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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鲁佩尔特，1923年7月17日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美国空军军官，因为参与了“蓝皮书”计划而出名。他首先提出应将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称为“不明飞行物（UFO）”，放弃“飞碟”的叫法，并获得美国军方支持。但是这位曾领导美国上空不明飞行物研究的人在37岁时突然死亡，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从军队开始
如果没有参军，鲁佩尔特可能一生都不会接触到UFO，更不会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包括鲁佩尔特。1941年，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在这个大背景下，鲁佩尔特应征入伍，成为陆军航空队的一员。
他担任投弹手，因为表现出色屡立战功，获得了5枚服务奖章、2条战区作战丝带、3枚空军勋章和2枚飞行优异十字勋章。“二战”结束后，鲁佩尔特在进行了预备役登记后离开军队，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空军服役的经历已经给鲁佩尔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51年，他进入爱荷华州立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他毕业后不久，美国空军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随着朝鲜战争愈演愈烈，鲁佩尔特再度应召入伍。但这次和上次不同，经过学习深造的他已经是一名航空专业技术人员了。他被分配到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航空技术情报中心，从此开始了与UFO的不解之缘。
“蓝皮书”计划登场
鲁佩尔特所在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一直关注不明飞行物的情报。政府主导的两个不明飞行物研究项目的研究中心都位于此处。第一个是“信号”计划，1947年开始运作，主要的活动时间是1948年。该项目在对数起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进行分析之后，递交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一些不明飞行物表现得像飞行器活动，但是没有足够的数据来确定它们的来源。不过，该项目的参与者大多认为，这些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外星人有关。然而，这些观点被嗤之以鼻，“信号”计划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怨恨”计划。
“怨恨”计划始于1949年2月，拥有军队授予的调查权，早期的工作主要是收集与UFO相关的资料。该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UFO是被错认的云彩、行星、日食以及传统的飞行器。最初，鲁佩尔特与“怨恨”计划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听到了一些消息。鲁佩尔特认为，“怨恨”计划没有很好地分析过去的案例，结论过于武断。他说：“这项研究已经预设了‘UFO并不存在’这个前提，只是告诉你，不管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都别相信。”军队高层也不认同这个武断的结论，所以，“怨恨”计划在当年12月就基本陷入停顿状态，1951年被下令终止。
作为UFO研究的继续，军方启动了“蓝皮书”计划，主要任务是收集并分析有关UFO的资料，评估UFO是否会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鲁佩尔特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军方选为新项目的领导者，据说部分原因是鲁佩尔特有一个“优秀组织者”的好名声，并且曾经帮助其他项目走上正轨。起初，他以为“蓝皮书”计划也跟前两个计划一样，维持不了太长时间。不料，他在项目主管这个位子上坐了很长时间，并且发挥出了很好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技巧。
困惑的蓝皮书
鲁佩尔特对后期的“怨恨”计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将其大部分研究资料带入新开始的“蓝皮书”计划，将向军方报告UFO目击案例的过程流程化，以减少人们对UFO目击事件的质疑和嘲笑。鲁佩尔特明白派系斗争在“信号”计划中带来的危害，因此尽最大的努力广开言路，并且在“蓝皮书”计划中保持客观和中立。他试图避免过于开放的思考，因为这曾导致“信号”计划的成员在“外星人假设”上分裂成支持者阵营和反对者阵营……鲁佩尔特寻求科学家和专家的建议，每月将资料归类印制后报告给军队的智库。
