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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6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为期2天的“公众参与国际研讨会”。头一天，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农民韦东英，坐了一晚上的火车硬座到了北京站。她是应邀参加此会议的。
她带来了两瓶钱塘江的水，想找人帮助化验一下，因为3月26日杭州市有份报纸刊登消息说，钱塘江有个地方的水质已经是“国家一类水”，她不太相信；本来她还想带两条钱塘江的鱼，找北京的专家化验。她的丈夫邵关通是个渔民，有些担心，害怕化验之后显示的数据，如果不够好，钱塘江的鱼名声坏了，钱塘江的渔民就麻烦了。“现在鱼很少，渔民们辛苦打上来一点鱼，拿到市场时卖不掉，到时候都到我家要吃的，我怎么办啊？”
她还带来了一句口头禅：“有什么用啊？搞环保有什么用啊？我都不想搞下去了。”
4月23日，我在她家采访时，她也一直说着这句话。当时她还说：“去北京有什么用？老是这批人凑在一起开会有什么用？我都不想去了，坐火车怪累的，我最近腰老是疼。”
可是她还是来了，而且把她的“环保日记”第二本和第三本交给了中国著名的环保组织“绿家园”，准备整理后近期内出版。
显然，她还是像所有环保人士一样，仍旧怀着希望。
韦东英是广西省柳州市的融安县人，1991年经人介绍嫁到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南阳镇的坞里村。她的丈夫邵关通，种过菜，开过拖拉机，打过鱼。
1997年开始，村里的地陆续被“卖掉”，要办成南阳化工园区，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乡镇级工业园区，各种各样的工厂进驻坞里村。空气被污染，水被污染，土壤被污染，连人的行为方式也被污染。一切似乎都被污染。一些人得了怪病、绝症。
2003年底，邵关通觉得应当起来举报，可他不识字，于是韦东英说，我来写吧。她找来一个小的笔记本，开始记录村庄里发生的故事。
2004年，有个叫于海峰的人，才25岁，结婚几个月，患肿癌不到10个月，死了。抛下了新婚妻子和年迈的双亲。
死前，于海峰紧紧地拉着韦东英的手：“嫂子啊，我看来是不行了，你站出来为大家说话吧！”
韦东英跑到江边，呆呆地望着曾经清澈见底的钱塘江。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几个生化厂都往沟里排。”韦东英在2004年3月3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韦东英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东西流入了江里，把那么多鱼都毒死了。她开始收集水样，各种各样的瓶子，装着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哪家的，什么日期的水。光白天去不行，夜里也要去查看，他们都在夜里偷排。”
如今，有人捐赠给了她一个数码相机，她拍摄得更加便利了，她自己又掏钱买了台电脑，只是还不太会上网。
比记日记、拍照片更多的，是不停地举报，给各个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打电话，告诉他们村庄里发生的情况。“他们都被我烦死了。”正是她坚持不懈的“告状”，才不断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她也被评为2004年度杭州的“十大平民英雄”。
“有时候想一想挺有趣的，我一个广西来的人，成天关注浙江的环保，关注钱塘江的污染问题。有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整个浙江都只有我们俩敢这么站出来为环境说话。现在我们旁边有些人，看到了污染，不去找环保局，不去打污染举报热线，而是跑来找我，告诉我各种消息，好像我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从外表看，坞里村的房子一栋比一栋漂亮，有几栋刚刚盖好的，至少要花上百万元。而这些房子，都是当地农民用血汗钱盖成的。
我到村里随意采访，村民说：“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水井，后来，水没法喝了，就改喝自来水，政府把水从萧山自来水厂用管子接了过来。可大家很清楚，自来水也取自钱塘江。”
韦东英说：“以前我们村里空气很糟糕的时候，来找我的人说，你们这儿不是人住的地方。可不是人住的地方，就有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今后还可能要住下去。那么我们是什么东西？”
随着媒体报道日益增多，社会对她所举报的问题越来越关注。“省环保局局长曾经到我家里，对我们管工业的副镇长陆伟说：你们得想个办法，下个决心，要么搬工厂，要么搬村庄。总不能村庄也舍不得搬，工厂也舍不得搬。”
领导看得很清楚，坞里村不能再与工厂相伴而生。许多工厂，与村民的住宅就一墙之隔。一个叫钱月明的村民说：“过去工厂离村民的住宅还有那么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是水稻田什么的。如今，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工厂用地了，工厂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2006年8月份，韦东英夫妇回广西省探亲。他们回来后，听说《萧山日报》上曾经登出一个“环境公示”，让群众举报南阳市存在的环境问题。
如果没有人举报，那么南阳的环境可能就没有问题。
2008年4月23日，韦东英说：“企业是在变化，南阳有了个污水收集中心，说是把污水收集到一起后，再输送到17公里外的污水处理厂去处理。水经过这座污水处理厂之后，直接排到钱塘江中。一些企业过去白天明目张胆地排放，现在可能只能在夜间，在潮水大的时候，偷偷地排，让潮水带到大海去。这也许能说明，这些企业在改善。”
