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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厚度、浓度、融度、零度，架构起作为研究者的一方可以自驭的纵横空间。研究者的厚度是一双历史之眼。有无历史之眼的厚度，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在遥远历史与现实教育既惊人相似又不言自明中追问一个个为什么，是否能够揭示诸多教育现象之中渗透骨髓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在现今的意义表达。研究者的浓度是一副凝练之功。有无凝练之功的浓度，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在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教育教学中具备“化熟为生”的思想本领，具备筛淘金子的思维路径。研究者的融度是一种想象之力。有无想象之力的融度，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既不画地为牢自己的有限时空，又能不断发现与其他学科、视野的交融点，带来更具震撼力和解释力的剖析。研究者的零度是一抹新生之韵。有无新生之韵的零度，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在教育的诸多关系与复杂中，不断发现异化、弱化、固化的问题空间，一再开始事实解剖的讲述找寻，实现对心灵秩序和生命意义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研究者；厚度；浓度；融度；零度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理性的出发点，是人在交往或语言使用中显示出的希冀相互真诚了解的愿望。这里有一个准则，就是不把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压力加在对方身上，而只用论证来说服对方达成共识或认同。这种人与人相互沟通的准则是一种“最佳论据”，具体包括三个“有效宣称”，即真理宣称：用语句告诉别人相关事实的真相；正当宣称：用语言与人沟通时，遵守人与人沟通的社会规范；真诚宣称：使别人相信所有句子是真诚地表达了内心想法和感觉。[1]这至少告诉我们，无论是语言沟通还是面对面的相互交流，“达至了解”是潜藏在人类语言和人类心灵世界里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蕴含着一个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沟通情境。在这个意义上，商谈教育写作，既是一种语言沟通的期待，更是一种心灵交流的企盼。而说到底，教育写作其实是作为研究者的教育写作，对教育写作的研究主要不只局限于教育写作本身的研究，更是对作为研究者的教育写作的研究。本文所作的努力更倾向于后者。
研究者的厚度：一双历史之眼
作为研究者的厚度[2]的历史之眼，拒绝的是在历史与现今的阅读中人为割裂连续与间断、狭小与宏大、表面与深层的事物关联，寻求的是已存的过往历史与变异的现今世界之间的相似性激励，获取的是历史发展印迹与现实生活链接中新的生存启迪。有学者在研究清史时曾一语中的其思想之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康德则认为“历史只是在远处安营扎寨”；费孝通先生更是明确告知，“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并不都是1949年建国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过去几千年社会结构演化的继续，是和过去的社会有密切相关的。建国时期几亿人口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都是从此前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中旧的东西突然“删除”“清洗”，变成空白，再装进去一个全新的东西。因为文化的历史性是广义的，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3]这些无疑都在表明，历史是现今的影子，教育写作同样既是对历史发展脉络的精华把捉，也是对历史延伸当下的现实浓缩。
有无历史之眼的厚度，其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够在遥远历史与现实教育既惊人相似又不言自明中追问一个个“为什么”，是否能够揭示现今诸多教育现象之中渗透骨髓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而敞现历史在现今的意义表达。以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教育改革为例，一连串的“为什么”，就能够使我们看到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今教育之间的无限相似性——为什么几乎所有政策文件都希图让每一个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素质全面提高，但这一过程却常常蜕变为一个过度竞争的智力大展示？为什么官员、学者、百姓对教育改革问题的解释，总有一种似无约定又似有约定的各自坚守，其中已经引发或可能引发什么？为什么教育改革总是呈现“问题逼迫改革—国家全民动员—层层传达响应—效果不尽人意—问题不了了之—解释冠冕堂皇—最终回到原点”的循环？这其中，国家、地方、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最为微妙，也最能彰显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层浸透。简单地说，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特殊历史设计，使国家在整个教育改革中以一种既“国”又“家”的方式穿行在各种利益关系之中，从国家价值取向的预设，到指导行动的国家政策的出台，再到阶段性结局的解释，演绎着国家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绝对权威；具有深厚民族根源的中庸境界在现实运行中引发的“中”的行动规则，使地方在整个教育改革中形成“不得罪上面”的地方与国家相处的基本法则和“不激怒下面”的地方与学校相处的基本法则，并生发出太多的不确定与太多的纷繁复杂；而以亲情、人情为纽带的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大圈子与四重关系，构成中国特有的“人情超级大国”，使得国家、地方、学校在整个教育改革中，无论是韧性维稳，还是改革情面，抑或是寻找“在一起”的感觉，都具有了与其他任何社会文化相区别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独有的意义。[4]这些对积淀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深层结构内里传统的追问与揭示，恰恰能为我们重新发现并重新把握中国教育改革在整个中国社会改革乃至世界教育改革中的影响与作用，提供具有厚度的启迪。
