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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我军首批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5名解放军开国将领中，有一位以善打恶、险、硬仗著称的传奇将军，他刚毅果敢，有勇有谋，为革命屡建奇功，深得毛泽东赞赏。他就是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获得者、解放军虎将王平。
加入农会向党靠拢
王平原名王惟允，1907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永福里横溪沅乡大湖地村（今王英镇大湖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王幼钦、母亲鲍美玉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民，共育有6个子女，王平最小。一家人生活艰难，常常是辛苦劳作一年，在交完沉重的税赋后已所剩无几，只好拆东补西、寅吃卯粮。
不久，王平的两个哥哥先后得了重病，因无钱治疗相继去世。经历这场变故后，鲍美玉也一病不起，家里生活遂愈加艰难。王幼钦忍痛将三个女儿都送给别人家做了童养媳。
就在小王平即将满周岁时，母亲病情加重，不久也离他而去。看着哇哇哭叫的小王平，王幼钦束手无策，只好将大女儿从婆家叫回来照顾王平。当时只有10来岁的大姐，整天抱着这个小弟弟满村子转悠，像要饭一样，哪家大娘大婶有奶就把弟弟抱到哪家讨奶吃。
就这样，王平吃着百家奶一天天地长大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5岁的王平便开始给地主家放牛，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遭受东家的打骂。
7岁时，王幼钦决定让王平读点书、识点字，免得日后被人欺负，遂咬咬牙，向乡亲们借了点钱，把王平送进了本村的小学。懂事的王平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格外用功，加上他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他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抽时间帮父亲下地干活，砍柴、烧水、干杂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生活虽然艰辛，但也造就了王平刚烈正直、嫉恶如仇、勇敢倔强的性情。
王平11岁时，又转到尹韬修先生教的四团寺经馆（即农村私塾）读书。尹韬修思想开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较早，办学不要报酬，还订了上海《大公报》等书刊给学生看。在此，王平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北洋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压迫等等，开始有所认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改变旧社会的热切愿望在他心中萌发。
大革命开始后，湖北地区民主思想传播较为广泛，革命形势十分高涨。鄂东南地区的大冶、阳新、通山等县都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
邻县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触动了19岁青年王平的心弦，他毅然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封建，破除迷信”为旗号，积极宣传，唤醒乡民、农友参加农民协会。不久，家乡成立了农民协会，王平被推选为横溪沅乡农民协会组织委员和大湖地村农协负责人。
随后，王平发动和带领本村本乡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2月27日，阳新县地方反动势力残酷杀害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县农民协会委员、县工会干部9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王平得知后义愤填膺，他迅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千人农民集会，抗议反动派的暴行；稍后，他还参与联络临近各乡村的农会，带领农民群众前往阳新县城，揭露反动县长的罪行，赶跑了反动县长。一时间，王平声名鹊起，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民活动家。
根据王平的思想状况和斗争表现，三溪口镇的共产党组织决定由镇店员工会主席共产党员鲍顺成介绍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约定7月在三溪口秘密举行入党仪式。不料，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三溪口的工会、农会都被“清乡会”、“民团”捣毁，王平与鲍顺成失去联系，入党仪式便没能举行。
参加红军积极革命
王平虽然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参加“同学会”、“同年会”等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宣传。1928年10月，几名共产党员从通山县来到黄沙镇开展秘密组织活动，王平即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把参加过农会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农委会”，由王平任主任，继续展开活动。
1929年初的一天傍晚，为扩大“农委会”，王平冒死潜入县城联络同学，吸纳积极分子。他躲过了城门岗哨的盘查，刚在城里一家熟人的饭铺住下，便收到了店主让下人送来的密告。原来，王平潜往县城的情报被大湖地村的恶霸王恒山探知，王恒山正愁在本村由于有农协撑腰而无法对王平下毒手，此刻得知王平到了县城，不禁大喜，他立即派清乡队赶往县城搜捕王平。看了店主的密告，机敏的王平当即决定离开饭铺，随后他翻越旧城墙潜至富水河边，连夜租船离开县城，脱离了险境。
