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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观是观察和分析国际社会历史变迁和世界交往演变规律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立足国情与世情，分别提出国际政治格局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指导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国际秩序的科学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始终围绕“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这一“硬核”，与时俱进调整巩固“保护带”的中间策略，使其发展逻辑具有“实践指向”的时代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大国外交;对外交往;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4-0060-07
[收稿日期]2021-03-06
[作者简介]黄良奇（1968—），男，江西修水人，博士，温州大学舆情与网络信息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对外传播。
[基金项目]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思想研究”（立项批准号：19NDJC142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立足我国所处特色国情与世情，分别提出国际政治格局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观新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是对国际社会基本格局、力量对比、关系秩序和发展走势的理性认知、价值判断和基本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一）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观
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从井冈山经遵义到延安、西柏坡再到北平，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洞悉国际秩序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的演变态势，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为主要目标取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分析法为方法论基础，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先后作出了“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著名论断。[1]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观，以“协和万邦”的优秀传统文化为逻辑起点，以超越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的东方智慧为行动指针，以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为实践路径，促进世界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谋求翻身做主人从此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能够站稳脚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区分敌友、团结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理论内涵。
（二）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逐步向世界敞开大门。面对各种思想上的顾虑和舆论上的纷争，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准确把脉世界上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高屋建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国际关系新论断。[2]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准确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睦邻友好”作为“周边外交”策略，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方针，遵循“不结盟、不干涉内政”的对外关系原则，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3]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期盼，尽管和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发展问题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心，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力量上都超过了战争力量，在一定条件下战争可以得到扼制，和平可以得到维护。作为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大国，只有抓住和平环境下的发展契机，以改革开放为抓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增强国家发展的实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竞争力和话语权。
（三）江泽民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阵变，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江泽民把握和顺应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向，以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目标，提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八字方针的国际新秩序观，[4]强调“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国际争端”[5]P566-567。江泽民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寻求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扩大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江泽民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着眼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不断深化，摒弃了冷战思维，坚守“一国两制”，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的怀抱，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对经济全球化平等互利规则的准确把握，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世界文明多样化和国际秩序伦理正义的理性认知，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6]
（四）胡锦涛关于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
進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在多个双边与多边外交场合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并将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阐述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理念，是基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营造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的需要;是深化改革进程、拓展开放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是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并推动全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的需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表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繁荣稳定紧密相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动荡不安中发展本国经济，也不可能在争议和对抗中开展贸易往来，世界各国都需要在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开展友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使全球经济增长惠及世界各国人民。[7]胡锦涛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体现为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稳定发展，在发展中寻找短板与差距，在发展中谋求合作与共赢，在发展中共同创造美好世界的明天。 （五）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内国际多个外交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并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价值与意义，逐步成为广泛性的全球共识，已载入联合国多个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宏观话语体系，包含“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中观话语体系和“中俄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微观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发展面臨诸多赤字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精准把握世界跳动的脉搏，深入思考“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系列重大课题，就有效解决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社会、人类文明、外交关系、全球生态、卫生健康等全球治理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关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新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关注全球生态走势、履行全球抗疫互帮互助等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改善世界普遍交往的关系，建设新型的国际秩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应对全球性风险与危机，谋求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提出及其变迁，都与当时国际国内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从革命战争年代步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时代主题准确把握及认知与判断的转变，相应的外交理念与战略、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也发生了转变，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又为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思想指南。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提出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面对军阀混战、党派纷争和帝国主义入侵，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毛泽东于1925年和1947年先后就世界革命形势作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8]P4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9]P1259的论断，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共产国际为组织平台，以自主性联合为实践原则，建立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通过浴血奋战谋求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做主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孤立，中国周边和世界上的战争依然不断，“革命与战争”仍然是鲜明的时代主题，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解放和唇亡齿寒的抗美援朝就是明证;进入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与我国的大论战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及“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也都围绕着“备战”而展开。