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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和2001年,全国各地出版长篇小说分别达700部和800部,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直逼1000部。而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里,长篇小说创作的总量也仅有170多部。如今长篇小说一年的创作量,比原来近20年的创作总和还多几倍。只要设想一下,一年365天,几乎每天就有两部长篇小说在产生出来。有人把这种现状说成是文学创作的大丰收,长篇小说一片繁荣。
宣传与造势
长篇小说的宣传和炒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长篇小说本身来说,最怕的不是无人喝彩,而是无人关注。所以对于长篇小说的推出,需得不遗余力地宣传,甚而是炒作也在所不惜。正是这无法缺席的宣传与炒作使得长篇小说一片红火。
毫无疑问,作家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就少不了要以商品的形式在图书市场上与读者见面。没有包装,没有命名的长篇小说,根本就难以畅销,故而及时地组织作品的宣传介绍活动是无可厚非的,文学评论者在报刊适时发表一些分析与解读的文字也是必要的。
现在的文艺类出版社越来越重视晶牌意识的树立,不仅要全力打造出版社的品牌,还要勤于发掘、促成具体图书品牌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策划包装作家,营造作家个人品牌的范例。这些都为长篇小说的成功宣传提供了范例。比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就成功地推出了“金童作家”郭敬明,《幻城》至今印了36万册,连续好几个月高踞国内众多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成为畅销书之冠。而2004年,又推出了“玉女作家”张悦然。出版社只需将她与郭敬明并举,不失时机地提及她同样是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这些都已经是很好的宣传语了。于是张悦然的长篇处女作《樱桃之远》首印10万册,如此宣传之下,定然市场前景不俗。
但虽然如今的长篇小说市场越来越繁荣,但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了尽可能地寻求经济效益,造势已经是出版界的营销准则,凡是新书上市能够炒作就变着法子来炒作。个别出版社甚至把提高图书质量放在其次,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与书商如何实现协同炒作的各种环节上。于是,在图书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哪怕是对有品位的文学作品,其宣传的过程也有可能变成某种暗示和引诱,书名甚至变得俗不可耐或难以启齿。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就引发了不少争议。而对于那些有着良好形象的出版社来说,由于不好在“俗”字上出彩,便在“雅”字上做文章。比如亮出什么“派”的招牌或者张贴上某个“主义”的标签,企图以此充分“吸引”读者的眼球。
长篇小说,正由于有了批评界的关注,才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所以批评家的意见对长篇小说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哪些是批评家真正以对于文学的虔敬之心和对于文学批评专业的敬业之心来给予的关注,哪些又是为报酬而忙于在名利场上码文字,而自觉地成为商业炒作的帮手,故意制造出繁华和热闹呢?时至今日,批评界已有不少人加入了炒作的行列,或碍于人情为质量不高的长篇小说写一些“研讨会”式的文章,或为经济利益忙于与商家联手炒作一些假冒伪劣作家和作品,如此让人一时难辩长篇小说繁荣的真假。
写书与出书
作者写书,出版社出书,但到了近年,写书和出书不约而同地都瞄准了长篇小说,作者和出版社对长篇小说都充满了热情。
以上海作家为例。长期以来,除了少数几部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外,一些上海作家的作品篇幅较小,往往给读者留下了细致琐碎的印象,因此被评论界称作是专写家长里短的“屋檐文学”,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上海作家着手于各自的长篇小说创作。
而为进一步繁荣北京优秀长篇小说的出版,逐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长篇小说出版运作机制,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四方联手,出资200万元,启动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专项出版资金。此项资金是北京市进一步繁荣长篇小说出版的重要举措,这项资金将积极扶持北京专业作家、签约作家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对列入北京市文艺人才培养“百人工程”的青年作家的长篇佳作优先予以资助;同时面向全国,积极吸纳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并扶持具有创作实力或潜能的文坛新秀。
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激增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人们最直接的印象就是,现在凡是写小说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写长篇的。原来一个作家从创作短篇小说过渡到写长篇,这之间的时间周期常常很漫长。像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等,都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尝试,才走向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从1990年代开始,这种过渡的时间周期在缩短,一些出道不久的写作者都在尝试创作长篇。
