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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当天，万千人慕名来到成都市安仁镇，参观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中的抗战系列馆。谁能想到，这个中国唯一分布着30座各色博物馆、拥有1000多万件藏品的“博物馆小镇”，是由一个人缔造的。他曾官居副市长，却为了恢复民族记忆甘当“破烂王”，辞官后“捡”出了价值80亿的财富，又悉数捐给国家。这位热血“馆奴”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敢想敢拼 年轻市长为收藏而辞职
樊建川1957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他骨子里涌流着行伍的血液，从小性子野，胆子大。“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两军相逢勇者胜！”父亲从小就这样教育他。
1975年高中毕业后，樊建川去小山村当知青，因为拼命劳动，还饿晕过两次。全国高考恢复后，樊建川看到了命运转机，他昼夜不舍地复习资料，备考军校，全军近百人报考，却只招1个。但凭借“行不行拼了再说”的精神，最后他如愿考上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樊建川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这一教，就是8年。
但樊建川天生就不甘平庸，令无数人羡慕的大学老师工作，他却觉得一眼就能看到头，看到自己是怎么老的，太没有挑战性了。1987年转业后，命运又眷顾了樊建川一次，他走进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从此步入仕途，并在34歲时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但樊建川还是不满意，原因是他的工资只够养家糊口，连件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更无法支撑他的收藏爱好。
早在文革时期父亲被关“牛棚”那会儿，樊建川就每天收集小报、传单，一部分拿去给父亲看，另一部分自己收起来，想了解当时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有了收集报纸、书信的习惯。
在西安读军校时，当地有条古玩街，樊建川也常去闲逛。懂行的朋友都喜欢收些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东西，他觉得那些东西没意思，因为是军人，对抗战前辈有敬意，樊建川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就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
参加工作后，樊建川到处捡破烂，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当成宝贝一样带回去。尤其是去了老村、老宅，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他就忍不住上前扒拉，缠着人家问家里还有没有。
那时候，樊建川还没什么钱，一家人周末出去逛街，他答应好给妻子买裙子，半路上看到想要收藏的勋章，他笑嘻嘻地转头跟妻子说：“先把钱借我，下次再给你买吧。”
为了收藏，樊建川连饭都可以不吃。每月一拿到工资，他就到废品收购站去搜寻“宝贝”；到父亲或岳父的老战友家拜访时，他会缠着那些叔叔伯伯要一些老报纸、带有红色烙印的茶缸等旧物价；有时还在机关宿舍的垃圾堆里捡……那时能捡到的东西相当有限，一个月捡到一件，樊建川都会很兴奋地把玩半天。
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樊建川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十几年辛辛苦苦搜寻来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只要有钱，能淘回来的宝贝太多了！”可惜他当时收入低，不能像富商们那样在古董市场上一掷千金。
于是，1993年樊建川又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从副市长的任上辞职下海！当然，樊建川此举不仅是为了他搞收藏更有“底气”，而是觉得自己心直口快的性格，不太适合继续走仕途。
甘当敲钟人 卖亿万资产保“抗战记忆”
樊建川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跟朋友们共同凑了一笔钱，合伙办起了房地产公司。当时，他们一家三口就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女儿都只能睡沙发。起步资金不足，樊建川又破釜沉舟贷了巨款，但他们开发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一户。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眼了，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
一天傍晚，妻子一边往锅里煮大白菜，一边含泪数落樊建川：“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偏要下海折腾，还自称大老板，你见过成天吃盐水白菜的大老板吗……”樊建川愧疚难当。
但就在当年11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国务院召开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由商品房为主导！被“置之死地”的房产公司，转眼间让樊建川掌握了主动。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个完整的小区，樊建川开发的房子悉数售出，就此挖到了第一桶金。这时，他的梦也活了！赚到钱后，樊建川甩开膀子，只要是自己看中的抗战收藏品，马上就买。
1998年7月，樊建川听闻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是日军侵华的铁证。拍卖目录刚一公布，樊建川就听说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去，而且有海外商人凑足资金准备“豪夺”，还听说一名神秘买家放出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他们抗衡，于是希望找到卖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卖主开个价，然后撤拍。
