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修钢笔，是因为在巴黎二手市场上淘到两支古董钢笔，笔尖是24K金的。回来真打算用这笔写字，却发现出不了水。太久不用钢笔了，自己无从下手，又不想放弃，便在网上搜可以修笔的地方。少有的修笔师傅都躲在不为人知的巷子里，年纪很大，基本都处于退休状态，有一搭没一搭地帮帮忙，完全不能靠修笔糊口。
　　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并且这家店是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地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那种私人的、个体的、一心一意的，能存活的就更少了。
　　第一次去张老先生的修笔店就吃了闭门羹，两扇木门紧闭，挂着一张牌子“休息”，下面是小字“3点营业”。木门中间嵌着玻璃，可以透过看到工作室，工作室面积不大，写字台、柜台摆放得错落有致。整个门都是木制的，店名是金色的大字写在深灰色的墙面上。门脸像嵌在灰色的砖头墙上，没有装防盗门，那种普遍的铁质拉门，不做防盗的店铺现在真是不多见了，显得很不以为然，同时透过玻璃看到的店是寡淡的味道，东西都是旧物，是过去的景象，像一杯冷茶，凉了反倒不怕人来喝。
　　这条街也是北京城里一条久远的街，没有太大张旗鼓地开发，侥幸地保留了一些老时光的味道。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筛选过一样洒落在门脸上，使老木门看上去更加有光泽了，像被打磨过一样，玻璃也反射着光斑。远处望出去，景象又大不同了，先是修笔店夹在一家化妆品店和一家时装屋的中间，显得最冷清，再远的就是琳琅满目、装潢光鲜的各种商店。这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房子，好像时光走神忘了带走的产物。可这一带做生意的人，没有人敢小瞧了张老师傅的店，就连这片儿的民警都能说出这里的来头。
　　只有新客人才会“扑空”。熟悉张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下午3点才开张。张老先生每天下午3点到5点工作，倒不是因为生意少而心灰意懒，而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好歹也八十多岁的人了，精力有限。虽然营业时间极短，但风雨无阻地开张，作息非常有规律。有次北京遇连续大风，大街上人们冻得面红耳赤，冲进一个男子，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对着张老师傅乐了，大老远从海淀赶过来，一路担心不开门，现在真是如愿以偿。张老师傅也幽默，笑了起来，“我要不开门，那您不就碰锁了吗？”
　　我是喜欢看修笔和修表的人。小学前，我淘气，喜欢拆家里的钢笔，多是“金星”“永生”和“英雄”这几个牌子，那时候的钢笔大多都长得差不多，是最物美价廉的款，钢的笔帽，笔杆的颜色不同，笔舌藏在里面，笔尖就是小小的一个金属尖，中间是有一条缝隙的，是墨水流出来的渠道。另外还有的钢笔，就是笔舌很大，看上去更加气派。家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弯头钢笔，可以写艺术体的字，我却驾驭不了，因为笔杆压低，笔画就粗，笔杆竖起来一些，笔画就细，很难均匀地写。我在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就开始拆笔，所有的零件都取下来，连墨囊也不放过，自己很沉迷这个游戏，把所有的笔拆了再组装，一直没有被发现过。直到有一个下午，我把两笔筒钢笔全部拆散，相互重新组合，有的就组不上了，组上的也不能用了。这次是瞒不过去了，挨了一顿很大的骂，拆过钟表的事也在惶恐中自首了。从那之后，我是无比崇拜可以修笔的师傅的。
　　在小学的时候，钢笔属于中高年级同学的学习工具。铅笔是低年级的，是笨拙的。圆珠笔是禁忌，是不允许使用的，不属于硬笔书法的范畴，笔尖太滑，写出来的字有些流气，是社会气的，考试更是万万不能用的。对墨水也有要求，作业只能使用黑色或者深蓝色的墨水，纯蓝色不允许使用，是轻佻的，不够严肃的。就在这种有些紧张的氛围里，我们小心地写着钢笔字，是最诚恳的书写方式，对钢笔也是爱护有加，钢笔情结也就埋下了。比我们年长的一辈，对钢笔的情结就更深了，他们穿着蓝衣白裙，热爱书写，钢笔是要插在上衣口袋里的，跟手表一样重要，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物品。这样的几代人，都是张老师傅的顾客，很多人跟他都有几十年的交情，爷爷是在这里修笔的，有了孙子还带到这里买笔、修笔，谁也想不到，换了人间，都动摇不了的小店竟然是修钢笔店，是这么落伍的生意。
