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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性
在泰坦尼克号彻底沉没的160分钟内，这艘首富、贵族、贫民、苦力齐聚的巨轮由辉煌走向沉没，成为了百年历史中最著名的一次海难。
曾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巨轮”的泰坦尼克号上，共有1517人遇难，仅有700多人获救。遇难者与幸存者并没有从历史中消失，反而又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道德和种族主义的话语角力场中，左右撕扯。在这个以“人性”为主题的泰坦尼克尾声中，可以一眼看尽历史烽烟、人世浮沉以及民族的悲怆。
“妇孺优先”的等级制度？
泰坦尼克号的救援工作在之后的报道中被赞扬有加，但事实上，人们对“泰坦尼克”号上乘客的生还率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三等舱中，只有26%的乘客生还，而到了二等舱，这个比率就上升到了44%，头等舱的生还率是60%。
经过研究发现，头等舱中的男性乘客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生还率还要高。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些乘客后来回忆：事故发生时，三等舱的乘客被船员用枪顶着，要让头等舱和二等舱乘客先上救生艇。
为此，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曾这样形容“泰坦尼克”号上的“妇孺优先”规则：“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救援工作的一开始，船员们按照严格的命令执行——船的左舷，只能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船的右舷，在妇孺上完之后，男士可以登船。有人安静地等待，有人绝望地呼喊，有人野蛮地推搡，有人悄悄地插队。一个个在生死面前的人性与道德故事，也就此展开。
作为瑞吉酒店的创始人，阿斯特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当时的资产超过了1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可以轻松再造11艘“泰坦尼克”。
阿斯特当时是陪着已经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玛德琳一起回美国待产的。当时，阿斯特搀扶着玛德琳来到了4号救生艇并让她上了艇，随即礼貌地询问了船员：“因为我的妻子待产，能否陪她一起？”但船员拒绝了他：“只有妇女和小孩才能先上艇。”
阿斯特没有一句争辩，随即把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默默退回了甲板。后来幸存的船上理发师奥韦科曼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特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奥韦科曼问阿斯特：“您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特说：“我很高兴。”这是这个亿万富翁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鲍琛上校和道奇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都写道，他们认为当时二等舱和三等舱依然有人在睡梦中。费城的埃洛伊斯·休斯·史密斯太太的话印证了他们的猜测，船要彻底沉没前不久，她在救生艇上听到远方传来凄惨的鬼哭，她说这是三等舱的人在面临死亡。
三等舱乘客的获救率明显低于一等舱和二等舱。批评者认为这反映了典型的阶级不平等。不过这必须考虑到船舱的构造。史密斯船长在零点5分下令船员去叫醒三等舱乘客并让他们穿上救生衣，可是谁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以如此的方式跑完7公里长的走廊？也没有人能保证把782个房间的人全都叫醒。
在三等舱的乘客面临葬身海底的厄运之前，泰坦尼克号上空响起尖利的呼啸声，第一枚求救火箭上天，白光照亮了甲板上许多张苍白的脸，人们的汗水和绝望一览无余。火箭像烟花般绽放，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生命也像火箭，将迎来最后一次短暂的辉煌。
“死里逃生的人”
灾難过后，和幸存者一起上岸的，是一个个至今还在流传的故事。在悲剧的那一刻，人类的天性闪耀出圣洁的光芒。
本杰明·古根海姆的父亲是著名的矿业大亨梅耶·古根海姆，拥有美国最大的铅矿、铜矿和银矿。在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他可能是整艘船上财富仅次于阿斯特的人。走进吸烟室之前，古根海姆刚刚帮助了不少女士登上救生艇。他在美国的上流社会里以风流著称——在巴黎，他有一个伯爵女情妇；在纽约，他还找了一个红头发妓女在他家里当按摩师。但在这个时刻，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
距离沉没还有68分钟，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时间不多了。船员们以最快的速度行动，有的救生艇在半空中就被放下海，上船的男人开始多起来。但现场的秩序依旧值得称道。二副莱托勒说：“所有的乘客简直就像在教堂里一样。”