研究者的浓度：一副凝练之功
作为研究者的浓度的凝练之功，表明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提纯与脱水，而且是一种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提纯与脱水。它使思想在精华把捉中汇聚煜煜之彩，也使笔锋在现实浓缩中闪现灼灼之光。在具有思想凝练之功的诸多学者中，费孝通先生对西方与中国的社会格局作出的形象而平实的凝练堪称典范。他认为，西方社会的格局是一种“团体格局”，就好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很清楚而且不会乱。而中国社会的格局则是一种“差序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此产生的社会联系，离丢放在水面的石子越近关系就越亲近，反之就越疏远。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所动用的圈子又是各不相同的。[5]一个“差序格局”，一个“团体格局”，把中西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异提炼到极至。 有无凝练之功的浓度，其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够在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教育教学中具备“化熟为生”（指能够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思想本领，是否能够在年复一年、散现泼洒的琐屑繁杂中具备筛淘金子的思维路径。如此，我们就能够在教育日常生活的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中看出他人所不见、听出他人所不闻、找出他人所不思的东西来。发生在10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我们从电影和媒体获取的，大多是每个生命在重大灾难面前无尽抗争的悲壮，以及在幸存的866名乘客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的人性讲述。但是，来自社会学的进一步追究却佐证了相悖的数据事实：船上共有2208名船员和旅客，只有705人生还。其中，头等舱乘客319人，200人幸存，幸存率为63%；二等舱乘客269人，117人幸存，幸存率为43%；三等舱乘客699人，172人幸存，幸存率为25%。而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低点）主要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这样，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6]由此，“化熟为生”凝练出的结论是：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常常隐匿在笼统的数据呈现中。
无独有偶。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早已成为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痼疾。但或许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择校本身的愈演愈烈以及择校方式的愈变愈精，导致更多的或是抱怨指责，或是见怪不怪，或是无奈无助。假如我们对这种数年不变的教育现象变换一种思维路径，假如我们对可以列举无数的不同阶段择校群体作一深入细致的剖析，如不同择校群体的类别究竟有哪些，他们择校方式的差异究竟导致了怎样的结果，不同类别群体的择校行为又是通过什么得以掩饰和延续的等等，或许我们可能发现隐匿在愈演愈烈择校现象和不断更新的择校方式背后的更多东西，并进而凝练思想、筛淘金子。而这种对事物与现象提纯的浓度正是可操作性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与起点。
研究者的融度：一种想象之力
作为研究者的融度的想象之力，既不是指为某一学科所专有的想像，更不是指无端的凭空想像，而是指一种心智的品质或特质，是研究者期待的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7]。只要稍加考察，这种独特的心智品质与融合能力从古至今不乏其人。古希腊时期，有创办重点教授数学和哲学“学园”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有在哲学、政治学、逻辑学、修辞学、诗学、理学诸多领域都留下坚实足印的亚里士多德，有发现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提出“万物皆数”著名哲学命题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20世纪以来，有写出《两种文化》、试图促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平等对话的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斯诺，有极富作曲和演奏才能的量子力学创始人、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等等，他们无一不是贯通诸多学科领域的巨匠和伟人。
