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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延庆的山里面，生长着很多野生的山杏。靠的就是那些不怎么值钱的野山杏，一个叫做崔富国的人，在3年时间里淘出了他的第一个100万。
从北京市区往西北200公里,就是延庆县的珍珠泉乡，那里属多山地区，每年的夏季，很多村民都要进山采摘这些野山杏。现在野山杏已经过季了，烂的烂，落得落。
村民：“要的是这个核，这个肉不能吃，又苦又涩，是野山杏。这个杏核能卖钱，1.6一斤。”
这些野山杏是不能直接食用的，唯独它的杏仁可以加工成杏仁露、药品等，但因应用范围狭窄，山杏核的收购价格一直保持在6毛到一元钱之间。可是从2006年夏季开始，杏核的价格一下涨到了1.6元钱一斤，而这一切皆因一个叫崔富国的人的介入。
崔富国是北京市延庆县珍珠泉乡庙梁村人，今年41岁，现在他每年在6、7、8三个月内都要收至少20万斤杏核。2007年8月3日一早，崔富国又进村收杏核了。由于今年天旱，山杏减产，杏核变得非常抢手，村民们也因此牛气了起来，可是他们再牛也牛不过崔富国。
村民：“他拔根汗毛都比我的腰粗。他有，我没有。”
村民的话一点不假，短短3年间，靠着这些收购上来的杏核，崔富国赚到了他凭生的第一个100万元。可是三年前他还是一个负债30万元的落魄户。
2001年，崔富国看到周遍乡村民俗旅游搞的红红火火，他便跟妻子商量和银行贷款30万元，建鱼池盖房子搞起了民俗餐饮。结果开张的第一年春节，夫妻俩谁也没敢在家过。
妻子：“就腊月年根那会儿，我怕人家上我们家要钱来。”
因为地处偏远，客人稀少，民俗餐饮几乎无人问津。最终崔富国夫妇俩被迫中止了经营。当年承载着崔富国发财梦想的房子和鱼池直到现在还空闲着。本想一年赚个几万元钱，没成想一年不到就背上了30万元的债务。为了解决生计，妻子提出让崔富国到北京城里打工。可是靠打工挣钱什么时候能还上30万元的债务呢，这笔账崔富国在心里没少算。妻子催促着崔富国快点动身，可崔富国就是按兵不动。2003年6月20日，崔富国陪妻子回了趟娘家，两口子一进门，正好赶上丈母娘在做杏仁油。这一下让崔富国想起了做民俗餐饮时的一次经历。
崔富国：“那时我做餐饮时，城里人来吃饭还特意点一道菜叫杏仁油拌黄瓜。有清香味。我想这个也油会不会有市场呢？尽管这些城里人多数是从农村过去的，但是说明他们也能得到认可杏仁油。”
妻子：“他说这山上都是山杏，做点杏仁油，没人做，稀罕玩意，我说不行。”
妻子当场表示反对，她觉得做点杏仁油太费劲，4斤才能攥出一斤油，而且在当地家家都有个1、2斤存着，平时也就做个凉菜烙个饼吃吃，食用量根本不大，没人会来买。在丈母娘家小住这几天，崔富国心里一直在琢磨做杏仁油的事。2003年6月23日一早，他找了个借口自己提前回家了，他径直来到姑姑家借了一万元钱，趁妻子在娘家的空当，以每斤一元钱的价格拉回了一万斤杏核。
崔富国：“生米煮成熟饭他也拿我没办法。”
2003年7月29日，妻子回来了，还没到家门口就看到崔富国带着一帮妇女在家门前砸着杏核。
妻子：“那给我气的，什么心都有了。那么多人在，我强忍着，我还不能骂，怕外人笑话。”
崔富国：“晚上人一走，拿起扫炕的笤薮就打，把笤薮都打坏了。”
妻子：“也不尽管说我急，搁一般的妇女也不成，你看你买东西都不跟我商量。”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崔富国依然雷打不动的忙活着杏仁油。他找到本村会做杏仁油的妇女，每天每人20元钱，专门给他做杏仁油。不出半个月，这十多个妇女齐刷刷给崔富国撂了挑子，都不干了。
村民：“太难做，满头大汗。太热、太费劲。”
妇女的这次罢工，让崔富国意识到光靠手工做油不是长久之际。这样一来不仅浪费原料，到真正销售时，也保证不了货源。要想做大，就得买榨油油机来保证产量。那时一台榨油机需要1万七千元钱。崔富国开始有意无意的跟妻子渗透想买榨油机的事，可是刚提到 “杏仁油”三个字，妻子就开始数落他。