最重要的是，鲁佩尔特下令制订标准化的UFO目击事件调查表，希望从统计数据中寻找信息。他请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建立问卷并分析数据。该研究所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智囊团，为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基于目击报告和计算机数据，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做了大量关于UFO案例的科学和统计研究，并且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蓝皮书第14号特别报告》。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经过严格的分析，22%的事件仍然是“未知的”，它们和那些“已知的案例”在统计学上明显不同。他们还发现，“能够完美解释的最好事件”的数量是这些“未知的最差事件”的2倍。
在鲁佩尔特任职期间，“蓝皮书”计划审查了一系列著名的UFO报告，其中包括“拉伯克之光”以及1952年7月发生在华盛顿的两次UFO事件，引发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广泛的社会讨论。尽管大多数事件最后被证明是缺乏想象力的已知事件，但仍然有25%的案例是未知的。由于鲁佩尔特负责的“蓝皮书”计划将不可靠的证据全部排除，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些UFO目击报告成了最著名、被研究最多并且一直让人困惑的报告。
离职之后
空军钟情于掩盖UFO的证据，鲁佩尔特却坚持认为精确描述远胜于精心策划的掩饰。鲁佩尔特曾写道，对UFO问题军方在“胡乱应对”，并认为在华盛顿发生的UFO事件中，军方的桑福德将军随意插手，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蓝皮书”计划的成员和军方其他单位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1953年，项目组被裁员，最后，包括鲁佩尔特在内，整个项目只剩下3个职位。不久，鲁佩尔特黯然离职，到航天工业部门任职。
1956年，他到诺斯洛普飞机公司任研究工程师，同时，出版了著作《不明飞行物报告》。数十年后，这本书依然引人注目，因为它是当时唯一由参与者写成的关于美国空军UFO研究的书。UFO学者荷埃克认为，“任何严肃认真对待这个主题的人都该读读它”。在书中，鲁佩尔特记录了他在“怨恨”计划和“蓝皮书”计划中的工作细节，并且给出了他对UFO事件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让他感到困惑的、无法解释的东西。鲁佩尔特也披露了一些内部的材料和观点，包括先前未公开的分类文件和研究。
1956年，另一位UFO专家唐纳德·奇霍邀请鲁佩尔特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大气现象调查委员会的顾问，但鲁佩尔特以心脏不好为由谢绝了。在鲁佩尔特的书中，隐藏着一些对奇霍的评价，认为奇霍经常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处理材料，而且相当主观。奇霍在其之后出版的书中也曾引用过和鲁佩尔特的对话。这说明，鲁佩尔特偶尔会和奇霍接触。
“翻供”的再版
1960年，《不明飞行物报告》再版，鲁佩尔特似乎放弃了认为UFO神秘和无法解释的观点。他特意增加了三章内容，以附和空军的观点，认为UFO只是“空间时代的神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有点特别的是，这次的出版没有印刷日期，书的前面仍是1956年的版权声明和鲁佩尔特在1955年写的前言，像极了其最早的版本。就在同一年，1960年g月15日，只有37岁的鲁佩尔特突然去世，对外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
这一连串的怪事让很多人心怀疑惑，奇霍及其支持者认为，鲁佩尔特是迫于军方的压力才改变了看法。其中一些人更是认为，他的死亡非常蹊跷，很可能是被军方杀人灭口。另一些人则认为鲁佩尔特是在认真分析了先前的证据之后重新给出了结论。鲁佩尔特的遗孀也在捍卫他的研究成果，而且，新增补的一些内容看起来很有趣。也许，确实是鲁佩尔特发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
延伸阅读
约瑟夫·艾伦·海尼克（1910年5月1日-1986年4月27日），美国天文学家，UFO专家。他因为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他归纳了自己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提出了人与外星生物之间不同类型的接触，被认为是以科学方式研究不明飞行物的奠基者。
在研究UFO的前几年，海尼克认为大部分UFO目击报告是自然现象的误认。他在1977年出版的书中表示，他喜欢美国空军揭露事实真相的角色，也表达了美国空军对他的期望。后来，海尼克对不明飞行物的观点出现了缓慢而渐进的改变。在研究了数以百计的目击报告后（包括一些可信的目击证人，例如天文学家、飞行员、警察、军人），海尼克的结论是，其中一些报告是可信的。
1953年，他在发表于美国光学学会会刊的文章中，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
