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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一说,在研究《水浒传》的相关资料、著作中,前人提到的并不多,有关的深入研究更是寥寥可数,而且它们大多是非体系化的,主要涉及以下三点:
一、有关《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人物的演变情况
《水浒传》成书以前,最初,在宋代的相关史料记载中,大多出现的都只是一些零散的人物,主要包括:宋江、杨志和史斌(史进)。而有关三十六人的描述,确有记载的,仅有(宋)王偁的《东都事略·候蒙传》:“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确实是北宋末年的真人真事。然而在这一史料中只说了人数,并没有具体的人物描述。之后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以《东都事略·候蒙传》为据,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三十六人的具体描述,这些描述并非全都是没有根据的,但应该已有不少敷衍的成分。到了元朝,无名氏撰《大宋宣和遗事》,第一次提出了“三十六天罡”的说法,宋江等人的故事由此开始带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在之后的一些杂剧中,譬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杂剧》、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等作品中,才开始频繁地出现“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文词。在此基础上,水浒传的作者添加了七十二地煞之名,写出了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个人物的具体故事。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辨正类·宋江原数》中写道:“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 同样的论述,清代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近代钱静方的《小说丛考·水浒演义考》等作品中也都有所表达。
从零散的人物到三十二天罡再到天罡地煞,这一连串的演变情况,清代梁玉绳的《瞥记·杂事》、焦循的《剧说·卷五》、俞樾的《小浮梅闲话》以及近代叶德辉的《乾嘉诗坛点将录》等作品中都曾有过一定的描述。
二、有关“天罡地煞”这一名词的星象学解释
清人程衡穆在《水浒传注略·第七十卷》中注释天罡星三十六员、地煞星七十二员时,认为:“《隋书·天文志》引《京房集·星章》所载妖星三十六,与此三十六名互异。其地煞星无考。”《宋史·天文志》中也记载有三十六妖星。王同舟在此基础上,认为:《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可能是从三十六妖星处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与民间盛行的星辰崇拜有关。而天罡地煞的具体名称则可能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地位等命名的。
三、有关天罡地煞产生的原因
王同舟在《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一书的第十二章中,运用民俗文化方面的知识,对天罡地煞的来历比较有体系的做了一些分析,概括了包括成书、流传的民间方式,数字崇拜,星辰崇拜等在内的一些原因。本文将在后文中对此作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
从以上三点中可以看出,前人所做的研究更侧重于对产生“天罡地煞”的考证及其民俗原因的探究,本文意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从着重探讨“天罡地煞”对《水浒传》文本本身的影响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涉入正题之前,先做一点说明:《水浒传》有很多版本,本文所采用、依据的版本,是一百回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容与堂本为底本,参照天都外臣序本、杨定见序本等整理出版此书,出版于1975年,1981年修订重印,在社会上和学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一)
与《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相似的是,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往往都有一种特定的结构形式——榜。“所谓‘榜’,就是公布的名单,它意味着某种范围的划定和秩序的排列。”譬如《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封神演义》中的封神榜,《花月痕》中的花榜,《儒林外史》中的幽榜,《红楼梦》中的情榜……《水浒传》中自天而降的石碣上所刻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不妨可以看作是一张天榜。
“通过公榜、张榜或揭榜,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按某一范围和标准作一归类,或在小说开始作一总结,或在小说中间作一提示,或在小说结尾作一收束,目的是将众多的人物与事件统领起来,给读者一个总体的把握和印象。”这是榜的主要作用。
然而,如果对榜的形式运用不得当,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水浒传》便是如此,“天罡地煞”一说影响到了整部书结构的严密性,故事不再完全是由它本身的力量推动,一些人物、情节缺乏逻辑性地盲目附和此一说,“生搬硬凑”的痕迹十分明显;同时,它又成了书中的“万金油”,许多不合理的情节,在它的简单粉饰下轻易就得到了认证,从而使得全书生命力大打折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征方腊”为界,前后伤亡情况大相径庭
《水浒传》一书中,大大小小,有过多次的激战。倘以“征方腊”为界,对照前后激战中的伤亡情况,可以发现实在是有很多矛盾,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征方腊”之前,梁山泊好汉中,除了晁盖(不属于天罡地煞一百零八将)以外,未折一员;然而到了“征方腊”时,却是场场皆有阵亡,到最后“止有二十七人见存”。
书中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宋江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八员时曾有一段话说:“……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擒之人,陷于缧绁,或是中伤回来,且都无事。被擒捉者,俱得天佑,非我等众人之能也。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会,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正如宋江所言,“征方腊”之前,那么多次的争战,一百八人中却一员未失,这不能不说已经是一种神奇。书中有两回突出地证实了这一点。
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争战异常的激烈,情况非常不利,书中写道:“宋江撇了剑,拨回马先走,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大小军校,你我不能相顾,夺路而走。……宋江人马,大败亏输。” 在如此一面倒的情况下,梁山一方却仍然能“虽是损折了些军卒,却喜众头领都有。”
