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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1907年8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1925年参加革命。他以自己一生奋斗不息的伟大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关爱山西，同山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情缘。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曾多次踏上山西这片热土，驰骋纵横，呕心沥血，参与指导山西和华北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三晋大地留下了他光辉的战斗足迹。
谨以此文，纪念杨尚昆同志百年诞辰。
一、跟随毛泽东东征山西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继攫取中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作出了渡河东征山西的决策。在要不要东征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坚定地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渡河东征的主张。
山西位于华北腹地，表里山河，形势定固，是日军早已垂涎三尺的战略要地，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前哨阵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阎锡山，深感“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为防备共产党，他除在军事上依据黄河天险构筑所谓“固若金汤”的军事设施外，还对人民群众实行高压政策。
为挽救华北危局，开通抗日道路，实现对日直接作战，1935年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红军东征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长县召开会议，正式将编组后的东征红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兵分两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第八十一师为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其余部队和红二十八军为左路军。
延长会议后，随着军事准备工作的加紧进行，杨尚昆于2月4日签发了《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训令》和《关于东征地方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红军出师东征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
遵照总政治部的指令和指示，全军上下普遍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并组织、培训地方工作团，以便配合地方工作委员会宣传群众，开辟地方工作。经过一系列政治动员工作，使红军指战员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央新策略的正确性，坚定了渡河东征的胜利信心，为尔后在山西境内开展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东征作战命令》。
渡河前，毛泽东先到黄河边，吩咐叶剑英和杨尚昆去组织渡河。一个任渡河司令，一个任政委。
2月20日傍晚，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冒着凛冽的寒风，利用夜暗从绥德的沟口和清涧的河口两个渡口分头强渡黄河。叶剑英和杨尚昆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对岸阎锡山没有估计到红军会突然强渡，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他吹嘘为“固若金汤”的100多里的防线突破了。
2月23日，杨尚昆带领政治部人员随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张浩、凯丰等以及总部人员，分乘三只大船在清涧县西辛关渡河，在石楼县东辛关上岸，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渡河红军迅速占领永和、石楼、中阳、隰县和孝义等地，黄河东岸到处飞扬着胜利的歌声：
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磨拳擦掌杀气高，吓掉汉奸魂。猛虎扑羊群，冲锋向前进，只见那白军连跑又带滚，猛打猛冲又猛追，追到石楼城。
阎锡山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利用吕梁山隘要塞拦截和围堵红军。红军将计就计，先发制人，抢先占据吕梁山隘要塞，设置伏击，接连取得了关上、蓬门大捷，打开了红军继续前进的通道。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发动群众，开展白区工作，东征总部于2月下旬在石楼西卫村召开重要会议，就创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了具体部署和研究。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红军已渡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二十多年的“白地”。为实现预定的在吕梁山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要迅速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任务。
2月28日，各东征部队和地方工作团迅速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在北起中阳、南到永和的吕梁各县大力开展了建立地方政权、扩红、筹款、宣传群众的工作。
杨尚昆也于关上战斗之后，率总政地方工作队的部分干部进入中阳上桥一带，开展地方工作，并选派了数名干部前往关上，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关上村党支部、苏维埃，管辖关上、曹家峪、石宝庄、布施、任家湾、下会等六个自然村。
由于阎锡山长期进行反共宣传，使山西的农村劳苦大众对共产党、红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因此，当红军刚入晋时，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吓得东躲西藏，有的弃家而去。东征红军入晋后，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群众。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都做宣传员，挨门挨户去宣传、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主动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老百姓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无不称颂红军是一支好军队，再也不相信阎锡山散布的那些骂共产党和红军的鬼话了。
3月初，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孝义县大麦郊(今属交口县)地区，毛泽东、彭德怀等也随同到达，指挥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越同蒲路，开赴抗日前线。但是，阎锡山不仅没有从关上、蓬门战斗的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调动大军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去路。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于3月6日至8日在大麦郊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晋军，扫清红军东征抗日的障碍。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在大麦郊一带会合作战，歼灭敌军两个团，给阎锡山所部以重创。
