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为推动天津的革命斗争，发展天津的革命形势，先后作出了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决议，发动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迅速投入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红色激流涌动，汇聚起了大革命浪潮。
　　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纷纷建立
　　中共天津地委建立后，即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地委在分析天津工业状况的基础上，确定了工作的重点行业。当时，天津作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纺织、面粉、火柴、制碱、地毯、搪瓷、印刷等轻工业已有相当的基础，还有一定数量的机器制造和修配工业；天津还是京津、京奉、津浦三大铁路的交汇点，全市近代企业中的工人已达10万人以上，加上码头搬运工人、人力车夫等劳动群众有近20万人。天津工人队伍中纺织工人人数最多，占工人总数的1/3左右。此外，铁路工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面粉工人等也相当集中。
　　天津地委决定把这些行业作为工作重点，并作出具体工作分工：李培良、卢绍亭负责纱厂工运；李宝森（李震瀛）、王仲一负责铁路工运；李志新负责印刷工运；安幸生负责码头工运。
　　根据中共天津地委的决定，从1924年秋开始，李培良、卢绍亭、周世昌等人，深入到纺织工人比较集中的海河西岸小刘庄、海河东岸郑庄子和河北新开河一带，以开办平民学校的方式，组织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平民学校开办起来后，李培良、盧绍亭等人自编教材印发给学生。他们编写的课本，既能教工人识字学文化，又能使工人逐步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一些深刻的革命理论还被编成顺口溜广泛传播，使工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通过党团员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工作，启发工人群众认识到自身的悲惨处境和寻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道理，从而唤起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改变自身命运和创造新生活的勇气。
　　李培良、卢绍亭、周世昌、韩义等通过平民学校这个阵地，发现并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并且指导和依靠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秘密筹建工会组织。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工人群众，李培良要求工人党员必须团结全厂工友，建立工会组织，替工人大众谋利益。在联系群众、发展工会会员的方法上，以3名党员为基本会员，每人分头发展3名会员，然后督促、指导所联系的会员再各自发展3名会员。按照李培良的布置，发展工会会员工作很快便打开了局面。工会组织成立后，宝成、裕元纱厂的工人群众在工会的带领下，为谋求自身权益迅速展开了斗争。这一时期，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也在党领导下发动起来，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得到加强，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
　　在发展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同时，天津地委积极发动各界群众投入国民会议运动。这是中共天津地委第一次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24年11月至1925年3月间，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天津地委积极开展了迎接孙中山北上、呼吁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孙中山在津期间，天津地委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的名义多次举行欢迎集会等活动，成立了由江浩、邓颖超等党、团员为主要领导成员的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极大地唤起了各界群众的革命热情。
　　五卅运动中革命形势不断高涨
　　1925年，中国大地上积蓄已久的革命力量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标志，中国革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天津，中共天津地委和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发动和领导各界群众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把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激起工人群众的愤怒。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英租界当局向游行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来，天津各界群众对帝国主义残害我同胞的罪行义愤填膺。5月28日，中共天津地委即根据中央通知精神，通电全国，声援“顾正红惨案”。5月31日，中共天津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工人，联络其他团体，“唤醒市民，一致行动”。随后召开学生联合会、工会联合会、反帝大同盟及天津总商会等团体开会，决定举行全市性示威集会，声援五卅惨案受难同胞，抗议帝国主义暴行。此时，全国各地由声援五卅惨案而展开的反帝运动正方兴未艾。为充实天津党组织的力量，6月上旬，中共北京区委派李季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任组织部部长，李希逸任宣传部部长，李培良任农工部部长，邓颖超任妇女部部长。在李季达和天津地委的组织领导下，天津各界联合会宣告成立，邓颖超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作为团结全市各界爱国团体的统一战线，天津各界联合会有力地聚集起天津的革命力量，推動了天津反帝爱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天津地委在6月先后组织召开三次市民大会，一场强大的反帝爱国热潮由此在天津掀起。
