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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结束的2015年里，中国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就是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改变了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对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这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关键一步，”86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这样评价道，“它终结了35年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
1980年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彭珮云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长达十年（1988年-1998年），经历了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段时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重要的推动者。
在接受采访时，彭珮云对新中国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回顾，详细阐述了中国如何实现从人口高出生率到低出生率的转变。
面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许多人士对计划生育政策得失利弊进行反思。作为亲历者，彭珮云说，“我也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
在彭珮云看来，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着力研究和回答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不断探索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财经》：从1949年到1988年，除了“文革”期间被打倒，您一直从事教育领导工作。1988年您被任命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转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那一年您已经59岁了，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对此，当时您有什么想法？
彭珮云：因为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主要是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对计划生育工作不了解，对农村不熟悉，因此感到难以胜任，同时也有些舍不得离开原来的岗位。我曾向中央请求不要调动我的工作。后来负责组织工作的宋平同志找我谈了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服从调动，并且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头学起，做好工作。
《财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彭珮云：1981年3月6日，五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其实，早在1962年国务院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不过，计划生育办公室是临时性机构，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财经》：看来，计划生育工作并不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
彭珮云：更早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从关心育龄妇女健康出发，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严格控制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
1953年全国总人口接近6亿，比1949年净增6000万。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人口再生产类型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过快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增长。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财经》：也就是说，从1953年就开始进行计划生育的试点了？
彭珮云：是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计划生育，不过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叫节制生育，也没有明确的生育政策。当时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社会有识之士也积极主张实行计划生育。后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人口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工作自然被搁置。
从1962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我国进入了持续八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7亿。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毛泽东提议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逐步开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个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阻力很大、步履维艰。并且，由于广大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全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财经》：资料显示，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人口由成立初期的5.4亿增长到8亿，净增了近2.6亿。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人口高增长。
彭珮云：人口过了8亿，各种压力日益增大。所以，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要求：“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第二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特别是在农村收到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迅速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2。但是仍然高于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形势严峻。
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一律简称“国家计生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财经》：国家计生委的第一任主任是陈慕华，后来是钱信忠、王伟，您是第四任。1988年在您接任主任时，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如何？ 彭珮云：1988年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88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4.2‰，就是说，全国的总人口这时候一年要净增1540多万人。
《财经》：人口形势很严峻，难怪那个时候大家都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彭珮云：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当时社会上包括计划生育系统内部对计划生育政策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高峰来了，就要坚决执行无论城乡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些人主张只要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还是允许生两个孩子好。因为思想认识不统一，所以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既存在简单化、强迫命令的现象，也有些地方工作抓得不紧，甚至放任自流。我到黑龙江、辽宁调查，他们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工作做得比较好。调查的结论是，如果大家能够统一认识，稳定政策，抓紧工作还是可以达到目标的。
上任的第三个月，1988年3月，我代表国家计生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当时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中央重申了现行生育政策，这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子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育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财经》：国外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成是“一孩政策”，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从中央政策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刀切，全国实行统一的政策。
彭珮云：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农村只生一个孩子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四川的部分地方。约有17个省、区、市是允许第一个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云南、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可生两个孩子。西藏没有限制。
实行这个政策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还比较低，家庭还是生产单位，一个农户只有一个女孩，在生产和生活上确有实际困难。允许农村生了一个女孩的家庭有计划地生育第二胎，将使计划生育政策更能行得通。实行这一政策，既体现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考虑到农村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有所照顾，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终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财经》：还有一个问题，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要求到2000年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对于您来说，这个目标是个巨大压力。