劳伦斯·比斯利在他的书里写道：“一点儿不夸张地说，谁要是坐在家里阅读关于这次海难的报告，会感受到比现场乘客强得多的恐惧。我们站在就要沉的船上，看着脚下的甲板一厘米一厘米往下降——可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船停在这里，天空如此明净，大海看起来就像是一方池塘……很多人都怀着奇异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是个即将醒来的梦。”
在船的左侧，阿斯特和他的富豪朋友们还在等待最后3艘救生艇。在离沉船还有40分钟的时候，最后一枚求救火箭被发射上天。许多人曾相信在远方看到了一艘船的灯光，现在也已一片黑暗。比斯利在救生艇上回望，他写道：“泰坦尼克号一动不动，碰撞已经伤到了它的内脏。它放弃了求生的努力，像一个垂死的巨大动物那样缓缓沉没。”
倒数第三艘救生艇被放下海。这时泰坦尼克号上还有1600人，其中有100人将幸存下来。三等舱的吸烟室里依然有人唱歌跳舞。古根海姆在吸烟室待烦了，拿着一瓶香槟回了自己的豪华套间。据说他在途中遇到一个叫亨利·伊其司的船员，对他说：“要是我死了，请你告诉我的妻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我的本分。不能因为本杰明·古根海姆是个懦夫，就让这艘船上的任何一位女士死去。”
在船上，阿斯特微笑着向自己的妻子挥手告别。阿斯特的曾祖父来自德国，也许这个带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曾经读过他们国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克莱斯特的作品。
他在《智利地震》里写道：“正是在这悲惨的瞬间，人类的所有物质财产遭到毁灭，整个自然界险些全部沉沦，而人类的博爱精神却像一朵美丽的鲜花，开放出来。在目力所及的原野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混杂地躺在一起，有王侯和乞丐，有贵妇人和农家女，有官吏和雇工，有修士和修女，他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他们从地震中抢救出来赖以活命的东西，都高高兴兴地分给别人，仿佛这场普遍的灾难，将所有死里逃生的人，都结成了一个大家庭。” 故事由幸存者讲出
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会一个人坐潜艇，下潜到泰坦尼克沉船的海底，注视着残骸发呆。他说：“我仿佛可以听见1500人在颠簸的船上哭喊”。是啊，这是一艘载有2200多人的巨大邮轮——人类的天性在悲剧的那一刻，有卑微，也有高尚，有自私，也有伟大。
巨轮沉没之后，很多欧美各国的显赫人物都命丧大海，举世震惊。英国人立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英国人为了保全颜面，开始吹嘘英国人所谓的“骑士精神”，比如英国绅士在灾难发生时让妇女和孩子先上救生艇，自己则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美国的《纽约时报》则不接受英国人的这套说辞，直接揭露了灾难发生时英国国会议员抢着上救生艇，被船员们开枪警告才被迫从救生艇上下来。
在这样的争吵之中，许多幸存者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比如，当年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其中有6名幸存了下来。当时人们极力讴歌西方优待妇孺的绅士精神时，仓促地将他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并非像外界所说，幸存的中国人都上了救生艇。26岁的船员Fang Lang在坠入大海中用最后的意识将自己捆绑在一块木板上，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Fang Lang很快便昏迷过去。不久后，巨型的泰坦尼克号完全沉入大西洋。
再次醒来时，Fang Lang发现自己身在一艘全是白人的船上。那是Harold Lowe的14号救生艇经过时，看见漂浮的木板上隐约有个人影，于是下令将他解救，五分钟后，Fang Lang恢复了体力。他接过因劳累而几近晕倒的船员手中的船桨，奋力划了起来，救生艇这才得以快速前进。有乘客在媒体采访中，回忆起这位中国小伙子，说他“干起活来像个英雄”。
这8名中国人共用一张船票，登上泰坦尼克号，住进三等舱，他们是船上的锅炉工，做最艰苦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按原计划，他们将在纽约下船，换乘Annetta号，继续船员生涯来谋生。6名中国幸存者来到纽约的埃利斯岛，其他人纷纷下了船，他们却与上船问询的移民官发生了争吵，由于排华法案，他们未能获准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从此不知所踪。
百年来的历史中，这六位失踪者一直以“卑劣逃生者”的形象出现，无视崇高道德，他们抢占妇孺座位，偷躲偷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他们的祖国，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则成为另一种观念的替死鬼。
但事实的真相已经永远被时间带走。1912年4月18日，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经过自由女神像時，上万人在曼哈顿岛的巴特雷海岸观看。在54号码头，大约3万人伫立在雨中默默地迎接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这705人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海难的记忆，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他们讲出。