从文学的角度讲,一般人总觉得只有写出长篇小说,在文学上才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习惯心理。所以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能在长篇上拼一下,看看自己的实力。另外还有就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从市场经济的效益来讲,长篇小说具有潜在的商业利益。长篇小说在市场上有着极大的需求,作者和出版社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一部长篇,如果发行成功的话,其连锁反映式的商业利益是相当诱人的。不排除有些作家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放弃自己擅长的笔墨,一味竟写长篇,这算是目前长篇小说激增的一个潜在原因吧。
正版与盗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金牌畅销书《幻城》年初上市后走势惊人,短短一个多月印数已经达到28万册。但春风社的老总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气愤,因为和春风社的其他畅销书一样,《幻城》上市不久就出现了盗版,而且是愈演愈烈。正版《幻城》用环保再生纸印刷,正文用纸为淡黄色,版式很精美,书中每一部分版式都不一样,六个梦境更是用了六种版式,同中有异。书中另穿插有十五幅彩色插图。这些设计都使盗版增加了难度,但盗版书还是出现了。目前发现的盗版主要有两种:一种和正版书很像,只是纸张手感不好,有些插图的颜色偏淡;另外一种是重新排版做出来的,没有插图,版式简单,印制粗糙,错别字多,350多页,比正版书多出70多页。正版书定价18元,盗版书只卖9元、10元。这些盗版书在辽宁、四川、江西、山东、吉林等地均有发现。此外,在陕西、安徽等地还发现了以“广西民族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幻城文集》,书里除收入《幻城》外,还有《幻城》作者郭敬明的其他一些文章,定价21元。
而在北京的街头,盗版书比比皆是,已经对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安妮宝贝的《彼岸花》、海岩的《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铁凝的《大浴女》等等均有盗版,零售价统统10元钱,比出版社的批发价还要低。
叶辛的新书《华都》刚刚上市才没多久,上海居然也出现了盗版,正版书定价25元,封面之后和封底之前都有红色加厚扉页,而盗版当然没有这些,价钱居然要卖到29元一本,比正版还贵。
长篇小说的繁荣自然而然带来书市的繁荣,故而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其赢利状况非常之客观,尤其是畅销小说或是名作家的作品,其销量更是庞大,在如此规模的销量背后是经济利益,盗版商自然要盯上这样的肥缺。武汉的一个经销商说《幻城》创下了单本书一天发货3200册的纪录。作者郭敬明在襄樊市店两天签售1200册,无怪乎春风社要悬赏10万打盗版并宣布买断郭敬明大学期间作品优先出版权。当然盗版书质量底下,而且非法行为当为所有人不齿,应坚决打击。
作者与题材
长篇小说的作者队伍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全是有积累有阅历的成年作家,有经验有识见的文学大家。而长篇小说的题材在当下自然也呈现出新的特色。
从韩寒开始,到郭敬明、春树,再到如今的张悦然和孙睿,少年作家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一个红一个,想不红都不行。他们不但一上来就写长篇小说,而且已经是写长篇小说的老手了。长篇小说的作者正在年轻化,甚至是低龄化。近年来湖北地区的“少年作家”、“学生作家”纷纷亮相。武汉大学学生胡坚、戴漓力日前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从2001年至今,至少有20多名武汉中学生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而且不少“少年作家”依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叩开了名校的大门,如此的“少年作家”越来越多,在文坛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少年作家”中确有不少人很有才华,作品数量和出版书的发行量甚至比不少专业作家还多。有不少老作家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严肃媒体是绝不轻易称人为“作家”的,“少年作家”的称号有滥用的趋向。作家需要丰厚的文化底蕴、长期的生活阅历和甘守寂寞的平常心,仅凭一点灵气、一点想象很难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因此,给这些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冠以“作家”的头衔欠妥。也有专家认为,校园里“写作低龄化”不是文学现象,而是市场现象,从出版商、书商的利益驱动,到父母的荣耀感,有人甚至把写书当成上大学的敲门砖,这不免让人心存忧虑。但不管怎样,这些年轻的长篇小说创作者已经在长篇小说的领域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此外长篇小说作者的女性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女性话语占据了比较重要地位。以往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也不在少数,但并不像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中那样强调性别意识和性别经验,比如像张洁、林白,陈染、徐坤,孙惠芬等女作家的创作,就具有很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看问题和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把握,往往从原来那种无性的社会普遍状态中挣脱出来,而进入一种女性的独特视角来看待周围事件、人物和变动,她们的小说非常注重重铸当代女性经验。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皮皮的《所谓先生》、张抗抗的《作女》、铁凝的《无雨之城》、池莉的《来来往往》和张洁的《无字》等等,如果说她们都在以女性的特有视角表现了新的人生体验和新的道德思考,那么对男权主义和女性意识的关系思考,则是这些女性作品醒目的共性特征。