同样的,在第五十五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中,呼延灼利用连环马军大败宋江军马。在连环马军漫山遍野直冲而来的阵势下,宋江军马简直可以说是溃败。然而即便如此,梁山好汉们仍是有惊无险,书中对于这一次溃败之后的伤亡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虽然折了些马匹,都救得性命。……中箭者六人……小喽啰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
然而到了“征方腊”以后,梁山好汉的命运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神奇了,相反的,简直可以说是厄运连连。书中自第九十一回起开始进入“征方腊”阶段:九十一回折了三员将佐,九十二回折了五员,九十三、九十四回各折了三员,九十五回折了九员,九十六、九十七回各折了六员,九十八回折了二十四员,共计五十九员。回回损兵折将,相比“征方腊”之前,死亡率实在是高得惊人。
在战斗激烈程度并没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前后伤亡情况相差如此之大,这实在是不合逻辑。
2、更牵强的是,在“征方腊”之前就算是多危险的情况,梁山好汉都可以化险为夷;到了“征方腊”时,却连一点小病小痛都可以要了好汉的命,一百零八将的战斗力、防御力明显大幅下降,前后简直判若两班人马。生编硬造的痕迹也未免太重了。
在“征方腊”之前,梁山好汉们的命运中也曾出现过多次的险情。但是,他们在阵前受伤后往往会被死命救回;被活捉后能够毫发无损的归来;受了伤后,不管轻重,也尽能得到医治。譬如在书中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中写道“阵前受伤后被救回”一事:“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到处,秦明后腿股上早着,倒攧下马来。吕方、郭盛、马麟、邓飞四将齐出,死命来救。虽然救得秦明,军兵折了一阵,……”又如书中第八十八回“颜统军阵列混天象,宋公明梦授玄女法”中,有一段关于“李逵活捉后被换回”的描述。同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这么多次的险情之中,最惊险的一幕出现在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蓟州城,卢俊义大战玉田县”中,这一回中说道张清被射一事:“……张清叫声‘阿也’,急躲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张清被射,乃是在“征方腊”之前,当喉一箭,尚能不死,算是全书最惊险的一次死里逃生了。
然而到了“征方腊”之时,梁山好汉们的生命就再也没有那么多保障了,他们的死亡简直可以说是轻易至极:阵前受伤后不一定会被救回;被活捉后可能会被就地解决;毒箭出场了,神医也离开了,受伤后会得不到医治,轻易死掉。在折损的五十九人中,死于两将对垒的(未被及时救回,尚算正常死亡的)仅有二十人,其余三十九人或死于意外,或俘虏后被杀,花样齐出,无所不有:二十人死于乱军之中,或被箭射死、被炮轰死,或被马踏死、被枪戳死;三人中药箭而死;四人落水淹死;二人被俘虏后杀死;三人被砸死;二人从高处坠下而死;三人受重伤医治不痊而死;阮小二自刎而死;最可笑的是丁得孙,竟然是被路边一毒蛇毒死的。
何以前后相差如此之大?简直有一点匪夷所思。然而,倘若究其原因,细细思来,不过是“天罡地煞”之说在作祟。书中第九十三回“混江龙太湖小结义,宋公明苏州大会垓”中,吴用对宋江曾有一段劝导之言,说道:“……当初破大辽之时,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数。今番折了兄弟们,此是个人寿数。……”又全书末回有诗为证:“百八英雄聚义间,东征西讨日无闲。甫能待得功成后,死别生离意莫还。”就此意义而言,《水浒传》不过是一个英雄聚义又离散的故事,是一个“天罡地煞”由散而聚、由聚而散的传奇。为了与这一主线吻合,以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中界,之前为聚,之后为散。“征方腊”正是这散的第一步。(百回本《水浒传》七十一回之后包括有两次征战:征辽和征方腊。征辽时天罡地煞未损一员。之所以从征方腊开始散起,这可能是因为最早的原型故事本来只有征方腊,而征辽部分是后来加上的。)至于如何散,英雄人数如此之多,本领如此之高,作者也是黔驴技穷,出此下策,损害点英雄形象,违背点逻辑常识,实在是无奈之举。
二、朝廷武将投诚梁山的原因
梁山一百零八将中,大约有十五人来自被俘后投诚的朝廷武官。其被俘后有的随即俯首称臣,有的稍受礼待就改旗换帜了。他们并非小卒,而是堂堂武将,战前威风凛凛,大义凛然,被俘后却像换了个人似的。变脸之快,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譬如书中第六十七回“宋江赏马步三军,关胜降水火二军”说道圣水将军单廷圭被俘一事:“……单廷圭落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单廷圭惶恐伏礼,乞命受降。关胜道:‘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招二位将军,同聚大义。’单廷圭答道:‘不才愿施犬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单廷圭变节乃在两军交战之时,前为武官,几招之间,已成贼子。其变脸之快,即使在《水浒传》中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又如书中第六十四回“呼延灼夜月赚关胜,宋公明雪天擒索超”中,堂堂关胜,一代武将关羽的嫡派子孙,依然重蹈单廷圭等人的覆辙。战前,他曾向宋江等人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负朝廷!”被俘后,堂堂关胜,也不过是在宋江的一拜之下,便即“愿在帐下为一小卒”。 其余十三人投诚的情节基本上也都与之类似。
对于这些朝廷武将投诚梁山的原因,书中大致给出了四种理由:
1、朝廷昏庸,替天行道
譬如书中第六十五回“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中写道:“宋江见了(索超)大喜,……用好言抚慰道:‘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
2、乞命
书中对此未有明说,却每每暗示。譬如第六十四回中关胜为报不杀之恩,愿为前部。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单廷圭乞命受降”。为命投诚,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十五人中恐怕无人不是如此。
3、宋江义气无双
《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在江湖上以义闻名。投诚之十五人中,除了呼延灼,另有三人受他一拜:彭玘、关胜、董平。其余人等,或好言抚慰,或以礼陪话,以义尽收囊中。譬如第七十回中说道张清受降一事:“……鲁智深,使手帕包着头,拿着铁禅杖,径奔来要打张清。宋江隔住,连声喝道:‘怎肯教你下手!’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可见宋江的义气确实是众武将投诚的一个重要原因。
4、天罡地煞之数
与前三个原因十分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从现实角度来看十分牵强、十分不切实际的原因。然而,在《水浒传》中,它却是众武将投诚时最常用的解释。全书大致有五员将领投诚梁山泊时都提到了这个原因,具体描述如下表:
诚然,在《水浒传》中,前三个理由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朝廷武将的投诚,然而如此过快过容易过模式化的投诚,仅仅用前三者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毫无疑问,天罡地煞之数似乎是最足以说服读者和作者自身的理由,一切的牵强,不合理,都可以轻易地在这里得到解释。然而也正是这样,留给了我们更多的牵强,更多的不可思议。反过来说,也许也正是为了凑天罡地煞之数,作者才会让那么多的武将投诚梁山,从而可能造成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天罡地煞之数与武将的投诚梁山,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互相牵制。
