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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销象生瓷塑在中国出口至西方的外销瓷器贸易中数量极少，但却是题材特殊又极其精致的一部分。这些象生瓷塑非常罕见，且仅出自所知的“私人定制”。要揭示这批17和18世纪康雍乾清三代外销瓷塑的艺术发展过程并不容易，然而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过程，因为它反映了两种伟大文化碰撞交融从而出现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而这两种文化同时都具有极其丰富的艺术传统和实用艺术品类，特别是在陶瓷方面。
中国艺术常与其他地区的文化相互影响，特别是来自中东和印度的文化。从很早开始，中国和这些地区就通过丝绸之路与航海线路开展艺术品贸易活动。艺术制品在各地技术、材料、器型和设计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丰富的种类。而中国艺术家们也总能接纳和开发新的材料，比如青花瓷中使用的钴蓝就来自中东地区，还有粉彩中的粉色则源自欧洲。
从15世纪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之后，一个与西方进行航海贸易的时代就开始了。到了17和18世纪，出口贸易形成了非常大的规模，其中有中国根据西方人的品味制造的商品，也有反映东方异域风情在西方之流行的商品。其他同时进行的贸易还有茶、丝绸及各类金属。
在西方，当我们看到一件外销物品时，首先会想的是这件物品最初所针对的市场（虽然并不总是容易判断）和它的制造时期。市场的波动反映出中国王朝的政治和西方势力在航海贸易统治上的变化。葡萄牙市场在15和16世纪占主导地位，但相对来说规模较小——但那个时期出口的艺术品在今天都受到高度推崇。荷兰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控制了航海贸易，而英国人则控制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市场。当时西方与中国的联系被严格控制，并被局限于广州河岸边的一小块区域，在这一区域每一个国家的贸易公司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商行。订单通过西方的商人们送到那里，而瓷器在500英里外的景德镇制作后再带到广州。到了18世纪，多数外销瓷器的釉上彩绘则被转移到广州以便允许船长们近距离监制。
17世纪中叶，明朝的崩溃和清朝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出口贸易被打断。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西方称作的“转变期”（1620年至1683年）内，一些瓷器就通过日本的港口出口。随着康熙帝的登基，1662年开始，清朝在整个中国的巩固发展和1683年景德镇窑口的重建，中国外销瓷器贸易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
中国瓷器与艺术品的高峰时期覆盖了三位皇帝的统治时期：康熙（1662年至1722年），他的儿子雍正（1723年至1735年）和孙子乾隆（1736年至1796年）。而这一时期之后艺术品质量大幅下降，尤其是瓷器。其原因是欧洲骨瓷制作带来的竞争拉低了瓷器价格。另外，清王朝内部的困难和衰落也对艺术品制作水平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现象在整个19世纪西方势力介入中国政权后更加恶化。
在清代尤其是18世纪，通过大量实验与创新，瓷器在造型、装饰的多样性和质量上都得到巨大的发展：欧式造型被复制，欧洲版画和设计被运用，最上乘的瓷器的完成质量已经可以与任何官窑瓷器相媲美。其中象生瓷塑就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中国制瓷匠师和填彩匠师们的才能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他们对广州的欧洲贸易家们提出的不断变化的需求总能做出回应。
