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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
此年1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提议与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双方在此后的谈判中同意议会由选举产生，这为团结工会在8月上台组阁奠定了基础。同一时间，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借助反对派“自由民主战士同盟”的压力，击败党内保守派，宣布实行多党制与议会自由选举，并于9月开放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由此引发东德政权的崩溃。年初，东德国安部还估计反对派只有几千人，到了9月中旬，大量东德人开始逃往西德，各地相继爆发和平示威，昂纳克被迫下台。11月9日，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学生举行游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宪章运动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队伍。12月10日，胡萨克总统辞职。12月29日，议会选举哈维尔担任总统。11月10日，保加利亚党内发生“宫廷政变”，将总书记日夫科夫赶下台，并向社会作出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12月21日，羅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示威民众推翻，由罗共中的改革派组成“救国阵线”接管政权。接下来，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全面爆发，联盟在解体过程中陷入长期内战。最终，与世隔绝的阿尔巴尼亚政权亦未能幸免，允许成立独立的党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各国全都实现了制度转型。
在东欧各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后，社会平等的问题或许又将成为主要的问题。
面对这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多米诺坍塌，即使相信历史是偶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着某种必然性。不可否认，东欧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密切关系，但却不是由“新思维”引导的，当苏联宣布不再干涉东欧各国的制度选择时，这些政权感觉到这次只有靠自己了。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结果仍然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政权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生活”，东德示威人群高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而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中，哈维尔对着广场上的公众畅谈捷克未来的民主道路，以这样的语言结束：“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这表明，公众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而是要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东欧各国执政党失去权力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因此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引发社会不满。的确，按照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国家力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计划经济依靠政府的主观意志，又以重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整个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而难以赶上西方的经济发展。根据数据统计，在东欧各国政权初期，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率为6%至7%;20世纪60年代降至2%-3%，然后又出现反弹，直到70年代中期才又出现下滑趋势，80年代则普遍出现对外贸易和财务危机。
不过问题在于，一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东欧属于一种消费品匮乏的短缺经济，商店里常常缺乏日用品，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排队购物。但另一方面，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改善，比世界许多贫困国家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较西方国家低，但基尼指数却没有西方国家高，社会各阶层之间并没有突出的不公平现象。
对于东欧国家是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经济停滞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存在争论。迈耶克就认为：“从增长百分比来看，东欧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从1985年至1989年，东欧各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低增长。不管怎样，经济问题只能说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会带来执政难题，不可能造成政权崩溃。如罗文达斯基和伍德尔在1987年写道：“由于东欧各国已经成功地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所承诺的社会平等的话，确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可能的。”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88年也写道：“东欧会出现一种长期的非决定性的制度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将导致出现一个新的停滞时期。”
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东欧是一个经济平等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就制度的性质而言，只要一个政权毫不在乎每个个体的生命，再大的经济危机都可以靠低水平平均生活来消解掉，因此永远不存在经济崩溃的可能。换言之，当时的东欧各国即使经济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头。但尽管如此，这些西方学者也都未预见到东欧政权会突然崩溃。
