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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于当前的物价上涨，胡锦涛总书记已明确指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问题亟待解决”，而接下来的工作“要坚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国际上从不乏关注，见仁见智者兼有。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国际上的一些学者立论或缺严密，结论或显偏颇，也断不失为一家之言，有可取之处。
本文的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国家事务办公室代理主任。此文便是作者对于我国当下经济形势的一些思考，英文版已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9月的《政策咨询》上发表。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的经济繁荣期或许正在走向它的终点，并且很可能面临着一个困顿的结局。美国人对中国种种商贸问题穷追猛打的同时，中国经济却仍然高歌猛进。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惊人，达到了12%。但是正当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也开始登陆。今年春夏，食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升。中国正蹒跚于经济过热的危险边缘。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1988-89年和1993-96年通胀危机前的情况相似。跟过去的情景类似，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仅仅是通胀问题。如果通胀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任何试图压制它的强硬手段都有可能会引起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这些后果不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会伤及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和政治关系。
中国有自己的政策工具来将通货膨胀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但是历史经验表明政策性调整往往是隔靴挠痒并且姗姗来迟。如果通胀愈演愈烈，过去那种强硬手段最终会重新恢复社会均衡和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它的代价——延误的发展、公众的不满及国际社会的批评——将会十分高昂。
接下来的15个月对于中国而言十分关键。由食品和玩具安全纠葛、美元巨额持有量引发的恐慌情绪和奥运激进运动早已招致尖锐的外部批评。而在美国，反华的政治人物们也在为2008年的大选磨刀霍霍。中国若对围绕通胀产生的异议采取压制的举动，无疑会为已有的经贸、制裁、策略权变和军费大局负面态度雪上加霜。
如此高度的国际敏感性偏偏在最高领导层最缺乏驾驭危机余地的时刻到来。五年一次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今年秋天和3月份举行。如通货膨胀引起社会动荡，并进而波及奥运会的进行，各种恶意谴责将在瞬间充斥于全球媒体。因此，为避免遭遇这些困境，北京方面应该马上采取行动来化解严重的通货膨胀。
要理解为何现在需要立刻行动，中美两国都应该分析并领会此次经济过热的内在的结构性根源。中国长期限制小麦和大米进口的做法已经造成了一种国内周期，即20年来食品价格在或高或低的通胀之间上下浮动。实行进口限制原来的出发点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是现在看来，它和中国长期将农村地区当成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做法更加相关——它应是节省外汇的方式，而非花费外汇的理由。但是在现今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中国，这种态度无疑是一种害人的过时思想。
自从20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以来，中国的农民一直想将土地从低利润的粮食生产中转向更高利润的作物种植。但是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粮食供应问题也随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过快。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并没有增加进口，而是制定了某种行政责任体制，通过补贴和其他诱导措施来鼓励粮食生产。纵然没有亏损，但微薄的利润也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随着食品价格趋于稳定，非食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最终消退。但是一旦减弱种植诱导措施的力度，农民们又开始将土地退出粮食生产，由此开始又一轮循环。
所以说，中国现在积聚的通胀风暴并不是由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增加等国际因素引发的。这是一个由内部产生的风暴，形成于中国中部省份的粮食产区。确实，这次经济过热风险的结构说明了中国最近的经济运行的一个总体特征。与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相反，一系列的数据和分析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部驱动，而非出口带动。这样说来，内部力量也使一些问题突然浮现也不令人感到惊奇。中美两国都需要把这个观点考虑进去。
经济过热的风险
