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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枕具被大众普遍关注，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河北巨鹿古城的发掘。据史考，北宋大观二年（1108），巨鹿被漳河洪水吞没，大批陶瓷深埋地下，陶器数量之大，器物之精美，令人惊叹，尤其是遗址屋合内大量瓷枕的发现，吸引了各国的古玩商和学者，也致使大部分精美的瓷枕流传到海外，并为多家国外博物馆所珍藏。到了50年代，陈万里先生《陶枕》一书的出版，使瓷枕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课题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古代陶瓷枕具的生活实用、随葬、镇宅等功能如今已不复见，但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优秀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人智慧与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通常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蔡达峰在《文物学基础》一文中又进一步系统、完善地将文物的三大价值表述为艺术、科技和社会人文价值三方面的内容（蔡达峰《文物学基础》，《文化遗产研究集刊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正是具备了文物的这三大价值，陶瓷枕具在沉寂百年之后华丽转身，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对古代陶瓷枕具的研究、鉴赏、收藏热潮。
一、陶瓷枕具的收藏热潮
陶瓷枕具作为我国民间古陶瓷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类，长久以来都吸引着收藏家的目光，通过近现代人们的喜爱、收藏、展示，陶瓷枕具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价值，逐渐成为专门的收藏范畴。在社会文化而非学术研究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陶瓷枕具收藏家有杨永德夫妇、林保照先生和眭伟民先生。
杨永德夫妇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共收藏了200多个瓷枕，以唐代及其后的北方窑口为主，其中有几个陶瓷枕具，在世界上也极为稀少。这批藏品曾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著名博物馆展出并引起轰动效应，带动了世界各地公私博物馆对陶瓷枕具这一类藏品的关注。1991年，为了更好地保存、研究和展示这批陶瓷枕具，杨永德夫妇决定将藏品全部捐献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并设立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中国古代瓷枕专题陈列。1993年出版的《枕——杨永德伉俪捐赠枕》中（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枕——杨永德伉俪捐赠枕》，1993年），完整收录了这批珍贵的陶瓷枕具。
林保照先生是香港收藏家、求知雅集会员、东方陶瓷协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陶瓷枕的收藏与研究，收集古陶瓷枕具百余方，曾与笔者在2008年共同编著过枕具图录（林保照、孔超编著《枕林寻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该书旨在推动陶瓷枕具所体现的古代生产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加深对人们对古陶瓷枕具艺术品的认识。
眭伟民先生是沪港著名的收藏家，长年关注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近年来他以书画鉴赏家的目光从其个人藏品中精选六十余件唐宋瓷枕，编成《枕中菁华》一书（眭伟民《枕中菁华》，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在书中对这些枕具做出了准确的描述和必要的考证，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陶瓷枕具专著。
陶瓷枕具的私人收藏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瓷枕市场价格的变化。陶瓷枕具的交易价格，从可以查阅的相关拍卖数据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的数百至数千元，增长到90年代的数万元，再到进入21世纪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其价值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识，价格亦一路上涨。1999年11月，一件宋代磁州窑白釉划云鸟纹瓷枕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的成交价达13.8万元人民币。2005年10月，一件明嘉靖青花莲叶美人图瓷枕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00万港币成交。2008年11月，一件明嘉靖影青镂空瓷枕的成交价是200万元人民币。2010年12月，一件宋代定窑孩儿瓷枕以38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打破了瓷枕的拍卖纪录。从下表（表一）亦可清楚的认识陶瓷枕具价值与价格的变化。二、文物收藏与保护、利用的关系
1991年杨永德夫妇将历时二十余年收藏的一批陶瓷枕具捐献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成为全球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陶瓷枕具专题陈列。这件事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但是它的巨大影响仍然为人们乐道。用杨永德先生的话说，他当时的捐赠完全是出于分享收藏乐趣的目的，没有想到一件小事不仅带动了学术界对于古代陶瓷枕具研究的热潮，一批专家学者开始对馆藏、出土、采集的各窑口瓷枕进行深入的研究，大量研究性论文、专著相继问世；而且带动了古代陶瓷枕具的收藏，以及以辽宋金元为代表的“老窑”瓷器的收藏之风。二十多年里，大量流失海外的珍贵陶瓷枕具回归故土，大量沉睡库房的枕具标本得到系统的认识与再认识，大批相关的研究学者从新材料中找到通过陶瓷枕具研究宋元社会生活史的新角度、新材料，收藏界与学术界的良好互动之风由之开启。
