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亚纳·法拉奇有句话流传甚广，是对一个记者的企图心的最佳描述：“啊，要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耶稣），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
　　《风云人物采访记》，或者它的原名《访问权力》，是法拉奇对27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治家的访谈结集。这其中有很多人在今天已经不太为人熟知。他们谈论的问题—一次政变甚至一次屠杀—在今天也已经变得陌生。这会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当代读者对这些久远的事件注定缺乏耐心。但直到今天，除了电视媒体捧出的一些明星主持，也没有人再能重复法拉奇进行的工作。今天的记者再难以复制法拉奇式的巨大影响力。权力和一名记者，正变得越发不对称。前者越发强大，而后者越发弱小。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种访谈的价值。这些掌权者，无论一个国家的总统或元首，还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或CEO，他们难道没有经过严格的公关训练吗？他们难道不会在访问时大讲冠冕堂皇的言辞，并且试图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来欺骗访问者吗？对他们言行的记录，还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在这种质疑的另一面是，要想见到这些政治或商业的掌权者也越来越困难。他们被繁忙的事务和越来越熟练的公关人员层层保护着。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发声渠道，甚至连面对面的虚情假意都不再需要。他们的公关顾问可以字斟句酌地发布一份声明、一条微博或推文，然后静待媒体的反应。
　　约见他们的困难程度对当时全球最著名的女记者而言也是一样的，“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法拉奇说。但她从未怀疑过自己付出的巨大努力的价值。她会全力以赴。“我每当遇到一个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 系。”
　　可能让很多记者更加愤怒的是她的不够“专业”—他们羡慕或者嫉妒她的好运，能够同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交谈，她的书能卖出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但同时他们又做出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原因是法拉奇总是将自己的情绪带入到自己的稿件中，她还总以第一人称开头写作。她把自己变成和自己采访的人同样重要的角色。当她不满时她说自己不满，当她仰慕时她说自己仰慕。
　　当然，法拉奇对他们的这种不屑也相当不屑。在意大利女记者克里斯蒂娜·德·斯特凡诺写的《从不妥协—法拉奇传》一书中，她引用法拉奇的话说：“在我的采访中，不仅仅写入了我的观点，我还会投入我的感情。我不相信客观的新闻主义。我在纽约乘坐地铁的时候，在看到这些报社的广告高呼‘要事实，而不是观点’，我大声笑起来，放佛整个地铁都为之颤抖。‘要事实而不是观点’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自己理解的吗？我总是以第一人称讲述，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人！”
　　她对阿拉法特的看法是：“在我所遇到的巴勒斯坦人中，阿拉法特是留给我印象最浅的人。或者我应该说，他是我最不喜欢的人？他天生的不讨人喜欢，是个易怒的人……他的热情是表面的，他的殷勤是形式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使他变得充满敌意、冷淡和傲慢。”她对英迪拉·甘地则赞不绝口，“请好好看看那些掌握着世界命运的领导人，他们当中除了两三人，都是些毫无光彩的平庸之辈。相比之下，英迪拉·甘地却是一匹战无不胜的骏马……”
　　类似的句子在她的访问中比比皆是。但是法拉奇也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却是大多数新闻记者并不遵守的，那就是对协议的尊重。“我努力记录下他们对我说的全部内容，但我不会写在谈话过程中，他们故意遗漏不想让我写的。这是一种条约、一项协议。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不是窃取语言的小偷吗？我遵守协议，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去重新读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有记者和编辑认为，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它就不再属于采访对象本人了，而可以任由记者、编辑和读者评论和蹂躏，哪怕采访对象本人在说出口之后马上就要求收回这句话。的确，大人物的荒唐话才是新闻点。但法拉奇却认为语言的所有权是属于那些说出他们的人的。他们有权利在出口之后收回或表示反悔。
　　《风云人物采访记》可能是我在很多采访之前翻阅最多的一本书。尽管后来的记者可能永远无法做到像这位意大利记者一样“任性”，并且取得在全球采访的通行证，但是她写过的很多句子却让我印象深刻，比如她写基辛格的著名的句子，“你听过雨点打在屋顶上的那种烦人的滴答声吗？他的声音就是这样。”其实我倒更想看一看她会如何去采访或描述老洛克菲勒、亨利·福特、盛田昭夫、比尔·盖茨、乔布斯，甚至马云。她会如何用她带有挑衅色彩的笔触来描写这些商业巨子。同她见到的那些政治强人相比，这些商业巨头们可能更有个性，也更有欺骗色彩。
　　在《好莱坞的七宗罪》中，你可以看到法拉奇对电影明星的描写。不过那是她相当早期的作品，其中最吸引人的章节其实是她对自己并未采访到的玛丽莲·梦露的描写—同样拒绝了她采访的还有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说：“她专门从意大利来采访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有人是来自中国的 呢！”
　　她最初是个采访名流的记者，而不是在《风云人物采访记》中那个咄咄逼人的政治访问者。好莱坞的明星让她感到厌倦，“只要不是特别愚蠢或者绝望的人，总是能从他们的手势和言语中，感受到一种虚情假意。”
　　和很多想要去做更有影响力的采访的记者一样，她很快就对自己要接触的名流产生逆反心理。她描写伊夫圣罗兰用的笔触是这样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这个小国王说道。这句话几乎用光了他所有的力气。有一瞬间，我们都害怕他晕倒。虽然并没有发生，但还是摇摇晃晃的。”在她笔下，可可香奈儿是个穿裙子的恶魔，但是个稚嫩的恶魔，“身体娇小到仿佛你用小拇指就能将她挑起来”。
　　她的名气可以让她摆脱她厌倦的工作。于是她就跟可可香奈儿们说再见，去报道她所认为的有价值的事情。比如人类的登月计划、越南战争，以及她最广为认知的作品，对于政治家和权势人物的访问。
　　奥里亚纳·法拉奇这样的人物可能再也不会诞生。她是一个奇特的并非出生在美国但却利用纽约拥有了全球影响力的记者，而在我们这个年代，如果一个记者不用英文写作，或者他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话，他注定难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她独特的性格和大胆的文风，也不再被鼓励。今天的记者被编辑鼓励去写作中规中矩的好报道。当然，也不会再有一个记者，能够叩开全球所有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的门，让他们接受一次带有挑衅性的访问—有Twitter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