针对西方的贸易出口主要包括：大量用于日常使用的普通瓷器、成套餐具和器皿。除此之外在船上的西方贸易商们，即所谓“货船船长（supercargo）”，被允许使用船上一定的空间来携带他们自己的“私人定制”，即来自客户的特殊定制，其中可能包括徽章瓷成套餐具或者装饰有特定西式图案的成套盘子，以及为了欧洲高端市场而少量定制的象生瓷塑及带盖汤盆。这些私人定制规模虽小，却包括了如今收藏家们最推崇的外销瓷类。当时，货船船长们总是能够监督瓷器的设计并协商要求最高质量的制造和填彩。许多最稀有的中国外销象生瓷塑都出自这些定制，并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位想象力非凡的船长某次航行、也是唯一一次包含12只象生瓷塑的订单。关于象生瓷塑的记载目前只有一两处，但不断有新的发现，比如最近科恩（Cohen&Cohen，UK）的出版物中就有关于从欧洲代尔夫特瓷（Defft）复制的中国外销象生瓷塑“天使之名（Angd of Fame）”。
最早的外销瓷塑出现在康熙年间并且多为小型中式人物瓷塑，包括男孩、少女、神兽以及一部分拥有丰富象征意义、容易被中国人解读并十分吸引西方人的形象。贸易的本质意味着这些作品必须能够盈利，所以大型的、复杂的瓷器由于投资过高很可能不被定制。在这段时期最著名的是那些直接在素瓷上填彩的瓷塑，颜色主要有绿、黄、铁红、淡紫和蓝（一种在西方被熟知为“五彩”透明釉彩的颜色）。在这个时期，主要为西方制造的动物象生瓷塑有犬类、鹦鹉、马和各种神兽，甚至是成对的石狮子。
来自这个时期令人惊叹的一组大型象生动物瓷塑是约1720年制造的两只豹和三只虎。这五只动物最开始被一个欧洲人收藏，后于20世纪50年代被分开。其中那对豹目前在詹姆斯·E·索厄尔（James E SoweH）收藏并且保持有中国外销瓷器的拍卖纪录（246万英镑，2005年）。然而现在人们对它们的最初用途提出质疑，一说是为出口市场所制造，而另一说认为它们是用来作宫廷摆设，而且很有可能是摆在圆明园中，后来通过某种方式到了西方。这些99厘米长的超大型瓷塑，当时的造价或极其昂贵。制陶匠师可能有途径接触到真实动物，并且以仿真的精确度来模仿制作这批瓷塑。
在欧洲文化中，狮子是魅力的来源，而豹与虎没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神话里，原产于中国的豹与虎则十分重要。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思想家列子曾提出豹为马的祖先，而马又是人的祖先。虎经常象征着中国神话和文学中的“阴”和“西方”，相对应的龙象征着“阳”和“东方”。豹常与虎一起出现，作为勇敢的象征。在明朝，豹还被刺绣在三品武官的官袍补服上。
豹在中国艺术中其实很少出现，已知的第一次出现在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后偶尔出现在青铜器和铜胎画珐琅上。有时候他们的形象与人联系在一起，而这联系似乎在早期中国神话中也有重大意义。豹，型小于虎，须有同等程度的机智与胆量才能生存，而这就给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中国瓷器上的多数动物形象，尤其在这一时期，只是接近于真实动物的形象，但这组大型猫科动物瓷塑非常精致于细节，而且几乎可以确定是以真实动物或被囚养的动物为模型的。这对豹警觉而紧张，准备着弹跳或撤退，栩栩如生，就如野外的豹一般。但是老虎以一种僵硬不自然的腿部姿势跨立着，无趣但显得很自信，非常不像他们在自然环境中那流畅的、隐秘不测的姿态。这很可能是因为唯一可以实施近距离观察动物的地方就是康熙皇帝的兽园，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本人就作为了解完整动物模型的唯一可能。康熙皇帝的私人百兽园坐落于北京三贝子花园，以康熙帝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胤稹的名字命名（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胤稹成功登上皇位成为雍正皇帝，圆明园也是为他而造）。很明显没有匠师制造外销瓷模型时可以允许进入皇帝的领地。
这群动物瓷塑的每只脚都有一个凹槽可以固定在底座上，尾巴则是分开安装。我的猜测是这些豹和老虎可能是一个包括很多动物瓷塑的大型陈列的一部分——可能每一种动物都象征一个不同的军队官阶（如同军衔徽章一样），同时对帝王表示效忠。
在欧洲，硬质陶瓷的发展开始于1708年至1710年，德国麦森陶瓷工厂在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1682年至1719年）的监督下完成了第一次瓷器制造。18世纪30年代，雕塑式瓷器由约翰·雅各布-柯克纳和约翰-乔基姆·坎德勒制作出，其中包括了许多动物瓷塑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栖息在树枝或石头上的鸟类，这些设计在壁炉装饰中都十分流行。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的瓷器昂贵得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所以这些瓷器不可避免地在材料价格更低廉的中国被复制，还成为了舶来品有了附带价值。
