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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底纹
以地名印成钱钞发行，是中国纸币发行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历史上，这种可以流通的货币由不同的发钞银行负责收兑，但受地域限制，大多数地名券只能在本地区流通。有些地名券不仅受流通区域限制，而且，发行不久就在市面上销声匿迹了。
旧中国金融史上的这个“奇特现象”，反映的是彼时的一种金融状况。户部银行成立后，多次发行过纸币。第三次发行的纸币，品种不少，有银两、兑换券，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三种。这三种面额的兑换券，分别印有北京、天津、汉口、济南等地名，只能在北京、天津、汉口、济南等地流通。
由孙中山批准成立的中国银行，享有货币发行权。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大多也印有地名。因考虑到纸币是分区发行的，设计制作同一纸币的不同地名券，底纹，颜色都不一样，如中国银行发行的民国七年版，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山东地名券在底纹上印有“山东”两字，1元券为橘色、5元券为棕色、10元券为绿色；上海地名券底纹印有“上海”字样，1元券为深棕色、5元券为蓝色。
同一种纸币印完后，为方便在不同地区流通，银行发行时还临时加盖市、县等地方名称。如交通银行发行的民国十六年版山东地名券，临时加盖有青岛、济南、龙口、威海口、烟台等市、县地名；广西银行发行的民国元年版广西地名券，加盖了梧州、桂林、玉林、龙州、柳州、南宁等地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民国十九年版，加盖太原、阳泉、文水、洪洞、长治、运城等地名。
凡是凤毛麟角的，就是珍贵的
1923年广东省银行发行的一种地名券，正面印有孙中山头像，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一共5种，加盖地名的有广东和广州、汕头等地，它们只限本地区流通。这种地名券，数量很少，今天想要一睹它的真容，很不容易。
据考证，南京地名券上印有“中华民国元年2月吉日”字样，中国银行成立的时间是1912年2月14日，虽然开设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时间上比南京分行早了9天，但上海分行受制于财政总长陈锦涛，市面上流通的仍为大清银行发行的钱钞，也就是用“大清银行兑换券”改盖“中国银行兑换券”，孙中山出任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后，批准自印新钞，南京地名券于是应运而生。它是中国银行发行的第一种纸币。
南京地名券也只限在南京地区流通，1元面额的只有306张。它的正面颜色为褐色，底纹是浅蓝色，上方中间从右至左印有“中国银行”4字，下方注明“通用银圆”4字，正中是大字值“壹圆”，再往下，印有地名“南京”字样。右边直书“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吉日”、“凭票即付”两行，左边直书“中国银行发行”、“执此为照”两行。1元券周边饰锯齿形花纹宽边框，四角均刊值“壹圆”，“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背面为淡黄色，边框为绿色。所有中文，配以英文，有经理邹颂丹、会计主任叶济仙中文签名。
为什么300张之外加了个零头？个中情由不得而知。5元面额的虽然多一些，但也只有2000张。它们数量少，流通时间很短，还不足1年，能够被保存下来的更属凤毛麟角。据记载，清末民初，江浙一带流通一种印有古先贤人物像的纸币。据传，光绪三十一年，为抵制英商侵夺浙江铁路开发权，浙江绍兴籍官员汤寿潜倡议商民集股自办全浙铁路。同年7月，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在上海成立，汤寿潜被公举为总理。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因筹款及管理资金的需要，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决定附设浙江铁路兴业银行，后定名为浙江兴业银行。民国3年，浙江兴业银行改组，叶景葵当选董事长后，将总行从杭州迁到上海。
