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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将周石峰先生对中日抵货经济最新研究成果《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以下简称《历史困境》），汇编于《民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初编第25、26册。周石峰先生早年在贵州师范大学师承吴雁南先生、张新民先生研究近现代史，进入新世纪后，师从金普森先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专治晚清以降至抗战胜利期间中日之间的抵货运动，博士论文为《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1927～1937）——以津沪为中心》。周先生一直致力于抵货运动研究，经过持续十余年的研究，研究角度不断转换、深入，对抵货运动历史困境从其經济效力，群体差异、地域差异、国民风尚、中日政府态度及各个时期的党政控制力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研究，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有《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困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民族主义与女性时尚：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新论》（《妇女研究论论丛》2009年第4期）、《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十年磨一剑，《历史困境》一书是周先生对自1908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历次抵货运动的历史困境进行长时段、跨区域、多维度的系统研究。堪称近年来该领域的一部上佳之作。
一、对抵制日货运动全面、综合的考量
对于抵制日货问题，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极富意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撇去介乎宣传动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诸多文章不谈，建国以来，对清末和民元以降中国史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抵制日货问题。诸如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均有或多或少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已有成果，大体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伴生性研究较多，专题性研究较少；二是个案性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历史困境》结合当下众多学者对于已进行的抵货运动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历史关联的评估，指出虽然承认抵货运动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多抵货运动的肯定论者，亦不得不承认此种作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不仅难以估量，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抵货运动对于国货企业，也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简单格局。与其将抵货运动视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如将其视为政治民族主义更为恰当。自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的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次数频繁，波及范围广，学、工、商、政各个阶层均有卷入，但抵货运动这一经济武器的政治效果为何相当有限，在历次抵货运动中未实现或些微“实现”抵货运动开始之初的设定目标的意图，乃至最终陷入困境。周石峰认为大致可将其分为事后报复型、外交后盾型、制止军事侵略型以及经济战争型四大类别。然而，不论哪一次抵货运动的最终结果，总与发动运动的目标相距甚远，亦是落得“五分钟热度之识”，长时段来看，抵抗外力入侵的民族主义总是“那么地饱满而持续，是那样地全民一致”，而历次的抵货运动又总是要靠下一次的运动来完成上次“未竟的事业”。
周石峰在《历史困境》一书中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量。在他看来抵货运动之所以经济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是因为面临着六重困境的制约：首为经济，抵制日货给中国工商两业以及民众生活造成深刻影响，仅能有限抵制而无法全面抵制，注定可暂而不久；二是群体分歧和冲突：抵货运动内部的群体异差性，极大地制约着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往往成为日方外交抗议的口实，也是中国历届政府管控甚至取缔抵货运动的理由之一；三是地域差异：各地抵制行动起迄时间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地域不均衡性为日货转移销售渠道提供契机，从整体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四是崇洋风尚：民族主义是抵货运动赖以勃兴和推进的思想资源，崇洋观念则成为抵制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彰显的观念障碍；五是日本朝野的强势应对：日本民众的强硬诉求，成为日本政府强硬施压中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日方的反制构成中国政府限制和取缔抵货运动的强大外部压力；最后是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之间的历史关联。晚清以降各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虽然强弱有别，但至少可以主导抵货运动的方向和轨迹。绝大多数的抵货运动的兴衰起伏，与政府态度密切关联。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经历了从默许到打压的变化过程。
最后，书中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救国利器，亦非强国之道。
二、史实详尽数据信服
