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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生产开放性和要素异质性的前提下，将内外资要素共同融入到生产函数 中，运用1995—2003年28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转型期结构调整的绩效。我们发现 ，这一时期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较明显，而与一些文献认为资本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改善最明显的结论不同，本文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最大。从要素产出水平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效应不显著，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则处于扩大增长的阶段。劳动要素尤其是内资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产出弹性普遍较高 ，这启示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不同要素使用比例，更加重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 在扩大吸引外资过程中，由注重引进物质资本转向重视外资对我国人才培养和管理理念熏陶 。
［关键词］ 制造业 结构变动 要素异质
中图分类号：F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17-08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优化制造业结构将会显著提升效益水平。我国制造业结构自上世纪90年 代中期开始进行了较大力度的调整，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向纵深推进，发达 国家向我国产业转移的节奏加快，并且伴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和竞争的加剧，跨国 企业在我国的价值链布局呈现向中高端延伸之势，使得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明显扩大，质量 显著提高。外资的大量进入，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一些地区如苏州，甚至成为 当地经济的领跑者，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产生了内在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 造业发展受到本土要素和外资要素的双重驱动，从一定意义上讲，外资要素对我国制造业结 构变动起到催化和引导作用，而文献研究中将两种要素共同内生到生产函数中以反映要素使 用结构对制造业结构效益影响的探讨却乏善可陈，这就难以全面考虑要素配置结构下的结构 调整绩效。本文利用索洛余值法，将两种要素内置到函数中，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讨论1995—2003年期间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制造业结构变动的绩效。
制造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自索洛［1］开创性的运用以来，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研究者 围绕生产率的评价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全要素生产率测定方法的演进来看，许多研究主要 围绕两方面进行拓展：一个方向是参数估计法，包括传统的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法，前者主要是由索洛在假定希克斯技术中性和技术充分有效的前提下，运用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建立起来的，后来丹尼森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就资本数量估算展开了详细探讨， 减少要素计量缺陷导致的TFP计算的失真，而后者则脱离了技术完全有效假定的强约束，允 许技术无效的存在，并将TFP的变化分解成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另一个方 向是非参数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是其中较为完备的方法，是生产率研究领域的新 探索。
利用上述方法，许多研究对制造业生产率发展展开了相应的讨论，如Mahadevan Renu ka［2］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为基础，计算新加坡制造业1975—1994年间28个分行业 的技术效率 变化；Kankana Mukherjee［3］利用DEA法研究了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生产率增长；J an Fager berg［4］和Marcel P. Timmer［5］分别研究了各自样本领域制造业部门的 生产率变化，发现结 构红利假说并未得到有力的验证。国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进步较快，沈坤荣［6］ 采用索 洛余值法计算了1953—199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现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不 足 1/3；郑玉歆［7］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企业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技术 进步以及 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刘小玄和郑京海［8］则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1985—1994 年间国有企 业生产率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产权、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更具有推进作用；郑京海、刘小 玄和Arne［9］采用DEA法和Malmquist指数法，选择了1980—1994年700个国有企业的 样本数据考察这些企业的生产绩效，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引人注目。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每种方法都有其相应的特点，基于C.D函数 建立起来的索洛余值法也表现出了特有的应用效果。近年来，许多学者更是利用索洛法就制 造业行业的效率评价展开了深入讨论，结论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有的研究认为，制造业中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优势明显，如王德文等［2］利用该方法采用调查数据计算出 工业行业 的效率水平，认为轻工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重工业部门和 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张中国结构调整的方向在于发挥比较优势，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而另一些研究则主张资本技术型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显著，如李小平、朱钟棣［ 3］在 假设三要素投入的C.D生产函数基础上，计算出1986—2002年34个工业行业的索洛余值，发 现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都属于重工业，这与王德文等的结论产生了相反的理解。此外，还 有学者在制造业外资技术外溢上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如张海洋［4］通过对索洛法 的改造， 增加了研发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交互项，将外资溢出效应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和竞争 效应，以此研究中国工业部门的研发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外资技术扩散的影响，实证表明 在整个工业部门，外资是通过降低市场垄断程度、促进竞争等途径推动行业效率提高的，而 高科技行业R&D吸收能力比一般行业要差，逆向技术扩散明显，这从侧面反映出高科技行业 生产率增长的滞后。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观察到，对制造业结构调整的绩效的评价尚未形成一致意见，这为以后的 探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很多研究基于C.D函 数建立起来的索洛余值法直接进行测算，没有克服索洛法所隐含的要素同质性和生产非开放 性的假定，将投入要素归并到同一劳动或资本，没有区分经济开放条件下内外要素产出的 差异，因而在这种封闭生产系统中所得到的TFP难以体现要素结构对制造业结构效益的影响 。即使有文献（主要集中在技术外溢的探讨）如吴林海等［5］，涉及到内外要素的 区分，但 其是以内资部门的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体现的是外来要素对内部生产系统的影响，无法 明确不同要素对整个生产系统的效率变化的贡献。本文在生产开放性和要素异质性的前提条 件下，以制造业行业产值为被解释变量，将本土要素和外来要素作为共同的投入量内置到生 产函数中，考虑不同要素对生产增长的影响，这样就可以考虑到外来要素在结构变动中所起 到的作用，具体了解结构调整中本土要素与外来要素的贡献水平。