嘲笑并不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而人们也不应该被这样教导。由可信任的目击者提供的目击报告仍在稳定增加，因此增加了科学责任和义务的问题。虽然没有值得科学关注的不明飞行物残骸，但我们也应该严肃对待，以保持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仰与信任。
从军队开始
如果没有参军，鲁佩尔特可能一生都不会接触到UFO，更不会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包括鲁佩尔特。1941年，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在这个大背景下，鲁佩尔特应征入伍，成为陆军航空队的一员。
他担任投弹手，因为表现出色屡立战功，获得了5枚服务奖章、2条战区作战丝带、3枚空军勋章和2枚飞行优异十字勋章。“二战”结束后，鲁佩尔特在进行了预备役登记后离开军队，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空军服役的经历已经给鲁佩尔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51年，他进入爱荷华州立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他毕业后不久，美国空军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随着朝鲜战争愈演愈烈，鲁佩尔特再度应召入伍。但这次和上次不同，经过学习深造的他已经是一名航空专业技术人员了。他被分配到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航空技术情报中心，从此开始了与UFO的不解之缘。
“蓝皮书”计划登场
鲁佩尔特所在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一直关注不明飞行物的情报。政府主导的两个不明飞行物研究项目的研究中心都位于此处。第一个是“信号”计划，1947年开始运作，主要的活动时间是1948年。该项目在对数起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进行分析之后，递交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一些不明飞行物表现得像飞行器活动，但是没有足够的数据来确定它们的来源。不过，该项目的参与者大多认为，这些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外星人有关。然而，这些观点被嗤之以鼻，“信号”计划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怨恨”计划。
“怨恨”计划始于1949年2月，拥有军队授予的调查权，早期的工作主要是收集与UFO相关的资料。该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UFO是被错认的云彩、行星、日食以及传统的飞行器。最初，鲁佩尔特与“怨恨”计划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听到了一些消息。鲁佩尔特认为，“怨恨”计划没有很好地分析过去的案例，结论过于武断。他说：“这项研究已经预设了‘UFO并不存在’这个前提，只是告诉你，不管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都别相信。”军队高层也不认同这个武断的结论，所以，“怨恨”计划在当年12月就基本陷入停顿状态，1951年被下令终止。
作为UFO研究的继续，军方启动了“蓝皮书”计划，主要任务是收集并分析有关UFO的资料，评估UFO是否会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鲁佩尔特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军方选为新项目的领导者，据说部分原因是鲁佩尔特有一个“优秀组织者”的好名声，并且曾经帮助其他项目走上正轨。起初，他以为“蓝皮书”计划也跟前两个计划一样，维持不了太长时间。不料，他在项目主管这个位子上坐了很长时间，并且发挥出了很好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技巧。
困惑的蓝皮书
鲁佩尔特对后期的“怨恨”计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将其大部分研究资料带入新开始的“蓝皮书”计划，将向军方报告UFO目击案例的过程流程化，以减少人们对UFO目击事件的质疑和嘲笑。鲁佩尔特明白派系斗争在“信号”计划中带来的危害，因此尽最大的努力广开言路，并且在“蓝皮书”计划中保持客观和中立。他试图避免过于开放的思考，因为这曾导致“信号”计划的成员在“外星人假设”上分裂成支持者阵营和反对者阵营……鲁佩尔特寻求科学家和专家的建议，每月将资料归类印制后报告给军队的智库。
最重要的是，鲁佩尔特下令制订标准化的UFO目击事件调查表，希望从统计数据中寻找信息。他请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建立问卷并分析数据。该研究所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智囊团，为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基于目击报告和计算机数据，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做了大量关于UFO案例的科学和统计研究，并且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蓝皮书第14号特别报告》。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经过严格的分析，22%的事件仍然是“未知的”，它们和那些“已知的案例”在统计学上明显不同。他们还发现，“能够完美解释的最好事件”的数量是这些“未知的最差事件”的2倍。