在“革命与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到“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再到“一条线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联美反苏”国际观的变迁，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始终是毛泽东国际观的“硬核”，从外围来看，“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新论断，有利于区分敌友差别和制定外交政策，在审慎扩大对外关系和世界交往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放眼全球，高瞻远瞩，准确判断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世界大战在一段时期内不太可能发生，一个较长和平环境的争取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南北关系问题即发展问题是世界上必须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P282和平环境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但如何有效把握这个时机，邓小平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要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必须抓住和平环境下的发展契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一心一意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谋求中国人民尽快富起来，为世界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邓小平立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清醒判断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人民发展社会经济的强烈愿望与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失重的矛盾，以国家主权、民族发展和人民利益为核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确定“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不当头”的外交策略，全面拓展外交关系，积极引进外资和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但天下并不太平。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胜利召开，江泽民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看，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就生产力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1]P27因此，我国还继续需要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江泽民正视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地区范围内都有新的发展，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11]P511。另一方面，江泽民确立中国在多极世界的历史方位与坐标，以更大的注意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在继承邓小平国际观的基础上，作出中国虽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多样性发展的积极因素和重要力量等系列新的判断，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反对人权领域中的霸权主义，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努力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进入21世纪后，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但世界还很不和谐，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不时出现;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带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能源紧缺、传染性疾病扩散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世界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12]胡锦涛敏锐甄别国际国内形势的现状与变化，认知21世纪的中国应该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转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向全世界发出“科学发展”的总动员，将对内建设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相结合，彰显中国对未来世界发展走向的深刻认识和总体把握，表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并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的决心，展示中国求和平、讲正义、尊秩序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胡锦涛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以“问题”为指规，以“和谐”为要义，以“世界”为视域，在解决全球一体化发展所面临众多不和谐问题的过程中求同存异，锐意进取，摒弃不和谐的杂音噪音，求取“和谐”的最大公约数，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融入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凸显了东方大国的胸怀和气度，书写了全人类的普遍追求和共同心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关系正处在深刻的大调整大变革之中，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13]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和衰退，中国正在发展为全球性大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清醒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但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以及我国周邊环境中的不确定性，[14]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谋求国家和人民强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构筑全球伙伴关系网，以更加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以实际行动来深刻回答中国的崛起与发展能走出西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修昔底德陷阱”，能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异于“国强必霸”老路的新路。当前，人类社会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显现深层次影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相呈现。习近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两个事务，充分把握国际局势总体保持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通过G20、APEC、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峰会平台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不断加强大国外交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以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既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又契合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共同愿景。
（二）“硬核”与“保护带”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始终立足国情与世情的变化相应提出科学合理的国际观，既坚持了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的核心理念，又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是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人民从革命战争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走进新时代放眼看世界、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科学纲领。根据拉卡托斯“硬核”与“保护带”理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由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带”（protective belt）以及保卫硬核不受攻击并引领科学纲领发展完善的“启示法”（heuristics）三个部分组成。[15]P6硬核不允许被反驳和证伪，当科学纲领遇到反常时，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带特别是利用启示法的作用来消化反常，保护硬核免受触碰与伤害，同时也使整套“科学纲领”有效保持强劲的生命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虽然呈现自我阐释和自我论证的特征，但代表着一代领导集体放眼看世界和着手对外交往的总体智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政治文本。在“革命与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以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为追求，领导中国人民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打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系谋求中国人民站起来，提出“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保护带”是根据国情世情变化不断适时调整的“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保护“硬核”先后所采取的策略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到“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再到“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世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早期，邓小平以国家主权、民族发展和人民利益为核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谋求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发展和人民利益，“保护带”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保护“硬核”所采取的策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对外实行全面有序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通过挖掘对外开放的深度和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开展全方位外交，谋求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江泽民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保护带”是“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保护“硬核”的策略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进入21世纪后，胡锦涛深刻认知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各国应加强互利合作，使经济增长惠及世界各国人民。胡锦涛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振兴、民族利益和以人为本，“保护带”是建设和谐世界，保护“硬核”所采取的策略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求和平讲正义尊秩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之间利益彼此交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关系，习近平把脉国际关系的深度转型，不断加强我国大国外交和总体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交往之路。习近平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复兴和以人民为中心，“保护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硬核”的策略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全球生态观和全球卫生健康观，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