有意思的是，经济因素也成为当时东欧许多官员的观点，直到面对不断发生的群众示威和民众逃往西德的浪潮时，东德安全部的哈内尔将军还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对政府工作感到不满，对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国家经济状况感到不满造成的。”但是，经济原因却无法解释，东德1959年的工业增长率曾高达12%，但仍有大量人员出逃西德，最终迫使当局建立“柏林墙”。也无法解释，当时东欧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第二经济”，波兰、匈牙利等国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私营经济在匈牙利占到了三分之一，但最终，所有政权都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
值得思考的是，东、西方的政要和学者都很少有人预见到东欧的剧变。如果阅读100多年前托克维尔考察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尽管他们看到了东欧的经济问题或政权性质问题，并且这也的确反映了部分史实，但却缺乏历史哲学的观照。
事实上，东欧各国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历史的深处去寻找原因。
必须指出，罗文达斯基和伍德尔没有理解错东欧政权的制度目标与承诺，也没有忽略东欧人民在“二战”后的诉求，以及此后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那就是社会平等的理想。从更远的历史角度看，东欧各国当初建立的政权是苏联式的，也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具有这两次革命追求社会平等的特征，并且都采取了暴力方式。而早在100多年前，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情绪，就已指出：“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简直就像是我们同时代人。”应当补充一句，这简直就像是50年代的东欧各国人。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运用历史事实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大革命的起因与结果有一个重要结论：法国大革命的基调是追求平等，但却忘记了自由。革命前，政府已经较前更加尊重自由，政府依然强大但不再实行专制，国王服从公众舆论，受自身制定的法律限制。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区隔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各阶层都获得了一定自由，但又都感到不平等，这是引发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危机的触发源于国王试图削减贵族利益集团和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王权先是联合平民压制贵族，后又联合贵族压制平民。而所有阶层也都下意识为了获得平等而赞同中央集权，导致革命爆发时所有阶层都反对王朝专制，并都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权，以实现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平等理想，这些改革家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就已观察到，自由只能存在于地方自治中，任何政府权力都不会喜欢自由，但政府可以解决平等的问题，而这必须付出自由的代价。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托克维尔敏锐地看到一个普遍的社会心态，即人们对平等的渴望永远比自由更强烈，也更长久。平等可以给下层社会带来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更符合上层进步人士心中的正义原则。就此而言，自由远不如平等有吸引力。而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平等也更容易与专制结合起来。
法国革命正是贯穿了这样一条主线，多数阶层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试图摧毁社会差序格局，他们实际上一直在做此前国王做的事，即摧毁地方分权和阶层区隔，以便更加强化中央集权。在民众看来，王朝的中央集权还不够强大，结果大革命产生了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中央政府。
历史是如此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人民同样面临要自由还是要平等的选择。尽管东欧各国采用苏联模式，既有着外部强加的因素，也有着自身选择的因素，但“二战”后整个欧洲普遍反对资本主义，却是时代潮流。总的说来，“二战”前有的国家如捷克、波兰就已实现了民主制度，有的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则是非民主国家。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自19世纪起，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地区就有着很大影响，东欧各国人民对平等的诉求甚于自由。下层阶级知道自由不会带来福利，而平等是可以的。知识分子则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同情下层阶级，如哈维尔出生于大资本家家庭，却终其一生都痛恨社会不平等现象。
因此，尽管社会主义是外来政权的，但其理论的核心是追求平等，因此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与东欧多数知识分子及民众的基本诉求相悖。
此外，东欧人在近代史中形成的天性也起着很大作用。经历过长期的外来强权欺凌，东欧人普遍具有一种解放情结，其天性更接近法国人，喜欢浪漫主义的抽象原则，他们对民族、阶级的平等充满正义的渴望，同时又缺乏英国人那种对法治的重视，缺乏对自由的真正理解，将新社会的来临看作是人类的新生，因而社会平等的前景在民众中普遍燃起了一股激情。
明显的例子就是，战后东欧各个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都主张工业国有化，有的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甚至比共产党更激进，要求工人直接控制企业，反而是共产党在开始时比较克制。既然所有阶层都支持社会主义的平等主张，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分歧就变成了多党制与一党制之争。如保加利亚的“火炬”集团就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指导使保加利亚现代化”，这一纲领与保共是一致的。但随着民族阵线分化，其他党派全都遭到压制，最终多党政府瓦解，各国共产党独掌大权。
需要指出，在建立一党制的过程中，各国并不全是依靠强制手段。如在1945年的大选中，捷共获得38%的选票，1948年的“二月革命”，捷共又在200万工人总罢工的支持下，逼迫其他党派退出政府。在1945年的选举中，保共控制的祖国阵线获得88%的选票。在南斯拉夫，则是一开始就由南共主导国家重建，当时绝大多数民众都拥护南共。正如托克维尔所揭示，对平等的追求使民众站在自由的对立面，无视政权摧毁与自由相悖的许多制度、思想和习惯。“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