崔富国：“我的办法就是逆来顺受。”
崔富国像着了魔一样，嘴上不说什么，但私下里张罗着要卖掉了村里的老房子，他想用这笔钱来买榨油机，这让村里的人有些看不过眼了。
村民：“瞎胡闹，干不成。劝他干点稳的，别折腾了。”
崔富国：“我憋着一口气，我要是干不成，村里家里我更没地位了，我要让他们瞧得起我。”
2004年3月25日，崔富国再次趁妻子不在家，用卖老房子的一万二千元钱把榨油机买回了家。一场家庭风暴后，妻子负气回了娘家。
岳母：“不怪女婿，我女儿脾气不好。女儿怕赔钱。”
最终在丈母娘和老丈人的劝说下，崔富国把妻子接回了家。可是从此以后，妻子对崔富国的事再也不闻不问了，哀大莫于心死，她对崔富国彻底死了心。2004年4月4日，崔富国的榨油机终于榨出了第一桶杏仁油。结果村民的话不幸言中，榨出的油根本没有杏仁油特殊的清香味道，可别人看中的正是杏仁油的这种味道。这次尝试失败了，人们以为这下崔富国的老婆肯定要绝望了，可崩溃的恰恰是崔富国本人。每次提到当时的处境，崔富国都伤心不已。
崔富国：“我对我的机器抱着很大的信心的当时，失败了周围的人不定说什么，我怎么面对他们。房也卖了，债务还很多，孩子还需要念书，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当时一片空白。”
看不到希望的崔富国陷入了迷茫，他把自己关了起来。
崔富国：“我躲在疙瘩里眯了好几天，一个人呆着。在后边有一个小房，后面有一个小房，那儿有一个小炕。当时想了很多。就觉得不能上吊去，还是要活着，要活着要怎么办呢？”
此时的崔富国没有退路，求生的欲望逼着他只能向前。
崔富国：“我就是琢磨，琢磨到最后呀，有一个可以发现的问题，我就感觉跟这个温度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在锅里我又想一想，人在锅里转的时候，需要在锅里呆半个小时，咱们往机器一添杏仁，一分钟就出来了，我就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温度不够，就是温度，在这个，在这个温度里呆的时间短，很快呀，添了就出来，添了就出来，我就感觉这个里头肯定有问题。”
第六天，崔富国走出了小屋，走上了灶台，他要亲自尝试手工撰油，准确掌握手工撰油的温度、速度，以此对照改装机器。
崔富国：“就是这个温度，用手攥油时，锅的温度达到300度，杏仁达到100多度。这就是烫伤的。”
崔富国手上的疤痕就是在攥油时烫伤的，可是他说那时他根本感觉不到烫。最终崔富国通过改装榨油机的温度和速度，榨出了跟手工攥油一样味道的杏仁油。2005年初，崔富国决定把杏仁油推向市场。
崔富国：“我心想到超市卖的东西都哗哗的，卖的快。”
崔富国把进入市场想的太简单了，进入市场的商品需要经过卫生、防疫、质量、工商等多个部门的检测批准，尤其是食品。有了产品，却苦于不能上市，大喜大悲之后的崔富国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等待许可证的日子让他如坐针毡，这一等就是9个月。
卫生防疫部门：“杏仁油我们也没见过，他拿来时我们也犯嘀咕，这个东西能不能食用，因为杏仁里面有氢氰酸。经检测后，他加工后的杏仁油没有这些物质，可以放心食用。”
2005年9月，杏仁油的市场准入证发了下来。他顺利的将杏仁油打入了30多家北京市周遍县城的各大超市和一些农贸产品批发市场。他把自己的杏仁油定位在山里特产上。
经销商：“产品新鲜，大家就买个稀奇，品尝品尝。可以作为山里的特产送人。”
崔富国：“我的希望是北京人每人尝我一滴油。”
凭借着杏仁油的空白市场，崔富国每年杏仁油销量保持在2万斤走左右，在短短两年间他有了自己的加工场，在城里买了房子还拥有了私家车，从没想过杏仁油能赚钱的妻子现在也逐渐加入到崔富国的事业中了。