许多分析家都否认中国现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胀风险。毕竟7月份官方提供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才上升了5％，在农村地区也只是刚过6％。但是更具体化的价格数据显示了一个惊人的趋势——7月份的整体食品价格上升了15％。猪肉占中国肉类消费的90％以上，而它7月份的价格攀升了90％。食用油和蛋类价格也上涨了30％。除此之外，豆油的年中价格上涨了43％，与此同时中国的方便面生产厂家也一致提价20％，理由是棕榈油价格上升了90％。这些都是在关键消费领域内出现的爆炸式上涨。
确实大部分的物价上涨只限于食品。如果政府能抑制这一上涨趋势，那么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将很小。但是将已大幅攀升的食品价格回复到原先水平并非易事。即便它们最终不再上升，食品价格还是暗示了一大部分工业劳动力涨薪的必要。除非进行大量裁员，否则劳动生产率不会快速提升到与工资成本匹配的水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也会随之而来。
更大层面上的通货膨胀已经由最全面的衡量指标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即GDP通胀——中国生产的所有商品价格的变化。过去三年，中国的GDP通胀率一直处于6%和7％之间这个危险地带。由于某种原因，消费物价指数并没有反映出由“后非典”投资热和最近粮食价格上升触动的价格上涨的变化。这样高的GDP通胀率折射出的趋势与1988－89年和1993－96年通胀危机前的情况相似。
名义GDP增长是将通货膨胀也包括在内的。2004至2006年间，它的数值在17％和18％之间。单就这一趋势就能确认经济过热这一风险的存在。如果通货膨胀率如消费物价指数表明的那样低，那么剔除通胀之后，前三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应该在16％以上——高于过去最严重的通胀危机来临之前的增长率。或者，如果实际GDP增长率接近官方数字11%，那么通货膨胀率应该在6％这一区间。不管怎样，经济过热危机的存在都是显而易见的。
最近的价格上涨趋势似乎在困扰着中国政府。7月份，北京方面专门成立了一个以监控通货膨胀为目的的高层工作小组。但是可供这个工作小组选择的纠正性措施看上去成效不会很显著。这些措施包括对价格上涨进行行政性限制、补贴养猪户和猪肉运输。这样做也许能暂时阻止通货膨胀的征兆进一步恶化，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它们。近期，为了调节公众期望，北京用一种很微妙的措辞拒绝承认通胀的存在，并指令各省份和城市的统计局不准使用“通货膨胀”这个词语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实。
那到底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呢？食品产量波动和价格攀升的周期性趋势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主要经的原因就是2000年到2003年间，粮食的种植量和产量出现下降。而后，2004年推行的新的“责任制度”复原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但是粮食的价格还是不可能很快就会降下来，因为另外的生产成本，比如以石油为原料生产的化肥的价格，也一并上升。
最近的趋势看起来非常像1987年发生的猪肉荒，当时居高不下的饲料价格和被人为压低的猪肉价格迫使农民们为了避免亏损经营而屠宰母猪。猪肉价格的提升最终解决了肉荒问题，但同时也催生了1988-89年间的高通胀。
微弱的回应——过去和现在
北京方面针对通货膨胀的回应的微弱，一如过去几十来年中的表现。中国的三次经济过热（分别指1985年、1988－89年和1993－96年）为今天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北京现在需要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可惜，即刻采取这一步的可能性不大。在中国，利率由政府掌管，它的调整被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间的纷争所束缚。即将到来的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也使在经济领域实施大胆步骤一事难上加难。
而迟迟不出台应对措施带来的危险，像过去一样，来自低于通胀率的银行利率。居民和企业在银行的存款正在逐渐丧失它们的购买力。尽管7、8月份政府对其设定的存款利率作了调整，但是活期存款利率仍低于1％，1年期存款仅稍稍超过了3％，而3年期存款则低于5％。相比之下，7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大于5％，也就是说，银行里面的存款都在贬值。
在1988－89年和1993－96年的通胀时期，因为利率过低而使存款贬值的原因引发了大规模的提款，并加快了居民消费支出，其结果是加剧了通胀压力，从而推动了危机的爆发。
1988年，当通货膨胀率远远高于存款利率的时候，现金大量从银行流出，而后流入市场用于抢购，一时间许多商店的货物被哄抢一空。政府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抑制住后续的通胀。严厉的治理措施致使经济增长严重放慢。
相同的幕次在1993－96年那场通胀危机开始前再次重演。早期温和的通胀率同样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进一步上升，并远远超过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人们很快又开始挤兑，然后花掉银行存款。企业由于贷款利率的低廉肆意展开投资项目。这些反应把通货膨胀率推到了20％以上的水平。
这次的通胀危机直到1997年才被遏制住，期间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痛苦的措施。政府将当时的央行行长解职，禁止所有独立的银行分支机构发放贷款并大大提高了银行贷款利率。很快，企业的亏损倒闭使工人的福利待遇锐减甚至大批下岗，城市居民舒适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但是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络，严重的社会动荡并没有发生。然而在传统工业区，罢工、静坐示威和街头游行却此起彼伏，十分普遍。