三、模式化的人物,模式化的情节
水浒好汉全数有一百零八之多(不加上晁盖),要想各个描摹,各具特色,实在可以说是一件太过庞大的工程,即使对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的大家,恐怕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一百零八将中,普通读者能记住多少个呢?不仅仅是记住一个名字,而是记住一个人物,能凭文字本身在心中描摹,恐怕不会太多吧。近代人眷秋在《小说杂评》中有一段关于《红楼梦》和《水浒传》的比较,写道:“《水浒》写人物,各有面目,绝不相混;《石头记》写诸人,亦各有不同之处。然《水浒》所述一百八人,不外乎奇杰之士,虽其人之赋性或有特殊,善恶刚柔,妍蚩文野不同,然其大致,皆怀抱愤恨不平之气,思得一逞,遂不惜流为盗贼,故虽谓为一流人可也。如地煞七十二人中,则有特长者更少,益无从分别。《石头记》则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自名士闺媛,以至卜巫仆媪之流,数百馀人,莫不有其特长,一人之事,断不能易为他人所作,此真千古小说中之大观,迥非《水浒》之囿于一部分者所可及矣。”正如眷秋所言,单就总体上对于人物的描摹而言,《水浒传》诚不及《红楼梦》。而这种无从分别的人物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缘自作者对一百零八天罡地煞的坚持。一百零八将中,有多少人物是作者真正花了笔墨用心去描述的,恐怕超不过半数:宋江、吴用、卢俊义、林冲、花荣、柴进、鲁智深、武松、杨志、李逵、阮氏三兄弟、杨雄、燕青……他们确实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奕奕生光。然而如彭玘、邓飞、吕方、蒋敬、鲍旭、邹渊、李云、焦挺、杨春之流呢?他们在一百零八人中占了多数,但是他们在书中的份量却是极少极少,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在点将中反反复复地出现。我们根本无法了解他们是怎样的好汉。看完《水浒传》后,再来看这些似曾相识的名字,我们甚至会有一点怀疑,他们如此众多,然而他们真的存在于这本书吗?他们的出现确实壮大了梁山的声势,壮大了《水浒传》的声势,然而他们带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也许就只有那无数次的点兵,无数次人物名单的简单罗列,实在是有着太过明显的凑人数之嫌了。
这种模式化的人物设置,同时还必然会带来《水浒传》中情节的模式化。譬如上文中所提到的“投诚”。一百零八将的投入梁山,总体上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有着模式化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与人物的模式化紧密联系的。那些作者花了心思描摹的人物往往有着一个隆重的登场,譬如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之类的,他们加入梁山的历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然而那些被一笔带过的好汉们,他们的登场却是乏味的、缺乏故事性的,不是激战中俘虏的敌方,就是主动前来投靠的绿林。《水浒传》看到后来,无须多加思考,每有一次激战,便知敌方好手必然收入囊内,每过一座山寨,便知山寨强人必投梁山门下。
然而,《水浒传》中的这种模式化问题,并不完全是“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之数”造成的,它还可能受到了“古代说书”的一些影响。(《水浒传》一书是在民间传说与市井说书的基础上产生的,带有深厚的说书人特色。)但是“说书”所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与“天罡地煞之数”相比拟的。“天罡地煞之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根本的,是它限制了《水浒传》。
四、内部团结性地一笔带过
梁山一百零八将,忠义两全,尤以“义”字当先。书中第九十四回中有诗赞曰:“……梁山结义坚如石,此别难忘手足情。”表面上看,梁山内部似乎并没有不团结的问题。好汉们亲如兄弟,生死与共。他们是作者笔下的“天罡地煞”,是命里注定的伙伴,谁会怀疑他们之间的情谊,谁又能呢?他们的团结是必定的。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理想。梁山内部,依然有着不少摩擦,这不是用“天罡地煞”一说就可以轻轻带过的。
梁山内部并不全如表面上说的那么团结。一则好汉中有一部分是被梁山人逼上梁山的。譬如朱仝,梁山人为逼朱仝上山,故意叫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他的归路。正如书中第五十一回中朱仝所言:“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且从此与李逵结下了梁子,每每见了便要拼命。又譬如杨志,如果不是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杨志又怎会上梁山。书中第五十八回写道杨志新到梁山时有这样一段话:“……晁盖说起黄泥岗劫取生辰纲一事,众皆大笑。”未有明说杨、晁之矛盾,但已在不言之中。相同的事还发生在秦明、卢俊义等人的身上。二则水浒一书中,多有好汉争抢战功之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山内部的问题,毕竟这是一群绿林豪杰,人人都不甘下风。书中第六十四回中说道:“……水寨内头领船火儿张横,与兄弟浪里白条张顺当时议定:‘我和你兄弟两个,自来寨中,不曾建功,只看着别人夸能说会,倒受他气。……’”由此看来,梁山内部的关系问题,决没有书中表面说得那么简单。
然而这些矛盾,到后来却都烟消云散了,不再被提起。留下的只有“天罡地煞”一说下牢不可破的生死情谊。书中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说道“一百零八将对天盟誓”一事:“宋江对众道:‘……今日既是天罡地煞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阻断。……”梁山内部的种种矛盾,种种不和谐,就这样被“天罡地煞”一说轻易地抹去了。
(二)
然而,《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它确实造成了《水浒传》一定的缺陷,却是对《水浒传》而言至关重要的缺陷。它带给《水浒传》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给《水浒传》带来一些缺憾;一方面,它在《水浒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从小说结构上看,“天罡地煞”作为《水浒传》的大框架,起到了总绾全书人物情节,使之变得清晰有序的积极作用,是构成《水浒传》这一长篇巨著的必须。
作为我国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水浒传》中人物众多,事情繁杂,具有与以往的短篇小说截然不同的特点。“句曲外史”在他的《<水浒传>叙》中这样写道:“……间尝取稗史论之,《武皇》、《方朔》、《飞燕》、《灵芸》、《虬髯》、《柳毅》诸传……然而指事擒词,人则一人,事则一事,各尽其技而止。孰若施耐庵《水浒》一书,取一百八人而传之,分之而人各为一人,合之而事则为一事……”
面对如此头绪繁多的人物和事件,如何才能恰当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水浒传》的作者们选择了“天罡地煞”作为故事的大框架,选择了榜这一特殊的结构形式。这样,《水浒传》就能将一百零八好汉统一到天罡地煞的群体中,将众好汉传奇故事的片断融合成完整的鸿篇巨制,将“分之而人各为一人”的零散故事变成“合之而事则为一事”的长篇故事。这样,才会有金圣叹“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 的妙论。