彭珮云：这个目标是在1980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里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政府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一方面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吃掉了。”1982年十二大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但是，这个目标很难实现，所以后来在表述上已经开始有些变化，比如把“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
《财经》：“12亿左右”这个说法就宽松多了。
彭珮云：我到了计生委以后，发现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当时生育计划由国家计委下达，哪个省份一年生育多少孩子，都是有计划指标的。1989年初我们发现，其他省区市都没有完成人口计划，只有两个地方完成了，一个是浙江，一个是新疆。
《财经》：为什么呢？
彭珮云：浙江工作做得好，力度大。新疆政策比较宽松，所以也完成了。计划生育工作是很累人的，辛辛苦苦还完不成计划生育的任务，而且不是一个地方，这就必须考虑计划本身对不对？国务院开会时总理说，彭珮云，你们计生委就是要控制住人口。我就说，我要看看在我来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计划根本完成不了，就很难工作。
《财经》：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彭珮云：我这个人原来是搞教育的，我觉得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方法很强硬、很简单。即使这样都完成不了，还要加压，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费了很大的劲抓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呢？如果一个目标经过努力也达不到的话，那就说明目标本身制定得不合理。
为了制定一个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八五”人口计划，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航空航天部710所、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等11家研究机构进行预测，也有国外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各家预测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到世纪末差一点点到13亿，多数都是在12.8亿到12.9亿。我们与国家计委联合召开两次研讨会。请人口专家和各地计生委的同志根据历次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没有完成人口计划的原因，总结人口计划管理方面的經验教训。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提出了制定人口计划的基本原则。
《财经》：那么，基本原则是什么？
彭珮云：既要体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应该是经过最大努力能够实现的。根据这个原则，经过反复测算，国家计生委向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国人口总数的控制目标调整为13亿以内。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认可。
《财经》：事实证明，这个调整是必要的。
彭珮云：1988年总人口已过11亿，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再有七年，12亿大关就被突破了。如果不调整，目标不切合实际，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完成任务，一个是哄骗瞒报。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制定的人口计划必须是积极可行的。
《财经》：有了一个好的人口计划，工作就好开展了。
彭珮云：有了一个好的人口计划还不够，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不对等，责任重大，权力很小，所以要协调各方面，促使各级党委、政府承担起责任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成人口计划。 为此，我们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请求中央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请各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参加。1991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郑重宣布，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央就由他和李鹏同志负总责，今后每年人大开会期间都要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财经》：以后每年“两会”期间都召开吗？
彭珮云：每年都召开，一直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八次。每次都是总书记、总理参加并讲话，各省区市党政一把手参加。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如果中央领导重视，工作就好做了。
1991年中央下发了《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党政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成立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财经》：有了从上到下的领导机构和机制，工作就顺利了。
彭珮云：由于中央带了头，各地纷纷效仿，计划生育工作被党委、政府摆上了议事日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2年国家计生委召开会议，总结推广山东等地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经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计划生育干部的积极性，对于确保人口计划的实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财经》：目标管理责任制是一个好办法，问题在于怎么防止地方上为了达到目标弄虚作假呢？
彭珮云：实话实说，弄虚作假是存在的，有时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甚至相当大。1988年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汇总的全国人口出生统计误差率高达30%。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计生委进行了一系列的抽样调查。1992年组织了全国38万人口的抽样调查，获得一批重要的人口数据。
《财经》：据说，1993年您还组织了一批干部直接下到农村摸情况。
彭珮云：是有这么一回事。从1993年开始，连续四年，我们每年组织力量采取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的方式，抽查两个省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使我们对基层人口出生情况、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现状，以及统计报表的水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对每次调查的结果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向中央写了报告，同时通报各地，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大家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要提倡讲实活、报实数，不要自欺欺人。
各地纷照国家计生委的做法，进行各种形式的抽样调查，并采取措施制止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提高人口统计质量，为各级党委、政府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策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财经》：在刚推行计划生育的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国家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比如说，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严格考核，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牵牛、抓猪、拆房，乃至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等现象。
彭珮云：那段时期中国的生育水平的确下降了不少，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既损害了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正是注意到这些问题，我认为，解决问题就要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把计划生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国家计生委曾几次起草全国的计划生育法，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先后形成了20多稿。1989年、1990年我也为立法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一部法就很好立，但我们的计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难的。由于全国立法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我们先帮助和督促地方上制定和完善计划生育条例。
1990年以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与方法，使各级干部认识到：一些人对计划生育有抵触情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会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败坏计划生育工作的声誉。
同时，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计划生育既要抓紧也要抓好，抓紧就是要控制住人口过快增长，抓好就是要密切党群关系，不应该因为计划生育而导致党群关系紧张。为此，我们强调计划生育工作要实行“三为主”方针。
《财经》：“三为主”方针的内容是什么？
彭珮云：简单地说，就是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为主、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财经》：以宣传教育为主，针对的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而提出来的吧？
彭珮云：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要老百姓做出牺牲，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老百姓愿意多生孩子，这与政策要求不符。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想多生孩子就是思想落后，更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强制。计划生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提出以宣传教育为主，引导群众把国家利益和家庭、个人利益很好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旧的婚育观念和习俗，树立实行计划生育的新风尚。