这年3月，由三溪口镇的共产党员樊镇玉、尹善卿介绍，王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他受中共组织的指派，到骆家山上一所学校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乡党支部副书记，接待过往的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翌年1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次攻占阳新县城，王平随即组织宣传队，发动群众支援红军，支持苏维埃政府，并率领农民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债斗争。在这里，他遇到了已在第五纵队担任副官的鲍顺成，便要求参加红军，得到鲍顺成支持。5月，王平带着区苏维埃政府介绍信，参加了红五军第五纵队（不久扩编为红八军），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参军不久，王平便遇到了一件令他颇为苦恼的事情。当时，王平参军时注册名字是本名王惟允，由于其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时，都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常引得哄堂大笑，让王平很是尴尬。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着让他改个好念的名字。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以及对光明社会的渴望，王平决定改名为“王明”。
1930年9月，鉴于23岁的王平经过长期革命活动的锻炼，已经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条件，机关枪连党支部决定重新吸收其入党。于是，在连队司务长冯振玉和给养员聂云卿的介绍下，王平在鲜红的党旗面前庄严宣誓，再次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后，他先后任红三军团第八军一纵队宣传队副队长、机关枪连政治指导员、团党总支书记、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攻打岳阳、长沙的作战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王平转任红三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政治教导员，指挥该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南丰、黄陂、草台岗等战斗。战斗中，王平舍生忘死，身先士卒，率部重创敌军，受到军团的嘉奖。随后，他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任红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在其领导下，红十一团在广昌保卫战中一战成名，成为我军以敢打恶仗、险仗、硬仗著称的英雄团之一。当时，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将我军压缩至广昌城内，并突破我军防御阵地，冲到红军指挥部前。在此危急时刻，作为红三军团预备队的红十一团，奉命对敌反击。王平率领部队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前仆后继，勇猛拼杀。在部队两个营大多数官兵牺牲、连队平均只剩二三十人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指挥部队顽强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了红军指挥部的安全。
长征途中，红十一团一直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或后卫。王平率全团将士，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和攻克遵义城等战役、战斗中，浴血奋战，为给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又先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6年6月，党派王平赴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在这里，王平的军事、文化等素养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为他以后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将打下了基础。
向毛泽东索要军费
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教育下，王平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同时，他又一次为自己的名字而苦恼。
当时，全党范围内都在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每次批判时，尤其是发言时，王平因为与王明同名，都会异常尴尬。于是，王平便与跟他私交甚笃的张爱萍商量着想改个名字。张爱萍想到了《三国演义》里那位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仗义执言的大将王平，遂建议他改名为王平。从此，王平这一名字便非正式地叫开了。
1936年12月下旬，王平从红军大学毕业，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谈话。交代完任务后，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见毛泽东问自己，就站起来说：“主席，我要改名字。”毛泽东听后笑道：“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窘迫地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那好吧！”毛泽东当即同意，并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笔走龙蛇：“命令贺晋年任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委。毛泽东”此后，“王明”便正式改名为“王平”。
王平将毛泽东的这张命令状视为至宝，一直贴身带在身边。但不幸的是，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王平被调去冀中搞整编，途中过唐河时赶上瓢泼大雨，洪峰翻滚，这张命令状装在一只皮文件包内被冲走了。后来每忆及此，王平都悔恨交集，犹如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一般。而毛泽东也对王平甚为关注，他常常笑着对王平说：“你如街亭失守，我要打你40大板。”对爱将的殷殷期盼之情，尽显其间。
王平被任命为红二十七军政委后不久，便发生了中共党史上颇具戏剧性的红军政委向毛泽东主席伸手要军费的故事。
当时，鉴于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驻在甘肃正宁县的红二师奉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共中央便命令红二十七军去正宁接守防务。
红二十七军当时驻在陕西富县，从富县到正宁县要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走3天。当时，国民党政府虽然与红军已经达成合作抗战的协定，但对红军仍是持排斥态度的。因此，这3天红军就只能沿途买饭吃。当时部队所剩经费只有100元钱，根本不够买粮吃饭。军长贺晋年和政委王平为此心急如焚，他们遂联名向中央发电报要钱，但中央却回电说，请他们设法自筹。
