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商业观察家注意到了中国“独生子女一代”在领导商业时尚及推动新的购物模式方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是家庭中的稀少资源,家长容忍了他们对权利的行使,并且在许多方面接受他们在广告信息、文化模式、娱乐信息方面的自觉与不自觉地施加影响与要求。
　　实际上后一代影响力可能远比这个广泛,由于他们在获得信息、技术、新见识的能力与兴趣上远大于上一代,因此他们具有广泛的以后代身份辅导与教育前代(后育)的能力,这种后育范围既包括城市家庭中向其他成员介绍IT技术、缓解数字鸿沟,还包括农村家庭中作为指导父母一代正确使用新农药与新化肥的顾问。由于学校现在是中国社会中最强的具有组织与传播效应的社区中心,因此成为许多新型社会信息的有力的释放地,而多半处在学生身份的后代青少年正是实施这类释放的有效人际载体。
　　正如过往一切施教者具有高于受教者的地位一样,当后育发生并被利用于社会动员机制时,这意味着携带更多信息与处在辅导地位的青年一代逐渐取得对于老一代的自然的道德优势或者心理优势。在家庭中,这意味着孩子在家庭主要领域的发言权上升,而相应地老一代的发言权下降;在社区与流行文化中,代表年轻人文化模式的节目形态与时尚因素逐渐处在更有影响力和更高的形象地位;在工作单位中,后育者挑战简单家长制的管理模式,追求更为平等与沟通型的组织文化;在互联网上,后育更多允许自我发挥与互相表现自己的建设性或者破坏性创新能力空间。总之,一方面后育者仍然保留年轻人甚至孩子的面貌;另一方面他们将要求通常属于成人甚至过去只属于权威者的地位,其中平等对话、建设互相尊重的关系是他们起码的要求。
　　从人文发展角度而言,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最为引人注目与有趣的一个方面,这项发展的挑战不仅颠覆着传统文化中的“胡子与道理等长”的规则,同时也直接针对着从家庭、职场到公共治理领域基于传统文化形成的金字塔式管治规则。从某种程度上,后育固然存在价值,但也引发更为突出的代际冲突。实际上,在家庭层面因为家庭成人成员普遍乐于讨好唯一的孩子,因此与后育现象关联的矛盾以家长与老人的避让而得以缓和;在某些新经济企业中及竞争规则主导的职场上,更多的老板为了留住新兴人才与保持合理人员流动,也就不得不接受更为对等谈判与沟通式的企业文化。“先做好朋友,才能做好爸爸”与“先做好朋友,才能做好老板”的规则在体制内色彩更浓的单位和领域还较少发挥作用,这部分也意味着代际冲突在那里可能更多被隐藏;另外,也部分意味着后育一代中的精英可能较不愿意流向体制内的单位。
　　后育其实不是新现象,“五四”精神蕴藏着很强的后育意味,在与时尚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中,后育蕴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后育现象,放下前代的矜持,建立一个沟通型的社区文化,这将使我们拥有中国独特的青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