要素可分性的解释
在生产系统中，不同类别要素基于自身素质、技术水平、制度环境、配置效率等因素不同而 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有着很大的差异，周亚等［6］以劳动异质性为视角， 将劳动者 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类型，提出了一个包含两类劳动投入的生产函数，从劳动要素使用结构 角度论证了异质要素对生产增长的影响。对于要素的可分离性，乔根森［7］有着出 色的探讨 。他将劳动和资本细分为不同的类别，主张资本和劳力投入可以分类和加总，总量劳动和资 本投入的数量是它们各自分类投入数量的函数，隐含地肯定了要素异质性的存在。在此基础 上，他建立起双国超越对数生产模型，比较美日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在开放条件下，本土要素和外来要素的效率水平同样表现出一定的非一致性，这种差异通过 要素的技术扩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索洛法中，索洛将所有的投入要素，包括流入到美 国的国外要素，全部分为资本或劳动，这一做法对美国的考察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美国作 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基础雄厚，国外流入要素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美国是一种技 术补充，美国本土要素较高的吸收能力将使这种效应很快减弱，外来要素在短期内将较快植 根于美国的经济体系而成为本土要素，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不同要素的差异化特征表现不十分 明显。一些技术外溢的研究文献也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流入的FDI很容易产生技术外溢 效应，如Branstetter 对美日双向投资的实证分析发现两国间存在明显的双向外溢效应。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本土要素与外来要素的差别则较为显著，后者技术水平在层次 上超出前者，技术外溢是一种单向溢出而非双向互补。Borensztein等［8］利用197 0—1989年 数据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分析，沈坤荣［9］、何洁［10］对我国 利用外资对工业增 长影响的分析，都有力地证明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先进要素对后进国家产生明显的影响，通过 内含在要素中的技术、管理、组织等先进成分对接受国产生梯度辐射效应。因此，在我国无 论是劳动要素还是资本要素，它们各自内部的不同构成部分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表现出较大 的差异，忽视这种现实将无法评价要素配置使用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要素使用结构本 身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结构变动的推进最终要通过要素配置融入生产过程中才能产 生出最终的结构效益，因而关注要素细分条件下的结构变动效益将会进一步拓展评价的视野 。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制造业各行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细分为内资要素和外资要素，分别以 制造业分行业的国内行业从业人员数和三资行业从业人员数代表制造业内资劳动要素和外资 劳动要素，以分行业国内行业资本存量和三资行业资本存量分别表示内资资本投入和外资资 本投入。
模型建立及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在不考虑要素异质性并且对指数不进行强约束的条件下，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3）式下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处理，主要考虑是：一是面板数据可以使变量之间增加 多变性，减少共线性，提高自由度和有效性；有效把握事物变化中的动态性；降低模型偏差 。二是由于统计资料所限和探讨之需，本文考察的时间段界定在1995—2003年期间，时期 跨度相对较短，如果采用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将难以反映演进变化趋势，降低回归方程的拟和 优度，而使用面板数据将会有效克服时间序列数据或横截面数据所无法观测到的影响。
还需要说明的是，按照要素使用密集度，本文将制造业分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 密集型三种，分别以其面板数据进行计算。
2.数据说明
以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制造业结构效益，很重要的工作是有效处理相关变量的数据，确保计算 结果更加贴近实际，增强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本文模型所涉及的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行业 国内资本投入、国内劳动投入、国外资本投入、国外劳动投入来自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或依据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1)制造业增加值。对于生产产出，不同文献所选取的标准并不一致，主要采用增加值和总产值两种。本文选用 增加值表示产出变量，主要考虑是：增加值是净产出，消除了制造业各行业中间投入差别对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所可能带来的个体影响，充分体现要素投入下的增值能力。为了避免价格 影响，同时考虑到统一使用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平减将会使行业价格波动的熨平度降 低，因此本文将28个行业现价增加值分别采用食品工业、纺织业、缝纫工业、皮革工业、森 林工业、造纸工业、文教体育用品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的工业品 出厂价格指数转化成1995年价。
(2)劳动投入。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中，劳动投入应以劳动服务量作为标准来确认，这既包含了劳动要素 的投入数量，也涵盖了劳动服务质量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较 确切地体现劳动服务量，乔根森［11］在测量劳动服务时正是以人/时价格的汇总作 为劳动投 入。然而，我国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过程中，原来的工资福利体系尚未完全打破，同工不同 酬、边际劳动与边际报酬不匹配（如分配过程中重学历而轻能力，农民工工资偏低等）等现 象仍然存在，使工资与劳动服务的价值之间产生偏离。此外，我国的现有统计资料里也缺乏 关于制造业分行业有关工资的详细资料。基于此，劳动投入以分行业从业人员数表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和推动作用，模型设定中 也充分考虑到外资要素对制造业行业结构效益的贡献。资本存量中的外资部分，本文通过计 算1995—2003年期间三资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全部制造业行业资产的比例， 用该比例与全部制造业行业资本存量相乘，即可得到该三资行业的资本投入。国内制造业行 业资本投入为扣除掉该行业外资资本投入后的部分。
制造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必须考虑到截面截距向量、系数向量受个体和时间变化的影响 的不同，由此会产生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判断模型采取哪一种效应，常见的方法是使用赫 斯曼（Hausman）检验进行识别。赫斯曼提出的检验统计量W在自由度为K（本文K=5）条件 下 有一个渐近的卡方（χ2）分布，若检验拒绝了虚拟假设，则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具体检 验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检验值在1%可信度下均大于标准值，否定了初始假设，支持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不同行业之间的个体差异，我们选择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对制造业行 业进行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见表1。从表1看，回归结果比较满意，模型的相关系数很高，表 明拟合效果理想。而从估计系数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变量的待估系数在1%水 平上表现显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变量的系数在1%～10%水平上也有相应的显著性，显示出 所取变量对制造业行业增长的解释度比较可靠。