万般无奈之际，王平拨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主席，我是王平，我们军里只剩下100元钱了。主席，请求您给我们3000元吧，没3000元，2000、1000元也行，我不多要。”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要求不高，只1000元，可我是一块钱也没有啊！”王平说：“那怎么办呀？我们若是有一点办法，也不会向中央伸手。”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办法总会有的，王平同志。”接着又说，“那就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到就两个人想，两个人也想不到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到就睡觉，睡起来再想。”
过了两天，部队的粮食就快吃光了，供给处处长遂向王平报告说需要买粮；而要买粮，只能到部队驻地附近的村联保主任那里买。王平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说：“那你们带上钱去买吧。”
当时，红军要向其买粮的那个村联保主任是个大财主，他家有个土围子，里面囤积了很多粮食，当地的老百姓甚至驻军都向他买粮吃。他有个规定：要买粮先交钱，还不能进土围子，只能在吊桥上交接，谁要硬闯就开枪。红二十七军买粮的同志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遵循这一规定，带着钱往吊桥上走去。
不料，土围子里的人见是红军，不由分说就“叭叭”开了枪。买粮的同志看势不妙，只好退回驻地向王平汇报。王平听了汇报，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这下钱粮都解决了。”原来，当时我军和国民党方面曾有个约定，双方见面必须以礼相待，否则便视之为破坏统一战线将受到惩罚。联保主任一方首先向我军开枪，已经构成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责。
“就凭这一条，咱罚他一下，岂不钱粮都到手了。”王平眉开眼笑地对军长贺晋年说道。贺晋年听后一拍大腿，说：“好，政委，走，咱们见县长去！”
国民党富县县长见红军的军长、政委亲自找上门来，一时不知所为何事，小心翼翼地说：“不知红军长官前来小县，有何指教？”贺晋年声色俱厉地说道：“哪敢指教？贵方宝地有人居然敢向我们开枪！”王平接着说：“红军买粮为抗日，这个联保主任竟开枪打我们，你这个县长管不管？”闻听辖区内有人向红军开枪，国民党县长此时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一边擦汗，一边哆嗦着连连说：“有这回事？我们一定严加惩处！严加惩处！”说吧，他便吆喝着让手下把联保主任找来。
不一会，联保主任到了，他一见贺晋年、王平，便知道是因为何事，但他老奸巨猾地推托说：“这是下面人干的，我回去一定追查。”王平严肃地说：“这责任必须由你来负……”话音未落，贺晋年“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你再推脱，把你带到我们军部，以军法论处！”说到愤怒处，贺晋年还抡起胳膊作势要打联保主任的耳光。国民党县长见状急忙出来打圆场：“军长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乡里俗民，不懂规矩，请原谅！”
王平向贺晋年使了个眼色，说道：“老贺，我看这样吧，既然有县长讲情，这点儿面子总得给。我想，联保主任也不愿当亡国奴，还是宽大处理吧！”贺晋年装作不知道，问：“怎么个宽大法？”县长赶紧接过话茬：“宽大一点吧。我问你，你愿打，还是愿罚？”联保主任此刻也吓得战战兢兢，连说愿罚。
最后，由县长作保，红军罚了联保主任500担粮食、5000块钱。三方签字后，联保主任如数交出了粮和钱。
这一下问题全解决了，王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主席，根据您的指示，办法我们想出来了！”“噢，什么办法呀？”王平随即将整个经过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听后放声大笑，然后说：“不过，钱你们不能全拿走。你原来不是说有1000元也行嘛，剩下的4000元给中央送来吧。说实在的，我这里也没有钱用啊。至于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也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急了，说：“主席呀，这可不行，我们只留1000元太少了，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毛泽东大方地说：“好，那你们就留2000元吧！”就这样，王平留下了2000元钱和一部分粮食，而把剩余的3000块钱和粮食全交给了党中央。
后来，王平向毛泽东伸手要军费，以及他智筹军粮和经费的故事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了整个边区，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段传奇史话。
八路军第一个县长
1937年9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长的王平，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派员的身份，与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刘秀峰一起，到太行山东麓、冀晋边的河北阜平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因此机缘，王平当上了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位县长。
在八路军总部接受任务时，任弼时满怀期望地对王平和刘秀峰说道：临时省委当前的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独立自主放手发动敌后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到冀西阜平山区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收集散枪，组织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专门为王平讲解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勉励王平按毛泽东提出的“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深入敌后开展对敌斗争。彭德怀也叮嘱王平到阜平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武装，因为只要有了武装才能站稳脚跟。左权参谋长最后拍了拍王平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能向蜀国大将王平一样，为祖国和人民守好阜平的每一寸国土。”