在20世纪40年代末，所有东欧国家全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央集权的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生活。新政府的确践行了社会平等的承诺，大批工人被提拔为官员，从前的官员则变成工人。如在1951年，捷克有近8万旧政府雇员被赶出政府部门，安排到工厂当工人。在工资收入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差别并不大。比如，在匈牙利，普通官员的工资仅比技术工人高12%。在波兰，许多工人的工资甚至比知识分子要高。这一切都是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的。
执政党控制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有领域，议会虽然给其他党派保留部分席位，但却是橡皮图章，国家权力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上。为了全面控制社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会、青年组织、作家协会等群众组织，将全体人民纳入一个划一的社会。同时，实行强制性的劳动组织和义务劳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是建立“劳动营”，波兰是建立“为波兰服务”组织，每年六个月义务劳动。政府还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定额，降低实际工资，强化劳动纪律，同时经常宣传劳动模范，供全社会仿效。
那些领导了这场革命的人告诉人们，他们与大多数人民的理想是一致的，目的是实现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而对于多数东欧人来说，他们当初对自由的理解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换言之，他们并不拒绝自己当主人。可他们没有想到，自由实际上与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无关，更与剥夺他人财富无关，它本身就是幸福，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如今东欧人终于看到，原来劳动就是自由。
在东欧剧变之后，英国历史学家福凯斯曾总结东欧国家的八个特征：苏联模式、意识形态控制、一党统治、没有法治、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忽视消费、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这些国家正如法国革命体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即“财产共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新制度建立的中央集权消灭了阶级差别，扩大了社会平等，但卻比任何旧制度都更不自由。它所建立的是一个如托克维尔所称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由于被统治者每个个体彼此划一，在这个人人相似并依附国家的社会里，不再存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而变成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的矛盾。
国家不仅垄断了经济，而且还垄断了权力和思想。因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东欧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是由于平等的诉求，而是由于自由的诉求，并且总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反抗，因为这个阶层对自由最为敏感，也最为渴求。而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以压制自由为统治特色的。一般来说，东欧各国建立一党制的过程大同小异，先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接着清洗联合政府中的非党人士，然后从政治生活中摒除所有其他党派，最后建立起一党统治。
20世纪50年代初，东欧各国都赞同这样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阶级斗争仍在日益尖锐化。捷共领导人斯兰斯基就曾强调：“发现我们中间的敌人，因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个理论先是用来清洗非党人士，反集体化的农民与投机倒把的小商小贩，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后来又用来清洗党内反对者。那些遭到清洗的党内高级领导，本身就是无情迫害异己的人，如斯兰斯基本人和胡萨克、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拉伊克和卡达尔、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等，这些人或者被处死，或者曾遭到长期监禁。
无数政治迫害再次证明了托克维尔的论断，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最难产生自由法治的国家。当一个政党全面控制社会，甚至消灭社会之后，法律就成了统治者的唯一障碍，而没有起码的法律治理，自由也就彻底丧失了。另一方面，随着全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平等化，自由的欲求必然会显露出来，因为从19世纪至今，东欧各国人民毕竟是享受过自由或知道过自由而后又丧失自由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恐怖政治结束了，但当局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依然如故，即使物质的满足使人民暂时可以忍受，可是对自由的欲求仍然不断在加大人民与政权之间的矛盾。今天看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尽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但已经预示了苏联、东欧政权的最终瓦解。这两次运动的党内改革派都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要求得更多，其主要诉求就是自由民主。
匈牙利事件是由知识分子为主的裴多菲俱乐部发起的，他们和工人群众主要是要求清算大清洗的恶果，给工人更多的自治。1956年10月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报》的一篇社论就宣称：“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为获得自由的斗争。”作家协会要求民主选举领导班子，自治学生会更是提出多党选举、言论自由的要求。需要提及的是，这场革命的纲领是恢复多党制，但仍然坚持国有经济，没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则是由作家们首先发起的，尽管国家在1966年至1968年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6.9%，1966年国民收入增加5.7%，1967年增加7.5%，但却突然爆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知识分子要求言论思想自由，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则要求取消平均主义政策。在此推动下，捷共改革派的“二月纲领”也保证集会、言论、结社自由，许诺扩大企业自治等，而由作家瓦楚里克写的《二千词》宣言，更是明确提出民主化的口号，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支持。