妻子：“现在想想，也挺后悔的，他当年也是为了这个家好。现在日子好了，我也知足了，也知道关心他了，他每次开车出去，我都惦着。”
从北京市区往西北200公里,就是延庆县的珍珠泉乡，那里属多山地区，每年的夏季，很多村民都要进山采摘这些野山杏。现在野山杏已经过季了，烂的烂，落得落。
村民：“要的是这个核，这个肉不能吃，又苦又涩，是野山杏。这个杏核能卖钱，1.6一斤。”
这些野山杏是不能直接食用的，唯独它的杏仁可以加工成杏仁露、药品等，但因应用范围狭窄，山杏核的收购价格一直保持在6毛到一元钱之间。可是从2006年夏季开始，杏核的价格一下涨到了1.6元钱一斤，而这一切皆因一个叫崔富国的人的介入。
崔富国是北京市延庆县珍珠泉乡庙梁村人，今年41岁，现在他每年在6、7、8三个月内都要收至少20万斤杏核。2007年8月3日一早，崔富国又进村收杏核了。由于今年天旱，山杏减产，杏核变得非常抢手，村民们也因此牛气了起来，可是他们再牛也牛不过崔富国。
村民：“他拔根汗毛都比我的腰粗。他有，我没有。”
村民的话一点不假，短短3年间，靠着这些收购上来的杏核，崔富国赚到了他凭生的第一个100万元。可是三年前他还是一个负债30万元的落魄户。
2001年，崔富国看到周遍乡村民俗旅游搞的红红火火，他便跟妻子商量和银行贷款30万元，建鱼池盖房子搞起了民俗餐饮。结果开张的第一年春节，夫妻俩谁也没敢在家过。
妻子：“就腊月年根那会儿，我怕人家上我们家要钱来。”
因为地处偏远，客人稀少，民俗餐饮几乎无人问津。最终崔富国夫妇俩被迫中止了经营。当年承载着崔富国发财梦想的房子和鱼池直到现在还空闲着。本想一年赚个几万元钱，没成想一年不到就背上了30万元的债务。为了解决生计，妻子提出让崔富国到北京城里打工。可是靠打工挣钱什么时候能还上30万元的债务呢，这笔账崔富国在心里没少算。妻子催促着崔富国快点动身，可崔富国就是按兵不动。2003年6月20日，崔富国陪妻子回了趟娘家，两口子一进门，正好赶上丈母娘在做杏仁油。这一下让崔富国想起了做民俗餐饮时的一次经历。
崔富国：“那时我做餐饮时，城里人来吃饭还特意点一道菜叫杏仁油拌黄瓜。有清香味。我想这个也油会不会有市场呢？尽管这些城里人多数是从农村过去的，但是说明他们也能得到认可杏仁油。”
妻子：“他说这山上都是山杏，做点杏仁油，没人做，稀罕玩意，我说不行。”
妻子当场表示反对，她觉得做点杏仁油太费劲，4斤才能攥出一斤油，而且在当地家家都有个1、2斤存着，平时也就做个凉菜烙个饼吃吃，食用量根本不大，没人会来买。在丈母娘家小住这几天，崔富国心里一直在琢磨做杏仁油的事。2003年6月23日一早，他找了个借口自己提前回家了，他径直来到姑姑家借了一万元钱，趁妻子在娘家的空当，以每斤一元钱的价格拉回了一万斤杏核。
崔富国：“生米煮成熟饭他也拿我没办法。”
2003年7月29日，妻子回来了，还没到家门口就看到崔富国带着一帮妇女在家门前砸着杏核。
妻子：“那给我气的，什么心都有了。那么多人在，我强忍着，我还不能骂，怕外人笑话。”
崔富国：“晚上人一走，拿起扫炕的笤薮就打，把笤薮都打坏了。”
妻子：“也不尽管说我急，搁一般的妇女也不成，你看你买东西都不跟我商量。”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崔富国依然雷打不动的忙活着杏仁油。他找到本村会做杏仁油的妇女，每天每人20元钱，专门给他做杏仁油。不出半个月，这十多个妇女齐刷刷给崔富国撂了挑子，都不干了。
村民：“太难做，满头大汗。太热、太费劲。”
妇女的这次罢工，让崔富国意识到光靠手工做油不是长久之际。这样一来不仅浪费原料，到真正销售时，也保证不了货源。要想做大，就得买榨油油机来保证产量。那时一台榨油机需要1万七千元钱。崔富国开始有意无意的跟妻子渗透想买榨油机的事，可是刚提到 “杏仁油”三个字，妻子就开始数落他。
崔富国：“我的办法就是逆来顺受。”
崔富国像着了魔一样，嘴上不说什么，但私下里张罗着要卖掉了村里的老房子，他想用这笔钱来买榨油机，这让村里的人有些看不过眼了。