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形成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借助拉卡托斯“硬核”与“保护带”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内在结构与发展逻辑（见表1）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论述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还是在“革命与战争”“和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主题下，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原则的论述始终是不变的，只是个别提法上有所不同，也都是为了更贴近根本原则的本义。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是不变的，也是一直受到保护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使国际观的“硬核”得到继承和保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相应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先后采取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到“与苏联结盟”再到“联美反苏”的策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策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主题下，采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观、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全球生态观、全球卫生健康观，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策略的调整既是前瞻国情与世情变化的结果，更是为了保护“硬核”的时代含义所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中“保护带”的调整，同样是顺应国情与世情变化所作出科学判断的结果，既反映了中华民族从谋求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轨迹，也反映了世界格局从两大阵营两极化到多极化再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求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列保护带的调整，体现外围变化的多样性与时代特征的相适应性，并有机保护着“硬核”不受到来自他国的伤害和侵犯。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发展的“实践指向”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纲领的发展和调整有两种方法论原则，即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这两种启示法告诉我们，禁止将否定后件式对准科学“硬核”。也就是說，我们不能通过经验事实而直接否定科学的基本理念，相反，为了保护内核，我们必须调整甚至替换原有的辅助假说。[1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中的启发法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指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引领，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代同行。从时序发展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对“国情”的认知以对“世情”的判断为基本前提，与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时代密切相关，既反映时代的客观变迁又回应时代的现实需求，是基于实事求是原则进行准确判断的科学纲领。
毛泽东关于“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国际政治格局新论断的国际观所契合的时代是革命与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要通过革命与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以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谋求中国人民站起来，要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和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稳脚跟;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的国际观正处在世界格局由两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南北关系问题即发展问题是世界上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时期，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谋求中国人民富起来，要通过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江泽民关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国际观是面对两极格局终结、多种力量分化组合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话与合作机制来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加强和扩大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流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关于建设和谐世界国际新主张的国际观直面世界并不安宁的国际现状，通过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来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对外求和平讲正义尊秩序、坚持和平发展和稳定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来构建和谐世界;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国际观是充分把握国际局势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和准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纲领，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国家、民族和人民强起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全球生态观和“一带一路”倡议来构筑全球伙伴关系网，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变迁，既反映了世情与国情的真实变化，又回应了不同时代的实际需求，是基于实事求是原则进行准确判断的科学纲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实践指向”特征。正是“实践指向”这一核心逻辑的启发，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引领下，坚持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对“保护带”的调整不但不会碰伤“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这一“硬核”，反而筑牢了保护这一“硬核”的防火墙，同时也赋予了不同时代“保护带”的丰富内涵和外延走势。
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型塑了“硬核”加“保护带”的内在结构和顺应时代发展的变迁逻辑。“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保护带”是针对不同时期国情和世情变化所阐述的对外交往的观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再到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轨迹，期间“治国理政”和参与全球治理所采取的灵活应变策略和对“保护带”进行适时调整始终都是受到“实践指向”这一核心逻辑的时代特征的启发，从而来保护“硬核”免受触碰，其背后依托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理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体现了对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展负责任的态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及其发展逻辑具有“实践指向”的时代特征，为新时代我国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进行大国外交、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开创新局面有效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供了思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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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 Leaders’ International Views and Their Development Logic
HUANG Liang-qi
（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Opinion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Zhejiang，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view is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ary law of world exchanges.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world situation，the CPC leaders，Mao Zedong，Deng Xiaoping，Jiang Zemin，Hu Jintao and Xi Jinping，put forward respectively the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the view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the view of a just and reasonabl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the new international proposal of a harmonious world，and the new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which are scientific guides instructing China to conduc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hand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order.the CPC leaders’ international views center on the hard cor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n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an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to adjust and consolidate the intermediate strategies of the “protective belt”，endowing its evolution logic with the epochal feature of “practice orientation” and providing an ideological guide for innovation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external exchange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PC leaders;international view;major country diplomacy;external exchange;extern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邱 明）