1.行业投入的不同要素的产出水平
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中，要素产出弹性的差异性比较大。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要素产 出弹性都为正值，内资劳动产出弹性高于内资资本0.174个百分点，而外资要素产出水平恰 好相反。内资劳动产出弹性高于内资资本，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处于竞争充分市场， 再加之1998年开始我国国有企业大改革使很多原来隐含在企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得到分流，提 高了人均资本装备水平，内资企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吕铁［13］也认为90年代 后半期制 造业资本劳动比上升有一半来自劳动投入的缩减，这导致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改进，促进 了产出水平的改善；而同企业减员增效不同，内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受到行业生产特点的限 制，原有的资产难以进行大规模更新淘汰，资本积累的缓慢使设备投入只能小规模开展，这 可以从考察期内资本存量扩大的非显著性得到印证，因此内资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就维持在 比劳动要素较低的水平。同一时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引外资逐年增加，资本存量和从业 人员逐步扩大，外资企业通过丰富的资本资源吸纳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增长 快于资本增长以致人均资本拥有量呈下降趋势的局面，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外资资本的产出弹性高于外资劳动。要素产出弹性较低也说明，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企业转 移进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是低价值环节，尽管要素投入不断增加，但无法大幅提高低附 加值率生产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水平，今后应进一步吸引外资投入并加大外资有较高价值环节 的转移，以发挥我国劳动力禀赋优势和推进结构升级。
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内资资本的作用表现突出，产出弹性高达0.584%，远高于内资劳动 的 产出水平，然而外资要素产出弹性都为负值，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结 果的出现，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存在较高的国内垄断度，市场开放率低。计算表 明1995—2003年外资资本平均仅为内资资本的12.3%，远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49.2%和技术 密 集型行业33.1%的水平，2003年也仅有16.7%，而后者已分别达到58.7%和53.2%。而且进 入的 外资大多以占领我国市场为主要目标，技术层次相对较低，对产品工艺改进作用甚微。资本 密集型行业外资要素在规模上不具备优势，生产上又不愿转移先进技术，因此外资要素在相 对封闭的生产系统中就会受到内资要素本土化优势的排挤，难以完全植根于国内生产体系， 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张海洋［4］认为，外资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 通过降低 市场垄断程度、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实现，我们计算发现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内资要素的贡献，外资企业无法有效推动行业竞争的改善，以至于 其在生产中的“鲶鱼效应”不显著，抑制了外资要素对结构调整作用的发挥。
与前两种行业不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要素产出弹性相对均衡，内资劳动、内资资本、外 资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差不大，且劳动的产出弹性高于资本的，内资要素的产出弹性高于外资 要素的，我们发现该行业结构调整绩效的提升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作用的挖掘。
我们将制造业行业不同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加总，得到该行业的规模值。计算表明，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弹性之和均小于1，规模效应不明显。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要素产出弹性之和则超过1，规模效应显著，意味着增加要素投入和改善要素配置 ，将会产生理想的结构效益，也反映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正处于扩大增长的阶段。
2.行业结构调整的效率改善
根据式（3）我们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见表2。
表2显示，1995—2002年期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TFP增长率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之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TFP增长率最高，从1 995年的3.61%提高到2003年的4.72%，高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0.8个百分点，我们这一发 现与 王德文等［2］的实证结果相同，他们也认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生产率明显高于资本 技术密集 型工业的水平。正是得益于生产的较高效率，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获得了较快增长，增加值 年均增长8.64%，而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则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由1995年的44.3%提 高 到2003年的51.42%，超出要素投入的贡献水平。由于我们在本文将TFP增长看作是广义范围 上的技术进步，因此竞争扩大形成的价格导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 的制度变革、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分工发展战略、运用先进设备改进工艺水平等技术发展 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推动了行业生产的增长。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TFP的较快增长，反映出结构调整的成效比较明显，结构高度在优化升级中得到提高，市 场开放条件下的要素使用结构表现出了相应的影响力，外资要素的投入改善了行业的生产绩 效。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TFP增长低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高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率从1995 年的2.78%提高到2003年的3.92%。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长中，内资资本投入的贡献水平 最 大，2003年达到58.24%，然而这一贡献度从1995年的64.56%呈逐年递减趋势，同样内资劳 动 的贡献率也有类似表现，从1995年的15.02%下降到2003年的12.47%，表明这一时期要素投 入 虽然推进产出增长，但要素边际收益递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出持续增长的动力。相反，技 术进步导致的效率增长对产出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从1995年的 33.48%提高到2003年的42.49%，技术发展产生的两方面效应，即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实现要 素 使用效率的渐近最大化和技术进步形成新的生产函数，将逐步强化效率改善对产出的优化功 能。结合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效应不显著和外资要素产出弹性为负值的现实，我们可以推 断，在1995—2003年期间，行业结构调整的内向性特征明显，内资要素投入及其技术进步对 结构变动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是制造业中技术创新投入较多的行业，人力资本拥有量相比其他行业也具 有相当的优势，结构调整的基础比较雄厚。