抵制日货运动在中国晚清、近代以来一直持续发生，影响颇巨，当时各界亦对此多有报道、记载，亦有专门研究。《历史困境》一书充分依托于当时社会各界关于抵货运动的第一手史料，并参考近人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成果，资料来源丰富、翔实。史料来源覆盖了各个抵货运动时期的期刊，报纸，书籍，其中引用建国前发行的报刊114种、中、日、美书籍38本，建国后出版的史料110种、中、日、美、欧学者论著64本，中、美、日论文75份，英语、日语档案资料58份。综合考察了1908至1945年这一长时段，跨地域的抵制日货运动，制成数据分析表格42份，用数据对抵制日货运动最终之“困境”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对抵货运动保持高度关注的时政类报刊就有《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及多省份的《省政府公报》。所引材料中，由“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就利用了上海、天津、湖南省、苏州、山东省、武汉、江苏省、河南省、重庆等地的史料选辑。在讨论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时，并没有以此为切入口，依然将抵货运动置于一个长时段之下，考量了从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国人“愤于日人之蛮横无理与政府之懦弱无能”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未获粤人同意”的地区差异开始直至抗战时期经济绝交运动的地域差异。所引材料的绝大多数来源都是基于各个时期的主要报刊的报告，评论乃至外国之观点。 对于当时的国货企业和国货消费实际状况亦参考了《纺织周刊》《国货研究月刊》《中华国货月报》《国货月报》《国货月刊》等期刊的内容。中日两国之间贸易、外交的有中国的蔡正雅：《中日贸易统计》（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版），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版）等。日方学者书籍有，佐田弘治郎：《暴日侵华排外之自供录第7册：暴日侵略东北非握到统治权不罢手之表白》（该书原名为《吾人终不能发展于满蒙乎》，陆筱海译，日本检讨会编辑，1933年版）等书，美国学者韦罗贝的《中日纠纷与国联》（邵挺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在考察抵货运动与经济效力之时，书中所采用抵货运动相关经济贸易数据进行统计的资料来自于研究民国经济状况重要参考价值的《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经济学季刊》《中央银行月报》《工商半月刊》《中央银行月报》《中外经济情报》《经济部公报》《经济评论》《敌伪经济众汇报》等多种期刊，同时也有参考建国后新出版的书籍中的新数据，如书中表38，出处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郑友揆、程麟荪所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更有数据是从外国人研究著作中引用过来，如表35，资料来源于1966年由台湾出版的美国人CFRemer的《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一书。经济史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制作图表揭示事件发展趋势是展示史实的重要手段。全书42份图表，有22份图表位于第一章《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除表1是对历次抵制日货运动起迄时间的列表外，其余21份都是用来揭示各次抵货运动的实际经济效力状况。同时这些图表中的数据尽可能的找到原始资料，或进行多方核对，避免以讹传讹。图表6“1907～1931年日本对外及对华贸易货值比较表”为其中典型，此表通过对蔡正雅等编的《中日贸易统计》的（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附表和日本官方出版的文献Table Showing the Effect of past Boycotts in Japanese Exports to China，（1907～1931）（Anti-Foreign Boycotts in China，Tokyo May，1932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B02030454000）进行了核对，两者完全一致，只不过后者单位为千日元。尽管存在单位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增减额和增减率来理解经济效力的实际状况。
作者坦陈，虽然利用的英、日文文献亦多达数十种，既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英文資料，也包括近期海外的英文研究文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未熟谙日语，故而虽然参阅了不少日文文献，但显然远远不够。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不过就书中所呈史料而言，已然蔚为大观，且对史料的正确取舍更为历史研究所看重。南京大学申晓云教授对此书的史料、史论也颇为认同，认为该书“史料详实，论证严密，辨析到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情感交互理智历史对话现实
中国在2015年9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向世界众多国家发出了观礼邀请。日本没有派人出席再次引发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各种讨论，中国民间又自发形成了抵制日货的游行。而早在2012年9月12日，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强烈反弹，各地抵制日货游行亦纷纷出现。9月15日，西安一李姓日系车车主，被游行人群用U型自行车锁砸成重伤，引发全国民众对抵货运动游行伴随而来的趁机打、砸、抢行为的批判和反思，自此之后，类似暴力事件便鲜于见诸报端。近年来，公开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的游行虽不多见，但抵制日货的呼声与讨论则充斥于网络，关于抵制日货是否有用的讨论帖一搜索便有大量出现。
黑格尔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中日之间过往的经济摩擦当下依然存在，尽管两国商贸往来一直平稳地进行着。之后的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海问题而引发的民间抵制菲国水果亦持续一段时间，及至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同韩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中国的民间对此反应强烈，呼吁抵制乐天。虽然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重视对韩经贸合作，欢迎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利益，但前提是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民众爱国情感与国家利益理智交互于一起，于各种舆论平台之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历史而言，情节总是类似的，仅仅是换了一个对象。《历史困境》上下两册，从民族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交互视角出发，对1908年至1945年历史抵货运动的效果及历史困境做了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经济抵制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单一的救国利器，亦非单一的强国之道。但作者也自承：尽管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清末民国完全不同，国际地位亦判然有别，但按照年鉴学派一代宗师布洛赫的说法，“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但是适度的现实关怀亦为势所必然。从抵制日货的现实关照出发对抵制日货运动史的学术关注，经由抵制日货运动史之研究而研究理解当下抵制日货问题的历史智慧，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致与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周石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上）[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5，8