这批动物造型的器皿十分富有创造力和娱乐性。早期的例子包括各种壶，比如受到中式造型强烈影响的康熙猴瓷塑执壶。
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不同大小的多种动物造型汤盘被制造出来，且多数都提供给葡萄牙与西班牙市场——一些早期代表作品带有西班牙家族徽章。这些汤盘可能被制成装饰性物品，极少用于盛装食物。他们都在内部上釉且带盖，最好的成品还应带有绘以相同颜色、同种动物的瓷质底盘。虽然这一以动物造型制作器皿的传统也存在于中国早期青铜动物器皿中，但是关于这些汤盘最初的想法可能来自欧洲。
野猪首带盖汤盘，最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复制于海希特法安斯（H·chstfaience）瓷器。
其他大型代表性瓷塑包括牛头、鹅、鸡和鱼，还有许多小型调料碗如鸭子、鹅类、鸡、鹧鸪、水鸭（Gallicrexsp）、猪、乌龟、树鼩、鱼、螃蟹和海螺。
纯装饰性的象生瓷塑也有制作。一部分直接复制了欧洲的作品，像奶牛就是流行的代尔夫特瓷的复制品——然中国的外销瓷作品则更稀有罕见。
其它则复制了被中国人所熟知的动物，比如梅花鹿或猴子。
一对极其特殊的呈坐姿的鹿来自詹姆斯·E·索厄尔收藏。有记载的这小部分中国外销象生鹿瓷主要分成两个类别：康熙时期模型或后期嘉庆时期模型。然而，这些鹿瓷的模型制作过程是高度精细复杂的，其皮毛的绘制十分相似于1760年至1785年，乾隆年代中期的小猎犬、八哥犬、猎犬皮毛的绘制方法。其坐姿也类似于那个时期的犬类坐姿。后期的鹿不是站着就是完全斜躺着的。这种姿势非常独特，除此之外已知的是一对康熙素三彩瓷坐像梅花鹿壶，绘以黄色釉彩并装饰有花与菇蕈，而另一只是于1999年在苏富比出售、被制作成坐像鹿的康熙景泰蓝香炉。图中这对鹿头部有两个凿洞用于安装由木头、金属、象牙或鹿茸雕刻成的鹿角。
大猴背着小猴子的图像形成了中国式的画谜：“辈辈封侯”，寓意着世世代代都能得高官厚禄。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被订购此图像的西方收藏家所理解。
犬类形象在瓷塑中是最受欢迎的，它们在18世纪被大量制造。尺寸从3厘米高到54厘米高不等，种类不是猎犬就是观赏犬，比如小猎犬或八哥犬。
中国外销象生动物瓷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类别，无论放到中国还是西方的艺术传统都不合适；然而，它们代表了各种想法与传统的非凡结合。它们的身上包含着高超的技术和艺术创造力，有着难以说清的影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象生瓷不仅打破了从宋代开始就存在的“动物作为符号象征”的艺术传统，也开始表达动物存在本身。比如桃与猴子或灵芝与鹤。
外销象生瓷中生物的分类法也同样无法确定。这些瓷塑习惯上被看作是出于经济和实际的原因，西方概念在东方复制和生产的结果。但是详细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复杂的中国传统动物分类学、象征性以及西方对全球动物学的不断发现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而西方这些丰富的动物学发现还启发了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约翰·詹姆斯·奥杜邦、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和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
这一点在鸟类瓷上反映最明显。它们大多最开始以欧洲的造型出现，而后慢慢出现了中国物种的特色。18世纪，在中国还设有一套能和林奈的系统相媲美的鸟类分类学，中国鸟类的西式描述直到19世纪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辨认鸟类瓷塑的物种种类是非常困难的。