可是卖主在哪儿呢？樊建川赶到北京，又辗转到天津，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朋友和“线人”，几经波折。“或许是天意吧，我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用我的真情和一些抗战故事打动了他，最后他愿意撤拍。而我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的手中。”樊建川回忆说。
有一次，他在北方看到有人砸碉堡，就问：“兄弟，这碉堡谁修的？”一听是抗战时期的产物，他赶紧付钱，愣是把50吨的碉堡拆分成几十块，运回千里之外的四川！
但当时樊建川只是为了一份军人情结，在默默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老兵，他本人也在部队历练了多年，“天下虽平，忘战必危”的道理，他懂。至于筹建一座私人性质的抗战博物馆，他当时根本不敢想。樊建川觉得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私人哪能投建？
2001年，在卢沟桥抗日展馆参展时，樊建川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之后，国家文物局的人看到吓了一跳，当场14件展品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工作人员还向他讲解了申办私人博物馆的条件。樊建川回家后一拍大腿：“建！”
对于他的这个大胆举措，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但樊建川已经铁了心，一个民族要有记忆，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13亿人，12.5亿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不但要建，一开始就把规划圈定在500亩左右！他四处去找这块地。人家一听，就觉得是骗子：“哪有花500亩建博物馆的，你小子是来圈地修房产吧？”最后，只有成都大邑县信了樊建川。朋友听说他来真的了，一个劲儿骂他：“你傻啊，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
当时，凭着天赋和诚信苦干8年，樊建川已经把企业做进四川省前10名，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他的企业在银行是3个A的信誉，也是优秀纳税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期间，他在极重灾区都江堰建设的小区没有倒一间房、垮一块砖。
于是，生意越做越大的樊建川赚得盆满钵满，他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但为了“建一座民间抗战博物馆”的梦想，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悉数卖掉了他名下的资产，把钱全部投到了建博物馆上。
手续办完，开工已是2004年11月，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月15日开馆！”
9个月建5个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出这么庞大的博物馆！但血液里的军人战斗气质，让樊建川再次透出一股狠劲儿。每个馆工地上，他都让人立着倒计时牌，他睡在建材堆上，天天在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15日开馆，三天前大家都觉得不行，却硬是被他连战三天，拼下来了！
200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6个部委专家组严格审查，全部合格，正式开展！
“捡“出80亿 缔造30座博物馆捐国家
不久后，樊建川又搞到一件珍贵的抗战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用很小的篇幅报道了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消息。而这张报纸是他在日本找到的。
当时，樊建川在国内的拍卖市场中几次失手后了解到，是日本的收藏家在和他争夺这些文物。他就想：“你能到中国来买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用抗战时的话来说，你可以扫荡，我也可以反扫荡。”
樊建川在日本当地逛街时发现，文物店铺和地摊上有大量日本“二战”时期的画报、杂志，其中有不少内容与中国相关。他便取消了其他行程，专门收集这批东西。“我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装进集装箱拉回来，一次基本上就把市面上的全部买走了。”而那张珍贵的报纸，就是他在一个留学生的带领下，在一家书店的阁楼上翻了3个小时翻到的。樊建川把它摆放在自己投建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展柜中。
樊建川收藏之庞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日记近两万本、像章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能在博物馆中展示的，不过百分之一！
第一批5个展馆落定后，樊建川再接再厉，又建成“川军抗战馆”、“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系列场馆。到2011年，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个分馆，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总占地500亩，超过1000万件藏品。中国人的抗战记忆，在安仁小镇上被激活了，透过一件件文物，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每年100多万人次进到建川博物馆中，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
樊建川还将248位飞虎队员的照片，一一浇铸成瓷板像，挂在馆内。多年后，美国空军老兵罗比特来到援华馆前，问道：“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樊建川点点头说是，白发苍苍的罗伯特，当即嚎啕大哭。这样的画面，同样发生在“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一眼望去，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兒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她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让我抱抱您！”