中国的农村地区为遏制通货膨胀承担了最大的代价。降低食品价格的举措使农民收入减少，从1997年到1999年，农村家庭的消费实际上是连年下降的。于是农村地区也开始动荡不安，矛头特别指向拮据的地方政府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直到2004年，粮食价格急剧上升时，农村地区的情况才开始重大改观。
这两次通胀危机的遏制中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即将银行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指数化政策。银行要保证不管通货膨胀率有多高，一些存款的利率会始终至少高于通胀率。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到手的利息收入会大大增加，所以都非常认同这一政策。于是现金又回流进银行，不过那个时候，损失业已造成。
最终的结论是，政府这样或那样的政策总是出来得太晚。如果早一些执行这些政策的话，就有可能避免抢购恐慌和通胀带来的紧要危害，包括后来的社会冲突的悲剧。这是历史给今天的重要一课。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存款利率或把它们标定指数定为通胀率水平的话，即便是小幅度的整体价格上涨都可能演变成一场通胀危机。
作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北京会提高它对肉类和其他食品生产的补贴。这些补贴也许会在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内制止住不满的声音，可是它们无法扭转成本压力推动价格和工资上浮这一趋势。受到食品涨价的压力，城市的工资也会被迫提高，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的工人和民工来说。但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跟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物价就会走高并引发企业裁员。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北京奥运会有可能会成为主张民主会解决一切问题的看似自发的城市游行力量的一个诱人的舞台。
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中国没有通过大量增加细粮进口来应对问题，相反，它一直选择以“鼓励”农民继续种植低利润的小麦和大米的方式来维持价格，由此带来的农村贫困问题持续了许多年。因此，即使北京方面立刻行动，仍将有更多的基本步骤需要随之跟进。其中一个关键的战略性选择就是通过扩大细粮进口来推进高利润作物的多样化，这样做不仅能牵制未来食品价格的通胀，并且将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正确的眼光应聚焦国内
尽管这次通货膨胀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种种难题，然而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来说，这是一个颇具价值的机会。它给美国国内传回这样一个讯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主要由内部而非出口带动。在重新斟酌广泛的政策范围，包括经贸、外交和军事时，这个观点应被作为指导。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内部带动的呢？对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九个周期性阶段的详细回顾显示，除1987年之外，没有一年的GDP增长的变化深受贸易顺差或逆差的影响。硬要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贸易变化值朝相反方向移动。真正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重大变化起到作用的，是内部投资、价格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变化。拿现阶段的经济扩张来说，即使出口和贸易顺差呈现巨幅飙升的态势，它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仍远远落后于内部因素。
另外的现象也动摇了出口带动GDP增长这一臆测的基础。中国内陆省份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些省份对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融入度远远不如沿海地区，但是2006年所有内陆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1％到14％之间。
此外，美国经济如有风吹草动总会影响到欧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但是中国却在它的影响之外。90年代后期，欣欣向荣的美国经济把很多国家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然而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因为内部投资和农村消费疲软而出现骤降。相反在2001－02年，美国经济的滞胀和不景气伤及到了亚洲和欧洲的发展，但是在中国，2001年兴始的蓬勃的内部投资将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扩张阶段。
现在出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十分流行。出口确实非常重要，中国需要利用出口来赚取外汇，为设备、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提供资金。但是它并不依赖出口来推动产品需求，出口只是中国总体比较成功的发展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最近贸易顺差和外汇流入使情况复杂化，并不受到欢迎。因为对于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说，这两个因素并非必要。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政策都需要反映出中国发展的内部决定性。通货膨胀，也正是由内部滋生。
