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对于自1901年以来就实行新政改革，兴办新学的晚清帝国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十年改革期间，帝国各地政府兴办新学五万余所，招收新生逾一百六十多万人。清华学堂区区二三十名教师、三四百名学生，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但就是这么一所不起眼的新学堂，竟然和之后中国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革新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可不谓是一个传奇。
　　清华学堂诞生之初，就显现出不同于普通新学的气象：她的教师延揽自欧美，她的经费由返还庚款保障，她的学制全部仿照美国，更为特殊的是，她的学生全部输送至美国大学留学……可以说，清华自诞生起，不惟与维新的大环境相连，更是与维新追寻的那个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如果说，“求新”“向外”是清华显露于人的表象的话，那么清华真正的特殊内核则在于其与众不同的教育宗旨。早在1911年4月制定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就规定，清华学堂的教育宗旨为“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其教育方针为“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在整个帝国教育目的还停留在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之人”时，清华一诞生就超越了其时代束缚，早早抵达了教育的真谛。
　　正是在这样的宗旨引导之下，清华由学堂而成学校，由学校而成大学，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宗旨的指引之下，一批一批的毕业生自清华而出，担当起引领风潮，革新中国的重任。
　　1931年，清华早期毕业生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了清华的理念：“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
　　而对于清华要造就怎样的人才，梅贻琦胸有成竹。那就是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学以致用的人才。达臻这一目标的路径也很明确，那就是通识教育。让学生们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然后选择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专业。正如梅贻琦所说的，“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鼓励学生们保持一颗自由而不封闭的心灵，同时，严谨的学风又保证了学生不至于松懈散漫。
　　接近世界水准，年轻的大学，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领域的大家。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梁思成、闻一多、罗隆基……这样的毕业生阵容，可谓灿若星河，在中国的学校中几乎无出其右。在1949年之后，清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集团之一。
　　1931年梅贻琦曾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他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
　　如今，清华百岁华诞，我们当藉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纪念铭文，表达此种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