　　第一次市民大会于6月5日召开。天津中等以上学校万余名学生和各界各团体群众汇聚南开操场，通过声援上海人民的八项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集会示威成为天津人民声援五卅运动的一次总动员。
　　6月上旬，汉口、广州等地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按照中央指示，天津地委领导天津各界联合会于6月14日和30日召开第二次和第三次市民大会，控诉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推动反帝爱国斗争不断深入发展。
　　第三次市民大会后，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宣传募捐、抵制英日货等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活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各界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响应全国总工会的号召，呼吁各爱国团体和广大市民以实际行动奋起援助上海30万罢工工人。至8月底，天津各界群众汇往上海的捐款达66500余元，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对英日帝国主义利益给予了有力打击。 　　发起规模空前的罢工斗争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工人斗争的领导，中共天津地委组织成立天津总工会，使天津各工人团体形成统一领导，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天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
　　6月中旬，天津印刷工人罢工拉开了大规模罢工斗争的序幕。五卅运动在天津展开后，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其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和《天津日报》（日文），大肆诋毁污蔑群众反帝斗争。6月11日，印刷业党支部先后发动《天津日报》（日文）的全体中国工人与承印《京津泰晤士报》的天津印字馆工人开展罢工。此后，全市印刷廠工人举行联合大罢工，有力地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继印刷工人举行罢工之后，天津海员和码头工人掀起了新的罢工浪潮。英商“怡和”“太古”轮船公司为逃避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罢工斗争的打击，所属部分轮船驶往天津。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瓦解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中共北京区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速派赵世炎到天津，组成“海员罢工委员会”，并于7月21日举行全体海员罢工。8月10日，中共天津地委发动2000多名码头装卸工人举行罢工，对海员罢工进行配合支持。海员、码头工人罢工相互呼应，迫使英日轮船无法开动，码头货物堆积如山，整个港口陷于瘫痪。
　　各业工人的斗争波澜起伏，纺织工人的同盟罢工终于把这场斗争推向高潮。面对不断高涨的工人斗争浪潮，纱厂资本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加紧对工人压制，劳资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斗争的火焰最先从宝成纱厂燃起。7月14日，宝成纱厂资本家无理开除一名女工，激起全厂工人的极大愤怒。资本家不但拒绝工人代表提出的交涉条件，而且以停工相威胁。当晚，在工会带领下，宝成纱厂2000余名工人宣布罢工。资方迫于不断高涨的工人斗争形势，唯恐事态扩大，接受了工人要求。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宝成纱厂和其他纺织厂的广大工人。
　　然而，资本家不会善罢甘休。宝成纱厂工人复工后，资本家又变本加厉地克扣工人。在厂工会的带领下，宝成纱厂工人再次举行罢工。中共天津地委得知此情况后，决定把宝成纱厂单独的罢工扩展为海河两岸宝成、裕大、北洋、裕元等四大纱厂的同盟罢工，以相互支援，争取胜利。8月9日，宝成、裕大、北洋、裕元四个纱厂两万多名男女工人一致行动，分别包围各厂，要求资本家接受工人条件，但遭到警察和厂警镇压。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迅速召集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各界联合会负责人，就纱厂同盟罢工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各界联合会的名义进行“调解”，迫使厂方接受工人要求。
　　日本人操纵的裕大纱厂，一面假意表示接受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一面暗地勾结军阀当局速派军警“弹压”。11日上午，直隶督办李景林派军警堵住厂门，对工人进行毒打，打死一人，打伤多人。工人们怒不可遏，奋不顾身抢夺枪械。其他纱厂的工人闻讯赶来支援。愤怒的工人赶跑了军警，冲进公事房和机器房，砸毁部分机器设备和办公用具，缴获十多支枪。
　　11日晚，反动军警对准备举行纺织工人大会的工人代表开枪射击和拘捕，打死打伤80多名工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惨案。同时，還对天津各界爱国团体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查封天津总工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救国日报社等团体，缉拿、逮捕各团体领导人，驱散罢工工人，禁止罢工、游行、讲演、示威等活动。
　　在形势出现逆转的情况下，8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要求工人有组织地上工。天津地委在北京区委领导下，立即采取措施，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多方做好善后工作，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和群众，在反动军阀当局的残暴统治下继续坚持斗争。
　　天津地委领导全市各界群众在五卅运动中掀起革命的高潮，极大地提高了天津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觉悟，显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巨大威力，并与上海等地的反帝运动相呼应，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帝国主义、军阀势力，谱写了天津人民反帝爱国革命斗争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