中国的一些官员担心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国外热钱涌入。这个担心是次要的。虽然有它不完备的地方，但是中国短期资本账户还是处于严控之下。投机资本的规模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央银行有充分的资源通过出售国库券或自身债券来使流入的国外资金撤出中国经济。政府现在优先要考虑的就是通过提升利率来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
一些人认为，使人民币升值从而降低进口成本可以帮助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中国的成本上升、价格上涨的压力来自国内，而通胀和汇率的关系方向是相反的。中国国内的全面通胀会使它的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与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结果一样。如果通胀太严重，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像过去那样朝逆差的方向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会迫使人民币贬值，而不是升值。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如果政府的分析家们能强调中国经济的崛起是长期性的，并且深深扎根于其自身运转良好的经济发展计划，那么美国的政策制订将受益匪浅。中国的经济并不想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脆弱，或那样依赖于美国进口订单的“恩惠”。无论全球经济发生何种情况，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它还能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得到好处，因为那时能源、技术和重要材料的价格会低廉得多。这个前景在提供战略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谨慎地制订政策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由出口带动的这个流行的误解也为美国一些寻求特殊利益的人提供了更多口实，这些人宣称中国是美国国内出现的经贸和财政危机的元凶。当中美两国官员举行对话时，这个误解往往阻隔了双方之间有效的沟通。美国方面如果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之源做一个更为准确的评估的话，就可以避免在导向错误的说帖上浪费自己的外交筹码。另外，更犀利的评估能使美国对中国各种抱怨不满更言之有据，可以促进中国改善其约束不严的商贸行为。
最后一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应该小心地回应可能由通胀危机引发的动乱。如果美国政策考虑到中国经济成败的内部原因，那么美国就能更好地预测中国迫在眉睫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除了责备中国的体制之外，更应该关注能帮助中国缓解现阶段社会紧张的方法。
对于民主是解决一切由通胀危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良药这一暧昧的号召，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应特别小心。通货膨胀经常让倾向于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定价的改革成为了可能。但是这样做就切断了享受优待的城市居民遗留自毛泽东时代就有的补贴。在危机发生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走上街头，将批评的矛头错误地指向腐败或集权主义。因此美国的政策必须仔细辨别哪些“支持民主”的游行是正当的并值得鼓励的。一些高调的运动很可能只是为过时且功能不良的补贴政策作辩护的行为的伪装术。
总而言之，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通胀的压力在中国再次显现，中美两国都应该采取措施来限制它潜在的破坏。
中国方面需要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无论是以正式的形式还是通过选择某几类帐户类别进行标定，只有这样，存款的回报率才能跟上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同时它还需要放宽对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限制，并倡导农业经营的持久多样化，鼓励农民生产更多每亩收益率更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美国方面则需要想方设法打消中国对于进口小麦和大米会危及国家安全的疑虑。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发展现状的分析——如，财政部每年两次对国会的世界货币行为的报告——需要突出中国经济成功的内在根源，并强调它的经济增长并非由出口带动。
去年美中两国终于成功地建立起了高级别的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在美国财政部部长和中国国务院之间进行。现在美国国会正希望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来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这个做法并不可取。相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集中在战略性问题上，比如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入世后美国零售业在中国的扩张等等，它会在这些领域内发挥很好的作用。在确认了中国国内挑战中的首要问题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会在一个更好的位置来解决美国对中国的合理抱怨。
