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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有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夫妇生活在欧登塞的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男的是一位鞋匠,才华横溢,想象力丰富,还不到22岁。他的老婆,大他几岁,虽不谙人情世故,却有一颗爱心。这位年轻人用不久前停放过棺材的木架,做了一张制鞋用的工作台和一张床,就靠这点东西,他开始为一家人的生存而奔波。
1805年4月2日,躺在这张木架上的,已非被黑纱和蜡烛包裹起来的高贵尸体,而是一个鲜活的、啼哭的婴儿——这个婴儿就是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
我出生的那一日,据说爸爸一直在床边大声读着霍尔堡(丹麦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却哭个不停。爸爸开玩笑地问我:“你是要睡觉,还是要静静地倾听呢?”当妈妈把我带到教堂去做洗礼的时候,我哭得就更大声了。那位忠于神父职守的贫苦移民戈马尔连忙安慰她:“小时候哭声越大,长大后歌声就越优美。”
工作台、床头毛巾和我的小床几乎把我们的小屋——我儿童时代的住所——塞得满满的。然而,墙壁上满是图画,一个装满了书籍和歌本的柜橱在工作台上方,擦得亮闪闪的盘子和金属盆子把小厨房塞满了,爬上梯子就能从厨房来到屋顶。有一个装满泥土的大箱子,放在屋顶和邻居房屋之间的檐槽上,那就是我妈妈唯一的小菜园,她就在这个小菜园里栽种蔬菜。在我《白雪公主》的童话里,那个菜园长得非常茂盛呢。
我是这个家庭的独苗,因此备受家庭的疼爱。我常听妈妈这样说,同她小时候相比,我不知有多幸运。她还说,我被娇惯得像个小贵族。她小时候常常被她的爸爸妈妈赶出门去乞讨。有一次,她未乞讨到什么东西,就坐在一座桥下哭了一整天。我用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对她的性格进行了描摹——一位是《即兴诗人》中的老多米尼加,另一位是《孤孤单单的流浪人》中的克里斯琴的妈妈。
我爸爸使我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为我而活着。每个周末他都为我造望远镜、木偶舞台和能变换角度的图画,还朗诵霍尔巴格的剧本和《阿拉伯故事集》给我听。我还有印象,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看出他真的高兴起来了。因为在他在当手艺人的一生里,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快乐。
我的爷爷奶奶本是家道殷实的乡绅,但灾厄骤然降临:家中的牲口死光了,农舍被烧光了,最后爷爷疯了,奶奶只好带着儿子搬到了欧登塞。到了欧登塞,她那聪明有才气的儿子在她的斡旋下,跟一位鞋匠去学徒,尽管他非常想到小学去学拉丁文,可是除了当学徒,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我记得有一次那所小学的一位学生上我家做新靴子,在量尺寸的时候,他把他的书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他学了些什么,爸爸老泪纵横。
“我本应该也走那一条路。”爸爸说着,热情地亲吻着我,整夜都不说一句话。
他同与他身份一样的人打交道极少,周末他常带着我去树林。他走进森林的时候话不多,只是静坐着,沉思着,而我到处乱跑,把杨梅用一根苇草串起来,或者织花环。一年之中,在五月间树林吐出一片新绿的时候,妈妈才同我们去一两次。那时,她身着一件棉布长袍,这件衣裳她只在这种场合和做圣餐仪式时才穿一穿,这件衣裳是她的节日礼服。她总是从林子里把许多新鲜的树枝带回家,然后把它们栽种下去。下半年,新长出的小小的细枝就伸进了房梁缝隙,我们把树枝生长的好坏视为我们是否会长命百岁的预兆。
我们的小房间总是被妈妈整理得非常整洁,用青葱的枝叶和图案装饰着,她常以拥有雪白的床单和窗帘而自得。
1805年4月2日,躺在这张木架上的,已非被黑纱和蜡烛包裹起来的高贵尸体,而是一个鲜活的、啼哭的婴儿——这个婴儿就是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
我出生的那一日,据说爸爸一直在床边大声读着霍尔堡(丹麦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却哭个不停。爸爸开玩笑地问我:“你是要睡觉,还是要静静地倾听呢?”当妈妈把我带到教堂去做洗礼的时候,我哭得就更大声了。那位忠于神父职守的贫苦移民戈马尔连忙安慰她:“小时候哭声越大,长大后歌声就越优美。”
工作台、床头毛巾和我的小床几乎把我们的小屋——我儿童时代的住所——塞得满满的。然而,墙壁上满是图画,一个装满了书籍和歌本的柜橱在工作台上方,擦得亮闪闪的盘子和金属盆子把小厨房塞满了,爬上梯子就能从厨房来到屋顶。有一个装满泥土的大箱子,放在屋顶和邻居房屋之间的檐槽上,那就是我妈妈唯一的小菜园,她就在这个小菜园里栽种蔬菜。在我《白雪公主》的童话里,那个菜园长得非常茂盛呢。
我是这个家庭的独苗,因此备受家庭的疼爱。我常听妈妈这样说,同她小时候相比,我不知有多幸运。她还说,我被娇惯得像个小贵族。她小时候常常被她的爸爸妈妈赶出门去乞讨。有一次,她未乞讨到什么东西,就坐在一座桥下哭了一整天。我用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对她的性格进行了描摹——一位是《即兴诗人》中的老多米尼加,另一位是《孤孤单单的流浪人》中的克里斯琴的妈妈。
我爸爸使我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为我而活着。每个周末他都为我造望远镜、木偶舞台和能变换角度的图画,还朗诵霍尔巴格的剧本和《阿拉伯故事集》给我听。我还有印象,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看出他真的高兴起来了。因为在他在当手艺人的一生里,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快乐。
我的爷爷奶奶本是家道殷实的乡绅,但灾厄骤然降临:家中的牲口死光了,农舍被烧光了,最后爷爷疯了,奶奶只好带着儿子搬到了欧登塞。到了欧登塞,她那聪明有才气的儿子在她的斡旋下,跟一位鞋匠去学徒,尽管他非常想到小学去学拉丁文,可是除了当学徒,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我记得有一次那所小学的一位学生上我家做新靴子,在量尺寸的时候,他把他的书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他学了些什么,爸爸老泪纵横。
“我本应该也走那一条路。”爸爸说着,热情地亲吻着我,整夜都不说一句话。
他同与他身份一样的人打交道极少,周末他常带着我去树林。他走进森林的时候话不多,只是静坐着,沉思着,而我到处乱跑,把杨梅用一根苇草串起来,或者织花环。一年之中,在五月间树林吐出一片新绿的时候,妈妈才同我们去一两次。那时,她身着一件棉布长袍,这件衣裳她只在这种场合和做圣餐仪式时才穿一穿,这件衣裳是她的节日礼服。她总是从林子里把许多新鲜的树枝带回家,然后把它们栽种下去。下半年,新长出的小小的细枝就伸进了房梁缝隙,我们把树枝生长的好坏视为我们是否会长命百岁的预兆。
我们的小房间总是被妈妈整理得非常整洁,用青葱的枝叶和图案装饰着,她常以拥有雪白的床单和窗帘而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