宣统元年，浙江兴业银行发行印有历代名贤人像的“通用银元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一共3种。这3种纸币存世极少。民国12年，浙江兴业银行发行由美国钞票公司代印的新版“国币券”，仍遵循旧制式，印有名贤人像，面额分1元、5元、10元3种，并伴有多种地名券，相比广东地名券、南京地名券，它们的流通范围要广得多，上海、南京、湖北等都可流通。
后来，因大清银行倒闭，挤兑潮风起，市民恐所持地名券成为废纸，拥至浙江兴业银行兑换。这种地名券，能够存世的也就不多了。
有些话还是很值得一说
我们读历史，读到的是旧时代的半部金融史。1935年以前，法币尚未发行，这个时期的纸币具有十分强烈的地域色彩，有钱币研究人士说，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的纸币都是分区域流通的，各省的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分区域流通，在纸币上印有地名也就不奇怪了。
1912年中国银行成立之初，纸币发行划定了范围，这对纸币的流通和兑换造成了困难，为防止各地洋厘价差引起的不合理的货币流动和货币投机，中国银行在钱钞上加盖地名，同时决定，适当集中发行，建立分区发行制度，也就是由各分行发行地名兑换券，其现金准备均由各行自由保管和调拨，另由总行向各分行按成提取现金准备，存放总行库，作为集中准备金。
分地区发行的目的是防止一地发生金融恐慌而波及其他地方。1914年，为推广发行，中国银行又在全国各县设立货币交换所，发行各小地名券，并在京兆、直隶两区各县试办。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指定天津、上海和汉口三家分行为集中发行区域行。1922年，中国银行正式推行分区发行制度，将全国分为四大区域，除原由天津、上海和汉口三家分行外，再增加粤行作为第四区域行。1928年，区域行制度发生变化，新增奉天为第五区（东北地区）的区域行。1930年，因汉口分行改为驻汉沪券汇兑处，第三区撤销。1931年，因东北沦陷，中国银行事实上只剩下三家区域行。因实行分区发行制度，所以，原来各省地名券被区域行地名券所替代。
在第一区，南京分行发行的“江苏”地名券、杭州分行发行的“浙江”地名券、安徽分行发行的“安徽”地名券等均被取消，改用上海区域行发行的“上海”地名券。在第二区，山东地名券被取消，改用天津区域行发行的“天津”地名券。
现在所能见到的1926年、1931年和1935年中国银行发行的地名券，除了区域行发行的地名券外，之所以不见有其他各省的地名券，就是因为与分区发行制度有关。
旧中国的各类银行，为什么要发行如此多的地名券？民国初始，军阀割据，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无力掌控全国金融，不得不继续沿用原大清银行的做法，由各地银行分别发行兑换券，并由发钞行自行保管准备金并负责兑现。还有，因币制不统一，各地通用的银两、银元成色不尽一致，各地的汇兑行情也不一样，兑换券必须在规定的区域流通，在指定银行兑现，否则会造成混乱，如1912年中国银行改印的大清户部银行钞票，由于“壹元券”未加印地名，有些商人就利用上海、汉口市场银元价高，北京、天津、济南、开封银元价低，拼命从北方收换，运到上海、汉口兑取银元，从中谋取暴利。中国银行总行立即通令各地分行，在“壹元券”上加印地名，抑制市场投机。
上海地名券信誉夙著
北洋政府期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国家银行。1912年3月，交通银行的官股由交通部继承，当年印发的纸币由天津德华印书馆承印，票面的双龙旗图案及双龙图也被更改。1913年初，交通银行“奉大总统令，兑换券则例未颁布以前，交通银行兑换券按照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在纸币发行上享有和中国银行同等地位，中国、交通两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信誉夙著，历年经理国库，流通钞币值，成效彰著，责成两银行按照前此办法，切实推行，以为币制、公债进行之辅助，该两银行应共负责任，协力图功，以副国家调护金融更新财政之至意，即由财政、交通两部遵照此令”。同为中国两大财政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具有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