其他东欧国家也不断发生反抗。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波兰工人因增加生产定额而罢工，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自由”。1970年，由于东德在世界经济中跃升至第九位，昂纳克于1972年宣布艺术和文学领域没有禁区，但仍有大量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文艺开放政策也由于作家、艺术家们借机反抗而很快就停止了。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虽然没有发生过有规模的反抗，但从赫塔·米勒、马内阿、凯尔泰斯、契斯、卡达莱、马尔科夫等作家的创作中，人们仍能感觉到自由的呼唤。
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各国政权普遍实行“现实的社会主义”，试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维护一党的绝对权力，但专制的裂罅已经越来越大。同一时期，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作家、学者的“萨米亚特”写作、青年人追求自由表达的“第二文化”以及建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的主张。在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中，“公民社会”的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欧知识分子对于人人相似又彼此漠视的社会道德的思考，再次印证了托克维尔的名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些思考启迪了人们的心灵，为1989年东欧各国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1989年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回顾，即重新诉求自由。剧变不过是实现了人民几十年来的思考。这一次，东欧人没有像“二战”后那样，采用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的方案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们保持了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始终坚持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当然，在东欧各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后，社会平等的问题或许又将成为主要的问题，但东欧各国人民大概不会再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了。他们会记住托克维尔100多年前的告诫：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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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1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提议与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双方在此后的谈判中同意议会由选举产生，这为团结工会在8月上台组阁奠定了基础。同一时间，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借助反对派“自由民主战士同盟”的压力，击败党内保守派，宣布实行多党制与议会自由选举，并于9月开放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由此引发东德政权的崩溃。年初，东德国安部还估计反对派只有几千人，到了9月中旬，大量东德人开始逃往西德，各地相继爆发和平示威，昂纳克被迫下台。11月9日，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学生举行游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宪章运动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队伍。12月10日，胡萨克总统辞职。12月29日，议会选举哈维尔担任总统。11月10日，保加利亚党内发生“宫廷政变”，将总书记日夫科夫赶下台，并向社会作出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12月21日，羅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示威民众推翻，由罗共中的改革派组成“救国阵线”接管政权。接下来，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全面爆发，联盟在解体过程中陷入长期内战。最终，与世隔绝的阿尔巴尼亚政权亦未能幸免，允许成立独立的党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各国全都实现了制度转型。
面对这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多米诺坍塌，即使相信历史是偶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着某种必然性。不可否认，东欧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密切关系，但却不是由“新思维”引导的，当苏联宣布不再干涉东欧各国的制度选择时，这些政权感觉到这次只有靠自己了。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结果仍然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政权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生活”，东德示威人群高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而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中，哈维尔对着广场上的公众畅谈捷克未来的民主道路，以这样的语言结束：“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这表明，公众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而是要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东欧各国执政党失去权力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因此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引发社会不满。的确，按照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国家力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计划经济依靠政府的主观意志，又以重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整个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而难以赶上西方的经济发展。根据数据统计，在东欧各国政权初期，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率为6%至7%;20世纪60年代降至2%-3%，然后又出现反弹，直到70年代中期才又出现下滑趋势，80年代则普遍出现对外贸易和财务危机。