许多地方设立了“人口学校”，在育齡人群中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这种方式的针对性很强，效果也很好。我们还与宣传部门密切合作，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进行计划生育专题宣传活动。把宣传与服务结合起来，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寓宣传于服务之中，使群众更加易于接受。通过长期努力，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渐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所谓“以避孕为主”，就是精心指导育龄妇女落实避孕措施。如果等到妇女怀孕后再动员她们采取补救措施，不但工作难度大，也不利于妇女身体健康。
《财经》：为什么要提出“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彭珮云：上世纪80年代县以上逐步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但是广大农村基层工作相当薄弱，许多地方平时没有人做计划生育工作，只依赖上面派人来，一年搞几次突击。从各方抽一些人上去做工作，主要是宣布一下政策，不这么做就强行搞，还流行一句话，说“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这样做虽然也收到一些效果，但往往是“突击来了一阵风，突击过后又放松”，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大，计划生育仍然难以摆脱被动局面。还有一些地方，村里没人做工作，上边也放任自流，致使人口生育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况。基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很差，工作人员数量少，水平不齐，待遇低，队伍很不稳定，经费紧张，设备缺乏。
1989年，国家计生委积极争取有关部门为地方计划生育机构增加了8000名行政编制，并规定各乡（镇）应设一名属于行政编制的计划生育助理员，专门做计划生育工作。1993年机构改革时，我们积极争取中央明确规定县以上计划生育机构为必设机构。这一年，国务院还发出文件，要求在“八五”期间，为全国每个乡（镇）解决1名-2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农转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组建了活跃在基层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与群众工作三支队伍。到1997年底，全国乡镇以上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已有40万。依靠这支队伍，做好经常性工作，使计划生育工作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财经》：1992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是因为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口控制也应当由市场调节。
彭珮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的理解是，不论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建立市场经济解决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问题，主要是以什么方式分配资源。这和人口生产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财经》：那么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有什么改革和转变？
彭珮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大家感到，过去仅靠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解决人口问题，单纯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后，我们就开始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制约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
这一时期，各地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经验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县和湖北省英山县的“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的经验，江苏省射阳县的“少生快富合作社”，盐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妇女“双学双比”相结合;四川省旺苍县等地的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经验及德阳市开展“万名计生协会会员奔小康活动”等。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省调查计划生育工作，发现吉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经验很好。
《财经》：什么是“三结合”？
彭珮云：就是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我认为，“三结合”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有计划生育的要求，也包含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自觉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贴近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要把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农民家庭、个人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与以往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相比，一是注重结合，二是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在项目、资金、技术、物资、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向计划生育的农户倾斜，给他们更多的物质利益。这样做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不仅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而且对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吉林回来后，国家计生委向全国转发了吉林省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情况报告，开始普及推广计划生育“三结合”。
《财经》：实践证明，“少生快富奔小康”这个口号对广大农民有强烈的吸引力。
彭珮云：计划生育工作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愿望紧密结合，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真心支持。所以，1994年我们又总结推广了江苏省盐城市引入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各种形式的少生快富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经验;并联合10个部门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通知》。
1995年，我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提出，计划生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必须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決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转变。
短短几年间，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地方还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同创建小康村、文明村活动，以及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充分调动各级党政领导、各个部门、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形成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强大合力，更好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财经》：您1988年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到1998年离任，整整当了十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88年的22.37‰下降到1997年的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88年的15.73‰下降到1997年的10.06‰，人口增长速度稳定下来了。
彭珮云：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计生系统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十年我们所做的，就是探索怎么把计划生育引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上去。
《财经》：在世界上，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都是非常独特、具有借鉴意义的。无庸讳言，国际上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彭珮云：开始的时候批评确实不少。我们不断地总结、改进工作经验，也注重学习国际上一些好的理念和做法，同时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上逐步树立起中国计划生育的良好形象。
所以，后来国际上批评中国计划生育的声音少多了。200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还颁发给我一个“联合国特别贡献奖”，表彰我对人口等工作的贡献。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肯定。
《财经》：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新问题出现。面对中国人口新情况，学界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的要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的要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2006年12月，中央颁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从2006年到现在，九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多月前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35年来中国人口政策首次重大调整，您怎么评价这次政策调整？
彭珮云：这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关键一步，终结了35年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有利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有利于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财经》：现在，许多人都在关心如何总结评估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对其利弊得失、经验教训有各种不同见解，也有些人士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
