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创办后能够久盛不衰，而且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扩展蔓延，日趋繁荣，成为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学术中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所谓开放性，首先表现在齐国君主开门办学。齐国君主希望延揽人才，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来者热情欢迎，以礼厚待，奉為上宾；走者重金馈赠，以作路费，期待再来。孟子游说齐宣王，宣传“仁政”话不投机，搞得“王顾左右而言他”，但离齐时，齐王却赠以“黄金百镒”，即是很好的例证。这与单纯从事于政治游说的苏秦离秦时，那种“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战国策》）的狼狈相，形成了鲜明对照。齐国君主给这些稷下先生以充分的言论和学术的自由。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活动的安排，全由这些先生们自主组织；师生之间，或教师与教师之间，进行教学的或学术的辩论，也是不计任何形式和言辞苛缓的。侃侃而谈、滔滔雄辩的孟子，经常在朝廷上让齐王下不了台。齐君更有许多“贵士”的佳话，如稷下先生颜斶见齐宣王，各命其前，二者发生士贵还是王者贵的争论，颜斶提出“士贵者，王者不贵！”“先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一类说法，即表现出很强烈的民主意识，但最终齐宣王表示，“愿请受为弟子”，接受了颜斶的说教。王斗也是一位颇有辩才的稷下先生，他批评齐王说：“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爱尺縠”，最后也说服了齐王，使其“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这些事例都足可见出齐君对稷下士子的开放心态。
　　其次，开放性还表现在稷下学宫学术开展，采用了期会争鸣的形式。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期”乃预定、约定之意，“期会”即按约定的时间举行集会。集会对所有人员开放，学宫游学为主的管理方式决定了学者们参会自由，来去自便，各派平等，气氛宽松。“争鸣”是指学术活动的方式是辩论式，通过演讲、辩论，各家各派都能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观点，也能敞开胸怀积极吸收别家的思想。稷下的学者们大都能言善辩，田骈、邹衍、邹奭皆因雄辩而得“天口骈”“谈天衍”“雕龙奭”等雅号。可以想见，这些辩论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或双方互辩，或舌战群儒；或先生之间，或弟子之间，甚或老师与学生之间；或大会演讲式，或小组讨论式；或处堂上，或在树下。他们在辩论中各抒己见，互不相让，辩驳讨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
　　所谓兼容性，指稷下学宫对稷下各学派的思想实行“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方针。稷下学宫不仅是个学问教习的大学堂，而且发展成为了当时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与其兼容性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稷下的学派有多少，现已难于详计。从文献记载看，稷下先生中有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农家、名家、兵家等学派。稷下有无墨家，史无明载，但从“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墨子·贵义》）等记载看，墨家创始人墨翟是经常到齐国活动的，是有一些老朋友在齐国的。据《墨子》等书的记载，墨翟的弟子及后学中也有相当多的齐人，而且稷下著名学者宋钘有明显的墨家倾向，可见墨家思想及其从者在稷下也是极可能存在过的。可以说，举凡当时的重要学术流派都在稷下存在且活动过。由于当时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往往还出现派中有派、派中分枝的现象。例如学宫中儒家就分孟氏之儒、荀卿之儒，而且两派之间，观点有异，还相互攻伐，如荀子在《非十二子》一文中，就对准孟子猛烈开火。道家分宋钘派、尹文派、田骈派、慎到派和环渊派。同时，各派思想也由于百家争鸣的深入，而逐渐融合或者发生演变。前者如稷下元老淳于髡“学无所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表明他博通百家之术，正说明他思想走向兼容性；后者如慎到，则由道家变为道法家，后来成为法家的先驱。这些各家学派的学者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甚至相反的学说，却都能在稷下立足讲学，并利用稷下讲坛，传播思想，广收徒属，扩大影响，正是稷下学宫思想兼容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