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国际上从不乏关注，见仁见智者兼有。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国际上的一些学者立论或缺严密，结论或显偏颇，也断不失为一家之言，有可取之处。
本文的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国家事务办公室代理主任。此文便是作者对于我国当下经济形势的一些思考，英文版已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9月的《政策咨询》上发表。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的经济繁荣期或许正在走向它的终点，并且很可能面临着一个困顿的结局。美国人对中国种种商贸问题穷追猛打的同时，中国经济却仍然高歌猛进。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惊人，达到了12%。但是正当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也开始登陆。今年春夏，食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升。中国正蹒跚于经济过热的危险边缘。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1988-89年和1993-96年通胀危机前的情况相似。跟过去的情景类似，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不仅仅是通胀问题。如果通胀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任何试图压制它的强硬手段都有可能会引起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这些后果不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会伤及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和政治关系。
中国有自己的政策工具来将通货膨胀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但是历史经验表明政策性调整往往是隔靴挠痒并且姗姗来迟。如果通胀愈演愈烈，过去那种强硬手段最终会重新恢复社会均衡和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它的代价——延误的发展、公众的不满及国际社会的批评——将会十分高昂。
接下来的15个月对于中国而言十分关键。由食品和玩具安全纠葛、美元巨额持有量引发的恐慌情绪和奥运激进运动早已招致尖锐的外部批评。而在美国，反华的政治人物们也在为2008年的大选磨刀霍霍。中国若对围绕通胀产生的异议采取压制的举动，无疑会为已有的经贸、制裁、策略权变和军费大局负面态度雪上加霜。
如此高度的国际敏感性偏偏在最高领导层最缺乏驾驭危机余地的时刻到来。五年一次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今年秋天和3月份举行。如通货膨胀引起社会动荡，并进而波及奥运会的进行，各种恶意谴责将在瞬间充斥于全球媒体。因此，为避免遭遇这些困境，北京方面应该马上采取行动来化解严重的通货膨胀。
要理解为何现在需要立刻行动，中美两国都应该分析并领会此次经济过热的内在的结构性根源。中国长期限制小麦和大米进口的做法已经造成了一种国内周期，即20年来食品价格在或高或低的通胀之间上下浮动。实行进口限制原来的出发点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是现在看来，它和中国长期将农村地区当成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做法更加相关——它应是节省外汇的方式，而非花费外汇的理由。但是在现今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中国，这种态度无疑是一种害人的过时思想。
自从20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以来，中国的农民一直想将土地从低利润的粮食生产中转向更高利润的作物种植。但是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粮食供应问题也随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过快。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并没有增加进口，而是制定了某种行政责任体制，通过补贴和其他诱导措施来鼓励粮食生产。纵然没有亏损，但微薄的利润也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随着食品价格趋于稳定，非食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最终消退。但是一旦减弱种植诱导措施的力度，农民们又开始将土地退出粮食生产，由此开始又一轮循环。
所以说，中国现在积聚的通胀风暴并不是由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增加等国际因素引发的。这是一个由内部产生的风暴，形成于中国中部省份的粮食产区。确实，这次经济过热风险的结构说明了中国最近的经济运行的一个总体特征。与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相反，一系列的数据和分析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部驱动，而非出口带动。这样说来，内部力量也使一些问题突然浮现也不令人感到惊奇。中美两国都需要把这个观点考虑进去。
经济过热的风险
许多分析家都否认中国现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胀风险。毕竟7月份官方提供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才上升了5％，在农村地区也只是刚过6％。但是更具体化的价格数据显示了一个惊人的趋势——7月份的整体食品价格上升了15％。猪肉占中国肉类消费的90％以上，而它7月份的价格攀升了90％。食用油和蛋类价格也上涨了30％。除此之外，豆油的年中价格上涨了43％，与此同时中国的方便面生产厂家也一致提价20％，理由是棕榈油价格上升了90％。这些都是在关键消费领域内出现的爆炸式上涨。
