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月亮，不是路灯，再一个月圆，我们就该归故里了……西藏的月亮是我見过最大最亮的！以后还会回来的，想到离开，更多的是不舍和留恋。”这是我离开拉萨前发的最后一个朋友圈。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我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最艰苦的地方任教。当学校发出援藏通知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虽然那时，女儿才3岁，家里人也不支持，可我还是决定要去那里。因为最艰苦的地方，有更多渴求了解外面世界的眼睛，有更多需要关注的孩子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我选择教师这一职业的初衷。
　　于是，我成了当年通州援藏教师中，唯一的女老师。
　　在高原工作，有苦有甜。苦的是，高原反应让我不堪重负。头晕头痛、乏力、心率过速（140次/分钟以上）、支气管炎、扁桃体化脓……一般人一周左右就能缓解高反，我却整整持续了三个月。在那段时间里，吸氧成了常态。还有好多次，半夜因身体不适被援友送进了医院。在这期间，学校领导多次劝我回京，我都拒绝了——还没有把所学教给西藏的孩子们，我怎么能离开？
　　除了跟自己的身体作斗争以外，开展好教学，因地制宜地让藏族学生们接受更多现代科技思想，也是我必须攻克的难关之一。我担任初一年级的生物课教学。由于知识水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藏族孩子们对一些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与内地的孩子差别较大。比如，在讲到生物链时，我给孩子们举例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鹰吃兔子，兔子吃草”，而人在生物链的顶层。人会吃大鱼和猛禽。谁知道，藏族学生们一听，马上就说，老师讲的不对，不是人吃大鱼和猛禽，而是大鱼和猛禽吃人。后来我了解到，这跟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在西藏，人在去世后，常实行天葬或水葬，也就是孩子们认为的“大鱼和猛禽吃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告诉孩子们尊重当地风俗，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科学地认知这个世界。
　　日子过得真快，慢慢地，我与我的藏族学生关系越来越密切。还记得刚开始上课时，由于严重的支气管炎，我经常会咳嗽，说话声音不能太大。学生们跟商量好了似的，安安静静地抬着头，听我讲课，课堂纪律出奇的好。之后的几天，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了各种治疗高反的药物，我知道，这是他们送过来的。除了这些，我的办公桌上还常有一些学生们带来的食物，比如酥油茶、糌粑、牦牛肉干等等。放学后，我和他们一起回家，他们总是喜欢挽着我的胳膊说笑。每次放假，我从北京回来，孩子们见到我，都会冲过来，给我热情的拥抱。每次去家访，家长们都会以最高规格来接待，给我献上洁白的哈达，弓腰双手向我递茶。
　　后来，因长期严重高原反应，我的左耳大穿孔，非常严重，不得不回京接受治疗。但是，我和我的藏族学生及家长们仍然保持着联系。我常想，援藏时女儿才3岁，虽错过了很多自己孩子的成长细节，但我见证了更多藏族孩子们的成长蜕变。我答应了他们，等他们初三时，再去一次西藏，为他们的中考加油打气。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