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能源工业发展迅速的经济强县，普遍面临富财政与穷百姓、富县城与穷乡村的强烈反差。
　　
　　一面是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一面是农村经济徘徊不前；一面是城镇的繁华，一面是乡村的落后；一面是先富群体的奢华消费，一面是普通群众仅仅实现了温饱。在陕北资源富集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考验着这里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
　　记者近来走访发现，陕北一些经济强县正在加快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体系，但在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协调发展上仍然缺乏合理的投入机制。
　　
　　经济强县的分化反差
　　地处陕西北部的榆林、延安两市，曾经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近十多年来，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迅速改变着这里的面貌。
　　延安市财政总收入2005年已突破100亿元，仅次于省会西安，2007年达到175.43亿元。榆林市2007年GDP总值635亿元，财政总收入158.6亿元，经济增速连续6年保持全省第一。与此相应的是，榆林市的神木县、靖边县和延安市的志丹县、吴起县、延川县、安塞县跨入了西部百强县。
　　不过，陕北的经济强县普遍出现了深层次的矛盾：富财政与穷百姓、富县城与穷乡村的反差日益凸显。
　　榆林市年产原煤1.2亿吨、原油660万吨、天然气78亿立方米、原盐28万吨、甲醇73万吨、聚氯乙烯20万吨、电力163万千瓦时……榆林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王维荣列举这组数字，说明了榆林产能大市的地位。“可是，榆林市的富市与富民并不同步，财政收入已列全省第三位，但农民人均纯收入却是第五位，仅与全省平均水平持平。”他说，“像榆林这样的资源地区，财政的高增长掩盖了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市政建设的成就掩盖了农村的落后，典型的富裕户掩盖了农村整体的贫困。”
　　在煤炭大县神木,财政总收入由10年前的1亿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47亿元,稳列陕西县级第一位。全县资产上亿元者就达200户左右,资产上千万元者也有3000户左右,由此拉动了当地消费的升级。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全县38万人口中，尚有贫困人口3万多，大约10万人口仅仅达到了温饱水平。在榆家梁煤矿附近的神木县店塔镇红旗村，村民武志军家的4间房，过冬时只有一间卧室生着炉子。武志军说：“现在煤太贵，实在买不起，省一点是一点。”
　　神木、靖边、志丹等县的平均房价，近几年已逼近西安的房价水平。志丹县的公务员胡某已工作10年，如今仍靠租房居住，他说：“县城的房价每平方米3000多元，有的4000多元，我这样的工薪阶层哪有能力买？没有房，找对象都难，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转向民生的投入倾斜
　　志丹县顺宁镇柳树崾岘村村民杭玉亮一家4口人，依靠30亩地过日子；近3年来夫妇俩分别生了一场大病，花费了5万多元医药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其中的1.35万元，其他都成了外债。“看病把我们这家看坏了！两个娃娃在上高中，眼看就上不成了。”杭玉亮说，“幸亏县上2007年出了政策，高中不再收学费，把两个娃娃救了。”
　　志丹县在2007年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目前全县2.9万名中小学生全部享受免费教育,县财政每年为此投入2300多万元。志丹县委书记祁玉江说,2007年县财政总共拿出了2亿多元,用于教育、医疗、城乡低保等方面的补助。
　　据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介绍，目前全县7.25万名中小学生全部享受免费教育，县财政为此每年支出8000多万元。此外，全县4.1万名群众享受了低保补助，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而且保障标准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06年之前，榆林市还有145万人不同程度地面临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占全市农村人口的一半。为此，榆林市决定从2007年开始，筹措资金8亿元，用4年时间基本解决饮水难题。
　　
　　资源致富后该干啥
　　在陕北一个资源大县，几年前超计划实施的4万亩退耕还林地尚未列入补助面积，还在等待国家下达任务逐步消化。而在县城周边的绿化中，为了“立竿见影”，却计划拿出上亿元资金购买、移栽成年松柏，每棵树的价格达200元左右。
　　受访的多位干部群众认为，农民栽了树几年领不到钱，县城栽树却舍得花大价钱，说到底还是脱不开“重城市建设、轻农村发展”的思维模式。