（责任编辑：赵广示）
一、对抵制日货运动全面、综合的考量
对于抵制日货问题，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极富意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撇去介乎宣传动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诸多文章不谈，建国以来，对清末和民元以降中国史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抵制日货问题。诸如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均有或多或少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已有成果，大体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伴生性研究较多，专题性研究较少；二是个案性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历史困境》结合当下众多学者对于已进行的抵货运动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历史关联的评估，指出虽然承认抵货运动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多抵货运动的肯定论者，亦不得不承认此种作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不仅难以估量，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抵货运动对于国货企业，也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简单格局。与其将抵货运动视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如将其视为政治民族主义更为恰当。自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的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次数频繁，波及范围广，学、工、商、政各个阶层均有卷入，但抵货运动这一经济武器的政治效果为何相当有限，在历次抵货运动中未实现或些微“实现”抵货运动开始之初的设定目标的意图，乃至最终陷入困境。周石峰认为大致可将其分为事后报复型、外交后盾型、制止军事侵略型以及经济战争型四大类别。然而，不论哪一次抵货运动的最终结果，总与发动运动的目标相距甚远，亦是落得“五分钟热度之识”，长时段来看，抵抗外力入侵的民族主义总是“那么地饱满而持续，是那样地全民一致”，而历次的抵货运动又总是要靠下一次的运动来完成上次“未竟的事业”。
周石峰在《历史困境》一书中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量。在他看来抵货运动之所以经济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是因为面临着六重困境的制约：首为经济，抵制日货给中国工商两业以及民众生活造成深刻影响，仅能有限抵制而无法全面抵制，注定可暂而不久；二是群体分歧和冲突：抵货运动内部的群体异差性，极大地制约着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往往成为日方外交抗议的口实，也是中国历届政府管控甚至取缔抵货运动的理由之一；三是地域差异：各地抵制行动起迄时间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地域不均衡性为日货转移销售渠道提供契机，从整体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四是崇洋风尚：民族主义是抵货运动赖以勃兴和推进的思想资源，崇洋观念则成为抵制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彰显的观念障碍；五是日本朝野的强势应对：日本民众的强硬诉求，成为日本政府强硬施压中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日方的反制构成中国政府限制和取缔抵货运动的强大外部压力；最后是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之间的历史关联。晚清以降各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虽然强弱有别，但至少可以主导抵货运动的方向和轨迹。绝大多数的抵货运动的兴衰起伏，与政府态度密切关联。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经历了从默许到打压的变化过程。
最后，书中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救国利器，亦非强国之道。
二、史实详尽数据信服
抵制日货运动在中国晚清、近代以来一直持续发生，影响颇巨，当时各界亦对此多有报道、记载，亦有专门研究。《历史困境》一书充分依托于当时社会各界关于抵货运动的第一手史料，并参考近人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成果，资料来源丰富、翔实。史料来源覆盖了各个抵货运动时期的期刊，报纸，书籍，其中引用建国前发行的报刊114种、中、日、美书籍38本，建国后出版的史料110种、中、日、美、欧学者论著64本，中、美、日论文75份，英语、日语档案资料58份。综合考察了1908至1945年这一长时段，跨地域的抵制日货运动，制成数据分析表格42份，用数据对抵制日货运动最终之“困境”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对抵货运动保持高度关注的时政类报刊就有《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及多省份的《省政府公报》。所引材料中，由“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就利用了上海、天津、湖南省、苏州、山东省、武汉、江苏省、河南省、重庆等地的史料选辑。在讨论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时，并没有以此为切入口，依然将抵货运动置于一个长时段之下，考量了从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国人“愤于日人之蛮横无理与政府之懦弱无能”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未获粤人同意”的地区差异开始直至抗战时期经济绝交运动的地域差异。