彭珮云：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也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匆忙而草率地作结论，而要在严肃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充分民主的学术讨论，逐渐形成为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共识。
当前，我们应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五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认真贯彻落实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财经》：不过，落实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并不容易，因为现在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彭珮云：确实，贯彻落实这个政策是有相当难度的。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位70后老爸不生二胎的理由》，说得非常具体、细微、生动，值得深思。不能指望政策一放开就能够自动生效，而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要做好思想宣传工作，深入解读政策，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能够认清当前我国的人口形势、今后人口发展的趋势，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使各级干部特别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干部明确今后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第三，还要鼓励符合条件的育龄人群按政策生育。要针对人们思想认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疑虑、困惑，把思想宣传工作做深做细。
《财经》：思想认识很重要。据了解，现在计划生育系统不少基层干部认为放开两孩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将会萎缩直至消亡，情绪不振，不知今后该干什么，怎么去干。
彭珮云：当前的一个社会焦点就是，对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到底应该怎么解读？长期以来，人們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理解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实行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政策。现在需要向大家讲清楚，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内涵是什么，把人们的思想真正转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上来。
同时，要积极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首先要把计划生育的工作理念从主要是严格管控人口数量转变到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上来。要认识到现在群众这方面的需求更多更高了，服务内容更丰富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服务工作做细做好，切实改变工作作风。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卫生和计划生育两个系统更好地融合，把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引导计划生育工作队伍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更好地发挥作用。
《财经》：事实上，此前一些地方试行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养不起、养不好因而不想生、不敢生。
彭珮云：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妇幼保健、儿童照料、托幼事业、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财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尤其要关注育龄妇女面临生儿育女和事业发展的两难困境和纠结。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家庭的政策支持力度，并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共同推进。许多问题不是卫计委一家所能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统筹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有关的公共政策。另外，还要认真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帮助解决为计划生育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实际困难。
总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就要认真研究当前的人口形势及其发展趋向，研究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国人口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生育水平？怎样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和实现城镇化？统筹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既要合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又要改善人口结构与分布;既要注重国家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和家庭利益;既要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着力研究和回答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不断探索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关键一步，”86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这样评价道，“它终结了35年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
1980年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彭珮云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长达十年（1988年-1998年），经历了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段时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重要的推动者。
在接受采访时，彭珮云对新中国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回顾，详细阐述了中国如何实现从人口高出生率到低出生率的转变。
面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许多人士对计划生育政策得失利弊进行反思。作为亲历者，彭珮云说，“我也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
在彭珮云看来，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着力研究和回答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不断探索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严峻的人口形势
《财经》：从1949年到1988年，除了“文革”期间被打倒，您一直从事教育领导工作。1988年您被任命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转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那一年您已经59岁了，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对此，当时您有什么想法？
彭珮云：因为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主要是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对计划生育工作不了解，对农村不熟悉，因此感到难以胜任，同时也有些舍不得离开原来的岗位。我曾向中央请求不要调动我的工作。后来负责组织工作的宋平同志找我谈了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服从调动，并且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头学起，做好工作。
《财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彭珮云：1981年3月6日，五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其实，早在1962年国务院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不过，计划生育办公室是临时性机构，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财经》：看来，计划生育工作并不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
彭珮云：更早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从关心育龄妇女健康出发，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严格控制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
1953年全国总人口接近6亿，比1949年净增6000万。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人口再生产类型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过快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增长。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财经》：也就是说，从1953年就开始进行计划生育的试点了？
彭珮云：是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计划生育，不过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叫节制生育，也没有明确的生育政策。当时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社会有识之士也积极主张实行计划生育。后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人口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工作自然被搁置。
从1962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我国进入了持续八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7亿。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毛泽东提议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逐步开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个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阻力很大、步履维艰。并且，由于广大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全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财经》：资料显示，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人口由成立初期的5.4亿增长到8亿，净增了近2.6亿。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人口高增长。