确实大部分的物价上涨只限于食品。如果政府能抑制这一上涨趋势，那么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将很小。但是将已大幅攀升的食品价格回复到原先水平并非易事。即便它们最终不再上升，食品价格还是暗示了一大部分工业劳动力涨薪的必要。除非进行大量裁员，否则劳动生产率不会快速提升到与工资成本匹配的水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也会随之而来。
更大层面上的通货膨胀已经由最全面的衡量指标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即GDP通胀——中国生产的所有商品价格的变化。过去三年，中国的GDP通胀率一直处于6%和7％之间这个危险地带。由于某种原因，消费物价指数并没有反映出由“后非典”投资热和最近粮食价格上升触动的价格上涨的变化。这样高的GDP通胀率折射出的趋势与1988－89年和1993－96年通胀危机前的情况相似。
名义GDP增长是将通货膨胀也包括在内的。2004至2006年间，它的数值在17％和18％之间。单就这一趋势就能确认经济过热这一风险的存在。如果通货膨胀率如消费物价指数表明的那样低，那么剔除通胀之后，前三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应该在16％以上——高于过去最严重的通胀危机来临之前的增长率。或者，如果实际GDP增长率接近官方数字11%，那么通货膨胀率应该在6％这一区间。不管怎样，经济过热危机的存在都是显而易见的。
最近的价格上涨趋势似乎在困扰着中国政府。7月份，北京方面专门成立了一个以监控通货膨胀为目的的高层工作小组。但是可供这个工作小组选择的纠正性措施看上去成效不会很显著。这些措施包括对价格上涨进行行政性限制、补贴养猪户和猪肉运输。这样做也许能暂时阻止通货膨胀的征兆进一步恶化，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它们。近期，为了调节公众期望，北京用一种很微妙的措辞拒绝承认通胀的存在，并指令各省份和城市的统计局不准使用“通货膨胀”这个词语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实。
那到底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呢？食品产量波动和价格攀升的周期性趋势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主要经的原因就是2000年到2003年间，粮食的种植量和产量出现下降。而后，2004年推行的新的“责任制度”复原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但是粮食的价格还是不可能很快就会降下来，因为另外的生产成本，比如以石油为原料生产的化肥的价格，也一并上升。
最近的趋势看起来非常像1987年发生的猪肉荒，当时居高不下的饲料价格和被人为压低的猪肉价格迫使农民们为了避免亏损经营而屠宰母猪。猪肉价格的提升最终解决了肉荒问题，但同时也催生了1988-89年间的高通胀。
微弱的回应——过去和现在
北京方面针对通货膨胀的回应的微弱，一如过去几十来年中的表现。中国的三次经济过热（分别指1985年、1988－89年和1993－96年）为今天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北京现在需要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可惜，即刻采取这一步的可能性不大。在中国，利率由政府掌管，它的调整被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间的纷争所束缚。即将到来的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也使在经济领域实施大胆步骤一事难上加难。
而迟迟不出台应对措施带来的危险，像过去一样，来自低于通胀率的银行利率。居民和企业在银行的存款正在逐渐丧失它们的购买力。尽管7、8月份政府对其设定的存款利率作了调整，但是活期存款利率仍低于1％，1年期存款仅稍稍超过了3％，而3年期存款则低于5％。相比之下，7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大于5％，也就是说，银行里面的存款都在贬值。
在1988－89年和1993－96年的通胀时期，因为利率过低而使存款贬值的原因引发了大规模的提款，并加快了居民消费支出，其结果是加剧了通胀压力，从而推动了危机的爆发。
1988年，当通货膨胀率远远高于存款利率的时候，现金大量从银行流出，而后流入市场用于抢购，一时间许多商店的货物被哄抢一空。政府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抑制住后续的通胀。严厉的治理措施致使经济增长严重放慢。
相同的幕次在1993－96年那场通胀危机开始前再次重演。早期温和的通胀率同样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进一步上升，并远远超过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人们很快又开始挤兑，然后花掉银行存款。企业由于贷款利率的低廉肆意展开投资项目。这些反应把通货膨胀率推到了20％以上的水平。
这次的通胀危机直到1997年才被遏制住，期间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痛苦的措施。政府将当时的央行行长解职，禁止所有独立的银行分支机构发放贷款并大大提高了银行贷款利率。很快，企业的亏损倒闭使工人的福利待遇锐减甚至大批下岗，城市居民舒适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但是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络，严重的社会动荡并没有发生。然而在传统工业区，罢工、静坐示威和街头游行却此起彼伏，十分普遍。
中国的农村地区为遏制通货膨胀承担了最大的代价。降低食品价格的举措使农民收入减少，从1997年到1999年，农村家庭的消费实际上是连年下降的。于是农村地区也开始动荡不安，矛头特别指向拮据的地方政府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直到2004年，粮食价格急剧上升时，农村地区的情况才开始重大改观。