不仅如此,《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还使其结构上具有了前后关合、回环兜锁的特点。就这一点而言,《水浒传》是榜这一结构形式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作品。书中开篇写洪太尉搬倒石碣,误走一百零八妖魔;后文第七十一回,再次写道天上掉下一块石碣,上书一百零八天罡地煞姓名:两者前后关合。除此之外,全书“天罡”、“地煞”之说每每出现,每每起到连接人物、结构全书的作用。
二、从小说内容上看,天罡地煞两榜奠定了了梁山泊好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天意的安排),牢固了一百零八将的职务分派,强化了梁山泊好汉的集团意识。
其一,奠定了梁山泊好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
关于《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的“忠义”问题,历来评价不一。大体上可以说有两大倾向:一是贬,一是褒。持贬态度的人往往更着重于梁山泊好汉的绿林本性:“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 认为如果《水浒传》冠上“忠义”之名,就将可能会是诲盗之书。如王仕云在《〈第五才子水浒〉序》中所说:“试问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 而持褒态度的人更看重的则是梁山泊好汉的除强扶弱、伸张正义,尤其是最末的招安一事。余象斗在《题〈水浒传〉叙》这样评价他们:“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
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水浒传》中都有一定的依据。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确实有过为国为民之举,前者如书中后半部的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后者如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等;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他们在书中的种种绿林行为:杀人者如武松,“张都监血溅鸳鸯楼”那一回中,陷害武松的张都监一家,多少条人命,有关的无关的,凡是他见到的通通杀光,怎一个淋漓了得?吃人者如李逵,“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那一回中,李逵杀了李鬼后,只因没菜蔬下饭,便顺手割了李鬼腿上两块肉,吃得兴起。手段更残忍的还有十字坡孙二娘的人肉馒头……若细细看《水浒传》一书,残忍之处可说是比比皆是。
然而,单就文本而言,忠义的倾向明显盖过所谓的绿林行为,在读者中造成的影响也明显占到上风。谈到水浒众人,人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把他们看作英雄好汉,而对他们的种种残忍行为往往都不是很重视。造成《水浒传》这样的一种基调,“天罡地煞”一说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书中,“天罡地煞”一说和其它几段神魔故事,共同奠定了《水浒传》整个故事的“天命”基调,从而从一个“天命”的高度,共同奠定了梁山泊好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书中第一回,洪太尉不慎放走了镇锁在伏魔殿底的108个妖魔,这就预示着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并不是普通的绿林,而是神灵转世;第四十一回中,宋江被官兵发现而围捕时,逃避入九天玄女庙中,睡梦中九天玄女授他三卷天书,勉励他将来要“替天行道”,这就暗示着未来宋江造反叛乱是受天命而且有神相助的。……尤其是书中的第七十一回,一百零八人人聚齐梁山泊之后,宋江与吴用率众头领在忠义堂上建醮祈天赎罪,天上落下一块天文石碣,刻有一百零八人名单都合天上星宿,乃是天罡地煞,从而成为宋江统御的梁山泊众人替天行道的最不容置疑的依据。于是梁山泊好汉在世上的一切行为,包括那些残忍的行径,都成为了达成这最终神圣使命的需要。
其二,牢固了一百零八将的职务分派。
《水浒传》中,宋江曾对梁山泊集团做过几次职务分派,至全书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一百零八将第一次聚齐,在取得石碣天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两榜名单之后,宋江以此为据,再依一百零八将各自的权力地位与专业本领,做了一次最为完整最具有决定性的职务分派。
至此,梁山泊已发展壮大到分属各种不同专业本领的一百零八人,因而,这一次的职务分派具有规模大、情况复杂的特点。要完成这样一次职务分派,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没有怨言,即使威信如宋江,也不能不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因而,在这一次的职务分派中,“天罡地煞”两榜起到了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作用。职务分派的一百零八人名单借助“天罡地煞”两榜中各人的星宿归属,最终无异议地得到确定。仔细观察这两份名单,就可以发现,两者有诸多呼应之处。例如职务分派中的马军分三个作战实力层次:五虎将、八骠骑、十六小彪将,前两层在天罡榜上,后一层在地煞榜上;步军两个层次也是如此。
这样,通过天意的安排,再加上宋江的忠义无双,这一次的职务分派,最终获得了牢固的确立。
其三,强化了梁山泊好汉的集团意识。
如前文所述,梁山泊内部决没有表面上说的那么团结。这么大的集团,更何况是一个绿林集团,其中必然会免不了一些摩擦。
因而,“天罡地煞”两榜,不仅仅在强化、牢固梁山泊的职务分派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于更重要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人彻底永远的融合凝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惟有如此,这批来自四面八方,彼此之间可能有矛盾甚至有仇恨(如李逵曾是扈三娘的杀父仇人)的庞杂群体,才能同心一志,共同英勇作战,甚至在招安之后的战斗中,打到凋零大半,也不生二心,不萌生退却脱离之意。
三、从小说成书方式上看,《水浒传》是一部民间世代累积型小说,受到成书前各种因素的影响
王同舟在《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一书的第十二章中提到:“……(《水浒传》)它并非由某一个文人独创的作品,而是在几百年民间传说和市井说书艺人创作、元代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杂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它的成书及流传本身也是民俗的产物。” 可见,《水浒传》一书并不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而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成果。成书之前,在民间早有流传,大体情节都是既定的了。“天罡地煞”一说应是受到了民间的影响:民间的星辰崇拜带来了“天罡地煞”,民间的数字崇拜产生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因而,到作者成书的时候,已经无法再改动这些说法了,甚至还要更多的借助这些说法来弥补因此而生的种种缺漏。在这漫长的流传、成书过程中,“天罡地煞”一说与水浒故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两者紧密联结不可分割。
