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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6日，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系列高端沙龙之“壁垒与对话：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在北京举行，一大批中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跨文明对话的语境下，探讨中国文化如何打破壁垒实现真正“走出去”。会上，来自多伦多大学的沈清松教授用“外推理论”阐释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独到见解，他指出，文化“走向陌生人的心灵包含三个层次：语言外推、实践外推和本体外推”。只有经过这三个层次循序渐进地外推，“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才能“适用于别人，适用于别人的脉络，适用于大众和社会”。①
将外推理论应用于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正是沈清松教授对建构实在论外推策略的一大发展。“外推”（strangification）策略这一概念，由建构实在论代表人物瓦尔纳（Fritz Wallner）最先提出，当时仅作为科际整合研究的一个认识论策略。后来，沈清松教授发展了这一概念，进而使其成为跨文化哲学的一个策略。根据沈清松教授的跨文化哲学思想，外推理论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传输与传衍有着很强的适用性。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承载着中医药思想精髓的中医药典籍就理所当然地充当起了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先行者。
一、中医药典籍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医药典籍相继被选入《大中华文库》，继而被翻译并传至大洋彼岸。然而，聚焦于传播效果的调查显示，这些凝聚着我国中医药翻译专家们心血和汗水的中医药典籍英译本在海外却遭遇“无人问津”的悲惨命运。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例，学者殷丽对其在海外传播的十几种英译本的海外接受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海外馆藏量居前两位的国内英译本分别是李照国译本（2005）和吴连胜、吴奇译本（1997），两译本的海外馆藏量分别为28册和27册，海外专家或学者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书评数量均为0篇，亚马逊网站普通读者的评论数分别为2条和0条。海外馆藏量居前两位的海外译本分别是文树德（Paul U. Unschuld）译本（2001）和伊尔扎·威斯（Ilza Veith）译本（多个版本），两译本的海外馆藏量分别为1726册和1044册，海外专家或学者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书评数量分别为7篇和10篇，亚马逊网站普通读者评论数分别为13条和10条。②
海外图书馆馆藏量、异域同行的书评及海外普通读者的评论是目前衡量图书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度。根据这三项指标，《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总体接受度不高，二是国内译本的接受度明显低于国外译本。这一结果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期待和努力是极不相称的。
二、外推理论下李照国译本在海外“传而不通”的症结
所谓“外推”意指一种走出自我封闭，走向多元他者的行动，从自己熟悉的圈子走向陌生的外人，从一种文化脉络走向另一种文化脉络。③在外推理论下，中医药典籍的对外传播即是一种文化外推，其过程包括三个层次的步骤：语言外推、实践外推和本体外推。语言外推致力于使中医药典籍通过翻译走向“他者”并被其理解与接受；实践外推致力于使中医药典籍所承载的文化进入他者文化脉络；本体外推致力于使中医药典籍所承载的文化融入他者社会。
李照国译本在海外出现了无人问津的局面，这说明海外读者对译本的不接受，其问题存在于语言外推层次。根据外推理论，“如果语言外推与实践外推中，发现了推不出去或在重新脉络化过程中变成不合理或行不通情况，不能只一味怪罪别人，却应该自我反省”。④因此，解决李照国译本传而不通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省。沈清松教授进一步指出，此阶段的自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反省自己在原则与方法上的问题与不足；二是检讨自己在可理解结构与意义形态上的缺陷。就翻译而言，重点是反省：一是是否遵循了“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二是是否遵循了原典文本诠释的一般原则。
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强调原典阅读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认为诠释中应采取整体与部分循环的动态化操作，避免断章取义。译者李照国教授是中医药翻译与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文本整体性和动态性的把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其诠释在动态的脉络主义的把握上是毋庸置疑的。原典文本的一般诠释原则包括文义内在原则和文本际性原则、融贯一致原则、最小修改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
