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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上海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之际，美国洛杉矶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慈善家、露得清公司前总裁罗伊德·扣岑先生将其珍藏的90件（组）古代铜镜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扣岑先生早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学与考古学，还选修了有关中国艺术史的课程，并在古希腊时期遗址从事过考古发掘。他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建立了扣岑考古学研究所，是美国研究和教授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机构。
扣岑先生专注于中国古代铜镜的收藏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他深厚的学术素养，特别注重早期铜镜、各个时代典型铜镜、特殊工艺铜镜以及与铜镜相关文物的收藏。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风格。
扣岑先生及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在对上海博物馆参观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将自己收藏的中国古代铜镜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了衷心感谢扣岑先生对上海博物馆以及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作为上海博物馆六十周年馆庆系列活动的最后一个特别展览，我们精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藏品举办此次“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展。展览于2012年11月15日隆重开幕，将与上海、中国乃至全世界观众共同品味中国古代铜镜的艺术魅力。兹选几件精美的展品介绍如下。
石氏车马人物画像镜（图一），东汉，直径22.9厘米，重1440克。镜钮为圆钮，圆钮座，钮凸起甚高，钮座外围饰实心连珠纹。内区纹饰以四枚为界，周饰实心连珠纹。有两组对称的神人和车马，纹饰皆高浮雕。神人纹为一神三侍，主神高体端坐，头顶两侧有羽人持剑对舞。车马纹一区为五马驾车，方形车舆，前后及两侧有屏蔽。另一区为两排奔马，内侧五马，外侧六马骑有羽人。纹饰外围铭文一周四十二字：“石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这是一般美好愿望的祝辞，内容大意为天下太平，人民生活安定，风调雨顺收成好。铭文外围饰蔑纹和云气纹，镜面凸起。
神人车马画像镜最早见于东汉早、中期，盛行于中、晚期，其纹样变化多端，神人、车马的姿态各不相同。在神人车马画像镜中，车舆的高低也各不相同，此处展现的为最高式样。有的车舆上开有各式的小窗，车后曳长帛。驾车之马有三匹、四匹、五匹不等，车轮有八幅到十二幅不等，皆由工匠根据图像需要随便增减，不能作为名物制度来考证。此镜纹饰异常精美，人物面貌栩栩如生，奔马姿态细致生动。而且铜镜保存状况极好，整体为光亮的黑色氧化层。
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和鎏金龙纹镜架（图二），东汉，铜镜直径28.3厘米，重1660克，镜架高36.5厘米、宽36.5厘米。镜钮为圆钮，柿蒂纹钮座，其间铸铭文“长宜子孙”四字，外围有一周蔑纹。主题纹饰为内向八曲连弧纹，连弧间有花叶纹和变形山字纹。两周蔑纹之间有八组双重三角纹和圆涡纹组成的纹饰。镜缘宽厚，镜面凸起。这类纹饰的铜镜流行于东汉，而且是以晚期居多。一般都比较大，最大的一件出土于河北定县北庄汉墓，直径为36厘米。河南洛阳出土了一枚铜镜与之纹饰、铭文全同，时代为东汉中期。