所引材料的绝大多数来源都是基于各个时期的主要报刊的报告，评论乃至外国之观点。 对于当时的国货企业和国货消费实际状况亦参考了《纺织周刊》《国货研究月刊》《中华国货月报》《国货月报》《国货月刊》等期刊的内容。中日两国之间贸易、外交的有中国的蔡正雅：《中日贸易统计》（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版），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版）等。日方学者书籍有，佐田弘治郎：《暴日侵华排外之自供录第7册：暴日侵略东北非握到统治权不罢手之表白》（该书原名为《吾人终不能发展于满蒙乎》，陆筱海译，日本检讨会编辑，1933年版）等书，美国学者韦罗贝的《中日纠纷与国联》（邵挺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在考察抵货运动与经济效力之时，书中所采用抵货运动相关经济贸易数据进行统计的资料来自于研究民国经济状况重要参考价值的《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经济学季刊》《中央银行月报》《工商半月刊》《中央银行月报》《中外经济情报》《经济部公报》《经济评论》《敌伪经济众汇报》等多种期刊，同时也有参考建国后新出版的书籍中的新数据，如书中表38，出处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郑友揆、程麟荪所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更有数据是从外国人研究著作中引用过来，如表35，资料来源于1966年由台湾出版的美国人CFRemer的《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一书。经济史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制作图表揭示事件发展趋势是展示史实的重要手段。全书42份图表，有22份图表位于第一章《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除表1是对历次抵制日货运动起迄时间的列表外，其余21份都是用来揭示各次抵货运动的实际经济效力状况。同时这些图表中的数据尽可能的找到原始资料，或进行多方核对，避免以讹传讹。图表6“1907～1931年日本对外及对华贸易货值比较表”为其中典型，此表通过对蔡正雅等编的《中日贸易统计》的（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附表和日本官方出版的文献Table Showing the Effect of past Boycotts in Japanese Exports to China，（1907～1931）（Anti-Foreign Boycotts in China，Tokyo May，1932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B02030454000）进行了核对，两者完全一致，只不过后者单位为千日元。尽管存在单位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增减额和增减率来理解经济效力的实际状况。
作者坦陈，虽然利用的英、日文文献亦多达数十种，既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英文資料，也包括近期海外的英文研究文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未熟谙日语，故而虽然参阅了不少日文文献，但显然远远不够。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不过就书中所呈史料而言，已然蔚为大观，且对史料的正确取舍更为历史研究所看重。南京大学申晓云教授对此书的史料、史论也颇为认同，认为该书“史料详实，论证严密，辨析到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情感交互理智历史对话现实
中国在2015年9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向世界众多国家发出了观礼邀请。日本没有派人出席再次引发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各种讨论，中国民间又自发形成了抵制日货的游行。而早在2012年9月12日，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强烈反弹，各地抵制日货游行亦纷纷出现。9月15日，西安一李姓日系车车主，被游行人群用U型自行车锁砸成重伤，引发全国民众对抵货运动游行伴随而来的趁机打、砸、抢行为的批判和反思，自此之后，类似暴力事件便鲜于见诸报端。近年来，公开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的游行虽不多见，但抵制日货的呼声与讨论则充斥于网络，关于抵制日货是否有用的讨论帖一搜索便有大量出现。
黑格尔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中日之间过往的经济摩擦当下依然存在，尽管两国商贸往来一直平稳地进行着。之后的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海问题而引发的民间抵制菲国水果亦持续一段时间，及至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同韩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中国的民间对此反应强烈，呼吁抵制乐天。虽然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重视对韩经贸合作，欢迎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利益，但前提是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民众爱国情感与国家利益理智交互于一起，于各种舆论平台之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历史而言，情节总是类似的，仅仅是换了一个对象。《历史困境》上下两册，从民族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交互视角出发，对1908年至1945年历史抵货运动的效果及历史困境做了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经济抵制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单一的救国利器，亦非单一的强国之道。但作者也自承：尽管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清末民国完全不同，国际地位亦判然有别，但按照年鉴学派一代宗师布洛赫的说法，“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但是适度的现实关怀亦为势所必然。从抵制日货的现实关照出发对抵制日货运动史的学术关注，经由抵制日货运动史之研究而研究理解当下抵制日货问题的历史智慧，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致与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周石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上）[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5，8
（责任编辑：赵广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