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向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话，从整体来看，大抵是真心迹。鲁迅曾拿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三人做比较，这个比喻的共同条件就是，“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在这仓库的门前，内隐涵丰的胡适定然是在门上贴一张这样的小纸条，书“内无武器，请勿疑惑”；豪气干天的陈独秀则会爽然直竖了大旗，直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同时门户大开；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可见胡适的韬光养晦，内敛含蓄。从胡适的从政经验上看，他若有意于仕途官位，早就有了不止一次的机会。193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就曾力请胡适做教育部部长，结果为胡氏婉拒，答曰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再邀胡氏做国民党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仍然没有成功。蒋介石以为胡适是嫌官阶太低，即以行政院长的位子相许，据说把个胡适急得犯了心脏病，惟恐却之不去。看胡适的一生，真正做过政府官职的要属在抗战期间担任的驻美大使一职。国难当头时出任此职，是胡适心系苍生而不得辞的表现。这样说的理由，就是胡适即使在这个职任上，也同样有负累的感觉，以至政府的免职书一到，他才如释重负。
　　胡适的地位，在中国本世纪的头五十年中，基本是处于主流一派的，尤其到了四十年代，他的地位和声望都远高于当时的一些闻人硕士。在政府的眼里，尽管他并不与自己过分的亲近，但胡适的精神资源和力量还是颇值得利用的。这就有了1948年蒋介石玩的那次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把戏。当时，国民党欲召开“行宪国大”，选出“总统”、“副总统”后，再由“总统”提名“行政院长”，组成“行宪内阁”。为了稳定时局，使自己能在争权夺利的纷乱中稳操胜券，蒋介石搬出了一个书生——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适在这个时候出现，自然会成为党系之争的挡箭牌，急骤倾轧中的缓冲带。这一次，蒋介石要送给胡适的，是行将做一国之主的“总统候选人”。由胡适日久形成的与政府若即若离的姿态看，似乎“总统候选人”的角色亦不足撼动他的“独立”之志。但是这样的重镑炸弹，确使胡适感到了几分眩晕，遂半推半就地应承了下来。因为这件事似乎容不得胡适的置疑：3月30日就有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向他通报，胡适犹疑不定；31日王世杰两次见胡，再做鼓动，胡适开始半信半疑，防线将溃；当晚，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遣他的副总编兼采访主任陆铿，去为胡适写“总统候选人”小传；4月1日，陆铿约见胡适，胡适大喜，“近视眼似乎放出了光彩，面部保持微笑”(陆铿回忆)，并将自己的家世、经历一一道来。当陆铿说到要把“民主”当作小传的重点时，胡适拍拍他的肩膀：“好极了!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已经盼望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应该为它的实现而尽力。”话到兴奋处，胡适已有点进入角色了，情不自禁地谈到“当选”后的安排。他说，根据“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责任内阁”中的“行政院长”掌握行政权，因此，“如果蒋先生决意不当总统，行政院长当然要请他担任了”。俨然是要称孤道寡，做政治权利的分配的封官许愿了。〔1〕然而，就在当天的《申报》上，登载的却是胡适、于右任等二百余名代表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报道；当晚，胡适再次见王世杰，再次推脱；4月3日晚，蒋介石约见胡适，仍“执意”要将“总统”给他；4月5日，了解最新动向的王世杰急忙把蒋介石仍将担任“总统”的消息据实转告了胡适；第二天，闭幕的国民党六中六次全会决定，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1948年3月的最后几天里，胡适的心理陡然涨落，对于今人，谁也不好揣测其真实心绪了。
　　虽有胡氏拒高官于前，但这一次，胡适是当了真的。
　　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在季老的印象里，说胡适“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
　　知人论世，对于胡适而言，能抓住其“书呆子”的这个侧面，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儒的入世意识对于中国士人来说，是已经流淌于骨血中的。经世致用，兼济天下，是士人的最高理想。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而已。对于大儒，自然有远高于一般的非常之想，对于小儒，给一个官禄，也就苟且了。胡适自然不会权且苟且，此前的小小部长院长不在话下，这次一下子给了个“总统”，就不能不令他神情凄惶，不知所措起来，继而以为是真的，以至于竟快意地对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言下所透出的庙堂气概亦可冲天。
　　但胡适终究没有脱略了一身的书生气。胡适命里无官，实在是因为性格里不能做官。混沌一点说，我们的文人宿儒们，大致都难脱掉这一层书生气的。也就是这一点点书生气，造就了真的知识分子群。我仔细地思考这“书生气”的内容，觉得也是十分地简单，不外乎一是看问题容易较真儿，二是生活理想化罢了。谢泳写过一篇《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述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的事。“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竟然极妥帖认真的改了，搞得胡乔木下不来台。李慎之先生自知是钱钟书的“书生气发作了”，即从中斡旋。钱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自云“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等等。谢泳解释钱钟书的作为，是多年压抑下的“反弹心理”，是要“出口气”，就似乎有些言过了。看钱钟书的《围城》，没有人不觉得钱氏的世事洞达，但看钱钟书的生活，就远非如此。写得出锦心绣口文章的，甚至参破世象的，却不一定就能做得出来。比如钱钟书，这样的事必是了然的，但一做就又回复自己的本真了。心性中的东西总也难于改变，为文的事和为人的事也远不是完全一致的。汪子嵩议论过“钱端升的天真”，照理看研究政治的，怎么还要“天真”呢?其实，学问毕竟是学问，正如书生毕竟是书生一样的。西南联大时的政治系历届系主任无一不坚持要在政治之后加上一个“学”字，当时张奚若对学生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为政做官的现实与寻访学问的理想是大异其趣的，张奚若的用意自然分明。
　　知识分子的较真儿，是通常为人讥讽的私处。然而惟其较真儿，才存有了他们的理想境界，也才使其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里安身立命。近读韦柰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2〕其中有一段叙述文革期间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黑帮”挨批的场景。在文研所，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斗大会之后，都要被“游街示众”，在大院里转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头，手里拿一面锣，“当当”地敲，众人围观，孩子们则投石块、吐口水。为了区分众多“黑帮”的不同身份，他们被要求每人用一块黑布写上白字，缝在衣服上，如“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韦柰不禁痛切地感慨道：“看来，这些做了一辈子学问的人，永远也忘不了‘认真’!”这样的“认真”，只是在那样的年代里发生吧!这样的认真，是无奈的苦痛，是自戕，是自虐。这“较真儿”里，依稀渗出淋漓的血色。“书生气”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实在是一个无法化解的悖论。存了它，知识分子们却常常为人嬉戏；灭了它，知识分子则回归世象实物，而短缺了理想，谁还来思想呢?
　　当然，我这里说到的“知识分子”，指的不单单是学了一些知识的人!
　　
　　注释：
　　〔1〕陈红民《智者千虑》，《读书》1999年第3期。
　　〔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