这两次通胀危机的遏制中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即将银行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指数化政策。银行要保证不管通货膨胀率有多高，一些存款的利率会始终至少高于通胀率。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到手的利息收入会大大增加，所以都非常认同这一政策。于是现金又回流进银行，不过那个时候，损失业已造成。
最终的结论是，政府这样或那样的政策总是出来得太晚。如果早一些执行这些政策的话，就有可能避免抢购恐慌和通胀带来的紧要危害，包括后来的社会冲突的悲剧。这是历史给今天的重要一课。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存款利率或把它们标定指数定为通胀率水平的话，即便是小幅度的整体价格上涨都可能演变成一场通胀危机。
作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北京会提高它对肉类和其他食品生产的补贴。这些补贴也许会在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内制止住不满的声音，可是它们无法扭转成本压力推动价格和工资上浮这一趋势。受到食品涨价的压力，城市的工资也会被迫提高，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的工人和民工来说。但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跟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物价就会走高并引发企业裁员。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北京奥运会有可能会成为主张民主会解决一切问题的看似自发的城市游行力量的一个诱人的舞台。
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中国没有通过大量增加细粮进口来应对问题，相反，它一直选择以“鼓励”农民继续种植低利润的小麦和大米的方式来维持价格，由此带来的农村贫困问题持续了许多年。因此，即使北京方面立刻行动，仍将有更多的基本步骤需要随之跟进。其中一个关键的战略性选择就是通过扩大细粮进口来推进高利润作物的多样化，这样做不仅能牵制未来食品价格的通胀，并且将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正确的眼光应聚焦国内
尽管这次通货膨胀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种种难题，然而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来说，这是一个颇具价值的机会。它给美国国内传回这样一个讯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主要由内部而非出口带动。在重新斟酌广泛的政策范围，包括经贸、外交和军事时，这个观点应被作为指导。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内部带动的呢？对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九个周期性阶段的详细回顾显示，除1987年之外，没有一年的GDP增长的变化深受贸易顺差或逆差的影响。硬要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贸易变化值朝相反方向移动。真正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重大变化起到作用的，是内部投资、价格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变化。拿现阶段的经济扩张来说，即使出口和贸易顺差呈现巨幅飙升的态势，它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仍远远落后于内部因素。
另外的现象也动摇了出口带动GDP增长这一臆测的基础。中国内陆省份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些省份对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融入度远远不如沿海地区，但是2006年所有内陆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1％到14％之间。
此外，美国经济如有风吹草动总会影响到欧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但是中国却在它的影响之外。90年代后期，欣欣向荣的美国经济把很多国家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然而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因为内部投资和农村消费疲软而出现骤降。相反在2001－02年，美国经济的滞胀和不景气伤及到了亚洲和欧洲的发展，但是在中国，2001年兴始的蓬勃的内部投资将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扩张阶段。
现在出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十分流行。出口确实非常重要，中国需要利用出口来赚取外汇，为设备、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提供资金。但是它并不依赖出口来推动产品需求，出口只是中国总体比较成功的发展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最近贸易顺差和外汇流入使情况复杂化，并不受到欢迎。因为对于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说，这两个因素并非必要。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政策都需要反映出中国发展的内部决定性。通货膨胀，也正是由内部滋生。