为揭露蒋介石、阎锡山阻拦红军抗日的罪行，进一步扩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3月1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再次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同日，杨尚昆应毛泽东、彭德怀电召回到红军总部。3月11日，杨尚昆签发中国抗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没收暂行条例》，对没收新区内日本及反动政府军政官员的资产作出具体政策规定。3月12日，红军总部在孝义县郭家掌(今属交口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杨尚昆就扩红和地方工作作了专题报告。会后，东征红军变更部署，组成左、右、中三路大军，分兵北上南下。
红军总政治部配合地方工作委员会全力开展地方工作，先后在石楼、灵石等县发展了共产党员，同时建立了党支部；在赵城、洪洞、蒲县、临汾、中阳等县组建了中共临时组织；在石楼、永和、隰县、灵石、蒲县、汾阳等县的区、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河东地区组建了河东独立团和20多支地方游击队。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地方工作队的宣传发动下，晋西各县迅速掀起了扩红热潮，正如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描述的那样：“斗了地主和豪绅，贫苦百姓得翻身，青年报名去当兵，跟上红军闹革命”。
为了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石楼、交口、孝义一带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张浩、彭德怀、杨尚昆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及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还认真分析华北时局，着重研究了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
正当东征红军按照晋西会议精神分兵挺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调动十个师以上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与阎锡山军队配合，开始集中“围剿”各路红军。同时，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川、延长出动，捣乱抗日后方。为了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决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4月22日发出《为突出封锁线或西渡给各兵团行动方针的训令》，表明了“有必要时西渡”回陕的行动方针。
4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指出：“方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顺利条件，我军决定西渡黄河”。
5月2日，东征红军开始有计划地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回师到河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杨尚昆亦率政治部随毛泽东西渡回师，胜利地完成了东征任务。
二、奔赴太原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点燃了抗日烽火，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华北局势的日趋严峻，中共中央为加强北方局的领导，决定派杨尚昆协助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8月初，杨尚昆风尘仆仆地转道来到古城太原。这是他第二次踏上山西这块热土，别有一番感慨。与一年前不同的是，这时阎锡山的政治态度有了重大转变。惯于奉行“存在就是真理”的阎锡山，在日军加紧侵略华北、战火逼近山西的形势下，从其利害出发，制定了联共抗日的新策略，喊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开始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使山西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在太原，杨尚昆与先后到达的刘少奇、彭真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新的领导机构，由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朱瑞任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林枫是刘少奇的秘书。北方局机关驻太原成成中学。
不久，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程子华等也陆续来到这里。
北方局在太原期间的首要任务，是全面部署华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9月下旬，刘少奇、杨尚昆和北方局即在太原召集山东、绥远等省委的负责人开会，并与华北有关省市党委负责人进行研究，部署了配合八路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枪、建立根据地等项工作；讨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各项政策，号召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要脱下长衫，到乡村打游击去。
鉴于敌后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刘少奇、杨尚昆与周恩来于1937年11月1日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华北战略区划分的基本格局，建议将华北划为九个战略区，即：绥南、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以阜平、五台山为中心)、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并成立军区和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各地的军事、政治领导，加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1月7日，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这是中共在敌后成立的第一个军区。
杨尚昆协助刘少奇全面部署华北各地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同时，利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通过机动灵活的方法，推动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牺盟会原是阎锡山的一个核心组织，即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一些进步青年倡议成立的，但甫经成立，工作就被搁置起来。1936年8月间，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之后，经北方局批准，薄一波、董天知、韩钧、杨献珍、周仲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即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宣传救亡组织工作的名义来太原，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从此，牺盟会的领导权为中共所掌握。