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附带的镜架，镜架通体鎏金，半圆形带槽镜托，两端各饰一个龙首，架下有中空的方形柱。插座作四蹼形，中间有凹弧的缺口。相同的鎏金铜镜架，在上个世纪20年代洛阳金村汉墓出土过一件。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几件，都是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和海外私人收藏家手中。国内的考古发现至今还没有见到过出土类似镜架的报道，可见其存世数量极少。根据美国纳尔逊一阿特金斯美术馆收藏的镜架，有学者研究认为完整的镜架当包括镜架、中空铜立柱、铜插座、连接铜质构建的漆木立柱，以及带有铜边扣的漆木底座。东汉以及三国魏晋时期的一些画像表明，在镜架的立柱中间设置一个长方形托盘也是当时流行的式样。此次捐赠的这件镜架无疑是补充了国内博物馆铜镜收藏的体系，弥足珍贵。
练形十二生肖纹镜（图三），隋一唐，直径23.5厘米，重2640克。镜钮为圆钮，圆钮座，四隅饰小花叶纹，外围一周双线凹弧方框。内区纹饰为八头瑞兽，姿态各异。外围饰锯齿纹以及凸起界栏的铭文带，铸铭文三十二字“练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铭文赞赏了铜镜质量精美，“练”即“炼”，表明铜镜明如珠，净如月，光溢四射。又描写了妇女在闺阁整妆的情景，“傅红”即“傅粉”，指对镜描眉、用粉傅面。外区有十二小格和十二大格，十二小格均饰花叶纹，十二大格分置十二生肖图像，自右旋排列图像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外围还有一周锯齿纹，边缘饰回纹。
这类铜镜的纹饰结构还没有消除魏晋以来瑞兽镜的格局，锯齿纹犹存东汉镜的遗风。铭文字体已用小楷书写，字体工整秀丽，间架均匀，非等闲工匠之比，词藻华美，犹存六朝文采。相类似的铜镜在陕西西安多有出土，时代应为隋唐之际。此镜仅有少量锈蚀，保存情况较好。
银背鎏金鸟兽纹菱花镜（图四），唐，直径5.8厘米，重65克。六瓣菱花形，镜背镶嵌鎏金银壳，伏兽钮。主题纹饰为对角排列的两雀与两兽，一只雀鸟展翅飞翔，另一只栖于枝上。瑞兽作奔跑的姿态，一只顾首回望，前爪攀住枝叶。禽鸟、瑞兽之间以蔓枝相缠，并以细密的圆圈纹作为地纹，外围饰以连珠纹。
此镜尺寸很小，当是妇女随身携带的用品。镶嵌金背、银背是唐镜制作的新工艺，是金银细作工和铸工相结合的产物。镜背的金壳或银壳是用黄金或白银在模子内捶打成薄片，再压印突起的纹饰，然后经过錾刻而成。压印技术在汉代已经出现，但是压印的纹饰都很浅，而且发现很少。唐代的这种压印技术得以提高，使纹饰呈现出高浮雕的艺术效果。这类铜镜目前发现存世数量较少，在西安、洛阳出土过相类似的。
天地含象五岳纹镜（图五），唐，直径16.5厘米，重910克。镜钮为连山纹方钮，钮四边为同样的连山纹方块，以示五岳。四隅各铸铭文四字，共十六字，每四个位置相同的字组成一个句子：“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语意为能容纳天地万物。外饰水波纹，水波纹外以八卦纹围成一方格，从右下角以顺时针转读，各卦卦象分别为：乾卦、坎卦、震卦、艮卦、兑卦、离卦、坤卦、巽卦。八卦四边以离卦为上端，上、下、左、右分饰日、月、星辰图案，每种图案两侧饰云纹。日中有展翅的金乌，月中有桂树。镜缘凸起，有两周阴线的弦纹。整体纹饰外圆内方，意为天圆地方，五岳四渎。
这类铜镜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具，根据学者的研究，此镜与《正统道藏》中收录的司马承祯所作的《上清含象剑鉴图》）所载首品镜的图案十分相似。不同的是镜图没有流水纹，日月星辰的两侧没有八朵云头纹，镜图上的八卦卦象只有五种卦象，其中离卦两见、乾卦则三见。推想这种错误应该是镜书在历代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遗佚和讹误而导致的。