村民：“瞎胡闹，干不成。劝他干点稳的，别折腾了。”
崔富国：“我憋着一口气，我要是干不成，村里家里我更没地位了，我要让他们瞧得起我。”
2004年3月25日，崔富国再次趁妻子不在家，用卖老房子的一万二千元钱把榨油机买回了家。一场家庭风暴后，妻子负气回了娘家。
岳母：“不怪女婿，我女儿脾气不好。女儿怕赔钱。”
最终在丈母娘和老丈人的劝说下，崔富国把妻子接回了家。可是从此以后，妻子对崔富国的事再也不闻不问了，哀大莫于心死，她对崔富国彻底死了心。2004年4月4日，崔富国的榨油机终于榨出了第一桶杏仁油。结果村民的话不幸言中，榨出的油根本没有杏仁油特殊的清香味道，可别人看中的正是杏仁油的这种味道。这次尝试失败了，人们以为这下崔富国的老婆肯定要绝望了，可崩溃的恰恰是崔富国本人。每次提到当时的处境，崔富国都伤心不已。
崔富国：“我对我的机器抱着很大的信心的当时，失败了周围的人不定说什么，我怎么面对他们。房也卖了，债务还很多，孩子还需要念书，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当时一片空白。”
看不到希望的崔富国陷入了迷茫，他把自己关了起来。
崔富国：“我躲在疙瘩里眯了好几天，一个人呆着。在后边有一个小房，后面有一个小房，那儿有一个小炕。当时想了很多。就觉得不能上吊去，还是要活着，要活着要怎么办呢？”
此时的崔富国没有退路，求生的欲望逼着他只能向前。
崔富国：“我就是琢磨，琢磨到最后呀，有一个可以发现的问题，我就感觉跟这个温度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在锅里我又想一想，人在锅里转的时候，需要在锅里呆半个小时，咱们往机器一添杏仁，一分钟就出来了，我就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温度不够，就是温度，在这个，在这个温度里呆的时间短，很快呀，添了就出来，添了就出来，我就感觉这个里头肯定有问题。”
第六天，崔富国走出了小屋，走上了灶台，他要亲自尝试手工撰油，准确掌握手工撰油的温度、速度，以此对照改装机器。
崔富国：“就是这个温度，用手攥油时，锅的温度达到300度，杏仁达到100多度。这就是烫伤的。”
崔富国手上的疤痕就是在攥油时烫伤的，可是他说那时他根本感觉不到烫。最终崔富国通过改装榨油机的温度和速度，榨出了跟手工攥油一样味道的杏仁油。2005年初，崔富国决定把杏仁油推向市场。
崔富国：“我心想到超市卖的东西都哗哗的，卖的快。”
崔富国把进入市场想的太简单了，进入市场的商品需要经过卫生、防疫、质量、工商等多个部门的检测批准，尤其是食品。有了产品，却苦于不能上市，大喜大悲之后的崔富国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等待许可证的日子让他如坐针毡，这一等就是9个月。
卫生防疫部门：“杏仁油我们也没见过，他拿来时我们也犯嘀咕，这个东西能不能食用，因为杏仁里面有氢氰酸。经检测后，他加工后的杏仁油没有这些物质，可以放心食用。”
2005年9月，杏仁油的市场准入证发了下来。他顺利的将杏仁油打入了30多家北京市周遍县城的各大超市和一些农贸产品批发市场。他把自己的杏仁油定位在山里特产上。
经销商：“产品新鲜，大家就买个稀奇，品尝品尝。可以作为山里的特产送人。”
崔富国：“我的希望是北京人每人尝我一滴油。”
凭借着杏仁油的空白市场，崔富国每年杏仁油销量保持在2万斤走左右，在短短两年间他有了自己的加工场，在城里买了房子还拥有了私家车，从没想过杏仁油能赚钱的妻子现在也逐渐加入到崔富国的事业中了。
妻子：“现在想想，也挺后悔的，他当年也是为了这个家好。现在日子好了，我也知足了，也知道关心他了，他每次开车出去，我都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