在泰坦尼克号彻底沉没的160分钟内，这艘首富、贵族、贫民、苦力齐聚的巨轮由辉煌走向沉没，成为了百年历史中最著名的一次海难。
曾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巨轮”的泰坦尼克号上，共有1517人遇难，仅有700多人获救。遇难者与幸存者并没有从历史中消失，反而又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道德和种族主义的话语角力场中，左右撕扯。在这个以“人性”为主题的泰坦尼克尾声中，可以一眼看尽历史烽烟、人世浮沉以及民族的悲怆。
“妇孺优先”的等级制度？
泰坦尼克号的救援工作在之后的报道中被赞扬有加，但事实上，人们对“泰坦尼克”号上乘客的生还率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三等舱中，只有26%的乘客生还，而到了二等舱，这个比率就上升到了44%，头等舱的生还率是60%。
经过研究发现，头等舱中的男性乘客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生还率还要高。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些乘客后来回忆：事故发生时，三等舱的乘客被船员用枪顶着，要让头等舱和二等舱乘客先上救生艇。
为此，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曾这样形容“泰坦尼克”号上的“妇孺优先”规则：“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救援工作的一开始，船员们按照严格的命令执行——船的左舷，只能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船的右舷，在妇孺上完之后，男士可以登船。有人安静地等待，有人绝望地呼喊，有人野蛮地推搡，有人悄悄地插队。一个个在生死面前的人性与道德故事，也就此展开。
作为瑞吉酒店的创始人，阿斯特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当时的资产超过了1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可以轻松再造11艘“泰坦尼克”。
阿斯特当时是陪着已经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玛德琳一起回美国待产的。当时，阿斯特搀扶着玛德琳来到了4号救生艇并让她上了艇，随即礼貌地询问了船员：“因为我的妻子待产，能否陪她一起？”但船员拒绝了他：“只有妇女和小孩才能先上艇。”
阿斯特没有一句争辩，随即把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默默退回了甲板。后来幸存的船上理发师奥韦科曼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特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奥韦科曼问阿斯特：“您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特说：“我很高兴。”这是这个亿万富翁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鲍琛上校和道奇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都写道，他们认为当时二等舱和三等舱依然有人在睡梦中。费城的埃洛伊斯·休斯·史密斯太太的话印证了他们的猜测，船要彻底沉没前不久，她在救生艇上听到远方传来凄惨的鬼哭，她说这是三等舱的人在面临死亡。
三等舱乘客的获救率明显低于一等舱和二等舱。批评者认为这反映了典型的阶级不平等。不过这必须考虑到船舱的构造。史密斯船长在零点5分下令船员去叫醒三等舱乘客并让他们穿上救生衣，可是谁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以如此的方式跑完7公里长的走廊？也没有人能保证把782个房间的人全都叫醒。
在三等舱的乘客面临葬身海底的厄运之前，泰坦尼克号上空响起尖利的呼啸声，第一枚求救火箭上天，白光照亮了甲板上许多张苍白的脸，人们的汗水和绝望一览无余。火箭像烟花般绽放，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生命也像火箭，将迎来最后一次短暂的辉煌。
“死里逃生的人”
灾難过后，和幸存者一起上岸的，是一个个至今还在流传的故事。在悲剧的那一刻，人类的天性闪耀出圣洁的光芒。
本杰明·古根海姆的父亲是著名的矿业大亨梅耶·古根海姆，拥有美国最大的铅矿、铜矿和银矿。在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他可能是整艘船上财富仅次于阿斯特的人。走进吸烟室之前，古根海姆刚刚帮助了不少女士登上救生艇。他在美国的上流社会里以风流著称——在巴黎，他有一个伯爵女情妇；在纽约，他还找了一个红头发妓女在他家里当按摩师。但在这个时刻，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
距离沉没还有68分钟，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时间不多了。船员们以最快的速度行动，有的救生艇在半空中就被放下海，上船的男人开始多起来。但现场的秩序依旧值得称道。二副莱托勒说：“所有的乘客简直就像在教堂里一样。”
劳伦斯·比斯利在他的书里写道：“一点儿不夸张地说，谁要是坐在家里阅读关于这次海难的报告，会感受到比现场乘客强得多的恐惧。我们站在就要沉的船上，看着脚下的甲板一厘米一厘米往下降——可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船停在这里，天空如此明净，大海看起来就像是一方池塘……很多人都怀着奇异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是个即将醒来的梦。”