20世纪20年代，各地军阀强迫银行借款时有发生，中国银行总行为保护发行准备金安全，巩固银行基础，将发行准备金集中于通商大埠，指定上海、天津、汉口三分行为集中发行区域行，每一区域指定一个分行为区域行，代理总行行使发行职能，并规定，各区发行执笔的印版、颜色、地名，以资识别。
除沪、津、汉三行，再增粤行为中心区域行，管理该区内各分行发行事务。目的是公开纸币准备，应付军阀强迫借款：一是集中发行准备金于通商大埠；二是银行钱庄共享发行权的利益，共同监督发行准备金；三是总处及分行坚守宁可牺牲个人，不可牺牲银行利益的原则，应付军阀借款。
1928年，又调整为五个发行区，在前四区外，再加东北区域，由奉天中行为区域行，每区所发钞券都印地名，以明兑现责任。
中国银行发行的上海地名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一共五种，“凭票兑付通用银圆”，票面均以前门为图案，市面流通的以5元、10元居多，称为“特别版”。
自上海地名券发行以来，各界称道。上海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工商业发达，上海印发的“国币”，数量巨大，上海人及华侨眷属大量存储，以至蚁蚀虫蛀，损耗极大。
经历了1917、1921年两次挤兑风潮，中国银行京津地区的钱钞受损严重，但以上海地名券为代表的中国银行兑换券，流通区域却继续扩大。1917年底，中国银行钞券发行额为7298万元，至1927年底，发行额达15900万元，增长一倍有余，比起1912年的106万元，更是大增149倍。10年中，政潮迭起，战事频仍，各地分支行时有挤兑风潮发生，加上1916年停兑令后又有京券、渝券的整理和汉券的停兑收回等事件发生，中国银行对充实发行准备金和坚持公开检查准备金制度更加重视，即使后来金融风潮仍然不断，上海地名券却始终维持信用，兑换券随时可以兑换国币，市面如要以银元换该行钞票，还需贴水，每“圆”值洋1.2元。
1917一1926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上海地名券，印刷精致美观，版本各各不同。印制后由各地发行，其中有些因改字其他地区发行，所以有“京改沪”、“滨改沪”、“京改津”等改券。
这种“改券”，数量大，变化多，如滨改沪版辅币券，原为哈尔滨地名券，后经加盖上海地名发行；京改沪券，原为北京地名券，后经加盖上海地名发行。还有1元券，它的正面为天坛图，与京改沪券完全相同。
中国银行发行的上海地名券，最早的是民国元年发行的李鸿章像券和黄帝像券，它们本来都没有地名，是在民国二年加印地名的。民国六年，哈尔滨地名券改为上海地名券，发行辅币券，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地名券是在民国七年（1918年）发行的，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三种。1924年、1926年和1935年中国银行也都发行有上海地名券，面额为10元、5元和1元。
民国时期，物价飞涨，币制混乱，纸币如废纸。然而，由中国银行发行的福建地名券，却因信誉卓著而深受社会民众信任。
福建地名券中的10元券，不仅发行量很大，使用的面也很广。它的颜色为红色，福建民间称其为“红公鸡”。民国三年（1914年）中国银行福建分行成立。次年4月，厦门设立分号。民国十年（1921年），福建分行迁往厦门，福州分行改为支行，在福建发行加盖地名的纸币，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二年（1913年）发行的、币面为皇帝头像的兑换券，另一种是民国七年（1918年）及民国十九年（1930年）发行的银元票。
银元票福建地名券也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设计精致美观，有1元、5元、10元3种。1元券的图案是天坛，绿色；5元券的图案是北海，紫色；10元券的图案是孔庙大成殿，红色。3种券别的地名券，币面上方均印有“中国银行”字样，中下方横写“凭票兑付，通用银元”字样，底纹为地名和行名。地名券有加盖“福建”、“福建福州”、“福建厦门”、“厦门”4种版式及两种不同英文签名等版别。
银元票福建地名券发行以来，由于备有足够的准备金，在政局动荡以及金融风暴中始终顶住了压力，随时可十足兑换银元，信誉极佳，人们外出做生意，为携带方便，往往爱用现洋兑换“红公鸡”。
1942年7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政令，将全国货币发行权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随即停止发行纸币。