其实说到底，学科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美术与音乐也许最为明显。一方面，中国民歌的演唱与中国书法之间有着太多的相通。无论书法作品中的浓淡、飞白变化与歌唱中的颤音、装饰音的变化，还是书法长短线处理、结构安排与歌曲演唱时的张力显现，抑或书法的浓淡干湿、气韵章法与歌唱音量的大小对比、节奏强弱，甚至书法时的潜呼吸与演唱时的换气，都不无相似与相通。另一方面，西洋美声唱法则与西洋绘画之间有着太多的相通。西画讲究造型、光感、块面、结构，是近建筑艺术的，而美声演唱更多讲究的各种发声器共鸣腔体的打开，与空间感极强的西画艺术极其相似与相通。美国学者克莱恩在描述学科之间互相渗透、边界不断变化的现象时，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隐喻——“流通”，而把学科互涉的情形更形象地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更多的情形是，“一些人在愉快地交谈，另一些人在和邻居辩论，还有一些人已经跳出窗外。很多房门依旧紧闭，但也有一些已被撞开，有的甚至建造了全新的房子”。[8]
有无想象之力的融度，其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够既不画地为牢自己原先的有限时空，又能不断发现和拓展与其他学科时空、视野时空、研究时空的交融点与融合度，进而带来对问题更具震撼力和解释力的剖析。譬如，对“龙生龙、凤生凤”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立足教育学视角的分析，或者可以从现有官方对各阶段学生历年来入学率、毕业率、升学率的诸多统计变化中，佐证不论学生来自何种阶层，通过我们的教育是可以逐渐摆脱这一现象，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的；或者也可以从当下的教育现实出发，列举诸多与统计数据有所相悖的事实，表明教育的公平公正远非统计数据那么简单快捷，“龙生龙、凤生凤”现象的加剧，教育理想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距离，恰恰意味着这一过程的任重道远与来日方长。更要紧的是，大多数人会认为，作为这一现象的当事人都会尽可能使自己摆脱这一来自先赋因素的影响。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如社会学视角）或者融入其他学科视角（如教育社会学或教育人类学视角），就会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剖析可能更具震撼力，也更具解释力。有个外国学者叫保罗·威利斯，1977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学做工》的书，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为什么是“别人让他们如此（why others let them）”，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为什么是“他们自己要那样（why they let themselves）”。在这本书中，威利斯通过在英国进行的细致的实地研究，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如何主动学习工人阶级的文化，如何主动放弃向上流动机会的看似非常悖论的情形。一方面，这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自己已经“看穿”了学校教育的谎言甚至资本主义的本质，即中学文凭不过是牺牲自由换来的一纸空文，对他们找工作没有实质的帮助；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接受了体力和脑力分工以及性别分工的合法性，以“甘愿”和“压迫”结合的方式，把在学校期间的经历变成他们最终接受工人阶级“厂房文化”的“文化学徒期”。[9]可以说，近些年重新出现的读书无用现象——读书制造贫穷、穷人不愿读书，何尝不是上述情形在现今的折射？来自不同学科的视野与剖析正可以帮助我们规避对某一问题的短视狭隘与简单告白。
关键词：研究者；厚度；浓度；融度；零度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理性的出发点，是人在交往或语言使用中显示出的希冀相互真诚了解的愿望。这里有一个准则，就是不把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压力加在对方身上，而只用论证来说服对方达成共识或认同。这种人与人相互沟通的准则是一种“最佳论据”，具体包括三个“有效宣称”，即真理宣称：用语句告诉别人相关事实的真相；正当宣称：用语言与人沟通时，遵守人与人沟通的社会规范；真诚宣称：使别人相信所有句子是真诚地表达了内心想法和感觉。[1]这至少告诉我们，无论是语言沟通还是面对面的相互交流，“达至了解”是潜藏在人类语言和人类心灵世界里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蕴含着一个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沟通情境。在这个意义上，商谈教育写作，既是一种语言沟通的期待，更是一种心灵交流的企盼。而说到底，教育写作其实是作为研究者的教育写作，对教育写作的研究主要不只局限于教育写作本身的研究，更是对作为研究者的教育写作的研究。本文所作的努力更倾向于后者。
研究者的厚度：一双历史之眼
作为研究者的厚度[2]的历史之眼，拒绝的是在历史与现今的阅读中人为割裂连续与间断、狭小与宏大、表面与深层的事物关联，寻求的是已存的过往历史与变异的现今世界之间的相似性激励，获取的是历史发展印迹与现实生活链接中新的生存启迪。有学者在研究清史时曾一语中的其思想之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康德则认为“历史只是在远处安营扎寨”；费孝通先生更是明确告知，“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并不都是1949年建国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过去几千年社会结构演化的继续，是和过去的社会有密切相关的。建国时期几亿人口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都是从此前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中旧的东西突然“删除”“清洗”，变成空白，再装进去一个全新的东西。因为文化的历史性是广义的，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3]这些无疑都在表明，历史是现今的影子，教育写作同样既是对历史发展脉络的精华把捉，也是对历史延伸当下的现实浓缩。
