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能仅仅把疾病当作隐喻。但疾病往往恰能担当一个时代世风与人性的象征意义。例如肺结核作为“诗人的疾病”曾经风靡整个十九世纪：现实的例子有济慈，幻象的例子有拜伦。在中国无独有偶的，该是动辄就咳喘作一团的大观园中的女诗人林黛玉。爱哭本身就是肺不好的表现，或说肺不好才爱哭呢，二者互为表里。
　　明末清初的江西名医喻嘉言，在其名著《寓意草》中，专意写到《论士大夫喜服种子壮阳热药之误》这一晚明怪现状，慨然论及世风与疾病之间根本毋庸置疑的联系：
　　盖今者雍熙之象，变为繁促。世运已从火化，复以躁急之药济之，几何不丧亡接踵乎！此道惟岐黄言之甚悉，但仕宦家不肯细心究讨耳。其云：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两者不和，如春无秋，如冬无夏，是故因而同之，是谓圣度。
　　“世运已从火化”一句，语源中医学“五运六气”理论，讲究的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十天干化运、十二地支化气等具体规律的应用。天道地气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人生天地中，人即受制于天地，又影响着天地，例如这助纣为虐的“种子热药”流行于世，对晚明政局能说没有影响？！
　　喻嘉言这则医案中明白记载了“娄东天如先生”亦好此道。若无意外，斯人当即当时与后世均大名卓著的复社首领张溥张天如。按此医案，则张氏后来以伤风小恙竟至于不起，根本原因也在素日喜欢服用“种子热药”，导致劫夺其阴、热极生风、酿成大患。
　　晚明朝野上下的乱局不必多言。秦淮佳丽与青楼随想至今都是国人耿耿于怀的“浪漫”。活生生见到此等纪录在案的士大夫胡来的“病例”，老实话，很刺激。设若举国上下士大夫均好此道，声闻遐迩于后此汗青的“文人结社”，竟而由一群狂服壮阳药的非正常男人组建——明朝不亡，天理难容。
　　喻嘉言名昌，大约生于1585年，殁于1664年之后，甚或有人说他殁于1683年， 但无论如何他的离世都是清朝建基 （1644） 至少二十年后事，关于他的生死之谜甚至学问根基？医学理论，难免如同著名的遗民傅山傅青主，带上同样浓郁的“世风与人性的象征意义”，尤其明朝覆亡的伤痛记忆？
　　喻嘉言被称为“清初三大名医”之一（另外两位为吴谦、张璐），一如那个时代读书人应该有的科举出身，他中过小小的副榜贡生，却也曾以此身份“入都上书言事”——那个时代特有的文人燥烈，他同样也有过。阎若璩《潜剑记》“与戴唐器书”中将他与钱谦益、黄宗羲（“明末三大家”之一）、吕晚村（他则成为雍正年间“文字狱”的重要人物）、魏叔子（禧，著名江右遗民）等人相提并论，可见其生前名流声望之重。但他医术精湛应该并非浪得虚名，所谓“治疗多奇中，户外之履常满”（《靖安县志》）。又因为暮年深感“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他名下的传世之作至少还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累累如珠。
　　喻嘉言亦曾短暂出家为僧，但后来他又还俗，据说“自儒而禅，自禅而医”，不知是否与明清异代之际士大夫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之后纷纷“逃禅”有关系。有些传闻说他“本姓朱，明之宗室”（《牧斋遗事》），则未免就是“晚明想像”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添油加醋，当不得真。明朝覆亡之后喻嘉言经常侨居常熟，与两朝斯文领袖风月总舵钱谦益（牧斋）甚为相熟，他后来即卒于钱家，同样信好佛法的钱谦益“以坐化龛奉之”、以僧礼殓之。
　　喻嘉言身后没有子嗣，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缔姻，或者如同顾炎武那样，以“死不还乡”（喻是新建人）乃至拒绝生育的形式，以“家亡”来纪念他的“国破”。他有个姐姐嫁在靖安，于是遗骨后来被外甥迎回该地。因为医名大震，清代中叶逐渐流行表彰明遗民之后，江西的医士追认他是“明处士，隐于医”，又将其迁葬在南昌徐孺子墓侧。
　　值得注意的是，喻嘉言这部《寓意草》的首次出版恰在明亡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对于这样一位身份、学养、经历都显得极为特殊的名医，此举显得绝非无意之举。
