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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飞宇；《推拿》；话语控制；抗争；怜悯；底层文学
摘要：
由于时代的机缘，盲人以推拿师的身份群体性地进入了社会日常生活，毕飞宇的《推拿》将目光集中到了这个独特的群体身上。小说描述了健全人对盲人压抑的话语机制和盲人对此不甘的抗争，虽然盲人和健全人相处的经历是特殊的，但是经验却带有普遍性。毕飞宇关注盲人群体的态度和表达方式给陷于“概念化”的底层文学创作带来了启示：只有恰当地表达“怜悯”，才能使文学获得“美”的提升和“善”的救赎。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036-04
福柯研究发现，身体不健全的人譬如侏儒、瘸子或瞎子，算不上“不正常的人”，因为法律预见并且顺利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不像“双体人”或阴阳人会造成社会权力话语结构的混乱。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健全人对身体不健全的人有着明确的定义和强有力的话语控制，他们存在的意义是否定性的，换言之，残疾本身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和美感，他们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确认健全的一种形式。在《推拿》之前，盲人和其他的残疾人一样，要么是歌颂赞叹生命力的对象，要么与“异”和“怪”联系在一起，作为“禁忌”被排挤和隔绝。毕飞字形象地说：“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
时代赋予盲人以转机，使他们“浮出历史地表”。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经济的发展带动休闲娱乐业的兴起，“推拿”作为时尚悄悄地成为城市里一些人固定的生活程序，盲人因此以全新的形象——“推拿师”出现在健全人面前。较高的收入使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也因此更加敏感地发现健全人对他们的偏见。譬如健全人对盲人的生存期待是“自食其力”，这引起了沙复明强烈的反感和不满。“‘自食其力’，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傲慢、多么自以为是的说法。……就好像只有残疾人才需要‘自食其力’，而他们则不需要，他们都有现成的，只等着他们去动筷子；就好像残疾只要‘自食其力’就行了，都没饿死，都没冻死，很了不起了。去你妈的‘自食其力’。”这段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自食其力”原本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要求。但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却逐渐变成健全人对残疾人的特殊描述。其中的意味有些复杂，一方面健全人将残疾人视为累赘，希望他们自食其力，同时又有意识地将自食其力塑造成残疾人最可嘉奖的生存方式。
尽管我们相信大多数人对残疾人怀有真诚的同情，但是，这些“善意”被媒体“转述”的时候，变得有些复杂和暧昧。“文革”结束以来，“好人好事／学雷锋”——与革命记忆相关联的道德动员成为嘲讽和解构的对象，这当然不能说是爱和关怀不存在，只是人们对意识形态叙述出来的善良和美德表示怀疑。近几年来，慈善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社会动员形式，但并没有普及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只是明星和商家的广告宣传手段。慈善晚会脱胎于宗教仪式，通过奉献来表达人类对神的虔敬和教义的实践。这种宗教形式经新教伦理改造之后，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仪式。慈善晚会传人中国大陆后，“爱”或者“爱心”由于缺少宗教文化的支撑，成为模糊的“所指”。我们时常看到晚会为了达到良好的募捐效果，“创造性”地化用革命时代惯有的煽情修辞，将受助者说得无比可怜，这无形之中对他们造成了“二次”伤害。资助者往往被描述得“高大雄伟”，慈善表达已经远远脱离了“爱”的内涵，而变成塑造自我身份的标签以及获得快感的方式。小说中描写给残疾人捐款的场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健全的观众和主持人与参加演出的盲人都红以及她失败的钢琴弹奏，形成一种“看”和“被看”的关系，后者在“前者”长久的“凝视”之下，不堪重负。都红敏感地发现其中爱和宽容的虚伪性，内心爆发出愤怒的喊声：“人们热爱感动，‘全社会’都需要感动。感动吧，那很有快感。别再把我扯进去了，我挺好的。犯不着为我流泪。”我们没少看见一些公众人物因为被捐助者不感恩而感到愤怒并且撤除捐助的新闻案例，旁观者往往也加入谴责的队伍，认为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这恰恰说明许多人对于“爱”的误解。
“爱”的本义是个体自动地赋予自我意义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物质或者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他人，同时也在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而我们的慈善晚会，除了模糊的“爱”的口号之外，意义指向“可视”的捐助实物和“可听”的夸张掌声，爱的本体失落了。其中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是在中国文化中，捐助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行为，而不是爱的表达，“道德”和“爱”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客观效应，后者注重主体实践；另外一方面，集中关注受惠者的眼泪和施恩者的财物是“视听文化”为中心的媒体难以豁免的宿命。毕飞宇一向对日常生活保持警惕的态度，小说中高唯对“会议”的恐惧，沙复明在处理与工作人员之间的纠葛时不自觉地采用“官方发言”的腔调，都是此类例子。《推拿》叙述的是盲人的生存境遇，但是其话语压抑形态以及思维方式却是普遍性的，小说的价值和内涵因此获得很大的提升。