读现存的地名券，可以了解民国时期上海的民情、民风。我们无法将它们与旧时代的中国金融史相互剥离。
以地名印成钱钞发行，是中国纸币发行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历史上，这种可以流通的货币由不同的发钞银行负责收兑，但受地域限制，大多数地名券只能在本地区流通。有些地名券不仅受流通区域限制，而且，发行不久就在市面上销声匿迹了。
旧中国金融史上的这个“奇特现象”，反映的是彼时的一种金融状况。户部银行成立后，多次发行过纸币。第三次发行的纸币，品种不少，有银两、兑换券，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三种。这三种面额的兑换券，分别印有北京、天津、汉口、济南等地名，只能在北京、天津、汉口、济南等地流通。
由孙中山批准成立的中国银行，享有货币发行权。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大多也印有地名。因考虑到纸币是分区发行的，设计制作同一纸币的不同地名券，底纹，颜色都不一样，如中国银行发行的民国七年版，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山东地名券在底纹上印有“山东”两字，1元券为橘色、5元券为棕色、10元券为绿色；上海地名券底纹印有“上海”字样，1元券为深棕色、5元券为蓝色。
同一种纸币印完后，为方便在不同地区流通，银行发行时还临时加盖市、县等地方名称。如交通银行发行的民国十六年版山东地名券，临时加盖有青岛、济南、龙口、威海口、烟台等市、县地名；广西银行发行的民国元年版广西地名券，加盖了梧州、桂林、玉林、龙州、柳州、南宁等地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民国十九年版，加盖太原、阳泉、文水、洪洞、长治、运城等地名。
凡是凤毛麟角的，就是珍贵的
1923年广东省银行发行的一种地名券，正面印有孙中山头像，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一共5种，加盖地名的有广东和广州、汕头等地，它们只限本地区流通。这种地名券，数量很少，今天想要一睹它的真容，很不容易。
据考证，南京地名券上印有“中华民国元年2月吉日”字样，中国银行成立的时间是1912年2月14日，虽然开设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时间上比南京分行早了9天，但上海分行受制于财政总长陈锦涛，市面上流通的仍为大清银行发行的钱钞，也就是用“大清银行兑换券”改盖“中国银行兑换券”，孙中山出任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后，批准自印新钞，南京地名券于是应运而生。它是中国银行发行的第一种纸币。
南京地名券也只限在南京地区流通，1元面额的只有306张。它的正面颜色为褐色，底纹是浅蓝色，上方中间从右至左印有“中国银行”4字，下方注明“通用银圆”4字，正中是大字值“壹圆”，再往下，印有地名“南京”字样。右边直书“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吉日”、“凭票即付”两行，左边直书“中国银行发行”、“执此为照”两行。1元券周边饰锯齿形花纹宽边框，四角均刊值“壹圆”，“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背面为淡黄色，边框为绿色。所有中文，配以英文，有经理邹颂丹、会计主任叶济仙中文签名。
为什么300张之外加了个零头？个中情由不得而知。5元面额的虽然多一些，但也只有2000张。它们数量少，流通时间很短，还不足1年，能够被保存下来的更属凤毛麟角。据记载，清末民初，江浙一带流通一种印有古先贤人物像的纸币。据传，光绪三十一年，为抵制英商侵夺浙江铁路开发权，浙江绍兴籍官员汤寿潜倡议商民集股自办全浙铁路。同年7月，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在上海成立，汤寿潜被公举为总理。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因筹款及管理资金的需要，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决定附设浙江铁路兴业银行，后定名为浙江兴业银行。民国3年，浙江兴业银行改组，叶景葵当选董事长后，将总行从杭州迁到上海。