(作者单位: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一、有关《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人物的演变情况
《水浒传》成书以前,最初,在宋代的相关史料记载中,大多出现的都只是一些零散的人物,主要包括:宋江、杨志和史斌(史进)。而有关三十六人的描述,确有记载的,仅有(宋)王偁的《东都事略·候蒙传》:“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确实是北宋末年的真人真事。然而在这一史料中只说了人数,并没有具体的人物描述。之后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以《东都事略·候蒙传》为据,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三十六人的具体描述,这些描述并非全都是没有根据的,但应该已有不少敷衍的成分。到了元朝,无名氏撰《大宋宣和遗事》,第一次提出了“三十六天罡”的说法,宋江等人的故事由此开始带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在之后的一些杂剧中,譬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杂剧》、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杂剧》等作品中,才开始频繁地出现“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文词。在此基础上,水浒传的作者添加了七十二地煞之名,写出了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个人物的具体故事。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辨正类·宋江原数》中写道:“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 同样的论述,清代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近代钱静方的《小说丛考·水浒演义考》等作品中也都有所表达。
从零散的人物到三十二天罡再到天罡地煞,这一连串的演变情况,清代梁玉绳的《瞥记·杂事》、焦循的《剧说·卷五》、俞樾的《小浮梅闲话》以及近代叶德辉的《乾嘉诗坛点将录》等作品中都曾有过一定的描述。
二、有关“天罡地煞”这一名词的星象学解释
清人程衡穆在《水浒传注略·第七十卷》中注释天罡星三十六员、地煞星七十二员时,认为:“《隋书·天文志》引《京房集·星章》所载妖星三十六,与此三十六名互异。其地煞星无考。”《宋史·天文志》中也记载有三十六妖星。王同舟在此基础上,认为:《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可能是从三十六妖星处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与民间盛行的星辰崇拜有关。而天罡地煞的具体名称则可能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地位等命名的。
三、有关天罡地煞产生的原因
王同舟在《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一书的第十二章中,运用民俗文化方面的知识,对天罡地煞的来历比较有体系的做了一些分析,概括了包括成书、流传的民间方式,数字崇拜,星辰崇拜等在内的一些原因。本文将在后文中对此作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
从以上三点中可以看出,前人所做的研究更侧重于对产生“天罡地煞”的考证及其民俗原因的探究,本文意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从着重探讨“天罡地煞”对《水浒传》文本本身的影响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涉入正题之前,先做一点说明:《水浒传》有很多版本,本文所采用、依据的版本,是一百回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容与堂本为底本,参照天都外臣序本、杨定见序本等整理出版此书,出版于1975年,1981年修订重印,在社会上和学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一)
与《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相似的是,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往往都有一种特定的结构形式——榜。“所谓‘榜’,就是公布的名单,它意味着某种范围的划定和秩序的排列。”譬如《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封神演义》中的封神榜,《花月痕》中的花榜,《儒林外史》中的幽榜,《红楼梦》中的情榜……《水浒传》中自天而降的石碣上所刻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不妨可以看作是一张天榜。
“通过公榜、张榜或揭榜,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按某一范围和标准作一归类,或在小说开始作一总结,或在小说中间作一提示,或在小说结尾作一收束,目的是将众多的人物与事件统领起来,给读者一个总体的把握和印象。”这是榜的主要作用。
然而,如果对榜的形式运用不得当,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水浒传》便是如此,“天罡地煞”一说影响到了整部书结构的严密性,故事不再完全是由它本身的力量推动,一些人物、情节缺乏逻辑性地盲目附和此一说,“生搬硬凑”的痕迹十分明显;同时,它又成了书中的“万金油”,许多不合理的情节,在它的简单粉饰下轻易就得到了认证,从而使得全书生命力大打折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征方腊”为界,前后伤亡情况大相径庭
《水浒传》一书中,大大小小,有过多次的激战。倘以“征方腊”为界,对照前后激战中的伤亡情况,可以发现实在是有很多矛盾,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征方腊”之前,梁山泊好汉中,除了晁盖(不属于天罡地煞一百零八将)以外,未折一员;然而到了“征方腊”时,却是场场皆有阵亡,到最后“止有二十七人见存”。
书中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宋江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八员时曾有一段话说:“……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擒之人,陷于缧绁,或是中伤回来,且都无事。被擒捉者,俱得天佑,非我等众人之能也。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会,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正如宋江所言,“征方腊”之前,那么多次的争战,一百八人中却一员未失,这不能不说已经是一种神奇。书中有两回突出地证实了这一点。
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争战异常的激烈,情况非常不利,书中写道:“宋江撇了剑,拨回马先走,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大小军校,你我不能相顾,夺路而走。……宋江人马,大败亏输。” 在如此一面倒的情况下,梁山一方却仍然能“虽是损折了些军卒,却喜众头领都有。”