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多是被飞弹损毁的。
在这些手印里，其中一枚属于张朗轩老人。他是一位川军老兵，在1938年参加藤县保卫战。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5000人基本上都阵亡了。张朗轩老人幸存回川，为了纪念抗战川军烈士，成都市人民公园立着一块碑，英朗的战士以老人为原型塑造。但60多年来，老人只字不提，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
樊建川知道张朗轩老人后，一定要将老人的手印印上。老人也为他积极呼吁，多方寻找当年抗日老兵。哪料到，广场建成之前，老人突然辞世，樊建川悲痛无比，为完成老人生前的心愿，在太平间印下了僵硬的手。这样的手印，还不止一个。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赚来的30亿财富，一分不留全都投资进去。如果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光利息一年就是7000万！
在安仁镇这个公园式的博物馆聚落中，抗战、红色年代、民俗、地震四个系列共30座场馆的每一座，甚至每座场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个个微小的像素，构成了一幅巨幅历史画卷。
为了打造这个全球唯一的博物馆小镇、中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昔日的亿万富豪樊建川，生活过得越来越简朴，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抽20块钱的烟，吃便宜的外卖。“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朋友苦劝说，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但我要求通过运营维持生计，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
于是，他在开发红色旅游的同时，又在馆内结合文创产业，提供一些休闲配套服务。通过樊建川不懈地打拼，集酒店、展馆、红色旅游等于一体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每年终于能实现2000万元的盈余。这些钱，能支撑博物馆的员工开支等各项支出，还有一点结余，樊建川都拿来买藏品。建川博物馆聚落，整体估值高达80亿！但樊建川决定，自己死后，博物馆捐给国家，他和妻子也已经与当地政府鉴定了裸捐协议书。
2013年，樊建川当选为四川省十一届政协委员，并受聘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此后几年间，他仍在四处搜集文物，筹备更多的展馆，关于改革开放的，关于时代建设的，等等。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建满100座记录中国现代史的博物馆！
“现在有房奴、车奴，我是馆奴。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只要是能建够100个，马上死都可以。”2017年9月接受采访时，这位四川汉子真诚地说。樊建川修建的不仅是民族记忆博物馆，也是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他保留的是战争遗物，守护的却是人类的和平！
编辑：成小晟
敢想敢拼 年轻市长为收藏而辞职
樊建川1957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他骨子里涌流着行伍的血液，从小性子野，胆子大。“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两军相逢勇者胜！”父亲从小就这样教育他。
1975年高中毕业后，樊建川去小山村当知青，因为拼命劳动，还饿晕过两次。全国高考恢复后，樊建川看到了命运转机，他昼夜不舍地复习资料，备考军校，全军近百人报考，却只招1个。但凭借“行不行拼了再说”的精神，最后他如愿考上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樊建川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这一教，就是8年。
但樊建川天生就不甘平庸，令无数人羡慕的大学老师工作，他却觉得一眼就能看到头，看到自己是怎么老的，太没有挑战性了。1987年转业后，命运又眷顾了樊建川一次，他走进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从此步入仕途，并在34歲时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但樊建川还是不满意，原因是他的工资只够养家糊口，连件像样的西装都买不起，更无法支撑他的收藏爱好。
早在文革时期父亲被关“牛棚”那会儿，樊建川就每天收集小报、传单，一部分拿去给父亲看，另一部分自己收起来，想了解当时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有了收集报纸、书信的习惯。
在西安读军校时，当地有条古玩街，樊建川也常去闲逛。懂行的朋友都喜欢收些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东西，他觉得那些东西没意思，因为是军人，对抗战前辈有敬意，樊建川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就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
参加工作后，樊建川到处捡破烂，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当成宝贝一样带回去。尤其是去了老村、老宅，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他就忍不住上前扒拉，缠着人家问家里还有没有。
那时候，樊建川还没什么钱，一家人周末出去逛街，他答应好给妻子买裙子，半路上看到想要收藏的勋章，他笑嘻嘻地转头跟妻子说：“先把钱借我，下次再给你买吧。”
为了收藏，樊建川连饭都可以不吃。每月一拿到工资，他就到废品收购站去搜寻“宝贝”；到父亲或岳父的老战友家拜访时，他会缠着那些叔叔伯伯要一些老报纸、带有红色烙印的茶缸等旧物价；有时还在机关宿舍的垃圾堆里捡……那时能捡到的东西相当有限，一个月捡到一件，樊建川都会很兴奋地把玩半天。