国际观是观察和分析国际社会历史变迁和世界交往演变规律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立足国情与世情，分别提出国际政治格局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指导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国际秩序的科学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始终围绕“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这一“硬核”，与时俱进调整巩固“保护带”的中间策略，使其发展逻辑具有“实践指向”的时代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大国外交;对外交往;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4-0060-07
[收稿日期]2021-03-06
[作者简介]黄良奇（1968—），男，江西修水人，博士，温州大学舆情与网络信息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对外传播。
[基金项目]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思想研究”（立项批准号：19NDJC142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立足我国所处特色国情与世情，分别提出国际政治格局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观新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是对国际社会基本格局、力量对比、关系秩序和发展走势的理性认知、价值判断和基本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一）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观
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从井冈山经遵义到延安、西柏坡再到北平，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洞悉国际秩序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的演变态势，以维护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为主要目标取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分析法为方法论基础，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先后作出了“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著名论断。[1]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观，以“协和万邦”的优秀传统文化为逻辑起点，以超越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的东方智慧为行动指针，以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为实践路径，促进世界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谋求翻身做主人从此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能够站稳脚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区分敌友、团结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理论内涵。
（二）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逐步向世界敞开大门。面对各种思想上的顾虑和舆论上的纷争，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准确把脉世界上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高屋建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国际关系新论断。[2]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准确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睦邻友好”作为“周边外交”策略，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方针，遵循“不结盟、不干涉内政”的对外关系原则，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3]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期盼，尽管和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发展问题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心，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力量上都超过了战争力量，在一定条件下战争可以得到扼制，和平可以得到维护。作为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大国，只有抓住和平环境下的发展契机，以改革开放为抓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增强国家发展的实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竞争力和话语权。
（三）江泽民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阵变，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江泽民把握和顺应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向，以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目标，提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八字方针的国际新秩序观，[4]强调“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国际争端”[5]P566-567。江泽民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寻求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扩大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江泽民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着眼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不断深化，摒弃了冷战思维，坚守“一国两制”，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的怀抱，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对经济全球化平等互利规则的准确把握，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世界文明多样化和国际秩序伦理正义的理性认知，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6]
（四）胡锦涛关于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
進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在多个双边与多边外交场合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并将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阐述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理念，是基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营造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的需要;是深化改革进程、拓展开放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是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并推动全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的需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表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繁荣稳定紧密相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动荡不安中发展本国经济，也不可能在争议和对抗中开展贸易往来，世界各国都需要在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开展友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使全球经济增长惠及世界各国人民。[7]胡锦涛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体现为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稳定发展，在发展中寻找短板与差距，在发展中谋求合作与共赢，在发展中共同创造美好世界的明天。 （五）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内国际多个外交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并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价值与意义，逐步成为广泛性的全球共识，已载入联合国多个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宏观话语体系，包含“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中观话语体系和“中俄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微观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发展面臨诸多赤字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精准把握世界跳动的脉搏，深入思考“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系列重大课题，就有效解决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社会、人类文明、外交关系、全球生态、卫生健康等全球治理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关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新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关注全球生态走势、履行全球抗疫互帮互助等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改善世界普遍交往的关系，建设新型的国际秩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应对全球性风险与危机，谋求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提出及其变迁，都与当时国际国内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从革命战争年代步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时代主题准确把握及认知与判断的转变，相应的外交理念与战略、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也发生了转变，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又为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思想指南。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提出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面对军阀混战、党派纷争和帝国主义入侵，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毛泽东于1925年和1947年先后就世界革命形势作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8]P4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9]P1259的论断，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共产国际为组织平台，以自主性联合为实践原则，建立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通过浴血奋战谋求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做主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孤立，中国周边和世界上的战争依然不断，“革命与战争”仍然是鲜明的时代主题，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解放和唇亡齿寒的抗美援朝就是明证;进入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与我国的大论战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及“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也都围绕着“备战”而展开。