当日军西进南犯直接威逼山西时，杨尚昆和北方局抓住阎锡山在抗日问题上一度表现积极、对新派采取支持态度的有利时机，以牺盟会为核心，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亡团体，培训干部，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下旬，刘少奇、杨尚昆同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牛荫冠等研究决定，在太原召开了有300余人参加的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杨尚昆特别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到会讲话，对牺盟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时，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创建了105个县分会和若干中心区，培养了两万多名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当时牺盟会还集纳平津、东北等22个省市来的抗日爱国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侨胞中的爱国青年，在山西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促进了抗日高潮的掀起。当时的太原已成为华北抗战的政治中心，曾被进步人士誉为“二延安”“大革命时期的广州”。
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率八路军高级将领亲临太原时，同刘少奇、杨尚昆等北方局领导人商议，向阎锡山提出“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的建议。9月20日，在太原正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由第二战区高级参议、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主任委员，共产党和八路军方面的委员有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后二人为常驻委员)，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长，其动员区域主要包括绥远、察哈尔和晋西北、雁北、晋东北(后属晋察冀边区)地区。各级(包括县、区、村)动委会是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的领导机关，有的地方(主要是政权瓦解的地区)则具有半政权的性质。各级动委会在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巩固抗日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杨尚昆和北方局在建立山西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山西新军。当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看到山西旧军在日军进攻面前战斗力很弱，急欲扩充实力。北方局从秘密党员胡仁奎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要薄一波去争取。一次，杨尚昆和薄一波在防空洞里躲避空袭时商量了成立新军的问题。空袭警报解除后，杨尚昆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经刘少奇同意后，薄一波向阎锡山提议组建山西新军。阎锡山同意试建一个团，并定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决死队于1937年8月1日正式成立，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指派旧军官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则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9月间，决死队发展为四个总队，后来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组建二纵队时，刘少奇、杨尚昆指示张文昂、韩钧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派老红军钟人仿到二纵队任参谋长。除决死队外，杨尚昆还出面做工作，把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人游击队和阎锡山领导的山西工人委员会两部分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同时还相继组建了政治保卫旅，战动总会还组建了暂编第一师等新军武装。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在发展和坚持山西及整个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移驻临汾重镇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整个华北抗战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在太原失守之前，刘少奇、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撤离太原，冒着秋日的绵绵细雨，经汾阳、孝义，转移到晋南重镇临汾，驻扎在汾河以西的刘村镇，对外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第二科”。这个村以卖帽子出名，因此又称之为“帽儿刘村”。期间，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中共山西省委、牺盟会总部以及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等机关也相继撤到临汾。12月底，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亦到达临汾以北的洪洞马牧村。此时，临汾成了山西和华北抗战的中枢地带。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于11月15日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华北已经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为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在我党身上。”为此，要求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前途。
11月17日，刘少奇、杨尚昆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为了争取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八路军在3个月内扩大到10万，半年内扩大到20万，并强调，华北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扩大八路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同时，北方局在刘村镇举办八路军学兵队和党员训练班。党员训练由刘少奇主持，学兵队由杨尚昆主持，招收平津和太原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都经常给学员讲课。学员经过培训后，成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骨干。他们结业后分配到各县，推动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的发展。到1938年初，八路军三师主力由入晋时的3万余人增加到10万人，同年秋季进一步扩展到25万人，成为在山西和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力军。在此期间，山西新军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在各地还组织了大量游击支队。
期间，北方局还帮助阎锡山开办了民族革命大学。太原失陷后，许多平津流亡学生和太原进步青年也随之到达临汾。当时，全国各地的大批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投考抗大。阎锡山为了延揽人才，为自己今后的长远利益打算，于1938年1月在临汾创办了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并邀请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教学和教务工作。北方局和山西省委为了借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引导更多的青年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便积极予以协助，派杜心源、杜任之等共产党员到民大工作，分别担任政治主任和教务主任，还发动一些青年党员报考民大。由于北方局的工作，民大成为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开设的课程多是进步的社会科学和宣传抗日的内容；外聘的教师也多是当时著名的教授、学者和进步人士，如李公朴、沈钧儒、沙千里、罗隆基、侯外庐、徐懋庸、周巍峙等，所以很快吸收了全国18个省、市5000多名青年，使初期的民大无形中成为华北地区汇集全国抗日青年的营垒，为抗日救国大业培养了人才。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这些学生又大部分转移到延安，成为党的中坚。