通过相关的文字可以知道这种铜镜的功用，即司马承祯所说“夫四规之法，独资于神术。千年之奇，唯求于乌影。含光写貌，虽靓其仪，尚象通灵，罕存其制。而鉴之为妙也。贞质内凝，湛然惟寂，清晖外莹，览焉遂通。应而不藏，至人之心愈显。照而征影，精变之形斯复。所谓有贞明之道也，有神灵之正也。捧玩之宝，莫先兹器，既可以自见，亦可以鉴物。”因此，这种纹饰赋予了铜镜一定的宗教功能，可以是用来驱魔辟邪的。
（责任编辑：王征）
扣岑先生专注于中国古代铜镜的收藏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他深厚的学术素养，特别注重早期铜镜、各个时代典型铜镜、特殊工艺铜镜以及与铜镜相关文物的收藏。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风格。
扣岑先生及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在对上海博物馆参观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将自己收藏的中国古代铜镜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了衷心感谢扣岑先生对上海博物馆以及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作为上海博物馆六十周年馆庆系列活动的最后一个特别展览，我们精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藏品举办此次“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铜镜精粹”展。展览于2012年11月15日隆重开幕，将与上海、中国乃至全世界观众共同品味中国古代铜镜的艺术魅力。兹选几件精美的展品介绍如下。
石氏车马人物画像镜（图一），东汉，直径22.9厘米，重1440克。镜钮为圆钮，圆钮座，钮凸起甚高，钮座外围饰实心连珠纹。内区纹饰以四枚为界，周饰实心连珠纹。有两组对称的神人和车马，纹饰皆高浮雕。神人纹为一神三侍，主神高体端坐，头顶两侧有羽人持剑对舞。车马纹一区为五马驾车，方形车舆，前后及两侧有屏蔽。另一区为两排奔马，内侧五马，外侧六马骑有羽人。纹饰外围铭文一周四十二字：“石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这是一般美好愿望的祝辞，内容大意为天下太平，人民生活安定，风调雨顺收成好。铭文外围饰蔑纹和云气纹，镜面凸起。
神人车马画像镜最早见于东汉早、中期，盛行于中、晚期，其纹样变化多端，神人、车马的姿态各不相同。在神人车马画像镜中，车舆的高低也各不相同，此处展现的为最高式样。有的车舆上开有各式的小窗，车后曳长帛。驾车之马有三匹、四匹、五匹不等，车轮有八幅到十二幅不等，皆由工匠根据图像需要随便增减，不能作为名物制度来考证。此镜纹饰异常精美，人物面貌栩栩如生，奔马姿态细致生动。而且铜镜保存状况极好，整体为光亮的黑色氧化层。
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和鎏金龙纹镜架（图二），东汉，铜镜直径28.3厘米，重1660克，镜架高36.5厘米、宽36.5厘米。镜钮为圆钮，柿蒂纹钮座，其间铸铭文“长宜子孙”四字，外围有一周蔑纹。主题纹饰为内向八曲连弧纹，连弧间有花叶纹和变形山字纹。两周蔑纹之间有八组双重三角纹和圆涡纹组成的纹饰。镜缘宽厚，镜面凸起。这类纹饰的铜镜流行于东汉，而且是以晚期居多。一般都比较大，最大的一件出土于河北定县北庄汉墓，直径为36厘米。河南洛阳出土了一枚铜镜与之纹饰、铭文全同，时代为东汉中期。
