的，这符合儿童心理行为学。[3]如，“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鍳戒，以爲将来之驗，有益於世教。”[4]
对于深信谶纬之说的人而言，这些流传于大地震前预言式的童谣是上天对人们的暗示，只不过当局者迷没能被领悟。当大地震真的来临并毁灭了他们的家园后，对于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之灾的人们而言无疑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尸骨遍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如同噩梦一般给人们留下了令人心悸的映象，使人们在记忆中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件事神秘化，也就极为自然的将大地震与种种童谣联系在一起。
然而，对日常生活的异样感受才是他们情绪紊乱的根本原因。从资料的记载来看，那些预言式的童谣似乎也不全是后人的附会。从有记载的1920年海原大地震资料来看，震前灾象较明显。“动物，鸡犬不宁，或无故乱啼，或凄惨吠叫，群狼长嚎;地下水，井中水位或升或降，水量或枯或溢;地光，山中闪闪发光，时有红光或白光出现，西北天空火球滚动;地声，夜间有闻山谷空响或撕布之声，临震前地下有‘咯噔噔’或炸雷般巨响;气象，持续大旱，爆发性增强，或骤然降雪降雨，土雾弥漫，日月昏暗;星象，陨石如雨降落;其他，黄土崖边无端掉土”。[5]
二、地震来了
民国九年冬季（1920年农历11月7日夜），中国宁夏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县一带发生8.5级特大地震，震中位于海原县县城以西哨马营和大沟门之间，是中国有地震记载中最高烈度地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海原为甘肃全省受灾最烈之区[6]，哨马营的这颗柳树就是在这场地震中被劈成两半的，后来人们把他称为“震柳”。除了这颗柳树外，据《海原县志记载》全县73604的人民死于震灾，占全县人口的59%。摇毁房屋26912间、土窑26698孔，牲畜死41689头，伤2854头。[7]
由于地震发生在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的六盘山山区，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北洋军阀对巨大的地震灾难无力救助，又逢冬令，天寒地冻，灾民又继续死于冻伤、饥饿、瘟疫之中。据当时《陕甘地震记略》一文报道，大震后灾区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闻;苦人多依火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强比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这就是当时海原大地震灾区惨况的真实写照。
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历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动之方向，似自西北而来，往东南方去，有声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处甚多，尤甚者为南乡。杨明后堡崖窑上，东乡王浩堡何家沟二处，山崩壅塞河流，积水深数十丈，长五六里，宽十余丈，水倒流。突见大风，土山崩溃。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县知事钟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罗某均因衙署受震倾倒同时被难。城中房屋几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8] 三、灾后重建
幸存者们没有住所，牲畜没有棚圈，冷冻寒天不说，余震还延续一月有余，在没有官方和任何外力支援下，他们全靠自救生存了下来。在扒土救人、刨挖食物、搜寻衣被、撕草洞搭窝棚、照顾伤病人、抬埋亡人等抢救行动中，就近几户、几十户甚至全村人不分你我、不论亲疏、不管回汉，大家联合起来抗震救灾。
震灾虽然使民众失去了亲人，但却滋生了团结有爱的亲情，爷爷常念叨的两句话，足以证明这点：“回回汉人不分你我，千家万户都是亲人。”常听爷爷讲的还有很多关于回汉民族在这场灾难中互帮互助的故事：
“地震摇完，西安撒都么咧，平咧，就赶紧开始救人，先开始扒土救被埋压的亲人，大概持续了有半个多月呢。耐会儿官方也么有听着任何信信，也么见着任何人来，都是大家一搭（一起）呢弄着尼。先把个人家里的亲人挖着救出来，手扒着找呢，清出热炕，把打死的抬走，伤的还是放着炕上，再给盖上些扒出的衣服，再抱些草盖住，然后就开始再扒另一个屋。处理好自家的然后是庄里的其他家，挨家挨户的扒，再么有管哪家是回还是汉，见着人家家就进起开始扒着救人，西安死的人太多了，加上么有医生、粮食，哎，最后寺庙的坊会会长、乡老们还有就是回民清真寺上的阿訇都站出来了，弄着一起给埋人呢，让攒劲一点儿的（年青有力气的）老弱轻伤者抬埋死人，有人的抬自己家的亡人，几个人同穴的埋了，绝户就直接抬到东门外泰山庙寄古寺旁的乱人坟里，一坑数十人的埋。（后来，据我说知这块四五十亩的乱人坟，直到解放时平田整地时，才变成良田了。当年在外地经商死亡者的亲戚每年都有人来此烧纸钱祭祀）。”
在这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伤病无医、性命由天，还余震不息，每天都有人死去的情况下。活着的人抱成团，衣食住行在一起，大小困难也都共同应对，不离不弃，硬是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了下来，这就是“震柳精神”。它包含着海原人民的坚韧不拔、 历经磨难、临危不惧、重建家园、回汉团结、忍辱负重、自力更生、埋头苦干！这场大地震后还产生了一些特殊地方文化，地方习俗如每年农历的十一月初七，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会给在海原大地震中去世的先人上坟，以表纪念;这一天人们还会炒豆子，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靠着吃原粮才得以幸存的;此外还有门后放铁锹的习惯，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灾难来临时，有自救的工具。
四、民族认同感的建构
在做民族认同感建立过程的分析之前，先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民族认同感也被称为民族认同意识，费孝通认为民族认同感就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9]。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10]。