但是，我们计算发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并不具有领先优势，相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变化落 后于两行业，2003年的最好水平为2.25%。当然，不同行业效率增长的起始基础不同，行业 之间的比较就会受到一定的条件约束。为了消除初始条件的限制，我们分别计算了三个行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阶差分(见表2)，以此反映行业效率改善的相对幅度。结果表明，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效率相对增长幅度在1998年后保持稳定，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低于资本密 集型制造业，说明行业创新资源所支撑的技术进步突破力度需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一现 象，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创新投入所推动的结构升级潜力究竟在哪里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的很多行业属于为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设备的装备业，供应着大量的中 间投入品，与很多行业形成了紧密的前向产业关联，通过复杂的生产迂回过程影响着整个制 造业的发展水平，因而这一产业最需要在技术上获得突破性进展，以满足许多行业通过利用 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从这一角度讲，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可能通过设备投入将自 身结构升级所产生的效率改善效果转移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去，从而表现出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落后于后两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局面。吕铁［14］曾以电子 及通信设 备行业作为特殊行业，探讨技术密集型行业结构变化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他发 现，对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结构变动引致的效率改善的直接测算大大低估了结构调整的成效 ，很多间接效应并未能反映出来，因为该行业剧烈竞争导致的产品价格相对下降使得以电子 通信设备产品为中间投入的行业生产成本降低，实际上意味着电子通信行业技术进步产生的 大量收益向其他行业溢出。而且，电子通信设备广泛应用于许多行业的各个环节，推动了传 统行业信息技术改造的进程，为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产出效 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依托投入产出关系所隐含的技术关联，使得前者向后 者技术外溢的通道自然建立并畅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信息技 术浪潮向全球蔓延，装备制造业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行业。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所面临的技术复杂程度空前提高，技术发展模式由单一技术向多种技术集成 转变，技术创新难度愈益剧增，而且在我国产权市场体系不完善的体制下，制度缺位使企业 创新收益远未能实现内部化，技术外溢引发收益的外流，导致创新产出处于不稳定的环境中 ，如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从2001年的4.3%下降到2005年的3.7%，而在美国纳斯 达 克上市的企业平均净利润率达到8.7%，这严重抑制了企业技术发展的积极性。在上述因 素 的影响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进步对行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受到削弱，使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落后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尽管技术密集型制造业TFP的贡献率逐年上升， 但2003年也只有23.02%，70%以上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带来的，其中内资劳动和外资劳动 贡献率分别为27.64%和18.4%。由于劳动的产出贡献最大，因此在1995—2003年，行业结 构调 整的最大动力来自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尤其是行业中具有高素质的科研技术人才和一线的 技术熟练工人的作用，而人才也正是推进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相反，以内含一定技术的设 备作为表现的外资资本则在产出中的作用不显著，表明依靠资本深化来推进高技术行业结构 升级的模式有待检验，这也说明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 作用，加大人力资源投入，通过人才成长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以技术创新推动效率改进。
结论
本文对1995—2003年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效率进行了考察，为了真实反映 要素使用结构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我们按照要素异质性特征将内外资要素融入到生产函数中 。实证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的绩效改善比较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上 升趋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最显著，增幅靠前的部门主要分布在该行业，这与许 多文献认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改善明显的发现有所不同。与其他行业相比，技术密 集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没有显现出行业技术资源的优势，这可能跟该行业前沿技术创 新难度大、技术向传统行业溢出而提升这些行业效率水平有关。从要素产出水平看，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效应不显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处于扩大增长的阶段 ，这反映了信息经济发展催生信息装备制造业增长的客观现实。在生产系统中，劳动要素尤 其是内资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普遍较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产出更是突出，而资本要 素表现相对逊色，这启示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不同要素使用比例，更加重视人力资 本作用的发挥，在扩大吸引外资过程中，由注重引进先进设备等硬件技术转向重视外资对我 国人才培养和管理理念熏陶。
注释：
［1］R.M.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 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cs,1957(39):312.320
［2］王德文等 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效率与劳动配置 经济研究，2004（4）
［3］李小平，朱钟棣.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管理世界，2005（4）
［4］张海洋.中国工业部门R&D吸收能力与外资技术扩散 管理世界，2005（6）
［5］吴林海，陈继海.集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管理世界，2003（8）
［6］周亚等.包含两类劳动投入的生产函数及其性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2005，41（6）
［7］Jorgenson,D.W.，M.Nishimizu.U.S.and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1952.1974: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Economic Journal, 1978（88）: 707.7 26
［8］Borenstztein.E,J.D.Gregorio & Lee J.W.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 s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Inter.Econ., 1998(45): 115.135
［9］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5）
［10］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 00（12）
［11］Jorgenson,D.W.，Z.Griliches.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1972(34):249.283