部分中国物种在1740年到达西方——金鸡和鸳鸯在当时的英国鸟类饲养场都有记录，还有异域珍禽的贸易在巴黎也十分流行，尤其是非洲的鹦鹉。整个18世纪，探险家和自然主义者进行着环球旅行。林奈的学生潘·乌斯贝克（1723—1805）于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卡尔王子”号船远航至广州，回航时携带了超过600种新物种，其中大多数为植物。
从外销瓷上发现的鸟类种类数量很少，这一点是十分有意义的。也许鸟栖在树桩上作为纯装饰物的画面能够迎合西方的品味，但是中国在为西方市场供应时，制陶匠人制造瓷塑还是局限在中国人的所知范围内。
因此雉鸡类都是红腹锦鸡（chrysolophuspictus）而不是普通雉鸡类；孔雀不是有蓝色羽毛的印度孔雀（Pavocristatus）而是在中国更熟知的绿孔雀（Pavomuticus）——多数瓷塑都是绿色。鸡被完全赋予家禽的活力，猫头鹰则是中国角枭（Otussunia），而不是麦森瓷器中的黄褐色猫头鹰或短耳猫头鹰。鸭子是亚洲家畜类型中处于高位的，是中华斑嘴鸭（Anaspoecilorhynchazonorhyncha）不是野鸭；鹅则是天鹅（Ansercygnoides）而不是欧洲的灰鹅。
瓷中出现的鹤则由在19世纪早期于中国发现的两种鹤类物种相结合而成。即有黑色初级飞羽、红色腿的白鹤（Grusleucogeranus）；也有黑色颈背、灰色长腿、白色初级飞羽和黑色次级飞羽的丹顶鹤（Grusjaponensis）。
其他被用来作为外销瓷模型的亚洲物种包括董鸡（Gallicrexcinerea）和经常出现在中国艺术中的亚洲寿带鸟（Terpsiphoneparadisii）。这些贸易中对艺术品的选择是很明显也是很神秘的，而这个举动背后的动力，依然无从知晓。
判断这些瓷塑的制作年份十分困难且饱含争议。如果你熟悉18世纪上釉颜色和风格也许还好些。特别是那些私人定制的徽章瓷，通常可以非常精确地判断出年份。此外对瓷塑底部的详细检查也是必须的——在科恩和莫特利（Cohen & Motley 2008）中有几个例子。另外，中国外销瓷塑最好的成品多数来自17或18世纪，到了19世纪以及更晚的时期，不少瓷器仍在被复制。有些类型的瓷塑在整个清朝时期都有制造——例如鸡、鹦鹉或猎犬——但是其他的则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制造，比如猫头鹰、雉鸡和大型动物汤盘。
由于这些瓷塑非常稀有且很难寻得，对于它们的研究虽不容易但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中国制陶匠师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以及外销贸易中东方与西方文化极具创造力的碰撞，更代表了这两种文化浓缩的精华。
本文作者莫志系英国科恩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怡运）
中国艺术常与其他地区的文化相互影响，特别是来自中东和印度的文化。从很早开始，中国和这些地区就通过丝绸之路与航海线路开展艺术品贸易活动。艺术制品在各地技术、材料、器型和设计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丰富的种类。而中国艺术家们也总能接纳和开发新的材料，比如青花瓷中使用的钴蓝就来自中东地区，还有粉彩中的粉色则源自欧洲。
从15世纪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之后，一个与西方进行航海贸易的时代就开始了。到了17和18世纪，出口贸易形成了非常大的规模，其中有中国根据西方人的品味制造的商品，也有反映东方异域风情在西方之流行的商品。其他同时进行的贸易还有茶、丝绸及各类金属。
在西方，当我们看到一件外销物品时，首先会想的是这件物品最初所针对的市场（虽然并不总是容易判断）和它的制造时期。市场的波动反映出中国王朝的政治和西方势力在航海贸易统治上的变化。葡萄牙市场在15和16世纪占主导地位，但相对来说规模较小——但那个时期出口的艺术品在今天都受到高度推崇。荷兰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控制了航海贸易，而英国人则控制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市场。当时西方与中国的联系被严格控制，并被局限于广州河岸边的一小块区域，在这一区域每一个国家的贸易公司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商行。订单通过西方的商人们送到那里，而瓷器在500英里外的景德镇制作后再带到广州。到了18世纪，多数外销瓷器的釉上彩绘则被转移到广州以便允许船长们近距离监制。