在“革命与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到“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再到“一条线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联美反苏”国际观的变迁，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始终是毛泽东国际观的“硬核”，从外围来看，“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新论断，有利于区分敌友差别和制定外交政策，在审慎扩大对外关系和世界交往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放眼全球，高瞻远瞩，准确判断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世界大战在一段时期内不太可能发生，一个较长和平环境的争取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南北关系问题即发展问题是世界上必须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P282和平环境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但如何有效把握这个时机，邓小平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要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必须抓住和平环境下的发展契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一心一意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谋求中国人民尽快富起来，为世界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邓小平立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清醒判断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人民发展社会经济的强烈愿望与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失重的矛盾，以国家主权、民族发展和人民利益为核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确定“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不当头”的外交策略，全面拓展外交关系，积极引进外资和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但天下并不太平。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胜利召开，江泽民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看，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就生产力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1]P27因此，我国还继续需要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江泽民正视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地区范围内都有新的发展，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11]P511。另一方面，江泽民确立中国在多极世界的历史方位与坐标，以更大的注意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在继承邓小平国际观的基础上，作出中国虽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多样性发展的积极因素和重要力量等系列新的判断，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反对人权领域中的霸权主义，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努力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进入21世纪后，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但世界还很不和谐，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不时出现;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带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能源紧缺、传染性疾病扩散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世界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12]胡锦涛敏锐甄别国际国内形势的现状与变化，认知21世纪的中国应该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转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向全世界发出“科学发展”的总动员，将对内建设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相结合，彰显中国对未来世界发展走向的深刻认识和总体把握，表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并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的决心，展示中国求和平、讲正义、尊秩序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胡锦涛和谐世界的国际新主张，以“问题”为指规，以“和谐”为要义，以“世界”为视域，在解决全球一体化发展所面临众多不和谐问题的过程中求同存异，锐意进取，摒弃不和谐的杂音噪音，求取“和谐”的最大公约数，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融入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凸显了东方大国的胸怀和气度，书写了全人类的普遍追求和共同心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关系正处在深刻的大调整大变革之中，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13]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和衰退，中国正在发展为全球性大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清醒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但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以及我国周邊环境中的不确定性，[14]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谋求国家和人民强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构筑全球伙伴关系网，以更加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以实际行动来深刻回答中国的崛起与发展能走出西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修昔底德陷阱”，能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异于“国强必霸”老路的新路。当前，人类社会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显现深层次影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相呈现。习近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两个事务，充分把握国际局势总体保持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通过G20、APEC、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峰会平台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不断加强大国外交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以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既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又契合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共同愿景。
（二）“硬核”与“保护带”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始终立足国情与世情的变化相应提出科学合理的国际观，既坚持了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的核心理念，又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是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人民从革命战争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走进新时代放眼看世界、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科学纲领。根据拉卡托斯“硬核”与“保护带”理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由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构成的“硬核”（hard core）、辅助性假设构成的“保护带”（protective belt）以及保卫硬核不受攻击并引领科学纲领发展完善的“启示法”（heuristics）三个部分组成。[15]P6硬核不允许被反驳和证伪，当科学纲领遇到反常时，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带特别是利用启示法的作用来消化反常，保护硬核免受触碰与伤害，同时也使整套“科学纲领”有效保持强劲的生命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虽然呈现自我阐释和自我论证的特征，但代表着一代领导集体放眼看世界和着手对外交往的总体智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政治文本。在“革命与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以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为追求，领导中国人民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打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系谋求中国人民站起来，提出“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人民利益，“保护带”是根据国情世情变化不断适时调整的“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保护“硬核”先后所采取的策略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到“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再到“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世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早期，邓小平以国家主权、民族发展和人民利益为核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谋求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发展和人民利益，“保护带”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保护“硬核”所采取的策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对外实行全面有序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通过挖掘对外开放的深度和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开展全方位外交，谋求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江泽民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保护带”是“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保护“硬核”的策略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进入21世纪后，胡锦涛深刻认知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各国应加强互利合作，使经济增长惠及世界各国人民。胡锦涛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振兴、民族利益和以人为本，“保护带”是建设和谐世界，保护“硬核”所采取的策略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求和平讲正义尊秩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之间利益彼此交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关系，习近平把脉国际关系的深度转型，不断加强我国大国外交和总体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交往之路。习近平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复兴和以人民为中心，“保护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硬核”的策略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全球生态观和全球卫生健康观，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
