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交钱，惩治自己”
　　
　　公开信给北京市律协列出了“七宗错”。在程海（是签名发起人，也是第一联系人）看来，最要命的有三条：其一，对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公检法刁难、会见难、取证难等问题，没能很好地与有关部门坚持不懈地去交涉；其二，以敏感案件为由阻挠律师依法执业，对部分律师的年检设置障碍；其三，会费过高。
　　作为一个将一半时间花在公益诉讼上的律师，程海对前两条深有体会。2006年，他和其他几位北京律师赴山东某县执业，因事涉“敏感”，不仅会见不成，还反复遭到当地“不明身份者”攻击，相机与存储卡均被他们在当地公安局内抢去摔坏。程海遂向北京市司法局、市律协和全国律协紧急书面汇报请求帮助，“都没有任何回复……而《律师法》第46条规定，律协的首要职责就是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我知道你们也有为难的地方，但是起码你要去做，尽力去做。”程海打电话给市司法局和律协抗议。
　　去年夏天，北京律协突然将其下属的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解散，分别成立公益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和宪法学专业委员会，官方解释：“分拆”更利于专业化。而“被拆分”的律师们则强烈不满，程海等律师与会长李大进等多次对质，要求出示可以撤销的规则依据，李称“虽然内部没有可以撤销的文件，但律协可以成立（专业委员会），也就可以撤销”，程反问：“孩子可以生，你也可以送回去吗？”
　　今年上半年，程海所在的正海律师事务所年检迟迟无法通过，开始说是排队的人多，后被告知要写材料，写“律师既要讲法律，也要讲政治”，事务所和他都得写。
　　“迫于这种压力，勉强写了。”一个月后，即向司法局纪检委投诉律管处一位副处长“滥用权力，违法指导”。程海的经验是，“违法行为你不去投诉，他们就找你谈话，你越忍让，谈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多……我在政府做过，我不怕他们，你大义了才能凛然嘛！”
　　不过最终他还是离开了正海所，现在“处在过渡阶段”。倒也习惯了，“每年换一次事务所，可以认识更多律师嘛！”
　　以上三次“被侵害”的经历，让他决定牵头这次呼吁，他总结说：“律协不是律师自己的协会，是惩治律师的协会，我们交钱，惩治自己。”
　　
　　我们的实力就是法律
　　
　　程海无疑是懂得媒体语言，并善于借此“行销”自己观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益律师不懂得媒体语言或许是灾难性的：你的主张不为大众所知、所接受，如何能够形成合力呢？
　　不出意料，这次的公开信也抓住了民众的某些心理，譬如“北京律协成了富人俱乐部”，程海说，他个人并不赞同这个“比较激烈的看法”，但是“有的律师就提到了”，放进去可以增加传播效应。
　　文本略显粗糙，有至少一处的语法错误，这让公开信看起来更像是一次“炮轰”。程海坦承，呼吁降低会费确实能起到吸引眼球的作用，毕竟，年缴2500元对他来说没有问题，却占到刚入行年轻律师年净收入的10%以上。
　　对于律协种种弊端的形成，程海区分了“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北京律协的选举由少数律师和行政机关操控，不由全体律师选举产生、不用对其负责，“根本原因则是北京律师的绝大多数，漠视和不积极主张自己的选举权”。
　　他和北京的十几位律师花了两个月时间，开了好几次研讨会，会议运用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逐字逐句地形成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希望在修改后交全体律师投票，“超过1/2的律师通过当然生效。如果经全体北京律师投票通过了这部选举程序，我们就奠定了北京律协民主选举的制度基础。”一位参与者说。
　　全北京目前有16000名律师，“你找到8000人去通过你这个程序吗？”我问他。“慢慢来嘛，如果我们找不到，通不过，说明我们的律师不需要民主……”
　　郝劲松笑称，程海们应该算是“律师界的亡命之徒”，“什么都不怕，只遵从法律，其实这和韩国、泰国社会转型时期律师的作用是一致的。”
　　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维权律师张星水曾经有过“愤怒”时期，现在他更愿意自我定位为“保守的中道自由主义者”，“我个人是赞赏政府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所以也理解，大多数律师其实更关心有没有稳定的案源，有没有相对稳定的职业环境。”
　　具体到此次事件，他认为，在中国，法律人更多地还是被看作司法工具，所以律协直选的社会条件并不成熟，“律协有时候也是夹在体制内外的受气包。”
　　有人为程海们担心，你们这一下子就彻底和律协杠上了，以后还怎么和他们打交道，怎么沟通？他摇摇头：“你看那么多战争，交战双方都能谈判呢！关键是要有实力作为后盾，我们的实力就是法律。”又说，“当违法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减少违法的数量，这很有趣，我不焦虑。”
　　9月12日，北京律协在首都律师网上登载起草的律协章程，征求全体北京律师意见，并撤下了9月5日发布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