钱塘潮自古是中国人喜欢欣赏的自然奇观。邵关通一年到头在钱塘江打鱼，他对钱塘江的变化最为清楚。他说：“其实潮水每天都在涨落，而且最大的潮水是在农历的七月初。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就修了一座观潮城，许多人会在观潮时节到那里欣赏潮水，可是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这钱塘江的水，从十几年前就已经被严重污染了。”
2008年3月25日，环保局组织一批环保志愿者取了浙江省8条河流的水样，其中有一条河就是钱塘江。检测结果出来后，显示钱塘江的水质已经是地表水一类水。邵关通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告诉了韦东英。
韦东英说，不可能吧，我去年在北京开会培训，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人告诉我，一类水在我国已经快要绝透了，钱塘江会这么快就又有了一类水？她有些兴奋，给浙江省环保局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一类水还是有的，在某些没有人的地方。”
2004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韦东英和丈夫来到钱塘江，一个排污口又在排污水，韦东英拍完照，正用空矿泉水瓶在出水处捞取水样时，不小心掉进了江里，差点遇险。
韦东英将取来的水样，连同照片一起交到了萧山区环保局，环保局核实后对排污企业做了行政罚款处理。
几天后，那家企业再次向钱塘江排放污水。
一天晚上，韦东英看电视，新闻上说的是某地一家企业排放污水的情况。不久，传来了那家企业已被关闭的消息。韦东英突然明白，环保必须借助新闻媒体，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排污企业，让大家来共同监督它们。
韦东英当下就将思路告诉了邻居们，大伙儿都觉得这办法可行。韦东英起草了一份举报材料放在家里，连着2天，陆陆续续有1000多村民在上面签了字。举报材料、照片、水样，还有她的“环保日记”，韦东英准备得足够充分后，和几个村民一道，来到杭州市，找到了浙江省的几家新闻媒体。随后，《钱江晚报》、《今日早报》、杭州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先后派出了记者，到坞里村进行实地采访。
韦东英同时又将材料寄到了中央电视台、国家环保总局等单位。韦东英把信寄到国家环保局后，连续两个月都没怎么睡觉，等信儿，几个月后，有了回音。
杭州市相关部门采取了一定的处理措施，然而，企业不过也就是配合政府象征性处罚停业几天而已，风头一过，排污不但更加疯狂，而且更加隐蔽了。
韦东英继续记着她的“环保日记”，用各种各样的瓶子收集着她的样品。
只是，她夜里去得更多了，因为企业都学得更狡猾了。
她又开始失望起来：也许媒体也没有什么用处？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教你如何做环保：中国民间环保传奇》 作者：冯永锋）
她带来了两瓶钱塘江的水，想找人帮助化验一下，因为3月26日杭州市有份报纸刊登消息说，钱塘江有个地方的水质已经是“国家一类水”，她不太相信；本来她还想带两条钱塘江的鱼，找北京的专家化验。她的丈夫邵关通是个渔民，有些担心，害怕化验之后显示的数据，如果不够好，钱塘江的鱼名声坏了，钱塘江的渔民就麻烦了。“现在鱼很少，渔民们辛苦打上来一点鱼，拿到市场时卖不掉，到时候都到我家要吃的，我怎么办啊？”
她还带来了一句口头禅：“有什么用啊？搞环保有什么用啊？我都不想搞下去了。”
4月23日，我在她家采访时，她也一直说着这句话。当时她还说：“去北京有什么用？老是这批人凑在一起开会有什么用？我都不想去了，坐火车怪累的，我最近腰老是疼。”
可是她还是来了，而且把她的“环保日记”第二本和第三本交给了中国著名的环保组织“绿家园”，准备整理后近期内出版。
显然，她还是像所有环保人士一样，仍旧怀着希望。
韦东英是广西省柳州市的融安县人，1991年经人介绍嫁到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南阳镇的坞里村。她的丈夫邵关通，种过菜，开过拖拉机，打过鱼。
1997年开始，村里的地陆续被“卖掉”，要办成南阳化工园区，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乡镇级工业园区，各种各样的工厂进驻坞里村。空气被污染，水被污染，土壤被污染，连人的行为方式也被污染。一切似乎都被污染。一些人得了怪病、绝症。
2003年底，邵关通觉得应当起来举报，可他不识字，于是韦东英说，我来写吧。她找来一个小的笔记本，开始记录村庄里发生的故事。
2004年，有个叫于海峰的人，才25岁，结婚几个月，患肿癌不到10个月，死了。抛下了新婚妻子和年迈的双亲。
死前，于海峰紧紧地拉着韦东英的手：“嫂子啊，我看来是不行了，你站出来为大家说话吧！”
韦东英跑到江边，呆呆地望着曾经清澈见底的钱塘江。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几个生化厂都往沟里排。”韦东英在2004年3月3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韦东英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东西流入了江里，把那么多鱼都毒死了。她开始收集水样，各种各样的瓶子，装着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哪家的，什么日期的水。光白天去不行，夜里也要去查看，他们都在夜里偷排。”
如今，有人捐赠给了她一个数码相机，她拍摄得更加便利了，她自己又掏钱买了台电脑，只是还不太会上网。