而被贴上“美女作家”标记的卫慧、棉棉,除了她们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糖》之外,还有更多为人关注的东西,所以看热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媒体的争相炒作成了这出戏最佳的背景音乐,为这两位女子的小说带来了不错的销售成绩。这一类的作家在市场炒作之下渐渐多了起来。
长篇小说题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也变得越来越多样起来,当然总体上说也有一定的类型化走向。比如像反腐、犯罪、言情等类型的特征也表现得异常充分,小说和电视剧的互动和配合也日益多样。
爱情当然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几乎每一部长篇小说中都有爱情的踪迹,和爱情有关的小说数不胜数,而那些以爱情为主旨的长篇小说自然也永远占据着一定的数量,吸引着为数极多的读者的目光。
而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紧相扣。如《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人间正道》、《省委书记》和《绝对权力》的反腐描述,如《欲望的旗帜》、《蒙面之城》、《桃李》和《泥鳅》的揭示物质主义和精神迷惘,固然涉及到当下现实生活的诸多现象,但显然特别关注了社会焦点问题和重要生活现象,同时也留给读者很多思考和启示。
市场运作日渐成熟,而长篇小说和影视的同步发展也愈演愈烈。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有刘震云的《手机》这样的作品,依赖冯小刚的超强人气和“贺岁片”市场的习惯力量形成了大规模的消费潮流,书也变成了畅销书。再比如畅销书作家海岩保持着一贯蓬勃的影视号召力,从《便衣警察》一炮走红到今年就有7部之多,且部部是长篇,这之中就有去年拍摄、今年播出的电视剧《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而《平淡生活》和《玉观音》电影版则马上登上银幕。过去往往是先有长篇小说,然后再改编成电影或电视。但现在的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如今电视剧或电影渐渐成为先出的主体,而小说则是电影或电视剧的剧本则成为了副产品,这也完全改变了原来文学的文化中心位置,支配其他艺术形式的传统。我们发现长篇小说一方面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也被市场化了。
但无论如何,长篇小说就这样以它独有的魅力呈现出一片繁荣。
宣传与造势
长篇小说的宣传和炒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长篇小说本身来说,最怕的不是无人喝彩,而是无人关注。所以对于长篇小说的推出,需得不遗余力地宣传,甚而是炒作也在所不惜。正是这无法缺席的宣传与炒作使得长篇小说一片红火。
毫无疑问,作家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就少不了要以商品的形式在图书市场上与读者见面。没有包装,没有命名的长篇小说,根本就难以畅销,故而及时地组织作品的宣传介绍活动是无可厚非的,文学评论者在报刊适时发表一些分析与解读的文字也是必要的。
现在的文艺类出版社越来越重视晶牌意识的树立,不仅要全力打造出版社的品牌,还要勤于发掘、促成具体图书品牌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策划包装作家,营造作家个人品牌的范例。这些都为长篇小说的成功宣传提供了范例。比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就成功地推出了“金童作家”郭敬明,《幻城》至今印了36万册,连续好几个月高踞国内众多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成为畅销书之冠。而2004年,又推出了“玉女作家”张悦然。出版社只需将她与郭敬明并举,不失时机地提及她同样是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这些都已经是很好的宣传语了。于是张悦然的长篇处女作《樱桃之远》首印10万册,如此宣传之下,定然市场前景不俗。
但虽然如今的长篇小说市场越来越繁荣,但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了尽可能地寻求经济效益,造势已经是出版界的营销准则,凡是新书上市能够炒作就变着法子来炒作。个别出版社甚至把提高图书质量放在其次,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与书商如何实现协同炒作的各种环节上。于是,在图书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哪怕是对有品位的文学作品,其宣传的过程也有可能变成某种暗示和引诱,书名甚至变得俗不可耐或难以启齿。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就引发了不少争议。而对于那些有着良好形象的出版社来说,由于不好在“俗”字上出彩,便在“雅”字上做文章。比如亮出什么“派”的招牌或者张贴上某个“主义”的标签,企图以此充分“吸引”读者的眼球。