（待续）
（责编 肖 黎）
谨以此文，纪念杨尚昆同志百年诞辰。
一、跟随毛泽东东征山西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继攫取中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作出了渡河东征山西的决策。在要不要东征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坚定地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渡河东征的主张。
山西位于华北腹地，表里山河，形势定固，是日军早已垂涎三尺的战略要地，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前哨阵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阎锡山，深感“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为防备共产党，他除在军事上依据黄河天险构筑所谓“固若金汤”的军事设施外，还对人民群众实行高压政策。
为挽救华北危局，开通抗日道路，实现对日直接作战，1935年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红军东征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长县召开会议，正式将编组后的东征红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兵分两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第八十一师为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其余部队和红二十八军为左路军。
延长会议后，随着军事准备工作的加紧进行，杨尚昆于2月4日签发了《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训令》和《关于东征地方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红军出师东征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
遵照总政治部的指令和指示，全军上下普遍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并组织、培训地方工作团，以便配合地方工作委员会宣传群众，开辟地方工作。经过一系列政治动员工作，使红军指战员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中央新策略的正确性，坚定了渡河东征的胜利信心，为尔后在山西境内开展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东征作战命令》。
渡河前，毛泽东先到黄河边，吩咐叶剑英和杨尚昆去组织渡河。一个任渡河司令，一个任政委。
2月20日傍晚，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冒着凛冽的寒风，利用夜暗从绥德的沟口和清涧的河口两个渡口分头强渡黄河。叶剑英和杨尚昆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对岸阎锡山没有估计到红军会突然强渡，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他吹嘘为“固若金汤”的100多里的防线突破了。
2月23日，杨尚昆带领政治部人员随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张浩、凯丰等以及总部人员，分乘三只大船在清涧县西辛关渡河，在石楼县东辛关上岸，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渡河红军迅速占领永和、石楼、中阳、隰县和孝义等地，黄河东岸到处飞扬着胜利的歌声：
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磨拳擦掌杀气高，吓掉汉奸魂。猛虎扑羊群，冲锋向前进，只见那白军连跑又带滚，猛打猛冲又猛追，追到石楼城。
阎锡山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利用吕梁山隘要塞拦截和围堵红军。红军将计就计，先发制人，抢先占据吕梁山隘要塞，设置伏击，接连取得了关上、蓬门大捷，打开了红军继续前进的通道。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发动群众，开展白区工作，东征总部于2月下旬在石楼西卫村召开重要会议，就创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了具体部署和研究。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红军已渡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二十多年的“白地”。为实现预定的在吕梁山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要迅速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任务。
2月28日，各东征部队和地方工作团迅速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在北起中阳、南到永和的吕梁各县大力开展了建立地方政权、扩红、筹款、宣传群众的工作。
杨尚昆也于关上战斗之后，率总政地方工作队的部分干部进入中阳上桥一带，开展地方工作，并选派了数名干部前往关上，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关上村党支部、苏维埃，管辖关上、曹家峪、石宝庄、布施、任家湾、下会等六个自然村。
由于阎锡山长期进行反共宣传，使山西的农村劳苦大众对共产党、红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因此，当红军刚入晋时，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吓得东躲西藏，有的弃家而去。东征红军入晋后，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群众。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都做宣传员，挨门挨户去宣传、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主动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老百姓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无不称颂红军是一支好军队，再也不相信阎锡山散布的那些骂共产党和红军的鬼话了。
3月初，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孝义县大麦郊(今属交口县)地区，毛泽东、彭德怀等也随同到达，指挥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越同蒲路，开赴抗日前线。但是，阎锡山不仅没有从关上、蓬门战斗的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调动大军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去路。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于3月6日至8日在大麦郊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晋军，扫清红军东征抗日的障碍。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在大麦郊一带会合作战，歼灭敌军两个团，给阎锡山所部以重创。
为揭露蒋介石、阎锡山阻拦红军抗日的罪行，进一步扩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3月1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再次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同日，杨尚昆应毛泽东、彭德怀电召回到红军总部。3月11日，杨尚昆签发中国抗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没收暂行条例》，对没收新区内日本及反动政府军政官员的资产作出具体政策规定。3月12日，红军总部在孝义县郭家掌(今属交口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杨尚昆就扩红和地方工作作了专题报告。会后，东征红军变更部署，组成左、右、中三路大军，分兵北上南下。