内心拒绝来自健全人不平等的命名，使盲人个性当中出现“过于坚硬和庞大”的自尊。他们掩饰自己的软弱，尽管盲人在共同的命运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隐性的群体，但是彼此之间并不亲密。譬如沙复明身患重病，如果不是健全人发现他病发，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也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因此，王大夫感慨，“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沙复明一直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洞，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坠落的洞”。这大概是盲人之间普遍存在的情况，除非他们自己表达出来，否则彼此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的健康状态。而“说”对于沙复明来说无疑是艰难的，在他看来，倾诉是下贱的，如果寻求“健全”的医生帮助，则可能因为身体特征和由于不方便洗浴带有体臭而遭到嫌恶。这就意味着沙复明既不可能通过“倾诉”获得心理上的康复，也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医药治疗获得肌体的康复。
因为被视为“不合格”的成员，所以盲人们就主动地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希望通过超出常理的举动来获得意义上的救赎：譬如王大夫为了反抗弟弟对他的忽视，决定给弟弟的婚礼寄上两万元贺礼；沙复明为了证明自己“眼盲心不盲”，就拼命地读书，以实现“复明”的愿望。但这种努力对于事实而言，有时候是毫无意义的，甚至陷入一种悖谬的境地。王大夫是父母的头生子，当健全的弟弟出生后，他却受到父母冷落并长期被放逐于家庭之外，于是王大夫就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儿子，竟拼命地去追求“体面”。他不仅承担着照顾父母的责任，甚至还要替弟弟还赌债，而他的弟弟则是 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面对父母的谴责，竟然可笑地说“为什么不让我瞎了，我瞎了也能自食其力了”。王大夫和这样的弟弟比较“体面”与“合格”，无异于对牛弹琴。更可悲的是，即使王大夫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但在父母眼里王大夫仍是一个“瞎儿子”。这种困境在沙复明身上则表现为关于“美”的命题。沙复明学识渊博，知道许多关于“美”的抽象概念，但是当别人赞叹都红“美”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疑惑：“美”究竟是什么?他不理解别人看到美丽的都红时产生的情感冲击。“美”的情感体验和抽象概念本来是可以互相阐释、融会贯通的，但是对于缺失视觉经验的沙复明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他问都红：“美是什么?”而都红的回答令人绝望，因为她也看不见，所以她不知道。在这之前，沙复明一直希望通过读书进入健全人的社会，但是知识和经验的不相融质疑了他努力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毕飞宇不仅仅探索盲人与健全人错位的尴尬，还用盲人的情感表达指出了以“视觉”为中心的健全人的经验不足和缺失。小说《推拿》被网友传颂并且为多篇论文所引用的一段文字是王大夫和女友小孔的性爱细节的描写。当他们的身体连在一起的时候，小孔问王大夫：“宝贝，我们是几个人?”王大夫答道：“一个人。”这个在健全人“看”来有些邪淫的细节，却成为两个盲人令人感动的爱情誓言。近几年来，当代文学界一直都思索如何走出“纯文学”的困境，大多数人认为现实主义是重建文学和现实联系的途径。然而文学已经无力提供典型化的意识形态，毕飞宇则通过不同的视角重述生活，解构了原来的概念，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使现实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其实“盲”的经验也不仅仅是一个悲剧，当置身于健全人之中的都红听到男人们大量的黄段子时，她甚至有些庆幸于自己的失明而能免见于世俗肮脏。小说还塑造了另外一个人物——张一光，他本来是个矿工，身负着生活的重担，矿难却使他失去了双眼。在家里休息几个月后，他只身离家出走，来到以前他一直想来却不能来的“金粉之地”——南京，实现了逛窑子的愿望。小说这样写道：“多亏了张一光的眼瞎了。眼睛好好的，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眼一瞎，他这个农家子弟却把什么都看清了，他哪里是‘地对空’，他是皇上。”张一光的生活切换到另外一个世界所感受到的轻松和愉快，使承受着重大生活压力的人们露出会心一笑；然而一个农家子弟只有通过如此惨烈的方式才能实现微薄的愿望，却令人感到悲哀。