不过问题在于，一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东欧属于一种消费品匮乏的短缺经济，商店里常常缺乏日用品，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排队购物。但另一方面，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改善，比世界许多贫困国家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较西方国家低，但基尼指数却没有西方国家高，社会各阶层之间并没有突出的不公平现象。
对于东欧国家是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经济停滞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存在争论。迈耶克就认为：“从增长百分比来看，东欧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从1985年至1989年，东欧各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低增长。不管怎样，经济问题只能说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会带来执政难题，不可能造成政权崩溃。如罗文达斯基和伍德尔在1987年写道：“由于东欧各国已经成功地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所承诺的社会平等的话，确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可能的。”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88年也写道：“东欧会出现一种长期的非决定性的制度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将导致出现一个新的停滞时期。”
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东欧是一个经济平等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就制度的性质而言，只要一个政权毫不在乎每个个体的生命，再大的经济危机都可以靠低水平平均生活来消解掉，因此永远不存在经济崩溃的可能。换言之，当时的东欧各国即使经济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头。但尽管如此，这些西方学者也都未预见到东欧政权会突然崩溃。
有意思的是，经济因素也成为当时东欧许多官员的观点，直到面对不断发生的群众示威和民众逃往西德的浪潮时，东德安全部的哈内尔将军还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对政府工作感到不满，对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国家经济状况感到不满造成的。”但是，经济原因却无法解释，东德1959年的工业增长率曾高达12%，但仍有大量人员出逃西德，最终迫使当局建立“柏林墙”。也无法解释，当时东欧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第二经济”，波兰、匈牙利等国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私营经济在匈牙利占到了三分之一，但最终，所有政权都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
值得思考的是，东、西方的政要和学者都很少有人预见到东欧的剧变。如果阅读100多年前托克维尔考察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尽管他们看到了东欧的经济问题或政权性质问题，并且这也的确反映了部分史实，但却缺乏历史哲学的观照。
事实上，东欧各国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历史的深处去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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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罗文达斯基和伍德尔没有理解错东欧政权的制度目标与承诺，也没有忽略东欧人民在“二战”后的诉求，以及此后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那就是社会平等的理想。从更远的历史角度看，东欧各国当初建立的政权是苏联式的，也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具有这两次革命追求社会平等的特征，并且都采取了暴力方式。而早在100多年前，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情绪，就已指出：“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简直就像是我们同时代人。”应当补充一句，这简直就像是50年代的东欧各国人。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运用历史事实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大革命的起因与结果有一个重要结论：法国大革命的基调是追求平等，但却忘记了自由。革命前，政府已经较前更加尊重自由，政府依然强大但不再实行专制，国王服从公众舆论，受自身制定的法律限制。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区隔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各阶层都获得了一定自由，但又都感到不平等，这是引发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危机的触发源于国王试图削减贵族利益集团和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王权先是联合平民压制贵族，后又联合贵族压制平民。而所有阶层也都下意识为了获得平等而赞同中央集权，导致革命爆发时所有阶层都反对王朝专制，并都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权，以实现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平等理想，这些改革家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就已观察到，自由只能存在于地方自治中，任何政府权力都不会喜欢自由，但政府可以解决平等的问题，而这必须付出自由的代价。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托克维尔敏锐地看到一个普遍的社会心态，即人们对平等的渴望永远比自由更强烈，也更长久。平等可以给下层社会带来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更符合上层进步人士心中的正义原则。就此而言，自由远不如平等有吸引力。而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平等也更容易与专制结合起来。
