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河南“90后”小伙程帅帅给北京大学送匾——“北京人大学”（意指北大招录本地学生过多，成为“北京人的大学”），结果被警方带走。程帅帅称，2012年9月10日上午，他先是被北大保安扣留，之后警方又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名，将他在海淀派出所扣留了近8小时。其间，警方问他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在哪里住等，并去他在北京的住处查作了搜查。被放出后，海淀派出所委托了两个人把他遣送回了河南新蔡。
　　那段时间的北大可谓风波不断。正在准备与在微博上公开批评北大的海归学者邹恒甫对簿公堂，又来了一位“90后”批评者。而且，这位小伙子还给北京大学改了个名字——“北京人大学”。在众多网友看来，这位河南小伙程帅帅既非在北大门前上访的访民，也非无理取闹、无事生非者，他只不过用自己的方式，对当下北京大学的招生不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对北大而言，这既是意见，也是建议，应成为北大今后招生工作中改进的地方。
　　北大已成为“北京人大学”，这一说法绝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北大几乎年年都会以“生源质量优秀”为由，在北京地区大幅扩招，且扩招比例常在40%以上，北京人进入北大的机会远远大于外省市。而且拥有这种癖好的不仅是北大，还包括驻京其他一些知名大学。因此程帅帅对北大的批评无可指责，他如实地反映了当下高考与大学录取制度的不公现状。
　　但在如何对待这一批评者的问题上，北大的做法很值得商榷。宽容批评者，善待每一位青年，是每一所大学都应有的度量。有批评北大的声音，说明北大本身还存有问题。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是我国学术发展的“标杆”，所以，北京大学就要具有“老大哥”的气度和雅量——尊重批评者的意见，并谦虚地进行反思。北大对待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应该持虚心接受的诚恳的态度。
　　对批评者采取扣押、驱逐的方法，哪里还有“兼容并包”的遗风？
　　笔者查阅了北大、清华、复旦这三所著名高校每年的录取分数线后发现，外省市的考生要想考上这三所高校，不超过本省市一本分数线100分以上几乎没有可能。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1分就可以压倒几百上千人，高出100分又谈何容易！难怪社会上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声如此强烈了。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穷人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然而，公平的教育机会在目前的中国只能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形容。从这一角度来看，程帅帅送北大“北京人大学”的新校牌，折射出了当下教育、高考严重不公的窘境，这一行为艺术具有很强的现实讽喻意义。
　　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关键看如何处理。对于这位送北大“北京人大学”匾额的“90后”小伙而言，北大保安对他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一种打压；对于在上世纪初就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为办学和经营理念的北京大学而言，说明北京大学已经丢失了优良的历史传统。要知道，“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曾经是北京大学最迷人的校园哲学，也是北大历史上最吸引人的学术气质。当年北大在“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无论这个人的思想是激进还是保守，是左还是右，都可以在北大校园里存在。这是一种大气魄、大雅量，也是一种大进步。今天的北大对一位“90后”小伙如此排斥，甚至进行打压，对于批评者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容不得别人的“说三道四”，这样的北大，何谈改良，何谈进步？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具体方案。通知特别指出，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入集中的地区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抓紧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制定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这个通知，或许会让程帅帅们看到教育公平的曙光。有了这点“星星之火”，何时能成“燎原之势”，包括程帅帅在内的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
　　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往往被视为新生入学后极为重要的一课。去年在复旦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在解答了“大学是什么”之后，接着问学生：“你为什么要上大学？”他引用了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作答：“如果你是为了升官发财来到复旦学习的话，那么你在学校就会受到鄙视。”杨校长的话被转发到微博后，随即在网上引起了一场对大学教育价值、意义、目的的讨论。
　　在一般语境下，“升官发财”似乎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与“贪图富贵”近乎同义，为多数人所不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首先必须“诚意、正心、修身”，做一个道德君子，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现代大学教育讲求精神、气质、品格，升官发财太过世俗，也太过功利，与现代大学精神格格不入。复旦的老校长所说的“追求升官发财会受到鄙视”应该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诚意、正心、修身”之后所做的往往是“学而优则仕”，即通过做官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所以古代教育并不排斥“做官”。现代教育优于古代教育之处在于做官并非是读书人的唯一目标，职业选择、生活方式多元化，人们上大学的目的五花八门，但做官仍是目标之一。至于发财，孔子曾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符合道义的“爱财”亦是正当行为。再说，现代大学教育本身就承担着培养官员和企业家的重任，学生为升官发财而读书不应受到鄙视。
　　如果仅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上大学，当然应该被“鄙视”。大学应有其不苟同于世俗的气质，而浮躁的功利主义，则严重违背了大学作为“养成人格”的教育机构所应秉持的根本价值立场和使命。
　　北大教授钱理群最近感叹：“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很明显，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上大学者，正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不到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难道不应该被“鄙视”？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产生，与一些大学一味追逐现实利益的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大学本身的浮躁恰恰是大学生浮躁的重要成因。挥之不去的行政化、对高官富豪校友唯恐达不到极致的炫耀追捧等，莫不在展示“升官发财”的巨大现实收益。这些客观存在必然潜移默化地让大学生变得更浮躁，更远离相对枯燥的学术，远离曾经的理想追求。
　　复旦大学校长“为升官发财上大学就该被鄙视”的观点值得商榷。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为了国家而“升官”、为了大众而“发财”和为了小家而“升官”、为了自己而“发财”岂可同日而语？只要是取之有道的财，那么不管是谁，我们都应该用尊重的眼光去看待。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同理，如果一个人通过正当的渠道当官、升官，而且是一个清官、好官，那么，我们又有何理由去“鄙视”他？相反，我们的大学应该教育引导学生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经商、做官，帮助他们培养、树立正确的“商德”“官德”，比如在企业做大了以后，要做一个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向社会多奉献爱心；升官以后，要廉洁自律，爱民、亲民、为民。如此一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或许才更适应社会发展。
　　不应过分纠缠于该不该“为升官发财上大学”，因为兼容并包方能体现大学之“大”，一所好的大学应当能以宽容之心接纳各种思想和意见，也应该能培养出胜任不同社会岗位的人才。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时，曾大声疾呼“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在实践中，他不拘新思想、新潮流，也能容忍顽固派、旧势力，一番改造，使北大脱胎换骨，开我国高等学府之新风，并成为百年典范。如今，虽说已经一个世纪过去，但其言其行仍具引领性意义，值得时下高校的管理者借鉴。兼容并包，就应该能够包容那些以“升官发财”为选择的学生，对其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毕竟，个性、独特性和多样性，既是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教育追求的目标。
　　事实上，我们应当警惕的，恰恰是两种“不包容”的极端倾向——一种是全盘否定“为升官发财而上大学”，另一种则是把“升官发财”当做大学教育的唯一目的。（编辑 白 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