比记日记、拍照片更多的，是不停地举报，给各个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打电话，告诉他们村庄里发生的情况。“他们都被我烦死了。”正是她坚持不懈的“告状”，才不断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她也被评为2004年度杭州的“十大平民英雄”。
“有时候想一想挺有趣的，我一个广西来的人，成天关注浙江的环保，关注钱塘江的污染问题。有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整个浙江都只有我们俩敢这么站出来为环境说话。现在我们旁边有些人，看到了污染，不去找环保局，不去打污染举报热线，而是跑来找我，告诉我各种消息，好像我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从外表看，坞里村的房子一栋比一栋漂亮，有几栋刚刚盖好的，至少要花上百万元。而这些房子，都是当地农民用血汗钱盖成的。
我到村里随意采访，村民说：“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水井，后来，水没法喝了，就改喝自来水，政府把水从萧山自来水厂用管子接了过来。可大家很清楚，自来水也取自钱塘江。”
韦东英说：“以前我们村里空气很糟糕的时候，来找我的人说，你们这儿不是人住的地方。可不是人住的地方，就有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今后还可能要住下去。那么我们是什么东西？”
随着媒体报道日益增多，社会对她所举报的问题越来越关注。“省环保局局长曾经到我家里，对我们管工业的副镇长陆伟说：你们得想个办法，下个决心，要么搬工厂，要么搬村庄。总不能村庄也舍不得搬，工厂也舍不得搬。”
领导看得很清楚，坞里村不能再与工厂相伴而生。许多工厂，与村民的住宅就一墙之隔。一个叫钱月明的村民说：“过去工厂离村民的住宅还有那么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是水稻田什么的。如今，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工厂用地了，工厂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2006年8月份，韦东英夫妇回广西省探亲。他们回来后，听说《萧山日报》上曾经登出一个“环境公示”，让群众举报南阳市存在的环境问题。
如果没有人举报，那么南阳的环境可能就没有问题。
2008年4月23日，韦东英说：“企业是在变化，南阳有了个污水收集中心，说是把污水收集到一起后，再输送到17公里外的污水处理厂去处理。水经过这座污水处理厂之后，直接排到钱塘江中。一些企业过去白天明目张胆地排放，现在可能只能在夜间，在潮水大的时候，偷偷地排，让潮水带到大海去。这也许能说明，这些企业在改善。”
钱塘潮自古是中国人喜欢欣赏的自然奇观。邵关通一年到头在钱塘江打鱼，他对钱塘江的变化最为清楚。他说：“其实潮水每天都在涨落，而且最大的潮水是在农历的七月初。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就修了一座观潮城，许多人会在观潮时节到那里欣赏潮水，可是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这钱塘江的水，从十几年前就已经被严重污染了。”
2008年3月25日，环保局组织一批环保志愿者取了浙江省8条河流的水样，其中有一条河就是钱塘江。检测结果出来后，显示钱塘江的水质已经是地表水一类水。邵关通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告诉了韦东英。
韦东英说，不可能吧，我去年在北京开会培训，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人告诉我，一类水在我国已经快要绝透了，钱塘江会这么快就又有了一类水？她有些兴奋，给浙江省环保局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一类水还是有的，在某些没有人的地方。”
2004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韦东英和丈夫来到钱塘江，一个排污口又在排污水，韦东英拍完照，正用空矿泉水瓶在出水处捞取水样时，不小心掉进了江里，差点遇险。
韦东英将取来的水样，连同照片一起交到了萧山区环保局，环保局核实后对排污企业做了行政罚款处理。
几天后，那家企业再次向钱塘江排放污水。
一天晚上，韦东英看电视，新闻上说的是某地一家企业排放污水的情况。不久，传来了那家企业已被关闭的消息。韦东英突然明白，环保必须借助新闻媒体，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排污企业，让大家来共同监督它们。
韦东英当下就将思路告诉了邻居们，大伙儿都觉得这办法可行。韦东英起草了一份举报材料放在家里，连着2天，陆陆续续有1000多村民在上面签了字。举报材料、照片、水样，还有她的“环保日记”，韦东英准备得足够充分后，和几个村民一道，来到杭州市，找到了浙江省的几家新闻媒体。随后，《钱江晚报》、《今日早报》、杭州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先后派出了记者，到坞里村进行实地采访。
韦东英同时又将材料寄到了中央电视台、国家环保总局等单位。韦东英把信寄到国家环保局后，连续两个月都没怎么睡觉，等信儿，几个月后，有了回音。
杭州市相关部门采取了一定的处理措施，然而，企业不过也就是配合政府象征性处罚停业几天而已，风头一过，排污不但更加疯狂，而且更加隐蔽了。
韦东英继续记着她的“环保日记”，用各种各样的瓶子收集着她的样品。
只是，她夜里去得更多了，因为企业都学得更狡猾了。
她又开始失望起来：也许媒体也没有什么用处？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教你如何做环保：中国民间环保传奇》 作者：冯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