以情感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有学者说“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维系关系，关系的存在不为别的工具性利益，而是为了关系本身”[11]。情感上的依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正如这场地震中的人们不分你我、无论亲疏、亦不管回汉，互相扶持，在废墟中救死扶伤、刨挖食物、搜寻衣被、撕草洞搭窝棚、照顾伤病人、抬埋亡人，寻找生存的希望。可能当时的人仅仅为了活下去并没考虑太多，可是这却在无形之中人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就是感情所在，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生活中基于已有的感情，而去信任对方，愿意与对方合作共事，交流学习，加深彼此间的感情，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
以德高望重之人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德高望重之人对集体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小团体在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中逐形成。德高望重之人也成为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的重要连接点。因为没有官方的任何救援，所以当地寺庙的坊会会长、清真寺的阿訇带头组织群众救援。他们不分昼夜的抬埋亡人，替他们超度，也使活着的亲人能寻求一丝心灵的慰藉。这些举动都让人们有所触动，并且更加相信即使没有外界的援助，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也能够重建家园。以这些人为中心凝聚力，加深了民族认同感。
以共同记忆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即使这场灾难已经过去94年了，但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却被后人永远的保存了下来，今天人们还在诉说这段历史，因为他凝结了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想到曾今他们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了，不论回族还是汉族都会觉得这份民族感情，弥足珍贵。莫瑞斯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12]对于一个民族性的记忆亦然，当他们共同经历过一场灾难后，这种灾难后的历史记忆便成为一种情感依托，就像王明珂所说的那样“就如个人在同胞亲情中寻求慰藉一样，在经历巨大社会变迁的挫折与彷徨无依时，个人也常在族群感情中找到慰藉。”[13]一次民族性的灾难可以激发每个民族个体的那种民族归属感，这样的效果是平时怎么宣传和号召都达不到的。这种归属感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向心力。每次灾难过后，每个民族个体都是在享受这个团结的有温情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这个民族集体的归属感，也加深了对这个民族的认识。而这种民族认识对于民族认同感的维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注释：
[1]哨马营，位于宁夏中卫市海原县西安镇西北10公里的天都山北麓，村中居住六七户人家。庄前沟里有几眼小泉水，下流乱石沟道中生长着好几颗古柳，传说这些树是当年杨六郎出地洞歇脚时的拴马桩，后来长成树了。其中有一颗正好生长在1920年海原大地震左旋断裂带中间，所以就被撕成两半，但经过“五马分尸”的酷刑后，近百年了，它仍顽强的活着，林业专家们从裂缝的年轮推算，大约有500年的历史了。五百年中，他见证了海原的沧桑巨变、兴衰更替和历史烟云。（参见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原县志》[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07页.）
[2]（唐）魏征：《隋书·天文志》卷二十，中华书局，1973年。
[3]吕肖奐：《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第81—82页。 [4]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5]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原县志》，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6]民国三年（1914年）属甘肃省平凉专区。1949年8月11日，海原解放，属甘肃定西地区，1950年6月复归甘肃平凉专区。1953年12月改属甘肃西海固回族自治州，1958年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2003年12月31日，划入宁夏中卫市。（参见《海原县志·历史沿革》。）
[7]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原县志》，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8]谢家荣：《谢家荣文集 第一卷 地质学（一）》，地质出版社，2007年1月。第48--49页。
[9]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73页。
[10]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文化适应与心理疏离感》，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2年。
[11]罗家德：《云村重建纪事——一次社区自组织实验的田野记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14年，第214页。
[12]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页。
[13]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页。
参考文献：
[1]谢家荣.谢家荣文集---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
[2]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海原县委.海原大地震1920[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0.