同样的,在第五十五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中,呼延灼利用连环马军大败宋江军马。在连环马军漫山遍野直冲而来的阵势下,宋江军马简直可以说是溃败。然而即便如此,梁山好汉们仍是有惊无险,书中对于这一次溃败之后的伤亡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虽然折了些马匹,都救得性命。……中箭者六人……小喽啰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
然而到了“征方腊”以后,梁山好汉的命运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神奇了,相反的,简直可以说是厄运连连。书中自第九十一回起开始进入“征方腊”阶段:九十一回折了三员将佐,九十二回折了五员,九十三、九十四回各折了三员,九十五回折了九员,九十六、九十七回各折了六员,九十八回折了二十四员,共计五十九员。回回损兵折将,相比“征方腊”之前,死亡率实在是高得惊人。
在战斗激烈程度并没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前后伤亡情况相差如此之大,这实在是不合逻辑。
2、更牵强的是,在“征方腊”之前就算是多危险的情况,梁山好汉都可以化险为夷;到了“征方腊”时,却连一点小病小痛都可以要了好汉的命,一百零八将的战斗力、防御力明显大幅下降,前后简直判若两班人马。生编硬造的痕迹也未免太重了。
在“征方腊”之前,梁山好汉们的命运中也曾出现过多次的险情。但是,他们在阵前受伤后往往会被死命救回;被活捉后能够毫发无损的归来;受了伤后,不管轻重,也尽能得到医治。譬如在书中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中写道“阵前受伤后被救回”一事:“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到处,秦明后腿股上早着,倒攧下马来。吕方、郭盛、马麟、邓飞四将齐出,死命来救。虽然救得秦明,军兵折了一阵,……”又如书中第八十八回“颜统军阵列混天象,宋公明梦授玄女法”中,有一段关于“李逵活捉后被换回”的描述。同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这么多次的险情之中,最惊险的一幕出现在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蓟州城,卢俊义大战玉田县”中,这一回中说道张清被射一事:“……张清叫声‘阿也’,急躲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张清被射,乃是在“征方腊”之前,当喉一箭,尚能不死,算是全书最惊险的一次死里逃生了。
然而到了“征方腊”之时,梁山好汉们的生命就再也没有那么多保障了,他们的死亡简直可以说是轻易至极:阵前受伤后不一定会被救回;被活捉后可能会被就地解决;毒箭出场了,神医也离开了,受伤后会得不到医治,轻易死掉。在折损的五十九人中,死于两将对垒的(未被及时救回,尚算正常死亡的)仅有二十人,其余三十九人或死于意外,或俘虏后被杀,花样齐出,无所不有:二十人死于乱军之中,或被箭射死、被炮轰死,或被马踏死、被枪戳死;三人中药箭而死;四人落水淹死;二人被俘虏后杀死;三人被砸死;二人从高处坠下而死;三人受重伤医治不痊而死;阮小二自刎而死;最可笑的是丁得孙,竟然是被路边一毒蛇毒死的。
何以前后相差如此之大?简直有一点匪夷所思。然而,倘若究其原因,细细思来,不过是“天罡地煞”之说在作祟。书中第九十三回“混江龙太湖小结义,宋公明苏州大会垓”中,吴用对宋江曾有一段劝导之言,说道:“……当初破大辽之时,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数。今番折了兄弟们,此是个人寿数。……”又全书末回有诗为证:“百八英雄聚义间,东征西讨日无闲。甫能待得功成后,死别生离意莫还。”就此意义而言,《水浒传》不过是一个英雄聚义又离散的故事,是一个“天罡地煞”由散而聚、由聚而散的传奇。为了与这一主线吻合,以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中界,之前为聚,之后为散。“征方腊”正是这散的第一步。(百回本《水浒传》七十一回之后包括有两次征战:征辽和征方腊。征辽时天罡地煞未损一员。之所以从征方腊开始散起,这可能是因为最早的原型故事本来只有征方腊,而征辽部分是后来加上的。)至于如何散,英雄人数如此之多,本领如此之高,作者也是黔驴技穷,出此下策,损害点英雄形象,违背点逻辑常识,实在是无奈之举。
二、朝廷武将投诚梁山的原因
梁山一百零八将中,大约有十五人来自被俘后投诚的朝廷武官。其被俘后有的随即俯首称臣,有的稍受礼待就改旗换帜了。他们并非小卒,而是堂堂武将,战前威风凛凛,大义凛然,被俘后却像换了个人似的。变脸之快,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譬如书中第六十七回“宋江赏马步三军,关胜降水火二军”说道圣水将军单廷圭被俘一事:“……单廷圭落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单廷圭惶恐伏礼,乞命受降。关胜道:‘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招二位将军,同聚大义。’单廷圭答道:‘不才愿施犬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单廷圭变节乃在两军交战之时,前为武官,几招之间,已成贼子。其变脸之快,即使在《水浒传》中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又如书中第六十四回“呼延灼夜月赚关胜,宋公明雪天擒索超”中,堂堂关胜,一代武将关羽的嫡派子孙,依然重蹈单廷圭等人的覆辙。战前,他曾向宋江等人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负朝廷!”被俘后,堂堂关胜,也不过是在宋江的一拜之下,便即“愿在帐下为一小卒”。 其余十三人投诚的情节基本上也都与之类似。
对于这些朝廷武将投诚梁山的原因,书中大致给出了四种理由:
1、朝廷昏庸,替天行道
譬如书中第六十五回“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中写道:“宋江见了(索超)大喜,……用好言抚慰道:‘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
2、乞命
书中对此未有明说,却每每暗示。譬如第六十四回中关胜为报不杀之恩,愿为前部。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单廷圭乞命受降”。为命投诚,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十五人中恐怕无人不是如此。
3、宋江义气无双
《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在江湖上以义闻名。投诚之十五人中,除了呼延灼,另有三人受他一拜:彭玘、关胜、董平。其余人等,或好言抚慰,或以礼陪话,以义尽收囊中。譬如第七十回中说道张清受降一事:“……鲁智深,使手帕包着头,拿着铁禅杖,径奔来要打张清。宋江隔住,连声喝道:‘怎肯教你下手!’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可见宋江的义气确实是众武将投诚的一个重要原因。
4、天罡地煞之数
与前三个原因十分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从现实角度来看十分牵强、十分不切实际的原因。然而,在《水浒传》中,它却是众武将投诚时最常用的解释。全书大致有五员将领投诚梁山泊时都提到了这个原因,具体描述如下表:
诚然,在《水浒传》中,前三个理由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朝廷武将的投诚,然而如此过快过容易过模式化的投诚,仅仅用前三者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毫无疑问,天罡地煞之数似乎是最足以说服读者和作者自身的理由,一切的牵强,不合理,都可以轻易地在这里得到解释。然而也正是这样,留给了我们更多的牵强,更多的不可思议。反过来说,也许也正是为了凑天罡地煞之数,作者才会让那么多的武将投诚梁山,从而可能造成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天罡地煞之数与武将的投诚梁山,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互相牵制。