如果将“底层文学”视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学，那么《推拿》也可列入其中。底层文学是近几年来批评界和创作界的热点。“底层”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是文学关注现实的本能冲动，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期以来，文学的重要变革就是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换。艺术形式一时为作家热衷追求。形式的创新对破除过去僵硬的“工具论”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片面地追求“抽象”的形式而不关心表现内容使文学遁入了苍白的困境。文学的视野从“个人”或者“身体”转移到社会现实被认为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近年来底层创作不断涌现，但阅读了这些作品的批评家则颇有微词。有批评家认为：“底层文学”仅仅是一种“道德化的文学立场”，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患上了“苦难焦虑症”，在表达底层苦难时，仅仅描述了大量的苦难细节，但阅读后人们却不能从中获得对人性的了解。具体地说，“底层文学”“隐含了创作主体的非文学性冲动，即试图通过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悲苦命运展示，以引起‘社会疗救者的注意’，让这一群体获得真正意义的公民平等权，促动社会在文明的意义上走向公平和公正。而创作主体的这种非文学冲动，实质上也折射了他们在不自觉地充当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角色”。我们发现促使作家进行“底层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怜悯”。“底层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陈应松说：“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在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轻佻，越来越浮华，越来越麻痹，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忍耐，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矫揉造作，越来越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世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我们在认可作家可敬的道德关怀的同时，不由产生一个疑问，这样强势的道德关怀能不能实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一类作品中，“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
巧合的是，毕飞宇在《推拿》的创作访谈中也谈到了“怜悯”。他说：“怜悯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同情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它不是一种糟糕的人类情感，怜悯和同情一定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情感之一，问题是你如何去表现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不能把它看成为一种赏赐，成为老爷对下人的一种有赏，那个就太糟糕了，那也不是真正的怜悯，那也不是真正的同情。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界限，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说得非常清楚，怜悯和同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表达它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干净的、恰当的渠道。”和陈应松相比，毕飞宇认同怜悯的可贵，但是他更注重如何表达“怜悯”。对“怜悯”的不同态度可见二者写作的“预设读者”是不一样的。陈应松更注重对底层造成伤害的以及伤害现场的旁观者进行道德谴责；而毕飞字的“预设读者”中包含了作为压抑者的健全人和受压抑者的盲人，他们通过经验沟通获得了彼此的理解和对话。《推拿》中，每一个盲人的成长都是血泪斑斑的。从小孔变形的手和手上的肉球，到沙复明因为长年不能正常作息而落下的胃病，都可看出他们工作十分艰辛。而张宗琪和沙复明的友谊则开始于舍友带女伴回来过夜，同样单身的他们为了排遣尴尬而不断聊天；都红和前台身体健全的高唯之间异常亲密的友谊则源于高唯的眼睛多少可以给她一些安全感。可见这些人的生存条件和时下大多数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些相似，而且和一般的弱势群体相比，他们还有身体上的不方便。但是毕飞宇并没有将他们的遭遇渲染为一个悲情的故事，相反他对“怜悯”保持着一种十分警惕的态度，因为不真诚的怜悯或者不恰当的表达怜悯可能遭遇其笔下人物的“弹劾”，小说中都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了上文所分析的慈善晚会外，都红还意外地被门卡断了大拇指，她不能继续当推拿师了，即当她意识到自己将拖累他人时就毅然选择了离开，因为她厌恶众人玩赏自己的弱点，也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的累赘。正是这种自尊和自强使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美”的力量，使阅读者获得了“善”的救赎。
毕飞字的《推拿》摆脱了僵硬的道德化姿态，更加客观地审视了这个时代的经济活动。资本运动使盲人获得了进入社会的渠道，他们不仅仅是“资本”的受害者，也是既受益于经济发展又受损于不规范经济规则的群体。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同样面临着这样复杂的情况，如何更加真实地反映时代并进行有效的历史判断，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命题，毕飞宇的深刻艺术思考和成功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角度。