[3]宁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夏文史资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4]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宁夏地震目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5]李国栋.民国时期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C].民族出版社，1988.
[7]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
[8]吕肖奐.中国古代民谣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9] 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关键词】：震柳;民谣;共同记忆;民族认同感
在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哨马营庄的村头伫立着一棵参天的柳树，[1]他静静地生长着，巨大的树枝任意伸展。整个树干被劈成了两半，漏出一副狰狞的面孔，这种面孔让人觉得即害怕又惊奇，就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般，但又不失很强的吸引力，让你迫不及待的想要追寻发生在它身上神奇的故事。回顾这颗大树，谁都不曾记得他的年龄，但他却凝聚着海原大地震那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也见证了海原人民欢乐和痛苦、共同患难、相互帮助、回汉团结、重建家园的生活历程。王明珂说曾说过，“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只因一场灾难中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为了活着，为了生存，所以，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不曾意识到共患难留给他们的“财富”，但在后人眼中，“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当中，他却是维系一个地方人民情感的重要凝聚力。而他对这一地区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也通过民间童谣、文学传奇、共同记忆等体现出来。
一、童谣的预言
民国九年春夏间（1920年），大人小孩都唱“摇摇摆”儿歌，曲调多样，当年非常流行。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唱的：
摇一摇，摆一摆，天上的神仙下凡来。
不言不语不吃饭，见了凡人跪下拜。
吓坏了凡人跑得快，你看古怪不古怪。
摇摇（儿）摇，摆摆（儿）摆，地下的屁蜂蚂（蚂蚁）出洞来。
又有一位白胡子讨吃（乞丐）老汉，腰插打狗棒，一只烂手里拿着个新桃子，一只好手里拿着个烂桃子，领着个小白狗娃儿，到处喊卖桃要饭。于是便出现了一首流行的儿歌“卖桃歌”：
狗娃儿老汉满乡转，挨门串户去讨饭。
嘴喊卖桃没背桃，惹得娃娃嗖狗咬。
好手里桃儿稀巴烂，烂手里好桃嘟噜噜转。
人问他手咋得烂，他说手（守）烂桃（逃）不烂。
老人们都说“小儿谣言天说话，若能早解开，就可避免许多灾难”。按照这种说法，白胡子老汉是在用“手”和“桃”暗示人们：守在家里必死无疑，逃到外面还可以活命。
具有预言作用的童谣，其产生是有一定原因的，吕肖奐在《中国古代民谣研究》一书中将之总结为两个原因。其一，用谶纬神学理论解释这种现象就是，上天通过灾祸星精“惑”儿童的方式向世人发出警告。或者灾祸星精亲自下凡化身儿童传达上天的旨谕。如《隋书·天文志》，“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灾祸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吉凶之应，随其象告。”[2]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童谣天人感应观。其二，认为是儿童的嬉戏之言，是无意识的创造。儿童是单纯的，是无忧无虑的，这符合儿童心理行为学。[3]如，“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鍳戒，以爲将来之驗，有益於世教。”[4]
对于深信谶纬之说的人而言，这些流传于大地震前预言式的童谣是上天对人们的暗示，只不过当局者迷没能被领悟。当大地震真的来临并毁灭了他们的家园后，对于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之灾的人们而言无疑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尸骨遍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如同噩梦一般给人们留下了令人心悸的映象，使人们在记忆中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件事神秘化，也就极为自然的将大地震与种种童谣联系在一起。
然而，对日常生活的异样感受才是他们情绪紊乱的根本原因。从资料的记载来看，那些预言式的童谣似乎也不全是后人的附会。从有记载的1920年海原大地震资料来看，震前灾象较明显。“动物，鸡犬不宁，或无故乱啼，或凄惨吠叫，群狼长嚎;地下水，井中水位或升或降，水量或枯或溢;地光，山中闪闪发光，时有红光或白光出现，西北天空火球滚动;地声，夜间有闻山谷空响或撕布之声，临震前地下有‘咯噔噔’或炸雷般巨响;气象，持续大旱，爆发性增强，或骤然降雪降雨，土雾弥漫，日月昏暗;星象，陨石如雨降落;其他，黄土崖边无端掉土”。[5]
二、地震来了
民国九年冬季（1920年农历11月7日夜），中国宁夏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县一带发生8.5级特大地震，震中位于海原县县城以西哨马营和大沟门之间，是中国有地震记载中最高烈度地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海原为甘肃全省受灾最烈之区[6]，哨马营的这颗柳树就是在这场地震中被劈成两半的，后来人们把他称为“震柳”。除了这颗柳树外，据《海原县志记载》全县73604的人民死于震灾，占全县人口的59%。摇毁房屋26912间、土窑26698孔，牲畜死41689头，伤2854头。[7]