彭珮云：人口过了8亿，各种压力日益增大。所以，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要求：“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第二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特别是在农村收到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迅速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2。但是仍然高于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形势严峻。
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一律简称“国家计生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修订人口计划
《财经》：国家计生委的第一任主任是陈慕华，后来是钱信忠、王伟，您是第四任。1988年在您接任主任时，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如何？ 彭珮云：1988年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88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4.2‰，就是说，全国的总人口这时候一年要净增1540多万人。
《财经》：人口形势很严峻，难怪那个时候大家都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彭珮云：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当时社会上包括计划生育系统内部对计划生育政策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高峰来了，就要坚决执行无论城乡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些人主张只要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还是允许生两个孩子好。因为思想认识不统一，所以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既存在简单化、强迫命令的现象，也有些地方工作抓得不紧，甚至放任自流。我到黑龙江、辽宁调查，他们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工作做得比较好。调查的结论是，如果大家能够统一认识，稳定政策，抓紧工作还是可以达到目标的。
上任的第三个月，1988年3月，我代表国家计生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当时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中央重申了现行生育政策，这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子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育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财经》：国外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成是“一孩政策”，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从中央政策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刀切，全国实行统一的政策。
彭珮云：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农村只生一个孩子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四川的部分地方。约有17个省、区、市是允许第一个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云南、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可生两个孩子。西藏没有限制。
实行这个政策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还比较低，家庭还是生产单位，一个农户只有一个女孩，在生产和生活上确有实际困难。允许农村生了一个女孩的家庭有计划地生育第二胎，将使计划生育政策更能行得通。实行这一政策，既体现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考虑到农村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有所照顾，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终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财经》：还有一个问题，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要求到2000年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对于您来说，这个目标是个巨大压力。
彭珮云：这个目标是在1980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里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政府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一方面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吃掉了。”1982年十二大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但是，这个目标很难实现，所以后来在表述上已经开始有些变化，比如把“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
《财经》：“12亿左右”这个说法就宽松多了。
彭珮云：我到了计生委以后，发现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当时生育计划由国家计委下达，哪个省份一年生育多少孩子，都是有计划指标的。1989年初我们发现，其他省区市都没有完成人口计划，只有两个地方完成了，一个是浙江，一个是新疆。
《财经》：为什么呢？
彭珮云：浙江工作做得好，力度大。新疆政策比较宽松，所以也完成了。计划生育工作是很累人的，辛辛苦苦还完不成计划生育的任务，而且不是一个地方，这就必须考虑计划本身对不对？国务院开会时总理说，彭珮云，你们计生委就是要控制住人口。我就说，我要看看在我来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计划根本完成不了，就很难工作。
《财经》：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彭珮云：我这个人原来是搞教育的，我觉得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方法很强硬、很简单。即使这样都完成不了，还要加压，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费了很大的劲抓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呢？如果一个目标经过努力也达不到的话，那就说明目标本身制定得不合理。
为了制定一个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八五”人口计划，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航空航天部710所、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等11家研究机构进行预测，也有国外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各家预测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到世纪末差一点点到13亿，多数都是在12.8亿到12.9亿。我们与国家计委联合召开两次研讨会。请人口专家和各地计生委的同志根据历次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没有完成人口计划的原因，总结人口计划管理方面的經验教训。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提出了制定人口计划的基本原则。
《财经》：那么，基本原则是什么？
彭珮云：既要体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应该是经过最大努力能够实现的。根据这个原则，经过反复测算，国家计生委向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国人口总数的控制目标调整为13亿以内。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认可。
《财经》：事实证明，这个调整是必要的。
彭珮云：1988年总人口已过11亿，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再有七年，12亿大关就被突破了。如果不调整，目标不切合实际，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完成任务，一个是哄骗瞒报。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制定的人口计划必须是积极可行的。
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财经》：有了一个好的人口计划，工作就好开展了。
彭珮云：有了一个好的人口计划还不够，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不对等，责任重大，权力很小，所以要协调各方面，促使各级党委、政府承担起责任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成人口计划。 为此，我们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请求中央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请各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参加。1991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郑重宣布，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央就由他和李鹏同志负总责，今后每年人大开会期间都要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财经》：以后每年“两会”期间都召开吗？
彭珮云：每年都召开，一直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八次。每次都是总书记、总理参加并讲话，各省区市党政一把手参加。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如果中央领导重视，工作就好做了。
1991年中央下发了《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党政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成立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财经》：有了从上到下的领导机构和机制，工作就顺利了。
彭珮云：由于中央带了头，各地纷纷效仿，计划生育工作被党委、政府摆上了议事日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2年国家计生委召开会议，总结推广山东等地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经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计划生育干部的积极性，对于确保人口计划的实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财经》：目标管理责任制是一个好办法，问题在于怎么防止地方上为了达到目标弄虚作假呢？