［12］李子彪等.一种索洛余值法的扩展应用.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5）
［13］吕铁.90年代我国制造业增长的来源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0(12)
［14］吕铁.制造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02（2）
(责任编辑：张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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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造业 结构变动 要素异质
中图分类号：F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17-08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优化制造业结构将会显著提升效益水平。我国制造业结构自上世纪90年 代中期开始进行了较大力度的调整，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向纵深推进，发达 国家向我国产业转移的节奏加快，并且伴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和竞争的加剧，跨国 企业在我国的价值链布局呈现向中高端延伸之势，使得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明显扩大，质量 显著提高。外资的大量进入，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一些地区如苏州，甚至成为 当地经济的领跑者，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产生了内在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 造业发展受到本土要素和外资要素的双重驱动，从一定意义上讲，外资要素对我国制造业结 构变动起到催化和引导作用，而文献研究中将两种要素共同内生到生产函数中以反映要素使 用结构对制造业结构效益影响的探讨却乏善可陈，这就难以全面考虑要素配置结构下的结构 调整绩效。本文利用索洛余值法，将两种要素内置到函数中，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讨论1995—2003年期间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制造业结构变动的绩效。
制造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自索洛［1］开创性的运用以来，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研究者 围绕生产率的评价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全要素生产率测定方法的演进来看，许多研究主要 围绕两方面进行拓展：一个方向是参数估计法，包括传统的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法，前者主要是由索洛在假定希克斯技术中性和技术充分有效的前提下，运用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建立起来的，后来丹尼森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就资本数量估算展开了详细探讨， 减少要素计量缺陷导致的TFP计算的失真，而后者则脱离了技术完全有效假定的强约束，允 许技术无效的存在，并将TFP的变化分解成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另一个方 向是非参数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是其中较为完备的方法，是生产率研究领域的新 探索。
利用上述方法，许多研究对制造业生产率发展展开了相应的讨论，如Mahadevan Renu ka［2］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为基础，计算新加坡制造业1975—1994年间28个分行业 的技术效率 变化；Kankana Mukherjee［3］利用DEA法研究了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生产率增长；J an Fager berg［4］和Marcel P. Timmer［5］分别研究了各自样本领域制造业部门的 生产率变化，发现结 构红利假说并未得到有力的验证。国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进步较快，沈坤荣［6］ 采用索 洛余值法计算了1953—199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现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不 足 1/3；郑玉歆［7］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企业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技术 进步以及 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刘小玄和郑京海［8］则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1985—1994 年间国有企 业生产率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产权、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更具有推进作用；郑京海、刘小 玄和Arne［9］采用DEA法和Malmquist指数法，选择了1980—1994年700个国有企业的 样本数据考察这些企业的生产绩效，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引人注目。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每种方法都有其相应的特点，基于C.D函数 建立起来的索洛余值法也表现出了特有的应用效果。近年来，许多学者更是利用索洛法就制 造业行业的效率评价展开了深入讨论，结论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有的研究认为，制造业中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优势明显，如王德文等［2］利用该方法采用调查数据计算出 工业行业 的效率水平，认为轻工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重工业部门和 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张中国结构调整的方向在于发挥比较优势，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而另一些研究则主张资本技术型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显著，如李小平、朱钟棣［ 3］在 假设三要素投入的C.D生产函数基础上，计算出1986—2002年34个工业行业的索洛余值，发 现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都属于重工业，这与王德文等的结论产生了相反的理解。此外，还 有学者在制造业外资技术外溢上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如张海洋［4］通过对索洛法 的改造， 增加了研发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交互项，将外资溢出效应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和竞争 效应，以此研究中国工业部门的研发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外资技术扩散的影响，实证表明 在整个工业部门，外资是通过降低市场垄断程度、促进竞争等途径推动行业效率提高的，而 高科技行业R&D吸收能力比一般行业要差，逆向技术扩散明显，这从侧面反映出高科技行业 生产率增长的滞后。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观察到，对制造业结构调整的绩效的评价尚未形成一致意见，这为以后的 探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很多研究基于C.D函 数建立起来的索洛余值法直接进行测算，没有克服索洛法所隐含的要素同质性和生产非开放 性的假定，将投入要素归并到同一劳动或资本，没有区分经济开放条件下内外要素产出的 差异，因而在这种封闭生产系统中所得到的TFP难以体现要素结构对制造业结构效益的影响 。即使有文献（主要集中在技术外溢的探讨）如吴林海等［5］，涉及到内外要素的 区分，但 其是以内资部门的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体现的是外来要素对内部生产系统的影响，无法 明确不同要素对整个生产系统的效率变化的贡献。本文在生产开放性和要素异质性的前提条 件下，以制造业行业产值为被解释变量，将本土要素和外来要素作为共同的投入量内置到生 产函数中，考虑不同要素对生产增长的影响，这样就可以考虑到外来要素在结构变动中所起 到的作用，具体了解结构调整中本土要素与外来要素的贡献水平。
要素可分性的解释