由于地震发生在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的六盘山山区，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北洋军阀对巨大的地震灾难无力救助，又逢冬令，天寒地冻，灾民又继续死于冻伤、饥饿、瘟疫之中。据当时《陕甘地震记略》一文报道，大震后灾区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闻;苦人多依火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强比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这就是当时海原大地震灾区惨况的真实写照。
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历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动之方向，似自西北而来，往东南方去，有声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处甚多，尤甚者为南乡。杨明后堡崖窑上，东乡王浩堡何家沟二处，山崩壅塞河流，积水深数十丈，长五六里，宽十余丈，水倒流。突见大风，土山崩溃。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县知事钟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罗某均因衙署受震倾倒同时被难。城中房屋几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8] 三、灾后重建
幸存者们没有住所，牲畜没有棚圈，冷冻寒天不说，余震还延续一月有余，在没有官方和任何外力支援下，他们全靠自救生存了下来。在扒土救人、刨挖食物、搜寻衣被、撕草洞搭窝棚、照顾伤病人、抬埋亡人等抢救行动中，就近几户、几十户甚至全村人不分你我、不论亲疏、不管回汉，大家联合起来抗震救灾。
震灾虽然使民众失去了亲人，但却滋生了团结有爱的亲情，爷爷常念叨的两句话，足以证明这点：“回回汉人不分你我，千家万户都是亲人。”常听爷爷讲的还有很多关于回汉民族在这场灾难中互帮互助的故事：
“地震摇完，西安撒都么咧，平咧，就赶紧开始救人，先开始扒土救被埋压的亲人，大概持续了有半个多月呢。耐会儿官方也么有听着任何信信，也么见着任何人来，都是大家一搭（一起）呢弄着尼。先把个人家里的亲人挖着救出来，手扒着找呢，清出热炕，把打死的抬走，伤的还是放着炕上，再给盖上些扒出的衣服，再抱些草盖住，然后就开始再扒另一个屋。处理好自家的然后是庄里的其他家，挨家挨户的扒，再么有管哪家是回还是汉，见着人家家就进起开始扒着救人，西安死的人太多了，加上么有医生、粮食，哎，最后寺庙的坊会会长、乡老们还有就是回民清真寺上的阿訇都站出来了，弄着一起给埋人呢，让攒劲一点儿的（年青有力气的）老弱轻伤者抬埋死人，有人的抬自己家的亡人，几个人同穴的埋了，绝户就直接抬到东门外泰山庙寄古寺旁的乱人坟里，一坑数十人的埋。（后来，据我说知这块四五十亩的乱人坟，直到解放时平田整地时，才变成良田了。当年在外地经商死亡者的亲戚每年都有人来此烧纸钱祭祀）。”
在这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伤病无医、性命由天，还余震不息，每天都有人死去的情况下。活着的人抱成团，衣食住行在一起，大小困难也都共同应对，不离不弃，硬是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了下来，这就是“震柳精神”。它包含着海原人民的坚韧不拔、 历经磨难、临危不惧、重建家园、回汉团结、忍辱负重、自力更生、埋头苦干！这场大地震后还产生了一些特殊地方文化，地方习俗如每年农历的十一月初七，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会给在海原大地震中去世的先人上坟，以表纪念;这一天人们还会炒豆子，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靠着吃原粮才得以幸存的;此外还有门后放铁锹的习惯，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灾难来临时，有自救的工具。
四、民族认同感的建构
在做民族认同感建立过程的分析之前，先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民族认同感也被称为民族认同意识，费孝通认为民族认同感就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9]。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10]。
以情感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有学者说“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维系关系，关系的存在不为别的工具性利益，而是为了关系本身”[11]。情感上的依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正如这场地震中的人们不分你我、无论亲疏、亦不管回汉，互相扶持，在废墟中救死扶伤、刨挖食物、搜寻衣被、撕草洞搭窝棚、照顾伤病人、抬埋亡人，寻找生存的希望。可能当时的人仅仅为了活下去并没考虑太多，可是这却在无形之中人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就是感情所在，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生活中基于已有的感情，而去信任对方，愿意与对方合作共事，交流学习，加深彼此间的感情，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
以德高望重之人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德高望重之人对集体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小团体在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中逐形成。德高望重之人也成为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的重要连接点。因为没有官方的任何救援，所以当地寺庙的坊会会长、清真寺的阿訇带头组织群众救援。他们不分昼夜的抬埋亡人，替他们超度，也使活着的亲人能寻求一丝心灵的慰藉。这些举动都让人们有所触动，并且更加相信即使没有外界的援助，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也能够重建家园。以这些人为中心凝聚力，加深了民族认同感。