(责任编辑：杨 珊)
摘要：
由于时代的机缘，盲人以推拿师的身份群体性地进入了社会日常生活，毕飞宇的《推拿》将目光集中到了这个独特的群体身上。小说描述了健全人对盲人压抑的话语机制和盲人对此不甘的抗争，虽然盲人和健全人相处的经历是特殊的，但是经验却带有普遍性。毕飞宇关注盲人群体的态度和表达方式给陷于“概念化”的底层文学创作带来了启示：只有恰当地表达“怜悯”，才能使文学获得“美”的提升和“善”的救赎。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036-04
福柯研究发现，身体不健全的人譬如侏儒、瘸子或瞎子，算不上“不正常的人”，因为法律预见并且顺利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不像“双体人”或阴阳人会造成社会权力话语结构的混乱。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健全人对身体不健全的人有着明确的定义和强有力的话语控制，他们存在的意义是否定性的，换言之，残疾本身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和美感，他们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确认健全的一种形式。在《推拿》之前，盲人和其他的残疾人一样，要么是歌颂赞叹生命力的对象，要么与“异”和“怪”联系在一起，作为“禁忌”被排挤和隔绝。毕飞字形象地说：“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
时代赋予盲人以转机，使他们“浮出历史地表”。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经济的发展带动休闲娱乐业的兴起，“推拿”作为时尚悄悄地成为城市里一些人固定的生活程序，盲人因此以全新的形象——“推拿师”出现在健全人面前。较高的收入使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也因此更加敏感地发现健全人对他们的偏见。譬如健全人对盲人的生存期待是“自食其力”，这引起了沙复明强烈的反感和不满。“‘自食其力’，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傲慢、多么自以为是的说法。……就好像只有残疾人才需要‘自食其力’，而他们则不需要，他们都有现成的，只等着他们去动筷子；就好像残疾只要‘自食其力’就行了，都没饿死，都没冻死，很了不起了。去你妈的‘自食其力’。”这段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自食其力”原本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要求。但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却逐渐变成健全人对残疾人的特殊描述。其中的意味有些复杂，一方面健全人将残疾人视为累赘，希望他们自食其力，同时又有意识地将自食其力塑造成残疾人最可嘉奖的生存方式。
尽管我们相信大多数人对残疾人怀有真诚的同情，但是，这些“善意”被媒体“转述”的时候，变得有些复杂和暧昧。“文革”结束以来，“好人好事／学雷锋”——与革命记忆相关联的道德动员成为嘲讽和解构的对象，这当然不能说是爱和关怀不存在，只是人们对意识形态叙述出来的善良和美德表示怀疑。近几年来，慈善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社会动员形式，但并没有普及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只是明星和商家的广告宣传手段。慈善晚会脱胎于宗教仪式，通过奉献来表达人类对神的虔敬和教义的实践。这种宗教形式经新教伦理改造之后，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仪式。慈善晚会传人中国大陆后，“爱”或者“爱心”由于缺少宗教文化的支撑，成为模糊的“所指”。我们时常看到晚会为了达到良好的募捐效果，“创造性”地化用革命时代惯有的煽情修辞，将受助者说得无比可怜，这无形之中对他们造成了“二次”伤害。资助者往往被描述得“高大雄伟”，慈善表达已经远远脱离了“爱”的内涵，而变成塑造自我身份的标签以及获得快感的方式。小说中描写给残疾人捐款的场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健全的观众和主持人与参加演出的盲人都红以及她失败的钢琴弹奏，形成一种“看”和“被看”的关系，后者在“前者”长久的“凝视”之下，不堪重负。都红敏感地发现其中爱和宽容的虚伪性，内心爆发出愤怒的喊声：“人们热爱感动，‘全社会’都需要感动。感动吧，那很有快感。别再把我扯进去了，我挺好的。犯不着为我流泪。”我们没少看见一些公众人物因为被捐助者不感恩而感到愤怒并且撤除捐助的新闻案例，旁观者往往也加入谴责的队伍，认为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这恰恰说明许多人对于“爱”的误解。
“爱”的本义是个体自动地赋予自我意义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物质或者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他人，同时也在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而我们的慈善晚会，除了模糊的“爱”的口号之外，意义指向“可视”的捐助实物和“可听”的夸张掌声，爱的本体失落了。其中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是在中国文化中，捐助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行为，而不是爱的表达，“道德”和“爱”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客观效应，后者注重主体实践；另外一方面，集中关注受惠者的眼泪和施恩者的财物是“视听文化”为中心的媒体难以豁免的宿命。毕飞宇一向对日常生活保持警惕的态度，小说中高唯对“会议”的恐惧，沙复明在处理与工作人员之间的纠葛时不自觉地采用“官方发言”的腔调，都是此类例子。《推拿》叙述的是盲人的生存境遇，但是其话语压抑形态以及思维方式却是普遍性的，小说的价值和内涵因此获得很大的提升。