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樊建川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十几年辛辛苦苦搜寻来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只要有钱，能淘回来的宝贝太多了！”可惜他当时收入低，不能像富商们那样在古董市场上一掷千金。
于是，1993年樊建川又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从副市长的任上辞职下海！当然，樊建川此举不仅是为了他搞收藏更有“底气”，而是觉得自己心直口快的性格，不太适合继续走仕途。
甘当敲钟人 卖亿万资产保“抗战记忆”
樊建川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跟朋友们共同凑了一笔钱，合伙办起了房地产公司。当时，他们一家三口就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女儿都只能睡沙发。起步资金不足，樊建川又破釜沉舟贷了巨款，但他们开发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一户。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眼了，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
一天傍晚，妻子一边往锅里煮大白菜，一边含泪数落樊建川：“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偏要下海折腾，还自称大老板，你见过成天吃盐水白菜的大老板吗……”樊建川愧疚难当。
但就在当年11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国务院召开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由商品房为主导！被“置之死地”的房产公司，转眼间让樊建川掌握了主动。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个完整的小区，樊建川开发的房子悉数售出，就此挖到了第一桶金。这时，他的梦也活了！赚到钱后，樊建川甩开膀子，只要是自己看中的抗战收藏品，马上就买。
1998年7月，樊建川听闻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是日军侵华的铁证。拍卖目录刚一公布，樊建川就听说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去，而且有海外商人凑足资金准备“豪夺”，还听说一名神秘买家放出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他们抗衡，于是希望找到卖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卖主开个价，然后撤拍。
可是卖主在哪儿呢？樊建川赶到北京，又辗转到天津，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朋友和“线人”，几经波折。“或许是天意吧，我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用我的真情和一些抗战故事打动了他，最后他愿意撤拍。而我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的手中。”樊建川回忆说。
有一次，他在北方看到有人砸碉堡，就问：“兄弟，这碉堡谁修的？”一听是抗战时期的产物，他赶紧付钱，愣是把50吨的碉堡拆分成几十块，运回千里之外的四川！
但当时樊建川只是为了一份军人情结，在默默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老兵，他本人也在部队历练了多年，“天下虽平，忘战必危”的道理，他懂。至于筹建一座私人性质的抗战博物馆，他当时根本不敢想。樊建川觉得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私人哪能投建？
2001年，在卢沟桥抗日展馆参展时，樊建川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之后，国家文物局的人看到吓了一跳，当场14件展品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工作人员还向他讲解了申办私人博物馆的条件。樊建川回家后一拍大腿：“建！”
对于他的这个大胆举措，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但樊建川已经铁了心，一个民族要有记忆，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13亿人，12.5亿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不但要建，一开始就把规划圈定在500亩左右！他四处去找这块地。人家一听，就觉得是骗子：“哪有花500亩建博物馆的，你小子是来圈地修房产吧？”最后，只有成都大邑县信了樊建川。朋友听说他来真的了，一个劲儿骂他：“你傻啊，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
当时，凭着天赋和诚信苦干8年，樊建川已经把企业做进四川省前10名，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他的企业在银行是3个A的信誉，也是优秀纳税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期间，他在极重灾区都江堰建设的小区没有倒一间房、垮一块砖。
于是，生意越做越大的樊建川赚得盆满钵满，他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但为了“建一座民间抗战博物馆”的梦想，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悉数卖掉了他名下的资产，把钱全部投到了建博物馆上。
手续办完，开工已是2004年11月，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月15日开馆！”
9个月建5个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出这么庞大的博物馆！但血液里的军人战斗气质，让樊建川再次透出一股狠劲儿。每个馆工地上，他都让人立着倒计时牌，他睡在建材堆上，天天在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15日开馆，三天前大家都觉得不行，却硬是被他连战三天，拼下来了！
