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惟一和夏含夷兩位教授編輯出版的《劍橋中國古代史》,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於上個世紀末(1999年),但收稿截止日期是1995年,細算下來,書中所包含內容,其下限距今已有二十餘年。此書的出版,正如兩位主編在該書《導言》中所言,既彌補了此前費正清和崔瑞德兩位教授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叢書未能包含先秦中國史研究的遺憾,又是西方漢學界在條件成熟之後對帝國之前中國歷史研究探索的匯總;就當時而言,《劍橋中國古代史》的出版,集中展示了西方漢學界在早期中國研究領域的前沿性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西方漢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積累起來的自信心的表達。這種自信不僅體現在研究者對早期中國研究資料和信息——尤其是新近的考古發現以及以其他方式發現的最新資料——的佔有和研究上,而且更突出地體現在相當一部份學者對於傳統中國史學方法的反思,以及通過最新發現的物質材料對古代考古文明的重建和不同文明間關係的構擬方面。這一點,讀者既可以在全書主要章節安排上饒有意味的二元結構中看出,也可以在《劍橋中國古代史》導言的相關部份以及史嘉柏教授有針對性的批評中看到。史嘉柏教授的書評,無論從篇幅還是深度而言,都與《劍橋古代中國史》相稱。這是一篇譯成中文近六萬字的長篇書評,內容涵蓋了一部長達一千一百多頁的巨著的方方面面,包括其謀篇布局,章節安排,圖片使用,以及書目引用和章節間的參照互檢,等等。更重要的是,該書評能够始終圍繞如何界定和使用早期史料這一核心,從對中國概念的理解、先秦史研究的獨特性以及早期中國研究學科的界定等方面統領整個書評,從而既將批評的目光掃遍全書的每一個角落,又能捕捉住重心,提綱挈領,使讀者在把握《劍橋古代中國史》的廣博內容同時,深刻思考書評中所提出的影響古代中國研究現狀及其走向的重大學術問題。這些問題,不但是有著幾百年歷史的西方漢學研究發展到今天必須面對和解决的問題,而且也是在考古材料急劇增加的情况下中國上古史研究亟需思考和探討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西方漢學界中解構永恒中國的强大聲音?應該如何理解中國觀念的産生?如何在研究中界定和使用這一觀念?在文獻材料缺失的史前史的研究中,考古文化是不是我們重建古代文明的唯一工具?考古的證據是否積累到可以無慮地拋弃藉助文獻建構起的中國歷史框架,而僅憑藉考古理論就能解釋古代社會和古代文化的地步?我們應該如何合理地處理考古數據與傳世文獻的關係?二者的關係互補還是互斥?古代文明的延續性是否强大到可以讓我們根據較晚時期的歷史推斷更早歷史時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某些要素?即使在有甲骨、金文以及其他不同性質的傳世文獻史料的商周歷史研究中,我們是否可以把這些材料直接拿來當作史料使用?如果直接拿來作爲史料使用有失妥當,我們應該對這些材料怎樣辨別處理,纔能讓這些寶貴資料在古代史的研究中真正發揮作用?最後,綜合所有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從方法論的角度定義早期中國研究或者中國上古史這樣的學科?是考古與傳統史學的簡單疊加,還是從廣度和深度方面對包括二者在內的多學科或跨學科的整合?總之,我們應該如何在協調各種方法之間矛盾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有意義的整合,從而更加明晰,更有說服力地呈現出早期中國研究的格局、目標和方法?史嘉柏教授的書評,與其說解答了他提出的問題,還不如說是藉助《劍橋中國古代史》這一平臺,從一個更高的高度推進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並激發我們從方法論和學科論的高度,深刻反省早期中國研究的現狀和走向。這樣的反省和思考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或許也正是我們在《劍橋中國古代史》出版近二十年後翻譯和出版這篇書評的意義所在。但願這份遲到的努力,不僅能讓我們感受到西方漢學和中國考古及先秦史研究方法論和切入點方面的碰撞,而且能够促進我們真正放開視野,超越中西史學立場和方法的局限,整合局內和局外歷史視角的對立衝突,從而從內容、方法和學科的高度爲早期中國研究開拓新路。考慮到史嘉柏教授書評的篇幅,爲方便讀者閱讀,譯者在適當的地方附加了原文所無的小標題。全文被劃分爲十九個部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