长篇小说,正由于有了批评界的关注,才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所以批评家的意见对长篇小说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哪些是批评家真正以对于文学的虔敬之心和对于文学批评专业的敬业之心来给予的关注,哪些又是为报酬而忙于在名利场上码文字,而自觉地成为商业炒作的帮手,故意制造出繁华和热闹呢?时至今日,批评界已有不少人加入了炒作的行列,或碍于人情为质量不高的长篇小说写一些“研讨会”式的文章,或为经济利益忙于与商家联手炒作一些假冒伪劣作家和作品,如此让人一时难辩长篇小说繁荣的真假。
写书与出书
作者写书,出版社出书,但到了近年,写书和出书不约而同地都瞄准了长篇小说,作者和出版社对长篇小说都充满了热情。
以上海作家为例。长期以来,除了少数几部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外,一些上海作家的作品篇幅较小,往往给读者留下了细致琐碎的印象,因此被评论界称作是专写家长里短的“屋檐文学”,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上海作家着手于各自的长篇小说创作。
而为进一步繁荣北京优秀长篇小说的出版,逐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长篇小说出版运作机制,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四方联手,出资200万元,启动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专项出版资金。此项资金是北京市进一步繁荣长篇小说出版的重要举措,这项资金将积极扶持北京专业作家、签约作家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对列入北京市文艺人才培养“百人工程”的青年作家的长篇佳作优先予以资助;同时面向全国,积极吸纳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并扶持具有创作实力或潜能的文坛新秀。
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激增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人们最直接的印象就是,现在凡是写小说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写长篇的。原来一个作家从创作短篇小说过渡到写长篇,这之间的时间周期常常很漫长。像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等,都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尝试,才走向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从1990年代开始,这种过渡的时间周期在缩短,一些出道不久的写作者都在尝试创作长篇。
从文学的角度讲,一般人总觉得只有写出长篇小说,在文学上才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习惯心理。所以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能在长篇上拼一下,看看自己的实力。另外还有就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从市场经济的效益来讲,长篇小说具有潜在的商业利益。长篇小说在市场上有着极大的需求,作者和出版社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一部长篇,如果发行成功的话,其连锁反映式的商业利益是相当诱人的。不排除有些作家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放弃自己擅长的笔墨,一味竟写长篇,这算是目前长篇小说激增的一个潜在原因吧。
正版与盗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金牌畅销书《幻城》年初上市后走势惊人,短短一个多月印数已经达到28万册。但春风社的老总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气愤,因为和春风社的其他畅销书一样,《幻城》上市不久就出现了盗版,而且是愈演愈烈。正版《幻城》用环保再生纸印刷,正文用纸为淡黄色,版式很精美,书中每一部分版式都不一样,六个梦境更是用了六种版式,同中有异。书中另穿插有十五幅彩色插图。这些设计都使盗版增加了难度,但盗版书还是出现了。目前发现的盗版主要有两种:一种和正版书很像,只是纸张手感不好,有些插图的颜色偏淡;另外一种是重新排版做出来的,没有插图,版式简单,印制粗糙,错别字多,350多页,比正版书多出70多页。正版书定价18元,盗版书只卖9元、10元。这些盗版书在辽宁、四川、江西、山东、吉林等地均有发现。此外,在陕西、安徽等地还发现了以“广西民族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幻城文集》,书里除收入《幻城》外,还有《幻城》作者郭敬明的其他一些文章,定价21元。
而在北京的街头,盗版书比比皆是,已经对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安妮宝贝的《彼岸花》、海岩的《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铁凝的《大浴女》等等均有盗版,零售价统统10元钱,比出版社的批发价还要低。
叶辛的新书《华都》刚刚上市才没多久,上海居然也出现了盗版,正版书定价25元,封面之后和封底之前都有红色加厚扉页,而盗版当然没有这些,价钱居然要卖到29元一本,比正版还贵。
长篇小说的繁荣自然而然带来书市的繁荣,故而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其赢利状况非常之客观,尤其是畅销小说或是名作家的作品,其销量更是庞大,在如此规模的销量背后是经济利益,盗版商自然要盯上这样的肥缺。武汉的一个经销商说《幻城》创下了单本书一天发货3200册的纪录。作者郭敬明在襄樊市店两天签售1200册,无怪乎春风社要悬赏10万打盗版并宣布买断郭敬明大学期间作品优先出版权。当然盗版书质量底下,而且非法行为当为所有人不齿,应坚决打击。
作者与题材