17世纪中叶，明朝的崩溃和清朝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出口贸易被打断。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西方称作的“转变期”（1620年至1683年）内，一些瓷器就通过日本的港口出口。随着康熙帝的登基，1662年开始，清朝在整个中国的巩固发展和1683年景德镇窑口的重建，中国外销瓷器贸易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
中国瓷器与艺术品的高峰时期覆盖了三位皇帝的统治时期：康熙（1662年至1722年），他的儿子雍正（1723年至1735年）和孙子乾隆（1736年至1796年）。而这一时期之后艺术品质量大幅下降，尤其是瓷器。其原因是欧洲骨瓷制作带来的竞争拉低了瓷器价格。另外，清王朝内部的困难和衰落也对艺术品制作水平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现象在整个19世纪西方势力介入中国政权后更加恶化。
在清代尤其是18世纪，通过大量实验与创新，瓷器在造型、装饰的多样性和质量上都得到巨大的发展：欧式造型被复制，欧洲版画和设计被运用，最上乘的瓷器的完成质量已经可以与任何官窑瓷器相媲美。其中象生瓷塑就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中国制瓷匠师和填彩匠师们的才能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他们对广州的欧洲贸易家们提出的不断变化的需求总能做出回应。
针对西方的贸易出口主要包括：大量用于日常使用的普通瓷器、成套餐具和器皿。除此之外在船上的西方贸易商们，即所谓“货船船长（supercargo）”，被允许使用船上一定的空间来携带他们自己的“私人定制”，即来自客户的特殊定制，其中可能包括徽章瓷成套餐具或者装饰有特定西式图案的成套盘子，以及为了欧洲高端市场而少量定制的象生瓷塑及带盖汤盆。这些私人定制规模虽小，却包括了如今收藏家们最推崇的外销瓷类。当时，货船船长们总是能够监督瓷器的设计并协商要求最高质量的制造和填彩。许多最稀有的中国外销象生瓷塑都出自这些定制，并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位想象力非凡的船长某次航行、也是唯一一次包含12只象生瓷塑的订单。关于象生瓷塑的记载目前只有一两处，但不断有新的发现，比如最近科恩（Cohen&Cohen，UK）的出版物中就有关于从欧洲代尔夫特瓷（Defft）复制的中国外销象生瓷塑“天使之名（Angd of Fame）”。
最早的外销瓷塑出现在康熙年间并且多为小型中式人物瓷塑，包括男孩、少女、神兽以及一部分拥有丰富象征意义、容易被中国人解读并十分吸引西方人的形象。贸易的本质意味着这些作品必须能够盈利，所以大型的、复杂的瓷器由于投资过高很可能不被定制。在这段时期最著名的是那些直接在素瓷上填彩的瓷塑，颜色主要有绿、黄、铁红、淡紫和蓝（一种在西方被熟知为“五彩”透明釉彩的颜色）。在这个时期，主要为西方制造的动物象生瓷塑有犬类、鹦鹉、马和各种神兽，甚至是成对的石狮子。
来自这个时期令人惊叹的一组大型象生动物瓷塑是约1720年制造的两只豹和三只虎。这五只动物最开始被一个欧洲人收藏，后于20世纪50年代被分开。其中那对豹目前在詹姆斯·E·索厄尔（James E SoweH）收藏并且保持有中国外销瓷器的拍卖纪录（246万英镑，2005年）。然而现在人们对它们的最初用途提出质疑，一说是为出口市场所制造，而另一说认为它们是用来作宫廷摆设，而且很有可能是摆在圆明园中，后来通过某种方式到了西方。这些99厘米长的超大型瓷塑，当时的造价或极其昂贵。制陶匠师可能有途径接触到真实动物，并且以仿真的精确度来模仿制作这批瓷塑。
在欧洲文化中，狮子是魅力的来源，而豹与虎没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神话里，原产于中国的豹与虎则十分重要。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思想家列子曾提出豹为马的祖先，而马又是人的祖先。虎经常象征着中国神话和文学中的“阴”和“西方”，相对应的龙象征着“阳”和“东方”。豹常与虎一起出现，作为勇敢的象征。在明朝，豹还被刺绣在三品武官的官袍补服上。