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附带的镜架，镜架通体鎏金，半圆形带槽镜托，两端各饰一个龙首，架下有中空的方形柱。插座作四蹼形，中间有凹弧的缺口。相同的鎏金铜镜架，在上个世纪20年代洛阳金村汉墓出土过一件。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几件，都是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和海外私人收藏家手中。国内的考古发现至今还没有见到过出土类似镜架的报道，可见其存世数量极少。根据美国纳尔逊一阿特金斯美术馆收藏的镜架，有学者研究认为完整的镜架当包括镜架、中空铜立柱、铜插座、连接铜质构建的漆木立柱，以及带有铜边扣的漆木底座。东汉以及三国魏晋时期的一些画像表明，在镜架的立柱中间设置一个长方形托盘也是当时流行的式样。此次捐赠的这件镜架无疑是补充了国内博物馆铜镜收藏的体系，弥足珍贵。
练形十二生肖纹镜（图三），隋一唐，直径23.5厘米，重2640克。镜钮为圆钮，圆钮座，四隅饰小花叶纹，外围一周双线凹弧方框。内区纹饰为八头瑞兽，姿态各异。外围饰锯齿纹以及凸起界栏的铭文带，铸铭文三十二字“练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铭文赞赏了铜镜质量精美，“练”即“炼”，表明铜镜明如珠，净如月，光溢四射。又描写了妇女在闺阁整妆的情景，“傅红”即“傅粉”，指对镜描眉、用粉傅面。外区有十二小格和十二大格，十二小格均饰花叶纹，十二大格分置十二生肖图像，自右旋排列图像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外围还有一周锯齿纹，边缘饰回纹。
这类铜镜的纹饰结构还没有消除魏晋以来瑞兽镜的格局，锯齿纹犹存东汉镜的遗风。铭文字体已用小楷书写，字体工整秀丽，间架均匀，非等闲工匠之比，词藻华美，犹存六朝文采。相类似的铜镜在陕西西安多有出土，时代应为隋唐之际。此镜仅有少量锈蚀，保存情况较好。
银背鎏金鸟兽纹菱花镜（图四），唐，直径5.8厘米，重65克。六瓣菱花形，镜背镶嵌鎏金银壳，伏兽钮。主题纹饰为对角排列的两雀与两兽，一只雀鸟展翅飞翔，另一只栖于枝上。瑞兽作奔跑的姿态，一只顾首回望，前爪攀住枝叶。禽鸟、瑞兽之间以蔓枝相缠，并以细密的圆圈纹作为地纹，外围饰以连珠纹。
此镜尺寸很小，当是妇女随身携带的用品。镶嵌金背、银背是唐镜制作的新工艺，是金银细作工和铸工相结合的产物。镜背的金壳或银壳是用黄金或白银在模子内捶打成薄片，再压印突起的纹饰，然后经过錾刻而成。压印技术在汉代已经出现，但是压印的纹饰都很浅，而且发现很少。唐代的这种压印技术得以提高，使纹饰呈现出高浮雕的艺术效果。这类铜镜目前发现存世数量较少，在西安、洛阳出土过相类似的。
天地含象五岳纹镜（图五），唐，直径16.5厘米，重910克。镜钮为连山纹方钮，钮四边为同样的连山纹方块，以示五岳。四隅各铸铭文四字，共十六字，每四个位置相同的字组成一个句子：“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语意为能容纳天地万物。外饰水波纹，水波纹外以八卦纹围成一方格，从右下角以顺时针转读，各卦卦象分别为：乾卦、坎卦、震卦、艮卦、兑卦、离卦、坤卦、巽卦。八卦四边以离卦为上端，上、下、左、右分饰日、月、星辰图案，每种图案两侧饰云纹。日中有展翅的金乌，月中有桂树。镜缘凸起，有两周阴线的弦纹。整体纹饰外圆内方，意为天圆地方，五岳四渎。
这类铜镜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具，根据学者的研究，此镜与《正统道藏》中收录的司马承祯所作的《上清含象剑鉴图》）所载首品镜的图案十分相似。不同的是镜图没有流水纹，日月星辰的两侧没有八朵云头纹，镜图上的八卦卦象只有五种卦象，其中离卦两见、乾卦则三见。推想这种错误应该是镜书在历代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遗佚和讹误而导致的。
通过相关的文字可以知道这种铜镜的功用，即司马承祯所说“夫四规之法，独资于神术。千年之奇，唯求于乌影。含光写貌，虽靓其仪，尚象通灵，罕存其制。而鉴之为妙也。贞质内凝，湛然惟寂，清晖外莹，览焉遂通。应而不藏，至人之心愈显。照而征影，精变之形斯复。所谓有贞明之道也，有神灵之正也。捧玩之宝，莫先兹器，既可以自见，亦可以鉴物。”因此，这种纹饰赋予了铜镜一定的宗教功能，可以是用来驱魔辟邪的。
（责任编辑：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