长篇小说的作者队伍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全是有积累有阅历的成年作家,有经验有识见的文学大家。而长篇小说的题材在当下自然也呈现出新的特色。
从韩寒开始,到郭敬明、春树,再到如今的张悦然和孙睿,少年作家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一个红一个,想不红都不行。他们不但一上来就写长篇小说,而且已经是写长篇小说的老手了。长篇小说的作者正在年轻化,甚至是低龄化。近年来湖北地区的“少年作家”、“学生作家”纷纷亮相。武汉大学学生胡坚、戴漓力日前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从2001年至今,至少有20多名武汉中学生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而且不少“少年作家”依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叩开了名校的大门,如此的“少年作家”越来越多,在文坛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少年作家”中确有不少人很有才华,作品数量和出版书的发行量甚至比不少专业作家还多。有不少老作家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严肃媒体是绝不轻易称人为“作家”的,“少年作家”的称号有滥用的趋向。作家需要丰厚的文化底蕴、长期的生活阅历和甘守寂寞的平常心,仅凭一点灵气、一点想象很难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因此,给这些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冠以“作家”的头衔欠妥。也有专家认为,校园里“写作低龄化”不是文学现象,而是市场现象,从出版商、书商的利益驱动,到父母的荣耀感,有人甚至把写书当成上大学的敲门砖,这不免让人心存忧虑。但不管怎样,这些年轻的长篇小说创作者已经在长篇小说的领域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此外长篇小说作者的女性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女性话语占据了比较重要地位。以往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也不在少数,但并不像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中那样强调性别意识和性别经验,比如像张洁、林白,陈染、徐坤,孙惠芬等女作家的创作,就具有很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看问题和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把握,往往从原来那种无性的社会普遍状态中挣脱出来,而进入一种女性的独特视角来看待周围事件、人物和变动,她们的小说非常注重重铸当代女性经验。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皮皮的《所谓先生》、张抗抗的《作女》、铁凝的《无雨之城》、池莉的《来来往往》和张洁的《无字》等等,如果说她们都在以女性的特有视角表现了新的人生体验和新的道德思考,那么对男权主义和女性意识的关系思考,则是这些女性作品醒目的共性特征。
而被贴上“美女作家”标记的卫慧、棉棉,除了她们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糖》之外,还有更多为人关注的东西,所以看热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媒体的争相炒作成了这出戏最佳的背景音乐,为这两位女子的小说带来了不错的销售成绩。这一类的作家在市场炒作之下渐渐多了起来。
长篇小说题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也变得越来越多样起来,当然总体上说也有一定的类型化走向。比如像反腐、犯罪、言情等类型的特征也表现得异常充分,小说和电视剧的互动和配合也日益多样。
爱情当然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几乎每一部长篇小说中都有爱情的踪迹,和爱情有关的小说数不胜数,而那些以爱情为主旨的长篇小说自然也永远占据着一定的数量,吸引着为数极多的读者的目光。
而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紧相扣。如《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人间正道》、《省委书记》和《绝对权力》的反腐描述,如《欲望的旗帜》、《蒙面之城》、《桃李》和《泥鳅》的揭示物质主义和精神迷惘,固然涉及到当下现实生活的诸多现象,但显然特别关注了社会焦点问题和重要生活现象,同时也留给读者很多思考和启示。
市场运作日渐成熟,而长篇小说和影视的同步发展也愈演愈烈。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有刘震云的《手机》这样的作品,依赖冯小刚的超强人气和“贺岁片”市场的习惯力量形成了大规模的消费潮流,书也变成了畅销书。再比如畅销书作家海岩保持着一贯蓬勃的影视号召力,从《便衣警察》一炮走红到今年就有7部之多,且部部是长篇,这之中就有去年拍摄、今年播出的电视剧《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而《平淡生活》和《玉观音》电影版则马上登上银幕。过去往往是先有长篇小说,然后再改编成电影或电视。但现在的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如今电视剧或电影渐渐成为先出的主体,而小说则是电影或电视剧的剧本则成为了副产品,这也完全改变了原来文学的文化中心位置,支配其他艺术形式的传统。我们发现长篇小说一方面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也被市场化了。
但无论如何,长篇小说就这样以它独有的魅力呈现出一片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