有无历史之眼的厚度，其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够在遥远历史与现实教育既惊人相似又不言自明中追问一个个“为什么”，是否能够揭示现今诸多教育现象之中渗透骨髓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而敞现历史在现今的意义表达。以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教育改革为例，一连串的“为什么”，就能够使我们看到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今教育之间的无限相似性——为什么几乎所有政策文件都希图让每一个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素质全面提高，但这一过程却常常蜕变为一个过度竞争的智力大展示？为什么官员、学者、百姓对教育改革问题的解释，总有一种似无约定又似有约定的各自坚守，其中已经引发或可能引发什么？为什么教育改革总是呈现“问题逼迫改革—国家全民动员—层层传达响应—效果不尽人意—问题不了了之—解释冠冕堂皇—最终回到原点”的循环？这其中，国家、地方、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最为微妙，也最能彰显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层浸透。简单地说，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特殊历史设计，使国家在整个教育改革中以一种既“国”又“家”的方式穿行在各种利益关系之中，从国家价值取向的预设，到指导行动的国家政策的出台，再到阶段性结局的解释，演绎着国家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绝对权威；具有深厚民族根源的中庸境界在现实运行中引发的“中”的行动规则，使地方在整个教育改革中形成“不得罪上面”的地方与国家相处的基本法则和“不激怒下面”的地方与学校相处的基本法则，并生发出太多的不确定与太多的纷繁复杂；而以亲情、人情为纽带的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大圈子与四重关系，构成中国特有的“人情超级大国”，使得国家、地方、学校在整个教育改革中，无论是韧性维稳，还是改革情面，抑或是寻找“在一起”的感觉，都具有了与其他任何社会文化相区别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独有的意义。[4]这些对积淀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深层结构内里传统的追问与揭示，恰恰能为我们重新发现并重新把握中国教育改革在整个中国社会改革乃至世界教育改革中的影响与作用，提供具有厚度的启迪。
研究者的浓度：一副凝练之功
作为研究者的浓度的凝练之功，表明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提纯与脱水，而且是一种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提纯与脱水。它使思想在精华把捉中汇聚煜煜之彩，也使笔锋在现实浓缩中闪现灼灼之光。在具有思想凝练之功的诸多学者中，费孝通先生对西方与中国的社会格局作出的形象而平实的凝练堪称典范。他认为，西方社会的格局是一种“团体格局”，就好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很清楚而且不会乱。而中国社会的格局则是一种“差序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此产生的社会联系，离丢放在水面的石子越近关系就越亲近，反之就越疏远。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所动用的圈子又是各不相同的。[5]一个“差序格局”，一个“团体格局”，把中西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异提炼到极至。 有无凝练之功的浓度，其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够在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教育教学中具备“化熟为生”（指能够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思想本领，是否能够在年复一年、散现泼洒的琐屑繁杂中具备筛淘金子的思维路径。如此，我们就能够在教育日常生活的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中看出他人所不见、听出他人所不闻、找出他人所不思的东西来。发生在10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我们从电影和媒体获取的，大多是每个生命在重大灾难面前无尽抗争的悲壮，以及在幸存的866名乘客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的人性讲述。但是，来自社会学的进一步追究却佐证了相悖的数据事实：船上共有2208名船员和旅客，只有705人生还。其中，头等舱乘客319人，200人幸存，幸存率为63%；二等舱乘客269人，117人幸存，幸存率为43%；三等舱乘客699人，172人幸存，幸存率为25%。而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低点）主要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这样，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6]由此，“化熟为生”凝练出的结论是：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常常隐匿在笼统的数据呈现中。