彭珮云：实话实说，弄虚作假是存在的，有时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甚至相当大。1988年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汇总的全国人口出生统计误差率高达30%。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计生委进行了一系列的抽样调查。1992年组织了全国38万人口的抽样调查，获得一批重要的人口数据。
《财经》：据说，1993年您还组织了一批干部直接下到农村摸情况。
彭珮云：是有这么一回事。从1993年开始，连续四年，我们每年组织力量采取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的方式，抽查两个省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使我们对基层人口出生情况、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现状，以及统计报表的水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对每次调查的结果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向中央写了报告，同时通报各地，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大家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要提倡讲实活、报实数，不要自欺欺人。
各地纷照国家计生委的做法，进行各种形式的抽样调查，并采取措施制止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提高人口统计质量，为各级党委、政府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策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财经》：在刚推行计划生育的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国家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比如说，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严格考核，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牵牛、抓猪、拆房，乃至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等现象。
彭珮云：那段时期中国的生育水平的确下降了不少，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既损害了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正是注意到这些问题，我认为，解决问题就要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把计划生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国家计生委曾几次起草全国的计划生育法，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先后形成了20多稿。1989年、1990年我也为立法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一部法就很好立，但我们的计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难的。由于全国立法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我们先帮助和督促地方上制定和完善计划生育条例。
1990年以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与方法，使各级干部认识到：一些人对计划生育有抵触情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会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败坏计划生育工作的声誉。
同时，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计划生育既要抓紧也要抓好，抓紧就是要控制住人口过快增长，抓好就是要密切党群关系，不应该因为计划生育而导致党群关系紧张。为此，我们强调计划生育工作要实行“三为主”方针。
《财经》：“三为主”方针的内容是什么？
彭珮云：简单地说，就是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为主、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财经》：以宣传教育为主，针对的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而提出来的吧？
彭珮云：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要老百姓做出牺牲，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老百姓愿意多生孩子，这与政策要求不符。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想多生孩子就是思想落后，更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强制。计划生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提出以宣传教育为主，引导群众把国家利益和家庭、个人利益很好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旧的婚育观念和习俗，树立实行计划生育的新风尚。
许多地方设立了“人口学校”，在育齡人群中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这种方式的针对性很强，效果也很好。我们还与宣传部门密切合作，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进行计划生育专题宣传活动。把宣传与服务结合起来，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寓宣传于服务之中，使群众更加易于接受。通过长期努力，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渐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所谓“以避孕为主”，就是精心指导育龄妇女落实避孕措施。如果等到妇女怀孕后再动员她们采取补救措施，不但工作难度大，也不利于妇女身体健康。
《财经》：为什么要提出“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彭珮云：上世纪80年代县以上逐步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但是广大农村基层工作相当薄弱，许多地方平时没有人做计划生育工作，只依赖上面派人来，一年搞几次突击。从各方抽一些人上去做工作，主要是宣布一下政策，不这么做就强行搞，还流行一句话，说“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这样做虽然也收到一些效果，但往往是“突击来了一阵风，突击过后又放松”，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大，计划生育仍然难以摆脱被动局面。还有一些地方，村里没人做工作，上边也放任自流，致使人口生育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况。基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很差，工作人员数量少，水平不齐，待遇低，队伍很不稳定，经费紧张，设备缺乏。
1989年，国家计生委积极争取有关部门为地方计划生育机构增加了8000名行政编制，并规定各乡（镇）应设一名属于行政编制的计划生育助理员，专门做计划生育工作。1993年机构改革时，我们积极争取中央明确规定县以上计划生育机构为必设机构。这一年，国务院还发出文件，要求在“八五”期间，为全国每个乡（镇）解决1名-2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农转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组建了活跃在基层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与群众工作三支队伍。到1997年底，全国乡镇以上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已有40万。依靠这支队伍，做好经常性工作，使计划生育工作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探索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之路
《财经》：1992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是因为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口控制也应当由市场调节。
彭珮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的理解是，不论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建立市场经济解决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问题，主要是以什么方式分配资源。这和人口生产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财经》：那么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有什么改革和转变？
彭珮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大家感到，过去仅靠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解决人口问题，单纯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后，我们就开始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制约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
这一时期，各地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经验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县和湖北省英山县的“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的经验，江苏省射阳县的“少生快富合作社”，盐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妇女“双学双比”相结合;四川省旺苍县等地的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经验及德阳市开展“万名计生协会会员奔小康活动”等。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省调查计划生育工作，发现吉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经验很好。
《财经》：什么是“三结合”？
彭珮云：就是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我认为，“三结合”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有计划生育的要求，也包含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自觉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贴近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要把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农民家庭、个人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与以往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相比，一是注重结合，二是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在项目、资金、技术、物资、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向计划生育的农户倾斜，给他们更多的物质利益。这样做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不仅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而且对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吉林回来后，国家计生委向全国转发了吉林省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情况报告，开始普及推广计划生育“三结合”。