宣统元年，浙江兴业银行发行印有历代名贤人像的“通用银元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一共3种。这3种纸币存世极少。民国12年，浙江兴业银行发行由美国钞票公司代印的新版“国币券”，仍遵循旧制式，印有名贤人像，面额分1元、5元、10元3种，并伴有多种地名券，相比广东地名券、南京地名券，它们的流通范围要广得多，上海、南京、湖北等都可流通。
后来，因大清银行倒闭，挤兑潮风起，市民恐所持地名券成为废纸，拥至浙江兴业银行兑换。这种地名券，能够存世的也就不多了。
有些话还是很值得一说
我们读历史，读到的是旧时代的半部金融史。1935年以前，法币尚未发行，这个时期的纸币具有十分强烈的地域色彩，有钱币研究人士说，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的纸币都是分区域流通的，各省的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分区域流通，在纸币上印有地名也就不奇怪了。
1912年中国银行成立之初，纸币发行划定了范围，这对纸币的流通和兑换造成了困难，为防止各地洋厘价差引起的不合理的货币流动和货币投机，中国银行在钱钞上加盖地名，同时决定，适当集中发行，建立分区发行制度，也就是由各分行发行地名兑换券，其现金准备均由各行自由保管和调拨，另由总行向各分行按成提取现金准备，存放总行库，作为集中准备金。
分地区发行的目的是防止一地发生金融恐慌而波及其他地方。1914年，为推广发行，中国银行又在全国各县设立货币交换所，发行各小地名券，并在京兆、直隶两区各县试办。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指定天津、上海和汉口三家分行为集中发行区域行。1922年，中国银行正式推行分区发行制度，将全国分为四大区域，除原由天津、上海和汉口三家分行外，再增加粤行作为第四区域行。1928年，区域行制度发生变化，新增奉天为第五区（东北地区）的区域行。1930年，因汉口分行改为驻汉沪券汇兑处，第三区撤销。1931年，因东北沦陷，中国银行事实上只剩下三家区域行。因实行分区发行制度，所以，原来各省地名券被区域行地名券所替代。
在第一区，南京分行发行的“江苏”地名券、杭州分行发行的“浙江”地名券、安徽分行发行的“安徽”地名券等均被取消，改用上海区域行发行的“上海”地名券。在第二区，山东地名券被取消，改用天津区域行发行的“天津”地名券。
现在所能见到的1926年、1931年和1935年中国银行发行的地名券，除了区域行发行的地名券外，之所以不见有其他各省的地名券，就是因为与分区发行制度有关。
旧中国的各类银行，为什么要发行如此多的地名券？民国初始，军阀割据，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无力掌控全国金融，不得不继续沿用原大清银行的做法，由各地银行分别发行兑换券，并由发钞行自行保管准备金并负责兑现。还有，因币制不统一，各地通用的银两、银元成色不尽一致，各地的汇兑行情也不一样，兑换券必须在规定的区域流通，在指定银行兑现，否则会造成混乱，如1912年中国银行改印的大清户部银行钞票，由于“壹元券”未加印地名，有些商人就利用上海、汉口市场银元价高，北京、天津、济南、开封银元价低，拼命从北方收换，运到上海、汉口兑取银元，从中谋取暴利。中国银行总行立即通令各地分行，在“壹元券”上加印地名，抑制市场投机。
上海地名券信誉夙著
北洋政府期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国家银行。1912年3月，交通银行的官股由交通部继承，当年印发的纸币由天津德华印书馆承印，票面的双龙旗图案及双龙图也被更改。1913年初，交通银行“奉大总统令，兑换券则例未颁布以前，交通银行兑换券按照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在纸币发行上享有和中国银行同等地位，中国、交通两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信誉夙著，历年经理国库，流通钞币值，成效彰著，责成两银行按照前此办法，切实推行，以为币制、公债进行之辅助，该两银行应共负责任，协力图功，以副国家调护金融更新财政之至意，即由财政、交通两部遵照此令”。同为中国两大财政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具有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
20世纪20年代，各地军阀强迫银行借款时有发生，中国银行总行为保护发行准备金安全，巩固银行基础，将发行准备金集中于通商大埠，指定上海、天津、汉口三分行为集中发行区域行，每一区域指定一个分行为区域行，代理总行行使发行职能，并规定，各区发行执笔的印版、颜色、地名，以资识别。