中国的一些官员担心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国外热钱涌入。这个担心是次要的。虽然有它不完备的地方，但是中国短期资本账户还是处于严控之下。投机资本的规模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央银行有充分的资源通过出售国库券或自身债券来使流入的国外资金撤出中国经济。政府现在优先要考虑的就是通过提升利率来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
一些人认为，使人民币升值从而降低进口成本可以帮助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中国的成本上升、价格上涨的压力来自国内，而通胀和汇率的关系方向是相反的。中国国内的全面通胀会使它的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与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结果一样。如果通胀太严重，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像过去那样朝逆差的方向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会迫使人民币贬值，而不是升值。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如果政府的分析家们能强调中国经济的崛起是长期性的，并且深深扎根于其自身运转良好的经济发展计划，那么美国的政策制订将受益匪浅。中国的经济并不想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脆弱，或那样依赖于美国进口订单的“恩惠”。无论全球经济发生何种情况，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它还能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得到好处，因为那时能源、技术和重要材料的价格会低廉得多。这个前景在提供战略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谨慎地制订政策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由出口带动的这个流行的误解也为美国一些寻求特殊利益的人提供了更多口实，这些人宣称中国是美国国内出现的经贸和财政危机的元凶。当中美两国官员举行对话时，这个误解往往阻隔了双方之间有效的沟通。美国方面如果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之源做一个更为准确的评估的话，就可以避免在导向错误的说帖上浪费自己的外交筹码。另外，更犀利的评估能使美国对中国各种抱怨不满更言之有据，可以促进中国改善其约束不严的商贸行为。
最后一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应该小心地回应可能由通胀危机引发的动乱。如果美国政策考虑到中国经济成败的内部原因，那么美国就能更好地预测中国迫在眉睫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除了责备中国的体制之外，更应该关注能帮助中国缓解现阶段社会紧张的方法。
对于民主是解决一切由通胀危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良药这一暧昧的号召，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应特别小心。通货膨胀经常让倾向于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定价的改革成为了可能。但是这样做就切断了享受优待的城市居民遗留自毛泽东时代就有的补贴。在危机发生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走上街头，将批评的矛头错误地指向腐败或集权主义。因此美国的政策必须仔细辨别哪些“支持民主”的游行是正当的并值得鼓励的。一些高调的运动很可能只是为过时且功能不良的补贴政策作辩护的行为的伪装术。
总而言之，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通胀的压力在中国再次显现，中美两国都应该采取措施来限制它潜在的破坏。
中国方面需要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无论是以正式的形式还是通过选择某几类帐户类别进行标定，只有这样，存款的回报率才能跟上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同时它还需要放宽对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限制，并倡导农业经营的持久多样化，鼓励农民生产更多每亩收益率更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美国方面则需要想方设法打消中国对于进口小麦和大米会危及国家安全的疑虑。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发展现状的分析——如，财政部每年两次对国会的世界货币行为的报告——需要突出中国经济成功的内在根源，并强调它的经济增长并非由出口带动。
去年美中两国终于成功地建立起了高级别的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在美国财政部部长和中国国务院之间进行。现在美国国会正希望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来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这个做法并不可取。相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集中在战略性问题上，比如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入世后美国零售业在中国的扩张等等，它会在这些领域内发挥很好的作用。在确认了中国国内挑战中的首要问题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会在一个更好的位置来解决美国对中国的合理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