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形成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借助拉卡托斯“硬核”与“保护带”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内在结构与发展逻辑（见表1）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论述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还是在“革命与战争”“和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主题下，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原则的论述始终是不变的，只是个别提法上有所不同，也都是为了更贴近根本原则的本义。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是不变的，也是一直受到保护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使国际观的“硬核”得到继承和保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相应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先后采取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到“与苏联结盟”再到“联美反苏”的策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策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主题下，采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观、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全球生态观、全球卫生健康观，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策略的调整既是前瞻国情与世情变化的结果，更是为了保护“硬核”的时代含义所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中“保护带”的调整，同样是顺应国情与世情变化所作出科学判断的结果，既反映了中华民族从谋求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轨迹，也反映了世界格局从两大阵营两极化到多极化再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求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列保护带的调整，体现外围变化的多样性与时代特征的相适应性，并有机保护着“硬核”不受到来自他国的伤害和侵犯。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发展的“实践指向”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纲领的发展和调整有两种方法论原则，即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这两种启示法告诉我们，禁止将否定后件式对准科学“硬核”。也就是說，我们不能通过经验事实而直接否定科学的基本理念，相反，为了保护内核，我们必须调整甚至替换原有的辅助假说。[1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中的启发法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指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引领，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代同行。从时序发展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对“国情”的认知以对“世情”的判断为基本前提，与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时代密切相关，既反映时代的客观变迁又回应时代的现实需求，是基于实事求是原则进行准确判断的科学纲领。
毛泽东关于“两大阵营”“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国际政治格局新论断的国际观所契合的时代是革命与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要通过革命与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以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谋求中国人民站起来，要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和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稳脚跟;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的国际观正处在世界格局由两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南北关系问题即发展问题是世界上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时期，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谋求中国人民富起来，要通过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江泽民关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国际观是面对两极格局终结、多种力量分化组合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话与合作机制来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加强和扩大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流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关于建设和谐世界国际新主张的国际观直面世界并不安宁的国际现状，通过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来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对外求和平讲正义尊秩序、坚持和平发展和稳定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来构建和谐世界;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国际观是充分把握国际局势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和准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纲领，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国家、民族和人民强起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全球生态观和“一带一路”倡议来构筑全球伙伴关系网，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变迁，既反映了世情与国情的真实变化，又回应了不同时代的实际需求，是基于实事求是原则进行准确判断的科学纲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实践指向”特征。正是“实践指向”这一核心逻辑的启发，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引领下，坚持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对“保护带”的调整不但不会碰伤“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这一“硬核”，反而筑牢了保护这一“硬核”的防火墙，同时也赋予了不同时代“保护带”的丰富内涵和外延走势。
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型塑了“硬核”加“保护带”的内在结构和顺应时代发展的变迁逻辑。“硬核”是“国家主权、民族振兴和人民利益”，“保护带”是针对不同时期国情和世情变化所阐述的对外交往的观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观的发展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再到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轨迹，期间“治国理政”和参与全球治理所采取的灵活应变策略和对“保护带”进行适时调整始终都是受到“实践指向”这一核心逻辑的时代特征的启发，从而来保护“硬核”免受触碰，其背后依托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理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体现了对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展负责任的态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观及其发展逻辑具有“实践指向”的时代特征，为新时代我国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进行大国外交、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开创新局面有效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供了思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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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 Leaders’ International Views and Their Development Logic
HUANG Liang-qi
（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Opinion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Zhejiang，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view is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ary law of world exchanges.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world situation，the CPC leaders，Mao Zedong，Deng Xiaoping，Jiang Zemin，Hu Jintao and Xi Jinping，put forward respectively the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the view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the view of a just and reasonabl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the new international proposal of a harmonious world，and the new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which are scientific guides instructing China to conduc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hand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order.the CPC leaders’ international views center on the hard cor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n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an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to adjust and consolidate the intermediate strategies of the “protective belt”，endowing its evolution logic with the epochal feature of “practice orientation” and providing an ideological guide for innovation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external exchange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PC leaders;international view;major country diplomacy;external exchange;extern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