内心拒绝来自健全人不平等的命名，使盲人个性当中出现“过于坚硬和庞大”的自尊。他们掩饰自己的软弱，尽管盲人在共同的命运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隐性的群体，但是彼此之间并不亲密。譬如沙复明身患重病，如果不是健全人发现他病发，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也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因此，王大夫感慨，“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沙复明一直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洞，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坠落的洞”。这大概是盲人之间普遍存在的情况，除非他们自己表达出来，否则彼此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的健康状态。而“说”对于沙复明来说无疑是艰难的，在他看来，倾诉是下贱的，如果寻求“健全”的医生帮助，则可能因为身体特征和由于不方便洗浴带有体臭而遭到嫌恶。这就意味着沙复明既不可能通过“倾诉”获得心理上的康复，也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医药治疗获得肌体的康复。
因为被视为“不合格”的成员，所以盲人们就主动地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希望通过超出常理的举动来获得意义上的救赎：譬如王大夫为了反抗弟弟对他的忽视，决定给弟弟的婚礼寄上两万元贺礼；沙复明为了证明自己“眼盲心不盲”，就拼命地读书，以实现“复明”的愿望。但这种努力对于事实而言，有时候是毫无意义的，甚至陷入一种悖谬的境地。王大夫是父母的头生子，当健全的弟弟出生后，他却受到父母冷落并长期被放逐于家庭之外，于是王大夫就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儿子，竟拼命地去追求“体面”。他不仅承担着照顾父母的责任，甚至还要替弟弟还赌债，而他的弟弟则是 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面对父母的谴责，竟然可笑地说“为什么不让我瞎了，我瞎了也能自食其力了”。王大夫和这样的弟弟比较“体面”与“合格”，无异于对牛弹琴。更可悲的是，即使王大夫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但在父母眼里王大夫仍是一个“瞎儿子”。这种困境在沙复明身上则表现为关于“美”的命题。沙复明学识渊博，知道许多关于“美”的抽象概念，但是当别人赞叹都红“美”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疑惑：“美”究竟是什么?他不理解别人看到美丽的都红时产生的情感冲击。“美”的情感体验和抽象概念本来是可以互相阐释、融会贯通的，但是对于缺失视觉经验的沙复明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他问都红：“美是什么?”而都红的回答令人绝望，因为她也看不见，所以她不知道。在这之前，沙复明一直希望通过读书进入健全人的社会，但是知识和经验的不相融质疑了他努力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毕飞宇不仅仅探索盲人与健全人错位的尴尬，还用盲人的情感表达指出了以“视觉”为中心的健全人的经验不足和缺失。小说《推拿》被网友传颂并且为多篇论文所引用的一段文字是王大夫和女友小孔的性爱细节的描写。当他们的身体连在一起的时候，小孔问王大夫：“宝贝，我们是几个人?”王大夫答道：“一个人。”这个在健全人“看”来有些邪淫的细节，却成为两个盲人令人感动的爱情誓言。近几年来，当代文学界一直都思索如何走出“纯文学”的困境，大多数人认为现实主义是重建文学和现实联系的途径。然而文学已经无力提供典型化的意识形态，毕飞宇则通过不同的视角重述生活，解构了原来的概念，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使现实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其实“盲”的经验也不仅仅是一个悲剧，当置身于健全人之中的都红听到男人们大量的黄段子时，她甚至有些庆幸于自己的失明而能免见于世俗肮脏。小说还塑造了另外一个人物——张一光，他本来是个矿工，身负着生活的重担，矿难却使他失去了双眼。在家里休息几个月后，他只身离家出走，来到以前他一直想来却不能来的“金粉之地”——南京，实现了逛窑子的愿望。小说这样写道：“多亏了张一光的眼瞎了。眼睛好好的，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眼一瞎，他这个农家子弟却把什么都看清了，他哪里是‘地对空’，他是皇上。”张一光的生活切换到另外一个世界所感受到的轻松和愉快，使承受着重大生活压力的人们露出会心一笑；然而一个农家子弟只有通过如此惨烈的方式才能实现微薄的愿望，却令人感到悲哀。