首先，文义内在原则和文本际性原则方面，文义内在原则强调文本解读中要忠实于文本的文义，不得强加文本中没有的道理或意义。在典籍的翻译中，李照国教授非常重视文义的忠实性，并提出：“为使其主旨思想不被曲解和演化，不得不尽可能地保持其精神原貌——包括其句法、词法和行文风格”，⑤因此，该译本很好地遵循了文义内在原则。文本的际性主要指不同文本之间的比较。在该译本面世之前，《黄帝内经·素问》在海外已有多个译本，包括五部海外译本，包括伊尔扎·威斯译本、亨利·卢（Henry C. Lu）译本、珀西·道森（Percy M. Dawson）译本、倪毛信译本和文树德译本，以及两部国内译本——吴连胜、吴奇译本和罗希文译本，这些译本为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际性条件。对国内译本来说，与国外译本的比较尤为重要，通过比较可以了解“译入语的文学、文化甚至地缘政治的语境，并及时调整自己的翻译模式、策略、方法”，⑥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例如，“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一句中的“天癸”一词的翻译，伊尔扎·威斯译本将其译为“begins to menstruate（开始行经）”，李照国译本则直接采用音译。比较而言，李照国译本虽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医的特色，却不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而伊尔扎·威斯译本的翻译比较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容易理解，很显然，李照国译本未能充分体现文本际性原则。
其次，融贯一致原则方面，这一原则强调对文本总体逻辑的把握，从而避免曲解和误读。作为该领域的专家，李照国教授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再者，最小修改原则方面，李照国教授在翻译中奉行了“译古如古，文不加饰”的基本原则。这从他对中医基本概念的翻译中可见一斑，如他将“精”译成“Jing（Essence）”，“神”译成“Shen（Spririt）”，“五行”译成“Wuxing（Five Elements）”等；同时，该译本为全译本且采取汉英对照的体例，实现了中英两种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平行与对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原文本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要思想的一致性，体现了最小修改原则。
最后，最大阅读原则方面，从译本的比较来看，这一原则在伊尔扎·威斯和文树德的译本中均有较好的体现：伊尔扎·威斯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分析了中医药人力物力事业发展的原因；文树德则在全译本出版之前，先行出版述评本，对原文本的基本信息（如命名、版本等）、主旨思想（包括自然观、人体观）以及翻译中的“硬核”——“五运六气学说”先行介绍和评述。在他的全译本中，注解更是占了大量的篇幅，字数甚至比译文还多，体现了最大阅读原则。而李照国译本因奉行了特定的翻译原则和中英对照的文本体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文的风格，注释与解读文字较少。⑦
总体上，李照国译本很好地遵循了一般诠释原则中的文义内在原则、融贯一致原则和最小修改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译文文义的准确性；但在文本际性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上体现得不够充分，因而，译本的可读性不强，海外读者的接受度较低。
三、运用外推理论为中医药典籍“传而不通”之症开方
通过运用外推理论为李照国译本的对外传播把脉，其传而不通问题的症结逐渐显现：译本语言缺乏可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翻译中未能充分遵循一般诠释原则中的文本际性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
1.在语言外推层面，翻译需遵循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和一般诠释四项原则
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强调翻译操作中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认为对原典文本的诠释中应坚持整体与部分诠释的循环，从而保证文本诠释的整体性和科学性。一般诠释原则是原典外译最基本的原则，其中的文义内在原则、融贯一致原则和最小修改原则为原典理解的准确性提供保障。文本际性原则既可增强对原典文本理解的准确性，又可增强译本的可读性。与原典文化脉络中文本的比较可提高对原典理解的准确性，與译文文化脉络中文本比较可增强译本的可读性。最大阅读原则可为读者扩充义理解读，既可为读者扩充背景知识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又可最大限度地传播文化思想。因此，中医药典籍的外译应遵循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和一般诠释四项原则。
2.在实践外推层面，要以自我调整促进中医药文化走进他者文化脉络
实践外推是文化外推的第二个层次，决定着所传播出去的文化能否适应新的文化组织脉络。由于中医药文化是中国独有的、原创性文化，因此当面对异域文化脉络时，在“走进去”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是不可避免的。外推理论认为，面对外推中的障碍一味地死推或抗拒都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会适得其反，明智的做法是返回自我进行调整。以佛教在中国的实践外推为例，佛教之所以能成功地走进中华文化脉络，正是得益于面对中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脉络所做的一系列的自我调整。例如，针对佛教中的出家与中国伦理中孝道相悖的问题，佛教采取的措施是返回自我对译本进行修订，甚至在译本中添加了一些与孝顺有关的经典和故事。同样，中医药文化要走进他者文化脉络，积极的自我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3.在本体外推层面，要以切身体验促进中医药文化融入“他者社会”