《财经》：实践证明，“少生快富奔小康”这个口号对广大农民有强烈的吸引力。
彭珮云：计划生育工作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愿望紧密结合，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真心支持。所以，1994年我们又总结推广了江苏省盐城市引入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各种形式的少生快富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经验;并联合10个部门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通知》。
1995年，我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提出，计划生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必须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決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转变。
短短几年间，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地方还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同创建小康村、文明村活动，以及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充分调动各级党政领导、各个部门、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形成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强大合力，更好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财经》：您1988年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到1998年离任，整整当了十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88年的22.37‰下降到1997年的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88年的15.73‰下降到1997年的10.06‰，人口增长速度稳定下来了。
彭珮云：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计生系统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十年我们所做的，就是探索怎么把计划生育引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上去。
《财经》：在世界上，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都是非常独特、具有借鉴意义的。无庸讳言，国际上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彭珮云：开始的时候批评确实不少。我们不断地总结、改进工作经验，也注重学习国际上一些好的理念和做法，同时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上逐步树立起中国计划生育的良好形象。
所以，后来国际上批评中国计划生育的声音少多了。200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还颁发给我一个“联合国特别贡献奖”，表彰我对人口等工作的贡献。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肯定。
“终结了35年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
《财经》：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新问题出现。面对中国人口新情况，学界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的要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的要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2006年12月，中央颁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从2006年到现在，九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多月前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35年来中国人口政策首次重大调整，您怎么评价这次政策调整？
彭珮云：这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关键一步，终结了35年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有利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有利于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财经》：现在，许多人都在关心如何总结评估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对其利弊得失、经验教训有各种不同见解，也有些人士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
彭珮云：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也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匆忙而草率地作结论，而要在严肃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充分民主的学术讨论，逐渐形成为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共识。
当前，我们应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五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认真贯彻落实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财经》：不过，落实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并不容易，因为现在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彭珮云：确实，贯彻落实这个政策是有相当难度的。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位70后老爸不生二胎的理由》，说得非常具体、细微、生动，值得深思。不能指望政策一放开就能够自动生效，而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要做好思想宣传工作，深入解读政策，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能够认清当前我国的人口形势、今后人口发展的趋势，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使各级干部特别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干部明确今后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第三，还要鼓励符合条件的育龄人群按政策生育。要针对人们思想认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疑虑、困惑，把思想宣传工作做深做细。
《财经》：思想认识很重要。据了解，现在计划生育系统不少基层干部认为放开两孩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将会萎缩直至消亡，情绪不振，不知今后该干什么，怎么去干。
彭珮云：当前的一个社会焦点就是，对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到底应该怎么解读？长期以来，人們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理解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实行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政策。现在需要向大家讲清楚，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内涵是什么，把人们的思想真正转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上来。
同时，要积极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首先要把计划生育的工作理念从主要是严格管控人口数量转变到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上来。要认识到现在群众这方面的需求更多更高了，服务内容更丰富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服务工作做细做好，切实改变工作作风。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卫生和计划生育两个系统更好地融合，把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引导计划生育工作队伍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更好地发挥作用。
《财经》：事实上，此前一些地方试行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养不起、养不好因而不想生、不敢生。
彭珮云：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妇幼保健、儿童照料、托幼事业、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财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尤其要关注育龄妇女面临生儿育女和事业发展的两难困境和纠结。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家庭的政策支持力度，并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共同推进。许多问题不是卫计委一家所能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统筹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有关的公共政策。另外，还要认真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帮助解决为计划生育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实际困难。
总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就要认真研究当前的人口形势及其发展趋向，研究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国人口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生育水平？怎样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和实现城镇化？统筹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既要合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又要改善人口结构与分布;既要注重国家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和家庭利益;既要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着力研究和回答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不断探索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