红军总政治部配合地方工作委员会全力开展地方工作，先后在石楼、灵石等县发展了共产党员，同时建立了党支部；在赵城、洪洞、蒲县、临汾、中阳等县组建了中共临时组织；在石楼、永和、隰县、灵石、蒲县、汾阳等县的区、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河东地区组建了河东独立团和20多支地方游击队。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地方工作队的宣传发动下，晋西各县迅速掀起了扩红热潮，正如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描述的那样：“斗了地主和豪绅，贫苦百姓得翻身，青年报名去当兵，跟上红军闹革命”。
为了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石楼、交口、孝义一带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张浩、彭德怀、杨尚昆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及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还认真分析华北时局，着重研究了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
正当东征红军按照晋西会议精神分兵挺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调动十个师以上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与阎锡山军队配合，开始集中“围剿”各路红军。同时，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川、延长出动，捣乱抗日后方。为了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决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4月22日发出《为突出封锁线或西渡给各兵团行动方针的训令》，表明了“有必要时西渡”回陕的行动方针。
4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指出：“方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顺利条件，我军决定西渡黄河”。
5月2日，东征红军开始有计划地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回师到河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杨尚昆亦率政治部随毛泽东西渡回师，胜利地完成了东征任务。
二、奔赴太原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点燃了抗日烽火，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华北局势的日趋严峻，中共中央为加强北方局的领导，决定派杨尚昆协助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8月初，杨尚昆风尘仆仆地转道来到古城太原。这是他第二次踏上山西这块热土，别有一番感慨。与一年前不同的是，这时阎锡山的政治态度有了重大转变。惯于奉行“存在就是真理”的阎锡山，在日军加紧侵略华北、战火逼近山西的形势下，从其利害出发，制定了联共抗日的新策略，喊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开始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使山西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在太原，杨尚昆与先后到达的刘少奇、彭真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新的领导机构，由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朱瑞任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林枫是刘少奇的秘书。北方局机关驻太原成成中学。
不久，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程子华等也陆续来到这里。
北方局在太原期间的首要任务，是全面部署华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9月下旬，刘少奇、杨尚昆和北方局即在太原召集山东、绥远等省委的负责人开会，并与华北有关省市党委负责人进行研究，部署了配合八路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枪、建立根据地等项工作；讨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各项政策，号召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要脱下长衫，到乡村打游击去。
鉴于敌后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刘少奇、杨尚昆与周恩来于1937年11月1日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华北战略区划分的基本格局，建议将华北划为九个战略区，即：绥南、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以阜平、五台山为中心)、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并成立军区和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各地的军事、政治领导，加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1月7日，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这是中共在敌后成立的第一个军区。
杨尚昆协助刘少奇全面部署华北各地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同时，利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通过机动灵活的方法，推动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牺盟会原是阎锡山的一个核心组织，即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一些进步青年倡议成立的，但甫经成立，工作就被搁置起来。1936年8月间，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之后，经北方局批准，薄一波、董天知、韩钧、杨献珍、周仲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即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宣传救亡组织工作的名义来太原，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从此，牺盟会的领导权为中共所掌握。
当日军西进南犯直接威逼山西时，杨尚昆和北方局抓住阎锡山在抗日问题上一度表现积极、对新派采取支持态度的有利时机，以牺盟会为核心，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亡团体，培训干部，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下旬，刘少奇、杨尚昆同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牛荫冠等研究决定，在太原召开了有300余人参加的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杨尚昆特别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到会讲话，对牺盟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时，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创建了105个县分会和若干中心区，培养了两万多名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当时牺盟会还集纳平津、东北等22个省市来的抗日爱国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侨胞中的爱国青年，在山西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促进了抗日高潮的掀起。当时的太原已成为华北抗战的政治中心，曾被进步人士誉为“二延安”“大革命时期的广州”。