　　“种子热药”在晚明的盛行，该是一时流风。《寓意草》中至少还以如下医案的形式又暗示了此中情形：“是病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必得之醉而使内也”（《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症》）、“犯房劳”（《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诲门人》）、“袁继明素有房劳内伤”（《论内伤转疟宜防虚脱并治验》）、“好色作劳，气不归元，腾空而上”（《面论李继江痰病奇症》）等等。这些人并非都是“士大夫”之属，例如最后这位李继江，乃是“白手致素封”、收租乡里为业，大概是位有钱的地主。
　　饶是喻嘉言本人，在在反省晚明医风“燥急”，然就《寓意草》本身呼天抢地并不那么迂徐从容的风格言之——这在后此吴鞠通或陈修园医案中，却不大容易看到。甚至清代中叶另一位名医徐大椿（灵胎，1693—1771）极擅杀伐斩断、能出奇兵的医门圣手，却仍有一种时过境迁而能置身事外的清冷。喻嘉言的热烈乃至激烈，带着时代印痕，他同样是晚明管弦“繁促”特有的文化产物。
　　在《先议病后用药》中，喻嘉言流露出孟子般的迫切，“吾其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故昌之议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坛指顾，后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饶硕画。医虽小道，何独不然？昌即不能变俗，实欲借此榜样，阐发病机，其能用不能用何计焉？
　　喻嘉言论学喜好方有执“错简”一派，即显出心学“疑古”的鲜明时代倾向。他也是自负的，例如在《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验并详诲门人》中，如此告诫弟子：
　　子辈既游吾门，日引光明胜义，洗濯肺肠，忽然灵悟顿开，便与饮上池无二。若但于言下索解，则不能尽传者多矣。
　　这是个性情中人，《直叙王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复安始末》，他文末留下金圣叹般的天真喜悦，“祖翁病剧，问昌何以不至，及病间，见昌进药，即鼓勇欣尝，抑何见知之深耶！而昌亦得借汤药以行菽水之事，快矣快矣”（《详论赵三公令室伤寒危症始末并传诲门人》）。讨伐庸医误人时又不禁形动于色，“天之所弃圣君贤女，抑何惨耶！余非乏才具者，而袖手旁观，不禁言之亲切，有如子规之啼血也已”。尤其《论治伤寒药中宜用人参之法以解世俗之惑》，文中他知人论世、论世以药到了不分彼我的程度： 　　汗、和药中兼用人参，从古至今，不曾伤人性命，安得视为砒鸩刀刃，固执不用耶！最可恨者，十百种药中，独归罪人参君主之药，世道人心，日趋于疾视长上，其酝酿皆始于此。昌安敢与乱同事，而不一亟辨之乎！
　　联想一下晚明时局，那位自苦自厉却也刚愎自用的在位君主，君臣关系、文武关系、朝野关系……这样的医案，或许真是晚明特有的医案——空前绝后的医案。
　　抑或晚明社会气质上的躁动，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吃错药”。

二

　　癌症是“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具体而骇人的数字很多可以列举，例如全球每年约八百万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分钟有六人被确诊癌症，每年新发病例约三百一十二万、死亡病例约二百七十万。
　　于是有人说，“癌症”在这个时代，该说是种常见病、慢性病了。说不清这语气里包含的是对医疗进步的信任、还是对恶疾缠身的自慰。
　　也许如下判断并非基于一种浪漫措辞：癌症在当下的爆发性出现，固然有环境污染等现代因素促成，以及基于人类整体寿命的延长使得“死于癌症”而非死于其他已经控制的可怕疾病例如曾经的霍乱、鼠疫成为可能。另外有个问题却更加不容忽视——是人类认知能力尤其微细胞学的发展，使得因此被界定的这种疾病被“生产”出来。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她一直都“在”，隐性的在、隐身的在，只是这个时代轮到她粉墨登场、肆虐挥洒。诚如C. E. Rosenberg所言，“疾病，从某些角度来讲，只有我们感知了它、命名了它，并对它做出了反应”——它才“存在”。这里说的，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