无独有偶。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早已成为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痼疾。但或许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择校本身的愈演愈烈以及择校方式的愈变愈精，导致更多的或是抱怨指责，或是见怪不怪，或是无奈无助。假如我们对这种数年不变的教育现象变换一种思维路径，假如我们对可以列举无数的不同阶段择校群体作一深入细致的剖析，如不同择校群体的类别究竟有哪些，他们择校方式的差异究竟导致了怎样的结果，不同类别群体的择校行为又是通过什么得以掩饰和延续的等等，或许我们可能发现隐匿在愈演愈烈择校现象和不断更新的择校方式背后的更多东西，并进而凝练思想、筛淘金子。而这种对事物与现象提纯的浓度正是可操作性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与起点。
研究者的融度：一种想象之力
作为研究者的融度的想象之力，既不是指为某一学科所专有的想像，更不是指无端的凭空想像，而是指一种心智的品质或特质，是研究者期待的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7]。只要稍加考察，这种独特的心智品质与融合能力从古至今不乏其人。古希腊时期，有创办重点教授数学和哲学“学园”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有在哲学、政治学、逻辑学、修辞学、诗学、理学诸多领域都留下坚实足印的亚里士多德，有发现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提出“万物皆数”著名哲学命题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20世纪以来，有写出《两种文化》、试图促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平等对话的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斯诺，有极富作曲和演奏才能的量子力学创始人、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等等，他们无一不是贯通诸多学科领域的巨匠和伟人。
其实说到底，学科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美术与音乐也许最为明显。一方面，中国民歌的演唱与中国书法之间有着太多的相通。无论书法作品中的浓淡、飞白变化与歌唱中的颤音、装饰音的变化，还是书法长短线处理、结构安排与歌曲演唱时的张力显现，抑或书法的浓淡干湿、气韵章法与歌唱音量的大小对比、节奏强弱，甚至书法时的潜呼吸与演唱时的换气，都不无相似与相通。另一方面，西洋美声唱法则与西洋绘画之间有着太多的相通。西画讲究造型、光感、块面、结构，是近建筑艺术的，而美声演唱更多讲究的各种发声器共鸣腔体的打开，与空间感极强的西画艺术极其相似与相通。美国学者克莱恩在描述学科之间互相渗透、边界不断变化的现象时，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隐喻——“流通”，而把学科互涉的情形更形象地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更多的情形是，“一些人在愉快地交谈，另一些人在和邻居辩论，还有一些人已经跳出窗外。很多房门依旧紧闭，但也有一些已被撞开，有的甚至建造了全新的房子”。[8]
有无想象之力的融度，其主要差异在于是否能够既不画地为牢自己原先的有限时空，又能不断发现和拓展与其他学科时空、视野时空、研究时空的交融点与融合度，进而带来对问题更具震撼力和解释力的剖析。譬如，对“龙生龙、凤生凤”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立足教育学视角的分析，或者可以从现有官方对各阶段学生历年来入学率、毕业率、升学率的诸多统计变化中，佐证不论学生来自何种阶层，通过我们的教育是可以逐渐摆脱这一现象，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的；或者也可以从当下的教育现实出发，列举诸多与统计数据有所相悖的事实，表明教育的公平公正远非统计数据那么简单快捷，“龙生龙、凤生凤”现象的加剧，教育理想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距离，恰恰意味着这一过程的任重道远与来日方长。更要紧的是，大多数人会认为，作为这一现象的当事人都会尽可能使自己摆脱这一来自先赋因素的影响。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如社会学视角）或者融入其他学科视角（如教育社会学或教育人类学视角），就会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剖析可能更具震撼力，也更具解释力。有个外国学者叫保罗·威利斯，1977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学做工》的书，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为什么是“别人让他们如此（why others let them）”，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为什么是“他们自己要那样（why they let themselves）”。在这本书中，威利斯通过在英国进行的细致的实地研究，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如何主动学习工人阶级的文化，如何主动放弃向上流动机会的看似非常悖论的情形。一方面，这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自己已经“看穿”了学校教育的谎言甚至资本主义的本质，即中学文凭不过是牺牲自由换来的一纸空文，对他们找工作没有实质的帮助；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接受了体力和脑力分工以及性别分工的合法性，以“甘愿”和“压迫”结合的方式，把在学校期间的经历变成他们最终接受工人阶级“厂房文化”的“文化学徒期”。[9]可以说，近些年重新出现的读书无用现象——读书制造贫穷、穷人不愿读书，何尝不是上述情形在现今的折射？来自不同学科的视野与剖析正可以帮助我们规避对某一问题的短视狭隘与简单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