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率八路军高级将领亲临太原时，同刘少奇、杨尚昆等北方局领导人商议，向阎锡山提出“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的建议。9月20日，在太原正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由第二战区高级参议、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主任委员，共产党和八路军方面的委员有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后二人为常驻委员)，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长，其动员区域主要包括绥远、察哈尔和晋西北、雁北、晋东北(后属晋察冀边区)地区。各级(包括县、区、村)动委会是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的领导机关，有的地方(主要是政权瓦解的地区)则具有半政权的性质。各级动委会在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巩固抗日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杨尚昆和北方局在建立山西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山西新军。当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看到山西旧军在日军进攻面前战斗力很弱，急欲扩充实力。北方局从秘密党员胡仁奎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要薄一波去争取。一次，杨尚昆和薄一波在防空洞里躲避空袭时商量了成立新军的问题。空袭警报解除后，杨尚昆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经刘少奇同意后，薄一波向阎锡山提议组建山西新军。阎锡山同意试建一个团，并定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决死队于1937年8月1日正式成立，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指派旧军官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则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9月间，决死队发展为四个总队，后来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组建二纵队时，刘少奇、杨尚昆指示张文昂、韩钧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派老红军钟人仿到二纵队任参谋长。除决死队外，杨尚昆还出面做工作，把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人游击队和阎锡山领导的山西工人委员会两部分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同时还相继组建了政治保卫旅，战动总会还组建了暂编第一师等新军武装。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在发展和坚持山西及整个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移驻临汾重镇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整个华北抗战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在太原失守之前，刘少奇、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撤离太原，冒着秋日的绵绵细雨，经汾阳、孝义，转移到晋南重镇临汾，驻扎在汾河以西的刘村镇，对外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第二科”。这个村以卖帽子出名，因此又称之为“帽儿刘村”。期间，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中共山西省委、牺盟会总部以及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等机关也相继撤到临汾。12月底，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亦到达临汾以北的洪洞马牧村。此时，临汾成了山西和华北抗战的中枢地带。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于11月15日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华北已经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为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在我党身上。”为此，要求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前途。
11月17日，刘少奇、杨尚昆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为了争取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八路军在3个月内扩大到10万，半年内扩大到20万，并强调，华北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扩大八路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同时，北方局在刘村镇举办八路军学兵队和党员训练班。党员训练由刘少奇主持，学兵队由杨尚昆主持，招收平津和太原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都经常给学员讲课。学员经过培训后，成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骨干。他们结业后分配到各县，推动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的发展。到1938年初，八路军三师主力由入晋时的3万余人增加到10万人，同年秋季进一步扩展到25万人，成为在山西和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力军。在此期间，山西新军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在各地还组织了大量游击支队。
期间，北方局还帮助阎锡山开办了民族革命大学。太原失陷后，许多平津流亡学生和太原进步青年也随之到达临汾。当时，全国各地的大批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投考抗大。阎锡山为了延揽人才，为自己今后的长远利益打算，于1938年1月在临汾创办了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并邀请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教学和教务工作。北方局和山西省委为了借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引导更多的青年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便积极予以协助，派杜心源、杜任之等共产党员到民大工作，分别担任政治主任和教务主任，还发动一些青年党员报考民大。由于北方局的工作，民大成为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开设的课程多是进步的社会科学和宣传抗日的内容；外聘的教师也多是当时著名的教授、学者和进步人士，如李公朴、沈钧儒、沙千里、罗隆基、侯外庐、徐懋庸、周巍峙等，所以很快吸收了全国18个省、市5000多名青年，使初期的民大无形中成为华北地区汇集全国抗日青年的营垒，为抗日救国大业培养了人才。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这些学生又大部分转移到延安，成为党的中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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