　　众多的癌症类型，也总有特定的类型在一个时代脱颖而出。前几时因为那位多事的好莱坞小角色——都说她是性感明星，可她显然除了绯闻没有贡献给银幕任何有份量的工作，朱莉为了预防乳腺癌，提前切除了她的双侧乳房并造了两个假货。
　　据说这条消息让很多女性大为紧张，也足以让乳腺癌成为当下众癌中的王后、一种流行的癌症、时髦的癌症。
　　任何疾病同时都是情志之病，中西传统医学都公认的病因基点当然正确。西方医学史上最著名的第一位载入史册的乳腺癌患者是三十六岁的波斯王后Atossa，那是公元前500年的患病，这位王后是居鲁士（Cyrus）的女儿、大流士（Darius）的妻子，她不仅选择让她手下的希腊奴隶Democedes为她完成了野蛮的乳房切除术，据说波西战争的发动亦跟此事密切相关，因为那位兼任外科医生的奴隶渴望藉此还乡。
　　此事见于希罗多德公元前440年左右撰写的《历史》一书。只是关于她的历史意义，或者说，是一种疾病乃至一只肿瘤对于历史的影响的解读，将有后人不断诠释乃至创造。
　　人类历史上见于文字的最早一例肿瘤——犹如无巧不成书的历史，这例肿瘤似乎仍然是乳腺癌，见于一张古埃及的莎草纸，被认为是公元前2625年埃及大医印和阗的教诲。令人难过的是，这位被古希腊人都要当成神医膜拜的伟人针对该病治疗所下的按语相对悲观：“没有治疗方法。”
　　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人类关于癌症历史的建构更多来自事后追认，例如考古病理学家为我们不断确认着早期纪元乃至两百万年前存在于人类朽骨遗骸上的癌症病灶。
　　针对疾病的认识是其救治的前提。《众病之王：癌症传》（Siddhartha Mukherjee，李虎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充分而专业地给出了一部西方医学视野下的癌症历史——癌症的命名史与治疗史。例如白血病作为“病”被认识，也许十九世界中叶才让人类感觉惊慌，那个被苏格兰医生John Bennett称为“血液化脓”的病例。作为命名的“白血病”（weisses Blut，leukemia） 1847年由德国人Rudolf Virchow给出，而其第一次使用氨基喋呤针对性化疗，则在一百年之后1947年由波士顿的法伯（Farber）开始执行，还是无巧不成书，法伯是位犹太人。而且如同历史经常示显的那样，法伯本人最终也会成为一位癌症患者。
　　还是喻嘉言的《寓意草》开门见山那篇“先议病后用药”：“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喻嘉言说，“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病因的认证决定了治疗的实施，这于中于西并无二致。然而在临床医学当中，识病与治病分离绝非喻嘉言时代特有的悲剧。如果说传统医学在此的狼狈经常基于个人的能力，现代医学类似的困境却缘于学科划分造成的对话艰难。
　　从对盖伦“黑色的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的断制的怀疑与背叛开始，西方医学踏上了现代化的漫漫征途——其实又很短暂。年轻的只不过是人类的认知能力，例如西方第一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要在1860年由Rudolf Virchow的学生给出——因为借助显微镜这项工具他才确认了她。作为曾经无名的病，她则完完全全应该是个“老祖母”。对病因的认知又给治疗提供了什么样的指导？
　　癌症的“治愈”仍然只依靠两个原理——去除和破坏病变组织（前者通过手术，后者通过射线），尚未证明有其他治疗手段。
　　即使在今天，即使额外加上已经大行其事的化疗，如上1937年5月《财富》（Fortune）杂志针对癌症（西医）治疗原则，基本依然适用于当下的临床，当然这是基于麻醉药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这两项西方医学史上的划时代发现于1846—1867年之间被陆续完成。西医治疗恶性肿瘤三种常规技术：外科手术、化学疗法、放射疗法，这是当下医疗知识中的常识。
　　然而化疗迄今却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即使“化学物质治疗疾病”作为一种基本理念的建立，也只是二十世纪初叶的事情。

三