　　据记者了解，榆林市现有的45家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普遍水平不高，对农民增收带动不明显。作为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一项措施，市财政每年要拿出一些财政资金为其贷款贴息，但数额非常少，2007年仅有200万元。
　　榆林市2007年GDP总值高达63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仅有65亿元,不到12%，而且今后几年还会呈下降趋势。一些农业部门干部反映,陕北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欠账多,扶持农业发展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不易出政绩，所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反而过多地依赖上级扶持;与腾飞的能源工业、市政建设相比,农业的“短腿现象”相当明显。
　　王维荣分析说，目前榆林市、县两级每年面向农村的投入达16亿元，仍然显得不足，今后还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支农渠道。他建议说，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土地出让金反馈农业的比例，以及提取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部分都是扩大支农投入的资金来源，如果充分挖掘潜力，全市每年投向农村的资金有望达到50亿元。
　　对于资源地区的长远发展，神木县农工部副部长高增刚直言，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再过30年左右，神木的煤炭经济将会走向衰落。需要谋划抓住煤炭开采的历史机遇，打好农业发展的后续基础，这是农民致富和县域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榆林市扶贫办副主任张秘认为，资源地区应该处理好“国家扶持贫困村和自身扶持贫困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等方面的关系。他说，因石油、天然气开发奠定经济实力的靖边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134个贫困村。根据国家政策，从2001年至2010年分别给这些村每村安排25万元或30万元的财政资金帮助脱贫。然而到2006年，只有66个村得到扶持而脱贫，按此进度，靖边县到2012年才能完成扶贫任务。所以，靖边县可以探索国家扶持与自身扶持相结合的做法，安排专项财政扶贫资金，争取到2010年完成扶持贫困村建设的任务。
　　
　　“生态灾民”的脱贫难题
　　3年前,因为榆家梁煤矿开采,神木县店塔镇红旗村秦家燕湾村民小组陆续出现塌陷。2006年，全組51户人家无奈实施整体搬迁，每户都得到了10多万元的补偿。在秦家燕湾组旧址,记者目之所及均是倒塌的房屋、滑落的山体、裂缝的土地,仿佛遭受了一场强烈地震。
　　村民武振情说:“搬迁的时候，煤矿给了我家13万元补偿。我花2万元盖起了新房，暂时生活不愁。可是原来的耕地裂缝了、没水源了，没法再种了，现在全靠出外打工挣钱，一年的收入基本上够吃粮。”
　　在神木县店塔镇前梁村、杨伙盘村，中鸡镇李家畔村、束鸡河村、高家畔村、武成功村等村庄,许多村民也成为煤矿开采的“灾民”,这些地方原来有山有水、田多畜旺，现在已经丧失了基本生存条件。
　　据神木县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梁志刚介绍，目前全县因煤矿开采形成的塌陷区面积达56.16平方公里，6700多人成为“生态灾民”。这些群众房屋等生活资料的损失得到了补偿，但耕地、林地、水源等生产资料的治理却没有投入机制。神木县地方煤矿给地表塌陷的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吨煤2元，但国有大型煤矿一直沿用上世纪90年代商定的每吨煤0.2元的补偿标准，无法满足采空区复垦治理和植被恢复的需要。
　　对于2000年以来因为煤炭开采加速引发的生态破坏,神东公司土地与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张中表示,神东公司对塌陷区群众地表塌陷补偿吨煤0.2元的标准目前还没有调整,原因是神东公司在神木县的原煤年产量很高,按地方煤矿调高后吨煤2元的标准，经济负担过于沉重,而且如此大的资金直接支付给村民未必有利于资金有效利用。不过，神东公司已经大幅增加了对塌陷区村民生产、生活的实际补偿,一方面支付大量资金对塌陷区群众尽可能实施整体搬迁,一方面对塌陷区道路、水库、耕地、林草损毁实施合理补偿，为此支付资金总额2006年约1.2亿元、2007年约1亿元。
　　神木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高增刚说，煤矿开采形成的“生态灾民”，因为耕地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实际上成了“失地农民”。他们眼下得到的补偿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如何解决他们的长远的生产生活问题，需要尽快建立扶助机制。
　　王维荣指出，据有关部门测算，开采1吨煤的隐性代价达70多元，全市每年因采煤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目前生态破坏的补偿和治理投入仅有“谁破坏、谁治理”的模糊规定，补偿机制几乎还是空白。
　　(摘自《瞭望》200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