外推理论认为，不能说将一种文化传输到另一个文化世界就是完成了文化传播。⑧经过语言外推和实践外推，文化走向他者，并走入他者的文化脉络，但文化要融入他者社会，在异域社会安身立命，还需要本体外推的步骤。本体外推是通过对他者文化的切身体验，而进入另一个文化世界。同时，外推理论强调本体外推中主体与他者对他者文化相互体验与交流的重要性，正是主体与他者对异文化的相互体验，促成彼此交谈与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文化融入他者社会。因此，要使所传播出去的中医药文化融入他者社会，为读者提供中医的体验条件和交流渠道是必不可少的。
4.自省是外推的制胜法宝
外推与自省是外推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动作，贯穿于外推的整个过程。外推是指向他者的行动，自省则是致力于自我完善。自省是指对问题的自我反省与检讨，进而进行自我修正与完善，是解决外推过程中所遇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无论在外推的哪个层次出现了行不通的问题或是窒碍难行的情形，都不应该责怪对方甚或进行护教式自辩，而应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自省而无外推容易落入自我封闭的窠臼之中，外推而缺乏自省则会掉入自我异化的情境。正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省‘不带任何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文化自省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同时，“文化自觉（自省）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⑨从而实现文化外推的圆满成功。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外推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外推和自省的不断辩证。
「注释」
①《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成中英阿克曼等名家说了真话》，凤凰网，https：// guoxue.ifeng.com/a/20180817/59867284_0.shtml，2018年8月17日。
②殷丽：《中医药典籍国内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以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外国语》2017年第5期。
③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④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⑤李照国：《译海心语：中医药文化翻译别论》，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⑥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⑦王尔亮、陈晓：《20世纪中期以来<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研究史述》，《燕山大学学报》2017年6期。
⑧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⑨罗选民、杨文地：《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5期。
责编：欧子轶
将外推理论应用于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正是沈清松教授对建构实在论外推策略的一大发展。“外推”（strangification）策略这一概念，由建构实在论代表人物瓦尔纳（Fritz Wallner）最先提出，当时仅作为科际整合研究的一个认识论策略。后来，沈清松教授发展了这一概念，进而使其成为跨文化哲学的一个策略。根据沈清松教授的跨文化哲学思想，外推理论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传输与传衍有着很强的适用性。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承载着中医药思想精髓的中医药典籍就理所当然地充当起了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先行者。
一、中医药典籍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医药典籍相继被选入《大中华文库》，继而被翻译并传至大洋彼岸。然而，聚焦于传播效果的调查显示，这些凝聚着我国中医药翻译专家们心血和汗水的中医药典籍英译本在海外却遭遇“无人问津”的悲惨命运。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例，学者殷丽对其在海外传播的十几种英译本的海外接受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海外馆藏量居前两位的国内英译本分别是李照国译本（2005）和吴连胜、吴奇译本（1997），两译本的海外馆藏量分别为28册和27册，海外专家或学者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书评数量均为0篇，亚马逊网站普通读者的评论数分别为2条和0条。海外馆藏量居前两位的海外译本分别是文树德（Paul U. Unschuld）译本（2001）和伊尔扎·威斯（Ilza Veith）译本（多个版本），两译本的海外馆藏量分别为1726册和1044册，海外专家或学者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书评数量分别为7篇和10篇，亚马逊网站普通读者评论数分别为13条和10条。②
海外图书馆馆藏量、异域同行的书评及海外普通读者的评论是目前衡量图书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度。根据这三项指标，《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总体接受度不高，二是国内译本的接受度明显低于国外译本。这一结果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期待和努力是极不相称的。