在船的左侧，阿斯特和他的富豪朋友们还在等待最后3艘救生艇。在离沉船还有40分钟的时候，最后一枚求救火箭被发射上天。许多人曾相信在远方看到了一艘船的灯光，现在也已一片黑暗。比斯利在救生艇上回望，他写道：“泰坦尼克号一动不动，碰撞已经伤到了它的内脏。它放弃了求生的努力，像一个垂死的巨大动物那样缓缓沉没。”
倒数第三艘救生艇被放下海。这时泰坦尼克号上还有1600人，其中有100人将幸存下来。三等舱的吸烟室里依然有人唱歌跳舞。古根海姆在吸烟室待烦了，拿着一瓶香槟回了自己的豪华套间。据说他在途中遇到一个叫亨利·伊其司的船员，对他说：“要是我死了，请你告诉我的妻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我的本分。不能因为本杰明·古根海姆是个懦夫，就让这艘船上的任何一位女士死去。”
在船上，阿斯特微笑着向自己的妻子挥手告别。阿斯特的曾祖父来自德国，也许这个带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曾经读过他们国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克莱斯特的作品。
他在《智利地震》里写道：“正是在这悲惨的瞬间，人类的所有物质财产遭到毁灭，整个自然界险些全部沉沦，而人类的博爱精神却像一朵美丽的鲜花，开放出来。在目力所及的原野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混杂地躺在一起，有王侯和乞丐，有贵妇人和农家女，有官吏和雇工，有修士和修女，他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他们从地震中抢救出来赖以活命的东西，都高高兴兴地分给别人，仿佛这场普遍的灾难，将所有死里逃生的人，都结成了一个大家庭。” 故事由幸存者讲出
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会一个人坐潜艇，下潜到泰坦尼克沉船的海底，注视着残骸发呆。他说：“我仿佛可以听见1500人在颠簸的船上哭喊”。是啊，这是一艘载有2200多人的巨大邮轮——人类的天性在悲剧的那一刻，有卑微，也有高尚，有自私，也有伟大。
巨轮沉没之后，很多欧美各国的显赫人物都命丧大海，举世震惊。英国人立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英国人为了保全颜面，开始吹嘘英国人所谓的“骑士精神”，比如英国绅士在灾难发生时让妇女和孩子先上救生艇，自己则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美国的《纽约时报》则不接受英国人的这套说辞，直接揭露了灾难发生时英国国会议员抢着上救生艇，被船员们开枪警告才被迫从救生艇上下来。
在这样的争吵之中，许多幸存者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比如，当年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其中有6名幸存了下来。当时人们极力讴歌西方优待妇孺的绅士精神时，仓促地将他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并非像外界所说，幸存的中国人都上了救生艇。26岁的船员Fang Lang在坠入大海中用最后的意识将自己捆绑在一块木板上，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Fang Lang很快便昏迷过去。不久后，巨型的泰坦尼克号完全沉入大西洋。
再次醒来时，Fang Lang发现自己身在一艘全是白人的船上。那是Harold Lowe的14号救生艇经过时，看见漂浮的木板上隐约有个人影，于是下令将他解救，五分钟后，Fang Lang恢复了体力。他接过因劳累而几近晕倒的船员手中的船桨，奋力划了起来，救生艇这才得以快速前进。有乘客在媒体采访中，回忆起这位中国小伙子，说他“干起活来像个英雄”。
这8名中国人共用一张船票，登上泰坦尼克号，住进三等舱，他们是船上的锅炉工，做最艰苦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按原计划，他们将在纽约下船，换乘Annetta号，继续船员生涯来谋生。6名中国幸存者来到纽约的埃利斯岛，其他人纷纷下了船，他们却与上船问询的移民官发生了争吵，由于排华法案，他们未能获准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从此不知所踪。
百年来的历史中，这六位失踪者一直以“卑劣逃生者”的形象出现，无视崇高道德，他们抢占妇孺座位，偷躲偷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他们的祖国，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则成为另一种观念的替死鬼。
但事实的真相已经永远被时间带走。1912年4月18日，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经过自由女神像時，上万人在曼哈顿岛的巴特雷海岸观看。在54号码头，大约3万人伫立在雨中默默地迎接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这705人承载着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海难的记忆，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他们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