豹在中国艺术中其实很少出现，已知的第一次出现在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后偶尔出现在青铜器和铜胎画珐琅上。有时候他们的形象与人联系在一起，而这联系似乎在早期中国神话中也有重大意义。豹，型小于虎，须有同等程度的机智与胆量才能生存，而这就给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中国瓷器上的多数动物形象，尤其在这一时期，只是接近于真实动物的形象，但这组大型猫科动物瓷塑非常精致于细节，而且几乎可以确定是以真实动物或被囚养的动物为模型的。这对豹警觉而紧张，准备着弹跳或撤退，栩栩如生，就如野外的豹一般。但是老虎以一种僵硬不自然的腿部姿势跨立着，无趣但显得很自信，非常不像他们在自然环境中那流畅的、隐秘不测的姿态。这很可能是因为唯一可以实施近距离观察动物的地方就是康熙皇帝的兽园，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本人就作为了解完整动物模型的唯一可能。康熙皇帝的私人百兽园坐落于北京三贝子花园，以康熙帝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胤稹的名字命名（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胤稹成功登上皇位成为雍正皇帝，圆明园也是为他而造）。很明显没有匠师制造外销瓷模型时可以允许进入皇帝的领地。
这群动物瓷塑的每只脚都有一个凹槽可以固定在底座上，尾巴则是分开安装。我的猜测是这些豹和老虎可能是一个包括很多动物瓷塑的大型陈列的一部分——可能每一种动物都象征一个不同的军队官阶（如同军衔徽章一样），同时对帝王表示效忠。
在欧洲，硬质陶瓷的发展开始于1708年至1710年，德国麦森陶瓷工厂在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1682年至1719年）的监督下完成了第一次瓷器制造。18世纪30年代，雕塑式瓷器由约翰·雅各布-柯克纳和约翰-乔基姆·坎德勒制作出，其中包括了许多动物瓷塑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栖息在树枝或石头上的鸟类，这些设计在壁炉装饰中都十分流行。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的瓷器昂贵得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所以这些瓷器不可避免地在材料价格更低廉的中国被复制，还成为了舶来品有了附带价值。
这批动物造型的器皿十分富有创造力和娱乐性。早期的例子包括各种壶，比如受到中式造型强烈影响的康熙猴瓷塑执壶。
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不同大小的多种动物造型汤盘被制造出来，且多数都提供给葡萄牙与西班牙市场——一些早期代表作品带有西班牙家族徽章。这些汤盘可能被制成装饰性物品，极少用于盛装食物。他们都在内部上釉且带盖，最好的成品还应带有绘以相同颜色、同种动物的瓷质底盘。虽然这一以动物造型制作器皿的传统也存在于中国早期青铜动物器皿中，但是关于这些汤盘最初的想法可能来自欧洲。
野猪首带盖汤盘，最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复制于海希特法安斯（H·chstfaience）瓷器。
其他大型代表性瓷塑包括牛头、鹅、鸡和鱼，还有许多小型调料碗如鸭子、鹅类、鸡、鹧鸪、水鸭（Gallicrexsp）、猪、乌龟、树鼩、鱼、螃蟹和海螺。
纯装饰性的象生瓷塑也有制作。一部分直接复制了欧洲的作品，像奶牛就是流行的代尔夫特瓷的复制品——然中国的外销瓷作品则更稀有罕见。
其它则复制了被中国人所熟知的动物，比如梅花鹿或猴子。
一对极其特殊的呈坐姿的鹿来自詹姆斯·E·索厄尔收藏。有记载的这小部分中国外销象生鹿瓷主要分成两个类别：康熙时期模型或后期嘉庆时期模型。然而，这些鹿瓷的模型制作过程是高度精细复杂的，其皮毛的绘制十分相似于1760年至1785年，乾隆年代中期的小猎犬、八哥犬、猎犬皮毛的绘制方法。其坐姿也类似于那个时期的犬类坐姿。后期的鹿不是站着就是完全斜躺着的。这种姿势非常独特，除此之外已知的是一对康熙素三彩瓷坐像梅花鹿壶，绘以黄色釉彩并装饰有花与菇蕈，而另一只是于1999年在苏富比出售、被制作成坐像鹿的康熙景泰蓝香炉。图中这对鹿头部有两个凿洞用于安装由木头、金属、象牙或鹿茸雕刻成的鹿角。
大猴背着小猴子的图像形成了中国式的画谜：“辈辈封侯”，寓意着世世代代都能得高官厚禄。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被订购此图像的西方收藏家所理解。
犬类形象在瓷塑中是最受欢迎的，它们在18世纪被大量制造。尺寸从3厘米高到54厘米高不等，种类不是猎犬就是观赏犬，比如小猎犬或八哥犬。