回首这二十年，不仅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化飞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的二十年，也是文物重新回到社会大众的视野，拍卖、收藏深入人们生活的二十年。其中，民间收藏与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通过瓷枕这个案例，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民间文物收藏是国立博物馆有益的补充。在杨永德先生捐献之前，除邯郸博物馆、磁县文保所等单位少量展示出土陶瓷枕具外，几乎很难在国立大型博物馆见到陶瓷枕具，更无法想象窑口齐全、品类丰富的专题展览。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这类陶瓷器“档次”不高，不登大雅之堂，为民间日用品。地区性小馆无力统和，综合性大馆看不上。直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专题展览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小而全的特色定位，成为几乎超越其遗址陈列，成为博物馆的一张名片。由此可见，呈系统的私人收藏弥补了国立博物馆在地域性、内容型和购藏上的局限性，极大的丰富了国立博物馆的藏品结构。
第二，民间文物收藏带动了相关学术的研究。香港私人收藏家林保照先生，因为瓷枕的丰富收藏多次获邀在东方陶瓷学会、香港收藏团体求知雅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其中多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研究机构，交流与互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由林先生出资赞助的关于磁州窑系的窑址调查，采集到大量瓷枕标本，通过与其收藏的瓷枕的类型学比较研究，更正了前人关于年代序列的很多错误认识，很多博物馆藏品的年代判定也因此更为准确。
第三、陶瓷枕具是一种“特殊”的文物，它不仅有大量的考古出土品，也有大量文物传世品。由是引发出了关于考古学类型学、地层学等科学方法与传世文物经验性判断方法的文物研究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文物研究一直是经验性压倒一切，某些经验丰富的专家的判断成为标准，其真假的判别毫无科学性而言；考古学研究强调对物的客观再现，对年代、时空序列的还原，较少关注所谓“欣赏”的范畴。通过对陶瓷枕具出土品和传世品的综合研究，既让我们找到了利用考古学科学方法研究传世文物的切入点，也使我们借鉴文物研究欣赏的眼光进一步认识出土文物的全面信息。换句话说，民间收藏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对整个“物”的世界的观念和认识。
三、小结
陶瓷枕具蕴含着我国古代人与宇宙的整体和谐的民族气质，力求实现人与万物和睦相处，以及宇宙生生不息的律动与人积极向上精神境界的契合。在使用过程中不难看到，陶瓷枕具平整的四壁和枕面，更利于工匠的创作。在瓷枕装饰内容上，通过犀牛狮虎、蝴蝶鸳鸯、牡丹荷花等花鸟走兽，来反映人们对吉祥如意的寓意和祈福避祸的隐喻；通过摘录或全文书写历代名人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来励志抒情，即可以表明追求成功、期盼爱情的心意，也可以用来抒发人生感怀；通过骑竹马、玩球戏等写实的生活场景，来表现市井生活的多姿多彩以及喜怒哀乐的不同经历。在成为文物后更不难看到，透过这些可以深切地体味到中国古代人们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世界，其情感的发生在自然界中、在历史发展中，更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特别是到了近现代，集雕塑、绘画、书法、诗词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一体的古代陶瓷枕具，以其精湛的制作技术、良好的艺术表现力和浓厚的历史价值逐渐成为文物、艺术、收藏等领域关注的器物。
（责任编辑：阮富春）
古代陶瓷枕具的生活实用、随葬、镇宅等功能如今已不复见，但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优秀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人智慧与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通常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蔡达峰在《文物学基础》一文中又进一步系统、完善地将文物的三大价值表述为艺术、科技和社会人文价值三方面的内容（蔡达峰《文物学基础》，《文化遗产研究集刊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正是具备了文物的这三大价值，陶瓷枕具在沉寂百年之后华丽转身，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对古代陶瓷枕具的研究、鉴赏、收藏热潮。
一、陶瓷枕具的收藏热潮
陶瓷枕具作为我国民间古陶瓷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类，长久以来都吸引着收藏家的目光，通过近现代人们的喜爱、收藏、展示，陶瓷枕具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价值，逐渐成为专门的收藏范畴。在社会文化而非学术研究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陶瓷枕具收藏家有杨永德夫妇、林保照先生和眭伟民先生。
杨永德夫妇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共收藏了200多个瓷枕，以唐代及其后的北方窑口为主，其中有几个陶瓷枕具，在世界上也极为稀少。这批藏品曾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著名博物馆展出并引起轰动效应，带动了世界各地公私博物馆对陶瓷枕具这一类藏品的关注。1991年，为了更好地保存、研究和展示这批陶瓷枕具，杨永德夫妇决定将藏品全部捐献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并设立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中国古代瓷枕专题陈列。1993年出版的《枕——杨永德伉俪捐赠枕》中（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枕——杨永德伉俪捐赠枕》，1993年），完整收录了这批珍贵的陶瓷枕具。
林保照先生是香港收藏家、求知雅集会员、东方陶瓷协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陶瓷枕的收藏与研究，收集古陶瓷枕具百余方，曾与笔者在2008年共同编著过枕具图录（林保照、孔超编著《枕林寻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该书旨在推动陶瓷枕具所体现的古代生产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加深对人们对古陶瓷枕具艺术品的认识。
