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本文主要从德行之高、孝悌之真、任性自然三方面探讨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关键词：《世说新语》 德行之高 孝悌之真 任性自然
　　魏晋期间，社会动荡，思想呈显著的变化趋势，儒家衰微，玄学兴盛。士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更也有别于前一时期。他们的价值判断、为人处世的方式、思想修养和从中变现出的卓尔不群的气质都体现出他们的高尚品德情操。《德行》为《世说新语》之首篇，所谓德行，即有道德的品行。在《德行》篇中看其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所产生的影响。
　　一.德行之高
　　《德行》第一篇：“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陈蕃（仲举）的言语是读书人的准则，行为是世人的规范。他刚到豫章太守任上，就打听徐孺子的住处，主簿劝他先去太守府，他还是拒绝了，称这是效法武王礼贤下士。陈蕃作为汉末党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行代表了这一时期士人所推崇的品德。他身怀“澄清天下之志”，在汉末高举士为天下先的旗帜，以身作则。《德行》第二篇中，周子居长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本篇记述了周子居对黄叔度的推崇，郭泰形容其为：“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也。”可见黄宪在时人心中的地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周采（子居）常常以黄宪为榜样，严格衡量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的德行不至于亏损。这种严格的自律，在魏晋名士中也有表现：第三十二则：“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东晋的阮裕在面对他人借车、自己烧车的两件事时的语言和行为，赞扬了阮裕所展现出的“德业”和“礼让”两种德行，凡是有人来借车他必借的乐意助人，可当他得知有人为了葬母而不敢借车这一事情之后，便将自己的车烧了，他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才会让别人有难处时反而不敢开口借车，这种自我检讨的行为为后世所褒扬。
　　德行，是一个人内在品德修养的外显，是自觉修为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汉末名士周采与东晋名士阮裕高度的一致，这种一致其实就是体现了魏晋名士对东汉名士德行的继承，或者说是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的深刻影响。
　　二.孝悌之真
　　武帝后汉代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至魏晋时期仍然沿用，这是由当时政治巩固、经济发展、思想状况和统治者的成功治国经验等决定的。《世说新语·德行》记载最多的是魏晋士人的孝行，共13篇：有事后母谨慎的王祥；有遭大丧而哭泣备礼的和峤；有遭艰而哀毁骨而立的王戎；有虽不是孝子，却为郗公三年心丧的周翼；有亲自为母烧火做饭的祖光禄；有事亲谨顺的王长豫；有八岁误伤指而大哭的范宣；有因母爱吃而收集锅粑的陈遗；有因母丧而号踊哀绝的吴道助、吴附子兄弟；还有为谨武帝服丧、整日涕泗流涟的孔安国。
　　古人有云：“百善孝为先”。第十四则：“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这是王祥侍奉后母至孝的故事，从中可见汉代以孝至上观念在入晋后仍遗风尚存。在第十七篇中：“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王戎与和峤都遭遇大丧，王虽不拘礼数（喝酒吃肉），但痛苦之状发自内心，和氏虽合于礼数但只是表面，因此刘仲雄向晋武帝称赞王戎。第二十则：“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如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乏讥。’”王戎因遇大丧，形容枯槁，伤身伤性，能看出他丧失亲人的悲痛，但他不拘礼数，喝酒吃肉，世人却依旧称赞他。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礼教的约束，展现了魏晋时期礼法被自然之情取代，彰显了魏晋名士对真情实感的重视。当然，孝道打破了礼教的约束并不始自魏晋，而是从汉末就已经开始。
　　三.任性自然