中国外销象生动物瓷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类别，无论放到中国还是西方的艺术传统都不合适；然而，它们代表了各种想法与传统的非凡结合。它们的身上包含着高超的技术和艺术创造力，有着难以说清的影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象生瓷不仅打破了从宋代开始就存在的“动物作为符号象征”的艺术传统，也开始表达动物存在本身。比如桃与猴子或灵芝与鹤。
外销象生瓷中生物的分类法也同样无法确定。这些瓷塑习惯上被看作是出于经济和实际的原因，西方概念在东方复制和生产的结果。但是详细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复杂的中国传统动物分类学、象征性以及西方对全球动物学的不断发现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而西方这些丰富的动物学发现还启发了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约翰·詹姆斯·奥杜邦、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和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
这一点在鸟类瓷上反映最明显。它们大多最开始以欧洲的造型出现，而后慢慢出现了中国物种的特色。18世纪，在中国还设有一套能和林奈的系统相媲美的鸟类分类学，中国鸟类的西式描述直到19世纪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辨认鸟类瓷塑的物种种类是非常困难的。
部分中国物种在1740年到达西方——金鸡和鸳鸯在当时的英国鸟类饲养场都有记录，还有异域珍禽的贸易在巴黎也十分流行，尤其是非洲的鹦鹉。整个18世纪，探险家和自然主义者进行着环球旅行。林奈的学生潘·乌斯贝克（1723—1805）于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卡尔王子”号船远航至广州，回航时携带了超过600种新物种，其中大多数为植物。
从外销瓷上发现的鸟类种类数量很少，这一点是十分有意义的。也许鸟栖在树桩上作为纯装饰物的画面能够迎合西方的品味，但是中国在为西方市场供应时，制陶匠人制造瓷塑还是局限在中国人的所知范围内。
因此雉鸡类都是红腹锦鸡（chrysolophuspictus）而不是普通雉鸡类；孔雀不是有蓝色羽毛的印度孔雀（Pavocristatus）而是在中国更熟知的绿孔雀（Pavomuticus）——多数瓷塑都是绿色。鸡被完全赋予家禽的活力，猫头鹰则是中国角枭（Otussunia），而不是麦森瓷器中的黄褐色猫头鹰或短耳猫头鹰。鸭子是亚洲家畜类型中处于高位的，是中华斑嘴鸭（Anaspoecilorhynchazonorhyncha）不是野鸭；鹅则是天鹅（Ansercygnoides）而不是欧洲的灰鹅。
瓷中出现的鹤则由在19世纪早期于中国发现的两种鹤类物种相结合而成。即有黑色初级飞羽、红色腿的白鹤（Grusleucogeranus）；也有黑色颈背、灰色长腿、白色初级飞羽和黑色次级飞羽的丹顶鹤（Grusjaponensis）。
其他被用来作为外销瓷模型的亚洲物种包括董鸡（Gallicrexcinerea）和经常出现在中国艺术中的亚洲寿带鸟（Terpsiphoneparadisii）。这些贸易中对艺术品的选择是很明显也是很神秘的，而这个举动背后的动力，依然无从知晓。
判断这些瓷塑的制作年份十分困难且饱含争议。如果你熟悉18世纪上釉颜色和风格也许还好些。特别是那些私人定制的徽章瓷，通常可以非常精确地判断出年份。此外对瓷塑底部的详细检查也是必须的——在科恩和莫特利（Cohen & Motley 2008）中有几个例子。另外，中国外销瓷塑最好的成品多数来自17或18世纪，到了19世纪以及更晚的时期，不少瓷器仍在被复制。有些类型的瓷塑在整个清朝时期都有制造——例如鸡、鹦鹉或猎犬——但是其他的则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制造，比如猫头鹰、雉鸡和大型动物汤盘。
由于这些瓷塑非常稀有且很难寻得，对于它们的研究虽不容易但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中国制陶匠师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以及外销贸易中东方与西方文化极具创造力的碰撞，更代表了这两种文化浓缩的精华。
本文作者莫志系英国科恩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