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1916～2009年），山东平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
　　1941年，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任继愈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给他订过婚，但他把婚退了，也没见过那个女子。
　　任继愈有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英国留学的、研究哲学史的名叫王维澄的同学，他是联大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王维澄从国外回来以后，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教哲学史。他爱人在联大附中教语文。有一阵，她生病请假，让任继愈去代课，王维澄问任继愈行不行。这让任继愈很是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踌躇着。但架不住老友的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联大附中的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答应，竟成就了一段佳缘。
　　当时在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语文的是冯钟芸，因为是同一年级的课，接触得相对较多，一来二去，任继愈和冯钟芸便认识了。
　　冯钟芸1941年以优异的成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同年夏季，到西南联大附设学校任语文教师。1943年夏，似乎是老天要玉成一段姻缘吧，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
　　当时的联大中文系拥有像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的著名学者。中文系当时有一部《四部叢刊》，哲学系没什么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四部丛刊》很有用，任继愈便常去借书。中文系与哲学系办公室连着，正巧冯钟芸备课也到那里借书，这样二人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时的“感情基础”，此时相见，眼睛里便又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更为巧合的是，冯钟芸的伯父是冯友兰，有时候任继愈到冯友兰家去谈点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碰上。
　　这以后，两个人的心越来越近。
　　任继愈和冯钟芸谈结婚之事很晚，这件事让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非常关心这一对年轻人婚事的汤用彤先生，就亲自跑到冯家去，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因为任继愈家人都不在联大）去谈这桩大事情。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都穿长衫，他还加一个马褂，跑到冯家去。
　　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罗常培，和任继愈住在一个集体宿舍，他对任继愈的印象也很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二位系主任便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俩人去吃饭；罗先生有时还请他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包括罗常培在内的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起来。结婚之前，任继愈和冯钟芸还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
　　1946年，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回到北京结婚成家。
　　结婚以后，夫妻二人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天地。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相信赖和尊重，素为邻里同事称羡。
　　冯钟芸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她的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是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正是杰出的父亲首先为冯钟芸创造了一个不凡的家庭氛围。冯钟芸的大伯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大家，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他们三人以“三冯”享誉学术界。
　　冯钟芸的父亲冯景兰虽不像其兄冯友兰那样名声显赫，在地质学界却也是一块丰碑。早在20年代，冯景兰就在广东省考察发现了红黄色砂质岩经过风化以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地文现象，他把这种地文现象命名为“丹霞地貌”，这一命名一直为国际地质学界所沿用。
　　冯钟芸后来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
　　任继愈夫妇的爱情故事，已成为一段佳话，留存于岁月的深处，鲜活在人们的心里。
　　（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代大师任继愈》 作者：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