二、外推理论下李照国译本在海外“传而不通”的症结
所谓“外推”意指一种走出自我封闭，走向多元他者的行动，从自己熟悉的圈子走向陌生的外人，从一种文化脉络走向另一种文化脉络。③在外推理论下，中医药典籍的对外传播即是一种文化外推，其过程包括三个层次的步骤：语言外推、实践外推和本体外推。语言外推致力于使中医药典籍通过翻译走向“他者”并被其理解与接受；实践外推致力于使中医药典籍所承载的文化进入他者文化脉络；本体外推致力于使中医药典籍所承载的文化融入他者社会。
李照国译本在海外出现了无人问津的局面，这说明海外读者对译本的不接受，其问题存在于语言外推层次。根据外推理论，“如果语言外推与实践外推中，发现了推不出去或在重新脉络化过程中变成不合理或行不通情况，不能只一味怪罪别人，却应该自我反省”。④因此，解决李照国译本传而不通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省。沈清松教授进一步指出，此阶段的自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反省自己在原则与方法上的问题与不足；二是检讨自己在可理解结构与意义形态上的缺陷。就翻译而言，重点是反省：一是是否遵循了“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二是是否遵循了原典文本诠释的一般原则。
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强调原典阅读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认为诠释中应采取整体与部分循环的动态化操作，避免断章取义。译者李照国教授是中医药翻译与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文本整体性和动态性的把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其诠释在动态的脉络主义的把握上是毋庸置疑的。原典文本的一般诠释原则包括文义内在原则和文本际性原则、融贯一致原则、最小修改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
首先，文义内在原则和文本际性原则方面，文义内在原则强调文本解读中要忠实于文本的文义，不得强加文本中没有的道理或意义。在典籍的翻译中，李照国教授非常重视文义的忠实性，并提出：“为使其主旨思想不被曲解和演化，不得不尽可能地保持其精神原貌——包括其句法、词法和行文风格”，⑤因此，该译本很好地遵循了文义内在原则。文本的际性主要指不同文本之间的比较。在该译本面世之前，《黄帝内经·素问》在海外已有多个译本，包括五部海外译本，包括伊尔扎·威斯译本、亨利·卢（Henry C. Lu）译本、珀西·道森（Percy M. Dawson）译本、倪毛信译本和文树德译本，以及两部国内译本——吴连胜、吴奇译本和罗希文译本，这些译本为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际性条件。对国内译本来说，与国外译本的比较尤为重要，通过比较可以了解“译入语的文学、文化甚至地缘政治的语境，并及时调整自己的翻译模式、策略、方法”，⑥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例如，“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一句中的“天癸”一词的翻译，伊尔扎·威斯译本将其译为“begins to menstruate（开始行经）”，李照国译本则直接采用音译。比较而言，李照国译本虽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医的特色，却不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而伊尔扎·威斯译本的翻译比较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容易理解，很显然，李照国译本未能充分体现文本际性原则。
其次，融贯一致原则方面，这一原则强调对文本总体逻辑的把握，从而避免曲解和误读。作为该领域的专家，李照国教授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再者，最小修改原则方面，李照国教授在翻译中奉行了“译古如古，文不加饰”的基本原则。这从他对中医基本概念的翻译中可见一斑，如他将“精”译成“Jing（Essence）”，“神”译成“Shen（Spririt）”，“五行”译成“Wuxing（Five Elements）”等；同时，该译本为全译本且采取汉英对照的体例，实现了中英两种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平行与对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原文本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要思想的一致性，体现了最小修改原则。
最后，最大阅读原则方面，从译本的比较来看，这一原则在伊尔扎·威斯和文树德的译本中均有较好的体现：伊尔扎·威斯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分析了中医药人力物力事业发展的原因；文树德则在全译本出版之前，先行出版述评本，对原文本的基本信息（如命名、版本等）、主旨思想（包括自然观、人体观）以及翻译中的“硬核”——“五运六气学说”先行介绍和评述。在他的全译本中，注解更是占了大量的篇幅，字数甚至比译文还多，体现了最大阅读原则。而李照国译本因奉行了特定的翻译原则和中英对照的文本体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文的风格，注释与解读文字较少。⑦
总体上，李照国译本很好地遵循了一般诠释原则中的文义内在原则、融贯一致原则和最小修改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译文文义的准确性；但在文本际性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上体现得不够充分，因而，译本的可读性不强，海外读者的接受度较低。
三、运用外推理论为中医药典籍“传而不通”之症开方