　　在苏珊·桑塔格的名著《疾病的隐喻》中，她以强烈的语气将癌症册封为“典型的属于二十世纪的苦难”，犹如肺结核属于十九世纪。经过各路人马的总结，则癌症的时代气质至少当包括：癌细胞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者，一种如脱缰野马的超不稳定状态，癌症是充分的扩张主义者，手段残酷，精明狡诈，寸土必争——这种病是细胞生命趋向疯狂的完美、或趋向完美的疯狂——这种极端的细胞状态，似乎真正成了现代人欲望膨胀的最好模拟与嘲讽：癌症是人类失序的欲情。 　　人体生活与人类社会同样需要秩序、条理、限度、节制。毋宁说，癌症的流行出现、集中出现、爆发出现，正是对我们此世生活冰凉的提醒。
　　极端的细胞与极端的疾病，由此引发了极端的治疗，或者说，这两者本就是共性的不同开显。与“根治性（激进）外科手术”概念形同绑定的美国名医霍尔斯特德（Halsted）处理手术的方式，毋宁说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气质，他的个人情性则将这种气质生逢其时地张大其辞：近乎贪婪的英勇无畏的奥林匹克精神，追求生理极限的抵达，大胆果断，自负满满。同时他还是一位严格自律、躬身克己的瘾君子、吸毒者。这种可怕的英雄主义与浪漫精神在二十世纪初叶膨胀到极致之后，人类社会曾经遭受的灾难不言而喻。而对于一位掌控手术刀的英雄，例如霍尔斯特德擅场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治疗乳腺癌，往往就是以身体的摧毁为代价——这种奇怪（且后来被证明无效）的“洁癖”——希望用手术刀将癌症在人体内赶尽杀绝，似乎我们更容易从二十世纪初叶那些以人类某种理想为高标而合理滥行屠杀的政治事故中找到同道与知音，例如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清洗”，以及所有类似行为。显然这种时代气质绝非单纯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西医外科学“越是根除，效果越好”的基本思路。
　　极端的乐观与极端的绝望，其实本为一体的两面。
　　极端的手术缘于对疾病本身了解不够，极端的政治谵妄（但作为政治的谵妄必然是人类社会的灾难）缘于对人性本身了解不够，包括台上的人性与台下的人性。
　　改变来自人类对癌症认知的更新，认识癌症很可能意味着认识人类自身。
　　在徐大椿的《洄溪医案》中，一连出现了两则医案，表示医生自认无法做到药到病除，这位声名卓著的医生并不那么追求“效如桴鼓”式的立竿见影，而是选择了“保守疗法”：
　　凡病在经络筋骨，此为形体之病，能延岁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过用重剂，必至伤生。富贵之人闻此等说法，不但不信，且触其怒，于是谄谀之人，群进温补，无不死者，终无一人悔悟也。
　　经络之痰，无全愈之理，于寿命无伤，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随时增损。……所谓人实证实，养正驱邪，以调和之，自可永年。重药伤正，速之死耳。
　　从一位极擅驱邪甚至被视为“神于外科”的医家笔下看到如此通情达理的节制与平实，让人很是舒服，中国传统医学因此少了不少包打天下的沉重，所谓“天下无癌”云云——那些过于热络追求“中医无敌”的愿景，也许无非是一场不动刀锋的“扩大根植术”罢。
　　《神农本草经》“序录”，同样首先给出为医者的限度：
　　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此亦《素问》“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我们干脆直接就说如今抗癌战线上流传的“早诊断、早治疗”罢。徐大椿则试图将其概括为“养生者，医理不可不知也”——如果“养生”这个字眼已经被今时败坏殆尽，我们或许可以更换一些更为西方、现代、因而更显“科学”的语汇来表达：市政设施如何改善，更好的饮食起居、卫生设施、污水处理、空气质量……当然不是希波克拉底无能，那种他认为“最好不要治，因为这样病人活得更久”的“癌症”是癌症中的某类或某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设若癌症临床医学的某些基本理念不作迁动，例如只是盯着癌细胞计数，则病因与治疗的脱轨势必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