法国革命正是贯穿了这样一条主线，多数阶层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试图摧毁社会差序格局，他们实际上一直在做此前国王做的事，即摧毁地方分权和阶层区隔，以便更加强化中央集权。在民众看来，王朝的中央集权还不够强大，结果大革命产生了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中央政府。
历史是如此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人民同样面临要自由还是要平等的选择。尽管东欧各国采用苏联模式，既有着外部强加的因素，也有着自身选择的因素，但“二战”后整个欧洲普遍反对资本主义，却是时代潮流。总的说来，“二战”前有的国家如捷克、波兰就已实现了民主制度，有的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则是非民主国家。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自19世纪起，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地区就有着很大影响，东欧各国人民对平等的诉求甚于自由。下层阶级知道自由不会带来福利，而平等是可以的。知识分子则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同情下层阶级，如哈维尔出生于大资本家家庭，却终其一生都痛恨社会不平等现象。
因此，尽管社会主义是外来政权的，但其理论的核心是追求平等，因此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与东欧多数知识分子及民众的基本诉求相悖。
此外，东欧人在近代史中形成的天性也起着很大作用。经历过长期的外来强权欺凌，东欧人普遍具有一种解放情结，其天性更接近法国人，喜欢浪漫主义的抽象原则，他们对民族、阶级的平等充满正义的渴望，同时又缺乏英国人那种对法治的重视，缺乏对自由的真正理解，将新社会的来临看作是人类的新生，因而社会平等的前景在民众中普遍燃起了一股激情。
明显的例子就是，战后东欧各个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都主张工业国有化，有的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甚至比共产党更激进，要求工人直接控制企业，反而是共产党在开始时比较克制。既然所有阶层都支持社会主义的平等主张，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分歧就变成了多党制与一党制之争。如保加利亚的“火炬”集团就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指导使保加利亚现代化”，这一纲领与保共是一致的。但随着民族阵线分化，其他党派全都遭到压制，最终多党政府瓦解，各国共产党独掌大权。
需要指出，在建立一党制的过程中，各国并不全是依靠强制手段。如在1945年的大选中，捷共获得38%的选票，1948年的“二月革命”，捷共又在200万工人总罢工的支持下，逼迫其他党派退出政府。在1945年的选举中，保共控制的祖国阵线获得88%的选票。在南斯拉夫，则是一开始就由南共主导国家重建，当时绝大多数民众都拥护南共。正如托克维尔所揭示，对平等的追求使民众站在自由的对立面，无视政权摧毁与自由相悖的许多制度、思想和习惯。“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
在20世纪40年代末，所有东欧国家全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央集权的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生活。新政府的确践行了社会平等的承诺，大批工人被提拔为官员，从前的官员则变成工人。如在1951年，捷克有近8万旧政府雇员被赶出政府部门，安排到工厂当工人。在工资收入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差别并不大。比如，在匈牙利，普通官员的工资仅比技术工人高12%。在波兰，许多工人的工资甚至比知识分子要高。这一切都是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的。
执政党控制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有领域，议会虽然给其他党派保留部分席位，但却是橡皮图章，国家权力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上。为了全面控制社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会、青年组织、作家协会等群众组织，将全体人民纳入一个划一的社会。同时，实行强制性的劳动组织和义务劳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是建立“劳动营”，波兰是建立“为波兰服务”组织，每年六个月义务劳动。政府还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定额，降低实际工资，强化劳动纪律，同时经常宣传劳动模范，供全社会仿效。
那些领导了这场革命的人告诉人们，他们与大多数人民的理想是一致的，目的是实现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而对于多数东欧人来说，他们当初对自由的理解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换言之，他们并不拒绝自己当主人。可他们没有想到，自由实际上与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无关，更与剥夺他人财富无关，它本身就是幸福，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如今东欧人终于看到，原来劳动就是自由。
三
在东欧剧变之后，英国历史学家福凯斯曾总结东欧国家的八个特征：苏联模式、意识形态控制、一党统治、没有法治、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忽视消费、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这些国家正如法国革命体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即“财产共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新制度建立的中央集权消灭了阶级差别，扩大了社会平等，但卻比任何旧制度都更不自由。它所建立的是一个如托克维尔所称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由于被统治者每个个体彼此划一，在这个人人相似并依附国家的社会里，不再存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而变成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的矛盾。