在生产系统中，不同类别要素基于自身素质、技术水平、制度环境、配置效率等因素不同而 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有着很大的差异，周亚等［6］以劳动异质性为视角， 将劳动者 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类型，提出了一个包含两类劳动投入的生产函数，从劳动要素使用结构 角度论证了异质要素对生产增长的影响。对于要素的可分离性，乔根森［7］有着出 色的探讨 。他将劳动和资本细分为不同的类别，主张资本和劳力投入可以分类和加总，总量劳动和资 本投入的数量是它们各自分类投入数量的函数，隐含地肯定了要素异质性的存在。在此基础 上，他建立起双国超越对数生产模型，比较美日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在开放条件下，本土要素和外来要素的效率水平同样表现出一定的非一致性，这种差异通过 要素的技术扩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索洛法中，索洛将所有的投入要素，包括流入到美 国的国外要素，全部分为资本或劳动，这一做法对美国的考察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美国作 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基础雄厚，国外流入要素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美国是一种技 术补充，美国本土要素较高的吸收能力将使这种效应很快减弱，外来要素在短期内将较快植 根于美国的经济体系而成为本土要素，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不同要素的差异化特征表现不十分 明显。一些技术外溢的研究文献也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流入的FDI很容易产生技术外溢 效应，如Branstetter 对美日双向投资的实证分析发现两国间存在明显的双向外溢效应。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本土要素与外来要素的差别则较为显著，后者技术水平在层次 上超出前者，技术外溢是一种单向溢出而非双向互补。Borensztein等［8］利用197 0—1989年 数据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分析，沈坤荣［9］、何洁［10］对我国 利用外资对工业增 长影响的分析，都有力地证明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先进要素对后进国家产生明显的影响，通过 内含在要素中的技术、管理、组织等先进成分对接受国产生梯度辐射效应。因此，在我国无 论是劳动要素还是资本要素，它们各自内部的不同构成部分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表现出较大 的差异，忽视这种现实将无法评价要素配置使用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要素使用结构本 身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结构变动的推进最终要通过要素配置融入生产过程中才能产 生出最终的结构效益，因而关注要素细分条件下的结构变动效益将会进一步拓展评价的视野 。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制造业各行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细分为内资要素和外资要素，分别以 制造业分行业的国内行业从业人员数和三资行业从业人员数代表制造业内资劳动要素和外资 劳动要素，以分行业国内行业资本存量和三资行业资本存量分别表示内资资本投入和外资资 本投入。
模型建立及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在不考虑要素异质性并且对指数不进行强约束的条件下，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3）式下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处理，主要考虑是：一是面板数据可以使变量之间增加 多变性，减少共线性，提高自由度和有效性；有效把握事物变化中的动态性；降低模型偏差 。二是由于统计资料所限和探讨之需，本文考察的时间段界定在1995—2003年期间，时期 跨度相对较短，如果采用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将难以反映演进变化趋势，降低回归方程的拟和 优度，而使用面板数据将会有效克服时间序列数据或横截面数据所无法观测到的影响。
还需要说明的是，按照要素使用密集度，本文将制造业分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 密集型三种，分别以其面板数据进行计算。
2.数据说明
以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制造业结构效益，很重要的工作是有效处理相关变量的数据，确保计算 结果更加贴近实际，增强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本文模型所涉及的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行业 国内资本投入、国内劳动投入、国外资本投入、国外劳动投入来自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或依据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1)制造业增加值。对于生产产出，不同文献所选取的标准并不一致，主要采用增加值和总产值两种。本文选用 增加值表示产出变量，主要考虑是：增加值是净产出，消除了制造业各行业中间投入差别对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所可能带来的个体影响，充分体现要素投入下的增值能力。为了避免价格 影响，同时考虑到统一使用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平减将会使行业价格波动的熨平度降 低，因此本文将28个行业现价增加值分别采用食品工业、纺织业、缝纫工业、皮革工业、森 林工业、造纸工业、文教体育用品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的工业品 出厂价格指数转化成1995年价。
(2)劳动投入。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中，劳动投入应以劳动服务量作为标准来确认，这既包含了劳动要素 的投入数量，也涵盖了劳动服务质量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较 确切地体现劳动服务量，乔根森［11］在测量劳动服务时正是以人/时价格的汇总作 为劳动投 入。然而，我国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过程中，原来的工资福利体系尚未完全打破，同工不同 酬、边际劳动与边际报酬不匹配（如分配过程中重学历而轻能力，农民工工资偏低等）等现 象仍然存在，使工资与劳动服务的价值之间产生偏离。此外，我国的现有统计资料里也缺乏 关于制造业分行业有关工资的详细资料。基于此，劳动投入以分行业从业人员数表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和推动作用，模型设定中 也充分考虑到外资要素对制造业行业结构效益的贡献。资本存量中的外资部分，本文通过计 算1995—2003年期间三资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全部制造业行业资产的比例， 用该比例与全部制造业行业资本存量相乘，即可得到该三资行业的资本投入。国内制造业行 业资本投入为扣除掉该行业外资资本投入后的部分。
制造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必须考虑到截面截距向量、系数向量受个体和时间变化的影响 的不同，由此会产生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判断模型采取哪一种效应，常见的方法是使用赫 斯曼（Hausman）检验进行识别。赫斯曼提出的检验统计量W在自由度为K（本文K=5）条件 下 有一个渐近的卡方（χ2）分布，若检验拒绝了虚拟假设，则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具体检 验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检验值在1%可信度下均大于标准值，否定了初始假设，支持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不同行业之间的个体差异，我们选择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对制造业行 业进行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见表1。从表1看，回归结果比较满意，模型的相关系数很高，表 明拟合效果理想。而从估计系数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变量的待估系数在1%水 平上表现显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变量的系数在1%～10%水平上也有相应的显著性，显示出 所取变量对制造业行业增长的解释度比较可靠。
1.行业投入的不同要素的产出水平