除沪、津、汉三行，再增粤行为中心区域行，管理该区内各分行发行事务。目的是公开纸币准备，应付军阀强迫借款：一是集中发行准备金于通商大埠；二是银行钱庄共享发行权的利益，共同监督发行准备金；三是总处及分行坚守宁可牺牲个人，不可牺牲银行利益的原则，应付军阀借款。
1928年，又调整为五个发行区，在前四区外，再加东北区域，由奉天中行为区域行，每区所发钞券都印地名，以明兑现责任。
中国银行发行的上海地名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一共五种，“凭票兑付通用银圆”，票面均以前门为图案，市面流通的以5元、10元居多，称为“特别版”。
自上海地名券发行以来，各界称道。上海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工商业发达，上海印发的“国币”，数量巨大，上海人及华侨眷属大量存储，以至蚁蚀虫蛀，损耗极大。
经历了1917、1921年两次挤兑风潮，中国银行京津地区的钱钞受损严重，但以上海地名券为代表的中国银行兑换券，流通区域却继续扩大。1917年底，中国银行钞券发行额为7298万元，至1927年底，发行额达15900万元，增长一倍有余，比起1912年的106万元，更是大增149倍。10年中，政潮迭起，战事频仍，各地分支行时有挤兑风潮发生，加上1916年停兑令后又有京券、渝券的整理和汉券的停兑收回等事件发生，中国银行对充实发行准备金和坚持公开检查准备金制度更加重视，即使后来金融风潮仍然不断，上海地名券却始终维持信用，兑换券随时可以兑换国币，市面如要以银元换该行钞票，还需贴水，每“圆”值洋1.2元。
1917一1926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上海地名券，印刷精致美观，版本各各不同。印制后由各地发行，其中有些因改字其他地区发行，所以有“京改沪”、“滨改沪”、“京改津”等改券。
这种“改券”，数量大，变化多，如滨改沪版辅币券，原为哈尔滨地名券，后经加盖上海地名发行；京改沪券，原为北京地名券，后经加盖上海地名发行。还有1元券，它的正面为天坛图，与京改沪券完全相同。
中国银行发行的上海地名券，最早的是民国元年发行的李鸿章像券和黄帝像券，它们本来都没有地名，是在民国二年加印地名的。民国六年，哈尔滨地名券改为上海地名券，发行辅币券，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地名券是在民国七年（1918年）发行的，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三种。1924年、1926年和1935年中国银行也都发行有上海地名券，面额为10元、5元和1元。
民国时期，物价飞涨，币制混乱，纸币如废纸。然而，由中国银行发行的福建地名券，却因信誉卓著而深受社会民众信任。
福建地名券中的10元券，不仅发行量很大，使用的面也很广。它的颜色为红色，福建民间称其为“红公鸡”。民国三年（1914年）中国银行福建分行成立。次年4月，厦门设立分号。民国十年（1921年），福建分行迁往厦门，福州分行改为支行，在福建发行加盖地名的纸币，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二年（1913年）发行的、币面为皇帝头像的兑换券，另一种是民国七年（1918年）及民国十九年（1930年）发行的银元票。
银元票福建地名券也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设计精致美观，有1元、5元、10元3种。1元券的图案是天坛，绿色；5元券的图案是北海，紫色；10元券的图案是孔庙大成殿，红色。3种券别的地名券，币面上方均印有“中国银行”字样，中下方横写“凭票兑付，通用银元”字样，底纹为地名和行名。地名券有加盖“福建”、“福建福州”、“福建厦门”、“厦门”4种版式及两种不同英文签名等版别。
银元票福建地名券发行以来，由于备有足够的准备金，在政局动荡以及金融风暴中始终顶住了压力，随时可十足兑换银元，信誉极佳，人们外出做生意，为携带方便，往往爱用现洋兑换“红公鸡”。
1942年7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政令，将全国货币发行权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随即停止发行纸币。
读现存的地名券，可以了解民国时期上海的民情、民风。我们无法将它们与旧时代的中国金融史相互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