三、模式化的人物,模式化的情节
水浒好汉全数有一百零八之多(不加上晁盖),要想各个描摹,各具特色,实在可以说是一件太过庞大的工程,即使对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的大家,恐怕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一百零八将中,普通读者能记住多少个呢?不仅仅是记住一个名字,而是记住一个人物,能凭文字本身在心中描摹,恐怕不会太多吧。近代人眷秋在《小说杂评》中有一段关于《红楼梦》和《水浒传》的比较,写道:“《水浒》写人物,各有面目,绝不相混;《石头记》写诸人,亦各有不同之处。然《水浒》所述一百八人,不外乎奇杰之士,虽其人之赋性或有特殊,善恶刚柔,妍蚩文野不同,然其大致,皆怀抱愤恨不平之气,思得一逞,遂不惜流为盗贼,故虽谓为一流人可也。如地煞七十二人中,则有特长者更少,益无从分别。《石头记》则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自名士闺媛,以至卜巫仆媪之流,数百馀人,莫不有其特长,一人之事,断不能易为他人所作,此真千古小说中之大观,迥非《水浒》之囿于一部分者所可及矣。”正如眷秋所言,单就总体上对于人物的描摹而言,《水浒传》诚不及《红楼梦》。而这种无从分别的人物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缘自作者对一百零八天罡地煞的坚持。一百零八将中,有多少人物是作者真正花了笔墨用心去描述的,恐怕超不过半数:宋江、吴用、卢俊义、林冲、花荣、柴进、鲁智深、武松、杨志、李逵、阮氏三兄弟、杨雄、燕青……他们确实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奕奕生光。然而如彭玘、邓飞、吕方、蒋敬、鲍旭、邹渊、李云、焦挺、杨春之流呢?他们在一百零八人中占了多数,但是他们在书中的份量却是极少极少,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在点将中反反复复地出现。我们根本无法了解他们是怎样的好汉。看完《水浒传》后,再来看这些似曾相识的名字,我们甚至会有一点怀疑,他们如此众多,然而他们真的存在于这本书吗?他们的出现确实壮大了梁山的声势,壮大了《水浒传》的声势,然而他们带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也许就只有那无数次的点兵,无数次人物名单的简单罗列,实在是有着太过明显的凑人数之嫌了。
这种模式化的人物设置,同时还必然会带来《水浒传》中情节的模式化。譬如上文中所提到的“投诚”。一百零八将的投入梁山,总体上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有着模式化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与人物的模式化紧密联系的。那些作者花了心思描摹的人物往往有着一个隆重的登场,譬如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之类的,他们加入梁山的历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然而那些被一笔带过的好汉们,他们的登场却是乏味的、缺乏故事性的,不是激战中俘虏的敌方,就是主动前来投靠的绿林。《水浒传》看到后来,无须多加思考,每有一次激战,便知敌方好手必然收入囊内,每过一座山寨,便知山寨强人必投梁山门下。
然而,《水浒传》中的这种模式化问题,并不完全是“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之数”造成的,它还可能受到了“古代说书”的一些影响。(《水浒传》一书是在民间传说与市井说书的基础上产生的,带有深厚的说书人特色。)但是“说书”所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与“天罡地煞之数”相比拟的。“天罡地煞之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根本的,是它限制了《水浒传》。
四、内部团结性地一笔带过
梁山一百零八将,忠义两全,尤以“义”字当先。书中第九十四回中有诗赞曰:“……梁山结义坚如石,此别难忘手足情。”表面上看,梁山内部似乎并没有不团结的问题。好汉们亲如兄弟,生死与共。他们是作者笔下的“天罡地煞”,是命里注定的伙伴,谁会怀疑他们之间的情谊,谁又能呢?他们的团结是必定的。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理想。梁山内部,依然有着不少摩擦,这不是用“天罡地煞”一说就可以轻轻带过的。
梁山内部并不全如表面上说的那么团结。一则好汉中有一部分是被梁山人逼上梁山的。譬如朱仝,梁山人为逼朱仝上山,故意叫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他的归路。正如书中第五十一回中朱仝所言:“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且从此与李逵结下了梁子,每每见了便要拼命。又譬如杨志,如果不是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杨志又怎会上梁山。书中第五十八回写道杨志新到梁山时有这样一段话:“……晁盖说起黄泥岗劫取生辰纲一事,众皆大笑。”未有明说杨、晁之矛盾,但已在不言之中。相同的事还发生在秦明、卢俊义等人的身上。二则水浒一书中,多有好汉争抢战功之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山内部的问题,毕竟这是一群绿林豪杰,人人都不甘下风。书中第六十四回中说道:“……水寨内头领船火儿张横,与兄弟浪里白条张顺当时议定:‘我和你兄弟两个,自来寨中,不曾建功,只看着别人夸能说会,倒受他气。……’”由此看来,梁山内部的关系问题,决没有书中表面说得那么简单。
然而这些矛盾,到后来却都烟消云散了,不再被提起。留下的只有“天罡地煞”一说下牢不可破的生死情谊。书中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说道“一百零八将对天盟誓”一事:“宋江对众道:‘……今日既是天罡地煞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阻断。……”梁山内部的种种矛盾,种种不和谐,就这样被“天罡地煞”一说轻易地抹去了。
(二)
然而,《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它确实造成了《水浒传》一定的缺陷,却是对《水浒传》而言至关重要的缺陷。它带给《水浒传》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给《水浒传》带来一些缺憾;一方面,它在《水浒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从小说结构上看,“天罡地煞”作为《水浒传》的大框架,起到了总绾全书人物情节,使之变得清晰有序的积极作用,是构成《水浒传》这一长篇巨著的必须。
作为我国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水浒传》中人物众多,事情繁杂,具有与以往的短篇小说截然不同的特点。“句曲外史”在他的《<水浒传>叙》中这样写道:“……间尝取稗史论之,《武皇》、《方朔》、《飞燕》、《灵芸》、《虬髯》、《柳毅》诸传……然而指事擒词,人则一人,事则一事,各尽其技而止。孰若施耐庵《水浒》一书,取一百八人而传之,分之而人各为一人,合之而事则为一事……”
面对如此头绪繁多的人物和事件,如何才能恰当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水浒传》的作者们选择了“天罡地煞”作为故事的大框架,选择了榜这一特殊的结构形式。这样,《水浒传》就能将一百零八好汉统一到天罡地煞的群体中,将众好汉传奇故事的片断融合成完整的鸿篇巨制,将“分之而人各为一人”的零散故事变成“合之而事则为一事”的长篇故事。这样,才会有金圣叹“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 的妙论。