200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6个部委专家组严格审查，全部合格，正式开展！
“捡“出80亿 缔造30座博物馆捐国家
不久后，樊建川又搞到一件珍贵的抗战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用很小的篇幅报道了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消息。而这张报纸是他在日本找到的。
当时，樊建川在国内的拍卖市场中几次失手后了解到，是日本的收藏家在和他争夺这些文物。他就想：“你能到中国来买东西，我也能到日本去买。用抗战时的话来说，你可以扫荡，我也可以反扫荡。”
樊建川在日本当地逛街时发现，文物店铺和地摊上有大量日本“二战”时期的画报、杂志，其中有不少内容与中国相关。他便取消了其他行程，专门收集这批东西。“我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装进集装箱拉回来，一次基本上就把市面上的全部买走了。”而那张珍贵的报纸，就是他在一个留学生的带领下，在一家书店的阁楼上翻了3个小时翻到的。樊建川把它摆放在自己投建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展柜中。
樊建川收藏之庞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日记近两万本、像章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能在博物馆中展示的，不过百分之一！
第一批5个展馆落定后，樊建川再接再厉，又建成“川军抗战馆”、“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系列场馆。到2011年，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个分馆，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总占地500亩，超过1000万件藏品。中国人的抗战记忆，在安仁小镇上被激活了，透过一件件文物，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每年100多万人次进到建川博物馆中，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
樊建川还将248位飞虎队员的照片，一一浇铸成瓷板像，挂在馆内。多年后，美国空军老兵罗比特来到援华馆前，问道：“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樊建川点点头说是，白发苍苍的罗伯特，当即嚎啕大哭。这样的画面，同样发生在“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一眼望去，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兒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她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让我抱抱您！”
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多是被飞弹损毁的。
在这些手印里，其中一枚属于张朗轩老人。他是一位川军老兵，在1938年参加藤县保卫战。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5000人基本上都阵亡了。张朗轩老人幸存回川，为了纪念抗战川军烈士，成都市人民公园立着一块碑，英朗的战士以老人为原型塑造。但60多年来，老人只字不提，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
樊建川知道张朗轩老人后，一定要将老人的手印印上。老人也为他积极呼吁，多方寻找当年抗日老兵。哪料到，广场建成之前，老人突然辞世，樊建川悲痛无比，为完成老人生前的心愿，在太平间印下了僵硬的手。这样的手印，还不止一个。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赚来的30亿财富，一分不留全都投资进去。如果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光利息一年就是7000万！
在安仁镇这个公园式的博物馆聚落中，抗战、红色年代、民俗、地震四个系列共30座场馆的每一座，甚至每座场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个个微小的像素，构成了一幅巨幅历史画卷。
为了打造这个全球唯一的博物馆小镇、中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昔日的亿万富豪樊建川，生活过得越来越简朴，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抽20块钱的烟，吃便宜的外卖。“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朋友苦劝说，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但我要求通过运营维持生计，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
于是，他在开发红色旅游的同时，又在馆内结合文创产业，提供一些休闲配套服务。通过樊建川不懈地打拼，集酒店、展馆、红色旅游等于一体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每年终于能实现2000万元的盈余。这些钱，能支撑博物馆的员工开支等各项支出，还有一点结余，樊建川都拿来买藏品。建川博物馆聚落，整体估值高达80亿！但樊建川决定，自己死后，博物馆捐给国家，他和妻子也已经与当地政府鉴定了裸捐协议书。
2013年，樊建川当选为四川省十一届政协委员，并受聘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此后几年间，他仍在四处搜集文物，筹备更多的展馆，关于改革开放的，关于时代建设的，等等。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建满100座记录中国现代史的博物馆！
“现在有房奴、车奴，我是馆奴。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只要是能建够100个，马上死都可以。”2017年9月接受采访时，这位四川汉子真诚地说。樊建川修建的不仅是民族记忆博物馆，也是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他保留的是战争遗物，守护的却是人类的和平！
编辑：成小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