通过运用外推理论为李照国译本的对外传播把脉，其传而不通问题的症结逐渐显现：译本语言缺乏可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翻译中未能充分遵循一般诠释原则中的文本际性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
1.在语言外推层面，翻译需遵循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和一般诠释四项原则
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强调翻译操作中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认为对原典文本的诠释中应坚持整体与部分诠释的循环，从而保证文本诠释的整体性和科学性。一般诠释原则是原典外译最基本的原则，其中的文义内在原则、融贯一致原则和最小修改原则为原典理解的准确性提供保障。文本际性原则既可增强对原典文本理解的准确性，又可增强译本的可读性。与原典文化脉络中文本的比较可提高对原典理解的准确性，與译文文化脉络中文本比较可增强译本的可读性。最大阅读原则可为读者扩充义理解读，既可为读者扩充背景知识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又可最大限度地传播文化思想。因此，中医药典籍的外译应遵循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和一般诠释四项原则。
2.在实践外推层面，要以自我调整促进中医药文化走进他者文化脉络
实践外推是文化外推的第二个层次，决定着所传播出去的文化能否适应新的文化组织脉络。由于中医药文化是中国独有的、原创性文化，因此当面对异域文化脉络时，在“走进去”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是不可避免的。外推理论认为，面对外推中的障碍一味地死推或抗拒都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会适得其反，明智的做法是返回自我进行调整。以佛教在中国的实践外推为例，佛教之所以能成功地走进中华文化脉络，正是得益于面对中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脉络所做的一系列的自我调整。例如，针对佛教中的出家与中国伦理中孝道相悖的问题，佛教采取的措施是返回自我对译本进行修订，甚至在译本中添加了一些与孝顺有关的经典和故事。同样，中医药文化要走进他者文化脉络，积极的自我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3.在本体外推层面，要以切身体验促进中医药文化融入“他者社会”
外推理论认为，不能说将一种文化传输到另一个文化世界就是完成了文化传播。⑧经过语言外推和实践外推，文化走向他者，并走入他者的文化脉络，但文化要融入他者社会，在异域社会安身立命，还需要本体外推的步骤。本体外推是通过对他者文化的切身体验，而进入另一个文化世界。同时，外推理论强调本体外推中主体与他者对他者文化相互体验与交流的重要性，正是主体与他者对异文化的相互体验，促成彼此交谈与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文化融入他者社会。因此，要使所传播出去的中医药文化融入他者社会，为读者提供中医的体验条件和交流渠道是必不可少的。
4.自省是外推的制胜法宝
外推与自省是外推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动作，贯穿于外推的整个过程。外推是指向他者的行动，自省则是致力于自我完善。自省是指对问题的自我反省与检讨，进而进行自我修正与完善，是解决外推过程中所遇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无论在外推的哪个层次出现了行不通的问题或是窒碍难行的情形，都不应该责怪对方甚或进行护教式自辩，而应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自省而无外推容易落入自我封闭的窠臼之中，外推而缺乏自省则会掉入自我异化的情境。正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省‘不带任何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文化自省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同时，“文化自觉（自省）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⑨从而实现文化外推的圆满成功。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外推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外推和自省的不断辩证。
「注释」
①《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成中英阿克曼等名家说了真话》，凤凰网，https：// guoxue.ifeng.com/a/20180817/59867284_0.shtml，2018年8月17日。
②殷丽：《中医药典籍国内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以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外国语》2017年第5期。
③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④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⑤李照国：《译海心语：中医药文化翻译别论》，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⑥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⑦王尔亮、陈晓：《20世纪中期以来<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研究史述》，《燕山大学学报》2017年6期。
⑧沈清松：《跨文化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⑨罗选民、杨文地：《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5期。
责编：欧子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