国家不仅垄断了经济，而且还垄断了权力和思想。因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东欧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是由于平等的诉求，而是由于自由的诉求，并且总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反抗，因为这个阶层对自由最为敏感，也最为渴求。而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以压制自由为统治特色的。一般来说，东欧各国建立一党制的过程大同小异，先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接着清洗联合政府中的非党人士，然后从政治生活中摒除所有其他党派，最后建立起一党统治。
20世纪50年代初，东欧各国都赞同这样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阶级斗争仍在日益尖锐化。捷共领导人斯兰斯基就曾强调：“发现我们中间的敌人，因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个理论先是用来清洗非党人士，反集体化的农民与投机倒把的小商小贩，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后来又用来清洗党内反对者。那些遭到清洗的党内高级领导，本身就是无情迫害异己的人，如斯兰斯基本人和胡萨克、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拉伊克和卡达尔、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等，这些人或者被处死，或者曾遭到长期监禁。
无数政治迫害再次证明了托克维尔的论断，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最难产生自由法治的国家。当一个政党全面控制社会，甚至消灭社会之后，法律就成了统治者的唯一障碍，而没有起码的法律治理，自由也就彻底丧失了。另一方面，随着全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平等化，自由的欲求必然会显露出来，因为从19世纪至今，东欧各国人民毕竟是享受过自由或知道过自由而后又丧失自由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恐怖政治结束了，但当局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依然如故，即使物质的满足使人民暂时可以忍受，可是对自由的欲求仍然不断在加大人民与政权之间的矛盾。今天看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尽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但已经预示了苏联、东欧政权的最终瓦解。这两次运动的党内改革派都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要求得更多，其主要诉求就是自由民主。
匈牙利事件是由知识分子为主的裴多菲俱乐部发起的，他们和工人群众主要是要求清算大清洗的恶果，给工人更多的自治。1956年10月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报》的一篇社论就宣称：“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为获得自由的斗争。”作家协会要求民主选举领导班子，自治学生会更是提出多党选举、言论自由的要求。需要提及的是，这场革命的纲领是恢复多党制，但仍然坚持国有经济，没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则是由作家们首先发起的，尽管国家在1966年至1968年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6.9%，1966年国民收入增加5.7%，1967年增加7.5%，但却突然爆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知识分子要求言论思想自由，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则要求取消平均主义政策。在此推动下，捷共改革派的“二月纲领”也保证集会、言论、结社自由，许诺扩大企业自治等，而由作家瓦楚里克写的《二千词》宣言，更是明确提出民主化的口号，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支持。
其他东欧国家也不断发生反抗。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波兰工人因增加生产定额而罢工，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自由”。1970年，由于东德在世界经济中跃升至第九位，昂纳克于1972年宣布艺术和文学领域没有禁区，但仍有大量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文艺开放政策也由于作家、艺术家们借机反抗而很快就停止了。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虽然没有发生过有规模的反抗，但从赫塔·米勒、马内阿、凯尔泰斯、契斯、卡达莱、马尔科夫等作家的创作中，人们仍能感觉到自由的呼唤。
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各国政权普遍实行“现实的社会主义”，试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维护一党的绝对权力，但专制的裂罅已经越来越大。同一时期，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作家、学者的“萨米亚特”写作、青年人追求自由表达的“第二文化”以及建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的主张。在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中，“公民社会”的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欧知识分子对于人人相似又彼此漠视的社会道德的思考，再次印证了托克维尔的名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些思考启迪了人们的心灵，为1989年东欧各国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1989年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回顾，即重新诉求自由。剧变不过是实现了人民几十年来的思考。这一次，东欧人没有像“二战”后那样，采用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的方案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们保持了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始终坚持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当然，在东欧各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后，社会平等的问题或许又将成为主要的问题，但东欧各国人民大概不会再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了。他们会记住托克维尔100多年前的告诫：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