在鲁佩尔特任职期间，“蓝皮书”计划审查了一系列著名的UFO报告，其中包括“拉伯克之光”以及1952年7月发生在华盛顿的两次UFO事件，引发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广泛的社会讨论。尽管大多数事件最后被证明是缺乏想象力的已知事件，但仍然有25%的案例是未知的。由于鲁佩尔特负责的“蓝皮书”计划将不可靠的证据全部排除，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些UFO目击报告成了最著名、被研究最多并且一直让人困惑的报告。
离职之后
空军钟情于掩盖UFO的证据，鲁佩尔特却坚持认为精确描述远胜于精心策划的掩饰。鲁佩尔特曾写道，对UFO问题军方在“胡乱应对”，并认为在华盛顿发生的UFO事件中，军方的桑福德将军随意插手，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蓝皮书”计划的成员和军方其他单位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1953年，项目组被裁员，最后，包括鲁佩尔特在内，整个项目只剩下3个职位。不久，鲁佩尔特黯然离职，到航天工业部门任职。
1956年，他到诺斯洛普飞机公司任研究工程师，同时，出版了著作《不明飞行物报告》。数十年后，这本书依然引人注目，因为它是当时唯一由参与者写成的关于美国空军UFO研究的书。UFO学者荷埃克认为，“任何严肃认真对待这个主题的人都该读读它”。在书中，鲁佩尔特记录了他在“怨恨”计划和“蓝皮书”计划中的工作细节，并且给出了他对UFO事件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让他感到困惑的、无法解释的东西。鲁佩尔特也披露了一些内部的材料和观点，包括先前未公开的分类文件和研究。
1956年，另一位UFO专家唐纳德·奇霍邀请鲁佩尔特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大气现象调查委员会的顾问，但鲁佩尔特以心脏不好为由谢绝了。在鲁佩尔特的书中，隐藏着一些对奇霍的评价，认为奇霍经常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处理材料，而且相当主观。奇霍在其之后出版的书中也曾引用过和鲁佩尔特的对话。这说明，鲁佩尔特偶尔会和奇霍接触。
“翻供”的再版
1960年，《不明飞行物报告》再版，鲁佩尔特似乎放弃了认为UFO神秘和无法解释的观点。他特意增加了三章内容，以附和空军的观点，认为UFO只是“空间时代的神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有点特别的是，这次的出版没有印刷日期，书的前面仍是1956年的版权声明和鲁佩尔特在1955年写的前言，像极了其最早的版本。就在同一年，1960年g月15日，只有37岁的鲁佩尔特突然去世，对外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
这一连串的怪事让很多人心怀疑惑，奇霍及其支持者认为，鲁佩尔特是迫于军方的压力才改变了看法。其中一些人更是认为，他的死亡非常蹊跷，很可能是被军方杀人灭口。另一些人则认为鲁佩尔特是在认真分析了先前的证据之后重新给出了结论。鲁佩尔特的遗孀也在捍卫他的研究成果，而且，新增补的一些内容看起来很有趣。也许，确实是鲁佩尔特发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
延伸阅读
约瑟夫·艾伦·海尼克（1910年5月1日-1986年4月27日），美国天文学家，UFO专家。他因为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他归纳了自己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提出了人与外星生物之间不同类型的接触，被认为是以科学方式研究不明飞行物的奠基者。
在研究UFO的前几年，海尼克认为大部分UFO目击报告是自然现象的误认。他在1977年出版的书中表示，他喜欢美国空军揭露事实真相的角色，也表达了美国空军对他的期望。后来，海尼克对不明飞行物的观点出现了缓慢而渐进的改变。在研究了数以百计的目击报告后（包括一些可信的目击证人，例如天文学家、飞行员、警察、军人），海尼克的结论是，其中一些报告是可信的。
1953年，他在发表于美国光学学会会刊的文章中，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
嘲笑并不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而人们也不应该被这样教导。由可信任的目击者提供的目击报告仍在稳定增加，因此增加了科学责任和义务的问题。虽然没有值得科学关注的不明飞行物残骸，但我们也应该严肃对待，以保持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仰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