以共同记忆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即使这场灾难已经过去94年了，但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却被后人永远的保存了下来，今天人们还在诉说这段历史，因为他凝结了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想到曾今他们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了，不论回族还是汉族都会觉得这份民族感情，弥足珍贵。莫瑞斯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12]对于一个民族性的记忆亦然，当他们共同经历过一场灾难后，这种灾难后的历史记忆便成为一种情感依托，就像王明珂所说的那样“就如个人在同胞亲情中寻求慰藉一样，在经历巨大社会变迁的挫折与彷徨无依时，个人也常在族群感情中找到慰藉。”[13]一次民族性的灾难可以激发每个民族个体的那种民族归属感，这样的效果是平时怎么宣传和号召都达不到的。这种归属感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向心力。每次灾难过后，每个民族个体都是在享受这个团结的有温情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这个民族集体的归属感，也加深了对这个民族的认识。而这种民族认识对于民族认同感的维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注释：
[1]哨马营，位于宁夏中卫市海原县西安镇西北10公里的天都山北麓，村中居住六七户人家。庄前沟里有几眼小泉水，下流乱石沟道中生长着好几颗古柳，传说这些树是当年杨六郎出地洞歇脚时的拴马桩，后来长成树了。其中有一颗正好生长在1920年海原大地震左旋断裂带中间，所以就被撕成两半，但经过“五马分尸”的酷刑后，近百年了，它仍顽强的活着，林业专家们从裂缝的年轮推算，大约有500年的历史了。五百年中，他见证了海原的沧桑巨变、兴衰更替和历史烟云。（参见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原县志》[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07页.）
[2]（唐）魏征：《隋书·天文志》卷二十，中华书局，1973年。
[3]吕肖奐：《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第81—82页。 [4]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5]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原县志》，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6]民国三年（1914年）属甘肃省平凉专区。1949年8月11日，海原解放，属甘肃定西地区，1950年6月复归甘肃平凉专区。1953年12月改属甘肃西海固回族自治州，1958年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2003年12月31日，划入宁夏中卫市。（参见《海原县志·历史沿革》。）
[7]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原县志》，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8]谢家荣：《谢家荣文集 第一卷 地质学（一）》，地质出版社，2007年1月。第48--49页。
[9]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73页。
[10]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文化适应与心理疏离感》，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2年。
[11]罗家德：《云村重建纪事——一次社区自组织实验的田野记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14年，第214页。
[12]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页。
[13]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页。
参考文献：
[1]谢家荣.谢家荣文集---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
[2]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海原县委.海原大地震1920[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0.
[3]宁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夏文史资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4]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宁夏地震目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5]李国栋.民国时期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C].民族出版社，1988.
[7]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
[8]吕肖奐.中国古代民谣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9] 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