　　店铺一进门，是老式柜台。玻璃木柜里出售的钢笔，不是什么名牌，价格不等，是实实在在好用的书写工具。柜台侧面的写字台就是张老师傅的工作台，也是有了年头的，一盏墨绿色的搪瓷工作灯，发着橘色的光。张老师傅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花白，坐在桌前，桌子上钳子、镊子、剪刀，还有各种钢笔零部件，一台古旧的磨尖机不知道打磨过多少只钢笔尖。张老师傅人虽然瘦，肩膀却宽厚，背脊微微弯着，研究着手中的笔，无比专注。工作台对着墙上贴满了各种奖状，大红色的旌旗垂直黄色的穗子，“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全国商业系统劳动模范”等，那是张老师傅生意鼎盛时候最好的肯定。
　　1947年，张老先生17岁，跟着父亲一起在东安市场卖钢笔，那时候钢笔是热销货，很受欢迎。顾客的钢笔有小毛病时，他就顺手帮人修修，钢笔的结构并不复杂，钢笔尖劈了，钢笔管裂了，丢个小零件，换个笔管什么的，他很快摸索出门道。
　　顾客们很快发现他修过的笔比之前更好用了，甚至有些新钢笔，都要带来给张老先生磨一磨，写字才能更顺畅。1962年，张老先生在“大兴公寓”租了店铺，专心做修笔生意，比起一般的修笔师傅，他独创了一手“点尖儿”的绝活。钢笔大多数毛病都是坏在笔尖上，笔尖娇气，很容易摔坏。钢笔头上有一个比小米粒还小的圆珠，掉了钢笔就不能用了，需要把圆珠粘到笔尖上，然后在圆珠上开出缝才能流出墨水。这道工艺在笔厂里都是激光加工，可张老师傅就靠手工电弧焊把一个小钢珠焊在笔尖儿的顶端，焊得恰到好处，再在钢珠上开条小缝，做成钢笔尖儿。
　　“点尖儿”用的材料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铂金材料，顺滑又耐磨，写上几十年都没有问题。绝活为张老先生带了荣誉，也带来伤害，没有意识戴护目镜，每次火苗烤眼睛，伤得很厉害。在30年前，张广义得了视网膜炎，“点尖儿”这门绝活做不了。可他也没有让那些慕名而来的客人失望。面对摔弯了笔头的钢笔，他用一把小钳子，轻轻地、慢慢地掰，笔尖儿一点点变直，就像从未摔过一样。因为长时间的手指劳动，他两只手的大拇指超乎寻常的粗。 　　修了50万多支钢笔，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一律平等对待。有人带了进口的接近万元的奢侈钢笔来修，也只不过花了数十元，而要把笔寄回工厂本部换零件也要千元的开销。来修笔的人，也形形色色。张老先生工作台上有一张名片，那是巴巴多斯驻华大使留下的。桑德福德大使也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了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张老先生也都保留着。
　　只要一摸笔尖，张老先生就知道毛病出在哪里，钢笔拿过来不用看，就知道笔尖是不是原装的，是不是自己曾经修理过的。小毛病，张老先生会告诉客人怎么弄，客人回家若还弄不好的，修理也就花个十几块钱。有的钢笔堵了，吸不进墨水，张老先生接一杯温水，泡俩仨小时就没事了。现在人对钢笔的了解太少了，张老先生总要嘱咐每个客人，钢笔要注意保养，笔尖不要在金属等硬质材料上书写。最好将钢笔一个月左右应清洗一次，保持墨水下水流畅。钢笔如长期不用，应洗净保存。
　　过去以修理钢笔为业的人很多，收入丰厚，也有不少人拜张老先生为师。但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变化太快，生活习惯也决定了这份职业的命运。同行早早洗手不干了，徒弟们相继离开，修钢笔成了三百六十五行里最不吃香的行当，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干不了，张老先生的子女也无人继承，就连修理用的配件都无从去找，许多生产厂家都已不存在了。修一只笔最多十几块钱，有时那就是一天的营业额，一年的收入才一万多。很多人向张老师傅传授生意经，还有的出主意，说铺子的地理位置好，租出去一个月房租也快赶上半年收入。这些张老师傅从未考虑过，别说转出铺子，就连离开几天他都不舍得，生怕来找他的顾客扑空。为数不多的几天他没有开业，竟是老伴去世的日子，想起来还是黯然神伤。
　　面对一支钢笔，张老师傅的凝视是无比深情的，深情的背后又是一种哀伤，独属于他的哀伤。旁人无法体会他对钢笔的情感，每个人总要有自己终生信守的东西。这是一个儒雅的、颇具耐心的老实人，本分了一辈子，也因太过本分而落伍，他的店铺也落伍，他的手艺也落伍，却是最奢侈的落伍。这些年，我们失去了钢笔，也失去了许多其他东西。我们失去了太多，张老先生反倒替我们担心起来，如果哪天他不在了，顾客们该去哪里修钢笔呢？每天傍晚，张老先生关了搪瓷工作灯，锁了店铺，推出自己的自行车回家。不知道哪天，这道门关上后就不会再打开了。
　　（摘自《万物皆有欢喜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