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中，要素产出弹性的差异性比较大。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要素产 出弹性都为正值，内资劳动产出弹性高于内资资本0.174个百分点，而外资要素产出水平恰 好相反。内资劳动产出弹性高于内资资本，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处于竞争充分市场， 再加之1998年开始我国国有企业大改革使很多原来隐含在企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得到分流，提 高了人均资本装备水平，内资企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吕铁［13］也认为90年代 后半期制 造业资本劳动比上升有一半来自劳动投入的缩减，这导致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改进，促进 了产出水平的改善；而同企业减员增效不同，内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受到行业生产特点的限 制，原有的资产难以进行大规模更新淘汰，资本积累的缓慢使设备投入只能小规模开展，这 可以从考察期内资本存量扩大的非显著性得到印证，因此内资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就维持在 比劳动要素较低的水平。同一时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引外资逐年增加，资本存量和从业 人员逐步扩大，外资企业通过丰富的资本资源吸纳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增长 快于资本增长以致人均资本拥有量呈下降趋势的局面，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外资资本的产出弹性高于外资劳动。要素产出弹性较低也说明，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企业转 移进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是低价值环节，尽管要素投入不断增加，但无法大幅提高低附 加值率生产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水平，今后应进一步吸引外资投入并加大外资有较高价值环节 的转移，以发挥我国劳动力禀赋优势和推进结构升级。
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内资资本的作用表现突出，产出弹性高达0.584%，远高于内资劳动 的 产出水平，然而外资要素产出弹性都为负值，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结 果的出现，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存在较高的国内垄断度，市场开放率低。计算表 明1995—2003年外资资本平均仅为内资资本的12.3%，远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49.2%和技术 密 集型行业33.1%的水平，2003年也仅有16.7%，而后者已分别达到58.7%和53.2%。而且进 入的 外资大多以占领我国市场为主要目标，技术层次相对较低，对产品工艺改进作用甚微。资本 密集型行业外资要素在规模上不具备优势，生产上又不愿转移先进技术，因此外资要素在相 对封闭的生产系统中就会受到内资要素本土化优势的排挤，难以完全植根于国内生产体系， 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张海洋［4］认为，外资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 通过降低 市场垄断程度、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实现，我们计算发现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内资要素的贡献，外资企业无法有效推动行业竞争的改善，以至于 其在生产中的“鲶鱼效应”不显著，抑制了外资要素对结构调整作用的发挥。
与前两种行业不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要素产出弹性相对均衡，内资劳动、内资资本、外 资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差不大，且劳动的产出弹性高于资本的，内资要素的产出弹性高于外资 要素的，我们发现该行业结构调整绩效的提升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作用的挖掘。
我们将制造业行业不同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加总，得到该行业的规模值。计算表明，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弹性之和均小于1，规模效应不明显。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要素产出弹性之和则超过1，规模效应显著，意味着增加要素投入和改善要素配置 ，将会产生理想的结构效益，也反映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正处于扩大增长的阶段。
2.行业结构调整的效率改善
根据式（3）我们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见表2。
表2显示，1995—2002年期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TFP增长率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之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TFP增长率最高，从1 995年的3.61%提高到2003年的4.72%，高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0.8个百分点，我们这一发 现与 王德文等［2］的实证结果相同，他们也认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生产率明显高于资本 技术密集 型工业的水平。正是得益于生产的较高效率，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获得了较快增长，增加值 年均增长8.64%，而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则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由1995年的44.3%提 高 到2003年的51.42%，超出要素投入的贡献水平。由于我们在本文将TFP增长看作是广义范围 上的技术进步，因此竞争扩大形成的价格导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 的制度变革、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分工发展战略、运用先进设备改进工艺水平等技术发展 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推动了行业生产的增长。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TFP的较快增长，反映出结构调整的成效比较明显，结构高度在优化升级中得到提高，市 场开放条件下的要素使用结构表现出了相应的影响力，外资要素的投入改善了行业的生产绩 效。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TFP增长低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高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长率从1995 年的2.78%提高到2003年的3.92%。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长中，内资资本投入的贡献水平 最 大，2003年达到58.24%，然而这一贡献度从1995年的64.56%呈逐年递减趋势，同样内资劳 动 的贡献率也有类似表现，从1995年的15.02%下降到2003年的12.47%，表明这一时期要素投 入 虽然推进产出增长，但要素边际收益递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出持续增长的动力。相反，技 术进步导致的效率增长对产出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从1995年的 33.48%提高到2003年的42.49%，技术发展产生的两方面效应，即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实现要 素 使用效率的渐近最大化和技术进步形成新的生产函数，将逐步强化效率改善对产出的优化功 能。结合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效应不显著和外资要素产出弹性为负值的现实，我们可以推 断，在1995—2003年期间，行业结构调整的内向性特征明显，内资要素投入及其技术进步对 结构变动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是制造业中技术创新投入较多的行业，人力资本拥有量相比其他行业也具 有相当的优势，结构调整的基础比较雄厚。但是，我们计算发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并不具有领先优势，相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变化落 后于两行业，2003年的最好水平为2.25%。当然，不同行业效率增长的起始基础不同，行业 之间的比较就会受到一定的条件约束。为了消除初始条件的限制，我们分别计算了三个行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阶差分(见表2)，以此反映行业效率改善的相对幅度。