眭伟民先生是沪港著名的收藏家，长年关注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近年来他以书画鉴赏家的目光从其个人藏品中精选六十余件唐宋瓷枕，编成《枕中菁华》一书（眭伟民《枕中菁华》，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在书中对这些枕具做出了准确的描述和必要的考证，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陶瓷枕具专著。
陶瓷枕具的私人收藏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瓷枕市场价格的变化。陶瓷枕具的交易价格，从可以查阅的相关拍卖数据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的数百至数千元，增长到90年代的数万元，再到进入21世纪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其价值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识，价格亦一路上涨。1999年11月，一件宋代磁州窑白釉划云鸟纹瓷枕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的成交价达13.8万元人民币。2005年10月，一件明嘉靖青花莲叶美人图瓷枕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00万港币成交。2008年11月，一件明嘉靖影青镂空瓷枕的成交价是200万元人民币。2010年12月，一件宋代定窑孩儿瓷枕以38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打破了瓷枕的拍卖纪录。从下表（表一）亦可清楚的认识陶瓷枕具价值与价格的变化。二、文物收藏与保护、利用的关系
1991年杨永德夫妇将历时二十余年收藏的一批陶瓷枕具捐献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成为全球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陶瓷枕具专题陈列。这件事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但是它的巨大影响仍然为人们乐道。用杨永德先生的话说，他当时的捐赠完全是出于分享收藏乐趣的目的，没有想到一件小事不仅带动了学术界对于古代陶瓷枕具研究的热潮，一批专家学者开始对馆藏、出土、采集的各窑口瓷枕进行深入的研究，大量研究性论文、专著相继问世；而且带动了古代陶瓷枕具的收藏，以及以辽宋金元为代表的“老窑”瓷器的收藏之风。二十多年里，大量流失海外的珍贵陶瓷枕具回归故土，大量沉睡库房的枕具标本得到系统的认识与再认识，大批相关的研究学者从新材料中找到通过陶瓷枕具研究宋元社会生活史的新角度、新材料，收藏界与学术界的良好互动之风由之开启。
回首这二十年，不仅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化飞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的二十年，也是文物重新回到社会大众的视野，拍卖、收藏深入人们生活的二十年。其中，民间收藏与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通过瓷枕这个案例，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民间文物收藏是国立博物馆有益的补充。在杨永德先生捐献之前，除邯郸博物馆、磁县文保所等单位少量展示出土陶瓷枕具外，几乎很难在国立大型博物馆见到陶瓷枕具，更无法想象窑口齐全、品类丰富的专题展览。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这类陶瓷器“档次”不高，不登大雅之堂，为民间日用品。地区性小馆无力统和，综合性大馆看不上。直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专题展览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小而全的特色定位，成为几乎超越其遗址陈列，成为博物馆的一张名片。由此可见，呈系统的私人收藏弥补了国立博物馆在地域性、内容型和购藏上的局限性，极大的丰富了国立博物馆的藏品结构。
第二，民间文物收藏带动了相关学术的研究。香港私人收藏家林保照先生，因为瓷枕的丰富收藏多次获邀在东方陶瓷学会、香港收藏团体求知雅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其中多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研究机构，交流与互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由林先生出资赞助的关于磁州窑系的窑址调查，采集到大量瓷枕标本，通过与其收藏的瓷枕的类型学比较研究，更正了前人关于年代序列的很多错误认识，很多博物馆藏品的年代判定也因此更为准确。
第三、陶瓷枕具是一种“特殊”的文物，它不仅有大量的考古出土品，也有大量文物传世品。由是引发出了关于考古学类型学、地层学等科学方法与传世文物经验性判断方法的文物研究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文物研究一直是经验性压倒一切，某些经验丰富的专家的判断成为标准，其真假的判别毫无科学性而言；考古学研究强调对物的客观再现，对年代、时空序列的还原，较少关注所谓“欣赏”的范畴。通过对陶瓷枕具出土品和传世品的综合研究，既让我们找到了利用考古学科学方法研究传世文物的切入点，也使我们借鉴文物研究欣赏的眼光进一步认识出土文物的全面信息。换句话说，民间收藏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对整个“物”的世界的观念和认识。
三、小结
陶瓷枕具蕴含着我国古代人与宇宙的整体和谐的民族气质，力求实现人与万物和睦相处，以及宇宙生生不息的律动与人积极向上精神境界的契合。在使用过程中不难看到，陶瓷枕具平整的四壁和枕面，更利于工匠的创作。在瓷枕装饰内容上，通过犀牛狮虎、蝴蝶鸳鸯、牡丹荷花等花鸟走兽，来反映人们对吉祥如意的寓意和祈福避祸的隐喻；通过摘录或全文书写历代名人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来励志抒情，即可以表明追求成功、期盼爱情的心意，也可以用来抒发人生感怀；通过骑竹马、玩球戏等写实的生活场景，来表现市井生活的多姿多彩以及喜怒哀乐的不同经历。在成为文物后更不难看到，透过这些可以深切地体味到中国古代人们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世界，其情感的发生在自然界中、在历史发展中，更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特别是到了近现代，集雕塑、绘画、书法、诗词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一体的古代陶瓷枕具，以其精湛的制作技术、良好的艺术表现力和浓厚的历史价值逐渐成为文物、艺术、收藏等领域关注的器物。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