不仅如此,《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还使其结构上具有了前后关合、回环兜锁的特点。就这一点而言,《水浒传》是榜这一结构形式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作品。书中开篇写洪太尉搬倒石碣,误走一百零八妖魔;后文第七十一回,再次写道天上掉下一块石碣,上书一百零八天罡地煞姓名:两者前后关合。除此之外,全书“天罡”、“地煞”之说每每出现,每每起到连接人物、结构全书的作用。
二、从小说内容上看,天罡地煞两榜奠定了了梁山泊好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天意的安排),牢固了一百零八将的职务分派,强化了梁山泊好汉的集团意识。
其一,奠定了梁山泊好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
关于《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的“忠义”问题,历来评价不一。大体上可以说有两大倾向:一是贬,一是褒。持贬态度的人往往更着重于梁山泊好汉的绿林本性:“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 认为如果《水浒传》冠上“忠义”之名,就将可能会是诲盗之书。如王仕云在《〈第五才子水浒〉序》中所说:“试问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 而持褒态度的人更看重的则是梁山泊好汉的除强扶弱、伸张正义,尤其是最末的招安一事。余象斗在《题〈水浒传〉叙》这样评价他们:“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
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水浒传》中都有一定的依据。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确实有过为国为民之举,前者如书中后半部的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后者如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等;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他们在书中的种种绿林行为:杀人者如武松,“张都监血溅鸳鸯楼”那一回中,陷害武松的张都监一家,多少条人命,有关的无关的,凡是他见到的通通杀光,怎一个淋漓了得?吃人者如李逵,“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那一回中,李逵杀了李鬼后,只因没菜蔬下饭,便顺手割了李鬼腿上两块肉,吃得兴起。手段更残忍的还有十字坡孙二娘的人肉馒头……若细细看《水浒传》一书,残忍之处可说是比比皆是。
然而,单就文本而言,忠义的倾向明显盖过所谓的绿林行为,在读者中造成的影响也明显占到上风。谈到水浒众人,人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把他们看作英雄好汉,而对他们的种种残忍行为往往都不是很重视。造成《水浒传》这样的一种基调,“天罡地煞”一说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书中,“天罡地煞”一说和其它几段神魔故事,共同奠定了《水浒传》整个故事的“天命”基调,从而从一个“天命”的高度,共同奠定了梁山泊好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书中第一回,洪太尉不慎放走了镇锁在伏魔殿底的108个妖魔,这就预示着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并不是普通的绿林,而是神灵转世;第四十一回中,宋江被官兵发现而围捕时,逃避入九天玄女庙中,睡梦中九天玄女授他三卷天书,勉励他将来要“替天行道”,这就暗示着未来宋江造反叛乱是受天命而且有神相助的。……尤其是书中的第七十一回,一百零八人人聚齐梁山泊之后,宋江与吴用率众头领在忠义堂上建醮祈天赎罪,天上落下一块天文石碣,刻有一百零八人名单都合天上星宿,乃是天罡地煞,从而成为宋江统御的梁山泊众人替天行道的最不容置疑的依据。于是梁山泊好汉在世上的一切行为,包括那些残忍的行径,都成为了达成这最终神圣使命的需要。
其二,牢固了一百零八将的职务分派。
《水浒传》中,宋江曾对梁山泊集团做过几次职务分派,至全书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一百零八将第一次聚齐,在取得石碣天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两榜名单之后,宋江以此为据,再依一百零八将各自的权力地位与专业本领,做了一次最为完整最具有决定性的职务分派。
至此,梁山泊已发展壮大到分属各种不同专业本领的一百零八人,因而,这一次的职务分派具有规模大、情况复杂的特点。要完成这样一次职务分派,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没有怨言,即使威信如宋江,也不能不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因而,在这一次的职务分派中,“天罡地煞”两榜起到了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作用。职务分派的一百零八人名单借助“天罡地煞”两榜中各人的星宿归属,最终无异议地得到确定。仔细观察这两份名单,就可以发现,两者有诸多呼应之处。例如职务分派中的马军分三个作战实力层次:五虎将、八骠骑、十六小彪将,前两层在天罡榜上,后一层在地煞榜上;步军两个层次也是如此。
这样,通过天意的安排,再加上宋江的忠义无双,这一次的职务分派,最终获得了牢固的确立。
其三,强化了梁山泊好汉的集团意识。
如前文所述,梁山泊内部决没有表面上说的那么团结。这么大的集团,更何况是一个绿林集团,其中必然会免不了一些摩擦。
因而,“天罡地煞”两榜,不仅仅在强化、牢固梁山泊的职务分派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于更重要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人彻底永远的融合凝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惟有如此,这批来自四面八方,彼此之间可能有矛盾甚至有仇恨(如李逵曾是扈三娘的杀父仇人)的庞杂群体,才能同心一志,共同英勇作战,甚至在招安之后的战斗中,打到凋零大半,也不生二心,不萌生退却脱离之意。
三、从小说成书方式上看,《水浒传》是一部民间世代累积型小说,受到成书前各种因素的影响
王同舟在《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一书的第十二章中提到:“……(《水浒传》)它并非由某一个文人独创的作品,而是在几百年民间传说和市井说书艺人创作、元代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杂剧的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它的成书及流传本身也是民俗的产物。” 可见,《水浒传》一书并不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而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成果。成书之前,在民间早有流传,大体情节都是既定的了。“天罡地煞”一说应是受到了民间的影响:民间的星辰崇拜带来了“天罡地煞”,民间的数字崇拜产生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因而,到作者成书的时候,已经无法再改动这些说法了,甚至还要更多的借助这些说法来弥补因此而生的种种缺漏。在这漫长的流传、成书过程中,“天罡地煞”一说与水浒故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两者紧密联结不可分割。
(作者单位: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