如果将“底层文学”视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学，那么《推拿》也可列入其中。底层文学是近几年来批评界和创作界的热点。“底层”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是文学关注现实的本能冲动，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期以来，文学的重要变革就是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换。艺术形式一时为作家热衷追求。形式的创新对破除过去僵硬的“工具论”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片面地追求“抽象”的形式而不关心表现内容使文学遁入了苍白的困境。文学的视野从“个人”或者“身体”转移到社会现实被认为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近年来底层创作不断涌现，但阅读了这些作品的批评家则颇有微词。有批评家认为：“底层文学”仅仅是一种“道德化的文学立场”，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患上了“苦难焦虑症”，在表达底层苦难时，仅仅描述了大量的苦难细节，但阅读后人们却不能从中获得对人性的了解。具体地说，“底层文学”“隐含了创作主体的非文学性冲动，即试图通过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悲苦命运展示，以引起‘社会疗救者的注意’，让这一群体获得真正意义的公民平等权，促动社会在文明的意义上走向公平和公正。而创作主体的这种非文学冲动，实质上也折射了他们在不自觉地充当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角色”。我们发现促使作家进行“底层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怜悯”。“底层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陈应松说：“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在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轻佻，越来越浮华，越来越麻痹，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忍耐，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矫揉造作，越来越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世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我们在认可作家可敬的道德关怀的同时，不由产生一个疑问，这样强势的道德关怀能不能实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一类作品中，“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
巧合的是，毕飞宇在《推拿》的创作访谈中也谈到了“怜悯”。他说：“怜悯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同情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它不是一种糟糕的人类情感，怜悯和同情一定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情感之一，问题是你如何去表现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不能把它看成为一种赏赐，成为老爷对下人的一种有赏，那个就太糟糕了，那也不是真正的怜悯，那也不是真正的同情。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界限，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说得非常清楚，怜悯和同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表达它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干净的、恰当的渠道。”和陈应松相比，毕飞宇认同怜悯的可贵，但是他更注重如何表达“怜悯”。对“怜悯”的不同态度可见二者写作的“预设读者”是不一样的。陈应松更注重对底层造成伤害的以及伤害现场的旁观者进行道德谴责；而毕飞字的“预设读者”中包含了作为压抑者的健全人和受压抑者的盲人，他们通过经验沟通获得了彼此的理解和对话。《推拿》中，每一个盲人的成长都是血泪斑斑的。从小孔变形的手和手上的肉球，到沙复明因为长年不能正常作息而落下的胃病，都可看出他们工作十分艰辛。而张宗琪和沙复明的友谊则开始于舍友带女伴回来过夜，同样单身的他们为了排遣尴尬而不断聊天；都红和前台身体健全的高唯之间异常亲密的友谊则源于高唯的眼睛多少可以给她一些安全感。可见这些人的生存条件和时下大多数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些相似，而且和一般的弱势群体相比，他们还有身体上的不方便。但是毕飞宇并没有将他们的遭遇渲染为一个悲情的故事，相反他对“怜悯”保持着一种十分警惕的态度，因为不真诚的怜悯或者不恰当的表达怜悯可能遭遇其笔下人物的“弹劾”，小说中都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了上文所分析的慈善晚会外，都红还意外地被门卡断了大拇指，她不能继续当推拿师了，即当她意识到自己将拖累他人时就毅然选择了离开，因为她厌恶众人玩赏自己的弱点，也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的累赘。正是这种自尊和自强使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美”的力量，使阅读者获得了“善”的救赎。
毕飞字的《推拿》摆脱了僵硬的道德化姿态，更加客观地审视了这个时代的经济活动。资本运动使盲人获得了进入社会的渠道，他们不仅仅是“资本”的受害者，也是既受益于经济发展又受损于不规范经济规则的群体。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同样面临着这样复杂的情况，如何更加真实地反映时代并进行有效的历史判断，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命题，毕飞宇的深刻艺术思考和成功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角度。
(责任编辑：杨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