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有着清晰的边界，科举考试保证了各阶层向“士大夫”阶层的流动，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是非常有限。尤其是地位卑下的工匠阶层——中国古代的工匠被分为官匠和民匠。官匠为官府服役，自元代起，设匠籍﹐入籍匠户必须在官府的手工业局﹑院中服役﹐从事营造﹑纺织﹑军器﹑工艺品等各种手工业生产。不允许他们随意脱籍﹐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明代科举考试时，家庭成分有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之分。从洪武到宣德年间，规定入匠籍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单丁减轻或放免。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匠人子孙，终于有机会通过科举除籍入仕。明代吕毖撰《明朝小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江西泰和萧子韶，是木匠之子。洪武初年登进士第，朱元璋问他的家世，萧子韶当场赋了一首诗：“严亲曾习鲁班机，常年制下青云梯。腰间带得纯钢斧，要斫蟾宫第一枝。”萧子韶就是匠籍制度放宽的受益者。到清代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匠籍制度被废除。
　　民间匠人以手艺为生计，具有更多的自由以及对手艺的情感。因为匠人的技巧，器会成为一种艺术，制器也会成为一种艺术。
　　明末的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真诚地赞美了苏州几个艺匠：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伟大的造物中藏着人的智慧。比如《旧唐书》载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的裙子：
　　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看为一色，影中看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于裙中。
　　再比如北宋宫廷工匠总管（都料匠）预浩所造开宝寺塔。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
　　因京师多西北风，而故意将塔造得向西北倾斜，并且预言不出百年就会被吹正，这真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设计和创造。时间证明了预浩的智慧。这座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的铁塔，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地震38次，冰雹10次，风灾19次，河患6次，雨患17次，即便是在日寇大炮的轰击下，仍然屹立不倒。
　　而手艺中亦应藏着人的快乐。明代徐一夔《织工对》中的就描述了这样一群快乐的匠人：
　　于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工，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中劳也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此在人心。心苟无贪，虽贫，乐也；苟贪，虽日进千金，只戚戚尔。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于自度以为常，以故无他思。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性情，出口而成声，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为劳也。”
　　十几个织工在破败不堪的老屋中工作，每天工作到下半夜，工资刚够养家糊口，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他们却“一唱众和，其声欢然”。其因有二，一是知足，“心苟无贪”；二是他们的工作带给他们成就感，“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能够从自己的手艺中获得满足。这时候，手艺中所蕴含的，就有人的自由。
　　其实，在庄子的故事中，无论庖丁，还是郢地匠人，还是轮扁，他们的手艺中都蕴含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庖丁解牛毕，“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可见炉火纯青的技艺成为一种艺术，他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当技艺上升为艺术，则具备了一种表演的本质。郢地匠人的表演就是这样，宋元君听说了这件事后，找来匠人对他说：“你再给我砍一下试试。”匠人石却说：“我的确为人砍掉过鼻子上的白泥。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的那个搭档去世很久了，所以不能再试了。”无论自然之物，还是人，一切的存在都是围绕着技艺的存在而存在。技艺让他们能够在忘我中发现自我。轮扁已经七十岁了还在做车轮，在他的故事中，我看到的，并非因为儿子无法子承父业而他不得以而为之，而是他自我存在的一种价值的体現。他说出了手艺之道——也就是他所说的“数”的一个重要的规律，那就是既不可言传，也不可意会，手艺需要的是实践，是自我的探索，这样的探索是对人的极限的挑战，在不断的突破中追求人的自由。
　　真正的手艺是基于生活的，匠人的手艺既是为自己活得更好，也是为别人活得更好，他们对手艺的追求变成一种艺术，他们为生活而艺术。
　　或者说，手艺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这种艺术是基于自然和人的生活的，它是现实主义的，它是美的，但又是反唯美的。 （编辑/常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