　　《世说新语·德行》篇在张扬汉末至魏晋名士德行之高、孝悌之真的同时，也描绘其任性自然的一面，从而也构建出了“魏晋风流”的内涵。汉末，士人的这一方面还不是十分明显，争议于名教的礼数与自我性格的张扬，一些名士并没有全然抛弃礼的规范，走向顺任自然的老庄之路，然而表现“礼”注重其自然随性的现象已经显露。魏晋时期，士人们顺此发展，纷纷发挥自己的个性，彰显与众不同的人格。阮籍应该说是一个代表，他虽狂放不羁，但也“未尝臧否人物”，“喜怒不形于色。他的生活态度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沉如海；对待政治愤世嫉俗，却不弃世自弃。他向往的是一个纯精神的自由的境界。在任性自由的同时保持着严密的克己。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谢安所说的褚公之气，是一种自然的物质性“气”，即“四时之气”，也即春夏秋冬之不同的气象。其特征是当寒则冷，当暑则热，自然而然，不是人为地刻意为之。以此喻人，讲的是褚季野顺自然之性，立身处事，接人待物，不虚不伪；自尽其性，当哭即哭，当笑即笑。这种纯真本性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的，它不一定通过言说表明，而是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之气候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第三十六则：“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刘宋士人欣赏谢安的教育方法，即采取以自然为师，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是不教子女，而是不为教而教，不刻意教之，不强行教之，它重视的是一种自然而然、潜移默化、个体觉悟、无为自化的“不言”之教。第八则中，陈寔同样以道德高洁，既立功又立德而闻名于世。但陈季方不直接明确地论其父有无功德，而是以桂树秉自然之润泽（甘露、渊泉），然而又不为外物所累，来比喻其父的高尚人格非人为的造作，而是自然形成。这种自然对外部是顺万物之性，对自己则是顺自我之性，正是这种自然资质才使其父“荷天下重名”，与其外在的功德无关，也勿须有关。 　　在第三十八则中范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范宣之廉约，出自不贪的自然本性，并非是想以惊世骇俗之举来标榜自己的清廉的德行，而后又接受二丈绢，从中流露出自然的亲情。《德行》篇中，列举了大量关于汉晋士人孝的行迹，不仅体现其孝悌之真，还主张人们孝是天性之爱的流露：王戎遭艰，至性过人，达到灭性的地步。王之灭性，是名教所谓不孝，但仍然列入《德行》篇，说明刘宋士人看重的是王戎的“至性”，也即情感真诚自然，至于是否合乎礼制的规定，则在所不论，实际上彰显的是他行孝而不执著于孝的礼义条文、化除人为造作的自然行孝。和峤行孝“备礼”完全符合礼制规定。但是刘毅看出王和二人行孝的差别。王之行孝虽不符合礼制规定，但其孝心出自自然天性，故任性而行，有可能伤身，故而堪忧；和之行孝虽然备礼，但他注重和执着于礼义节文，实际上是在做表面文章而已，并非发自内心的自然行孝，不可能伤身，故而不应为他担忧。第四十五则：“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吴郡陈遗，在工作岗位上煮“工作餐”时，不但为自己母亲专门煮“焦饭”，而且还“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德行》篇认为这是一种“纯孝”也即纯粹出自天性的孝心，故而应有好报。
　　总之，在刘宋士人眼中，真正的孝已不是一种义务的约束，更不是一种道德的自律和政治的需要，它只是人的一种自然亲情的真心流露，是人的独立意志的强烈表达，这才是孝的本真意义，而这种自然之孝才是值得赞赏、值得表彰的德行。魏晋名士的行为，保存了汉代名士的基本模样，但是其精神具有非外力使然，而是更加具有自然自性使然。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给人们展示了从东汉至魏晋士人的德行之高、孝悌之真、任性自然的美好品质。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的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同样地，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清峻、通脱的创作特色，但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们那种德行之高、孝悌之真、任性自然的美好品质。应该被那种内在的才情、品格吸引着，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出不懈的努力。不能肤浅地模仿名士们的行为。因为，那种创作特色、那种任性而为只属于那个时代、唯有那种努力保存自我的人格才是值得代代相传的。
　　（作者介绍：金心雨，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