结果表明，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效率相对增长幅度在1998年后保持稳定，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低于资本密 集型制造业，说明行业创新资源所支撑的技术进步突破力度需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一现 象，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创新投入所推动的结构升级潜力究竟在哪里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的很多行业属于为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设备的装备业，供应着大量的中 间投入品，与很多行业形成了紧密的前向产业关联，通过复杂的生产迂回过程影响着整个制 造业的发展水平，因而这一产业最需要在技术上获得突破性进展，以满足许多行业通过利用 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从这一角度讲，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可能通过设备投入将自 身结构升级所产生的效率改善效果转移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去，从而表现出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落后于后两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局面。吕铁［14］曾以电子 及通信设 备行业作为特殊行业，探讨技术密集型行业结构变化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他发 现，对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结构变动引致的效率改善的直接测算大大低估了结构调整的成效 ，很多间接效应并未能反映出来，因为该行业剧烈竞争导致的产品价格相对下降使得以电子 通信设备产品为中间投入的行业生产成本降低，实际上意味着电子通信行业技术进步产生的 大量收益向其他行业溢出。而且，电子通信设备广泛应用于许多行业的各个环节，推动了传 统行业信息技术改造的进程，为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产出效 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依托投入产出关系所隐含的技术关联，使得前者向后 者技术外溢的通道自然建立并畅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信息技 术浪潮向全球蔓延，装备制造业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行业。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所面临的技术复杂程度空前提高，技术发展模式由单一技术向多种技术集成 转变，技术创新难度愈益剧增，而且在我国产权市场体系不完善的体制下，制度缺位使企业 创新收益远未能实现内部化，技术外溢引发收益的外流，导致创新产出处于不稳定的环境中 ，如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从2001年的4.3%下降到2005年的3.7%，而在美国纳斯 达 克上市的企业平均净利润率达到8.7%，这严重抑制了企业技术发展的积极性。在上述因 素 的影响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进步对行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受到削弱，使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落后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尽管技术密集型制造业TFP的贡献率逐年上升， 但2003年也只有23.02%，70%以上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带来的，其中内资劳动和外资劳动 贡献率分别为27.64%和18.4%。由于劳动的产出贡献最大，因此在1995—2003年，行业结 构调 整的最大动力来自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尤其是行业中具有高素质的科研技术人才和一线的 技术熟练工人的作用，而人才也正是推进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相反，以内含一定技术的设 备作为表现的外资资本则在产出中的作用不显著，表明依靠资本深化来推进高技术行业结构 升级的模式有待检验，这也说明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 作用，加大人力资源投入，通过人才成长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以技术创新推动效率改进。
结论
本文对1995—2003年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效率进行了考察，为了真实反映 要素使用结构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我们按照要素异质性特征将内外资要素融入到生产函数中 。实证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的绩效改善比较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上 升趋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最显著，增幅靠前的部门主要分布在该行业，这与许 多文献认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改善明显的发现有所不同。与其他行业相比，技术密 集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没有显现出行业技术资源的优势，这可能跟该行业前沿技术创 新难度大、技术向传统行业溢出而提升这些行业效率水平有关。从要素产出水平看，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效应不显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处于扩大增长的阶段 ，这反映了信息经济发展催生信息装备制造业增长的客观现实。在生产系统中，劳动要素尤 其是内资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普遍较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产出更是突出，而资本要 素表现相对逊色，这启示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不同要素使用比例，更加重视人力资 本作用的发挥，在扩大吸引外资过程中，由注重引进先进设备等硬件技术转向重视外资对我 国人才培养和管理理念熏陶。
注释：
［1］R.M.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 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cs,1957(39):312.320
［2］王德文等 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效率与劳动配置 经济研究，2004（4）
［3］李小平，朱钟棣.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管理世界，2005（4）
［4］张海洋.中国工业部门R&D吸收能力与外资技术扩散 管理世界，2005（6）
［5］吴林海，陈继海.集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管理世界，2003（8）
［6］周亚等.包含两类劳动投入的生产函数及其性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2005，41（6）
［7］Jorgenson,D.W.，M.Nishimizu.U.S.and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1952.1974: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Economic Journal, 1978（88）: 707.7 26
［8］Borenstztein.E,J.D.Gregorio & Lee J.W.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 s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Inter.Econ., 1998(45): 115.135
［9］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5）
［10］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 00（12）
［11］Jorgenson,D.W.，Z.Griliches.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1972(34):249.283
［12］李子彪等.一种索洛余值法的扩展应用.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5）
［13］吕铁.90年代我国制造业增长的来源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0(12)
［14］吕铁.制造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02（2）
(责任编辑：张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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