首长们的嘱托让王平深切地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当天下午，他便和刘秀峰先行上路。当时，王平怀揣着从总部副官长唐延杰那里要到的一份30万分之一的地图和一本译成中文的苏联出版的《游击战争》，带着一个警卫员、一个马夫，连刘秀峰在内共4个人，凭着身上仅有的40元钱开始了长途跋涉。至9月26日上午，历经千难万险，王平一行终于抵达阜平县城。
阜平县位于晋冀边界、山西五台山以东，隶属河北省。它虽属冀西山区腹心，却距平汉路不足75公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阜平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1931年，赫光、谷雄一领导的红二十四军就在这里建立了北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虽然后来暴动失败，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但仍保存了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加之此地曾是直奉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流落了不少枪支弹药，这都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1937年9月下旬，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的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率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第六连在阜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王平到阜平后，不顾奔波劳累，遵照临行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首长的嘱咐，立刻前去同罗荣桓商量工作。
罗荣桓对王平的到来非常高兴，他详细分析了整个华北的抗战形势和阜平的情况后说道：“你们来得正好。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整个布局，一一五师还要向豫鲁一带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国民党在前面丢，我们在后面拣。你要向他要，他不会给的；可是他丢给了日本人，你再拣回来，他就不好开口了。不过，现在阜平的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跑。县长叫张仲孚，表面对我们客客气气，实际上极力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在东乡王快镇还住着国民党军队朱怀冰一个师。现在日军日益逼近，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共同抗日，可是腿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跑不跑就很难说了。”
第二天，王平换上一套长袍马褂，访问了阜平县长兼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仲孚。张仲孚是个反共老手， 1933年曾搞垮了阜平的党组织，此时，他仗着有朱怀冰撑腰，在民族危亡之际依然作福作威，以苛捐杂税搜刮百姓。张仲孚还奉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极力压制“阜平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而进行的募捐和宣传等爱国活动，民愤极大。
王平先向张仲孚介绍了“动委会”的性质、人员组成和任务，然后向张传达了第二战区关于在太原会战中组织“动委会”的命令，最后提议在阜平成立“动委会”。张仲孚听后满脸堆笑，连连称是，继而推说阜平地方太穷，已经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再成立“动委会”恐怕没有经费。
王平义正词严地指出：“华北已是前线，不是什么后援的问题，不管有多少困难，应该立即动员组织人民拿起枪杆子，保卫民族独立，这才是头等大事；太原已成立‘总动委会’，阜平的‘后援会’必须立即改为‘动委会’；要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组织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接着，王平向张仲孚一一交代八路军的基本政策。张仲孚理屈词穷，马上改变态度假意恭维说：“王先生讲得好，请王先生任‘动委会’主任。”王平将计就计，说：“那好，就由你当副主任。”
第二天，王平以阜平县“动委会”主任的名义，召开了由当地国共两党代表、青年学生及士绅参加的筹备会，通过了“动委会”的组织细则和统一对敌斗争的任务，选举了领导成员。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10月初，由共产党、国民党、知识青年和进步绅士组成，王平任主任，张仲孚为副主任的“阜平县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正式在阜平简易师范学校成立。“动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妇女部等机构，并办了油印小报《抗敌》。“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担任执行临时政权的职责，为抗日部队筹集给养和补充兵员。
“动委会”成立后，在王平领导下，立即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作。他们发布告、印传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和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同时，还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停付100元以上债务，得到贫苦大众的拥护。稍后，“动委会”还派出工作组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宣传群众，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等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10月12日，平汉铁路线上的日军侵占石家庄。国民党军九十四师朱怀冰部连夜由驻地阜平县东王快镇撤到县城，王平代表“动委会”挽留这个师留在冀西抗日，他们却坚持向山西退却。张仲孚也慌了手脚，忙着收拾东西，准备跟朱怀冰一道逃跑。张仲孚当时兼任县保安队的队长，手下有不少人和枪，还有一两万元公款。王平听到张仲孚准备逃跑的消息后，急忙到罗荣桓那里去请示。罗荣桓说：“这个人留在阜平，成抗战之事不足，败抗战之事有余。要是他单枪匹马地跑了，也就算了，钱可以不要，但是人和枪不能叫他带走！”当时，保安队队副比较进步，罗荣桓便指示王平派人找他谈话，向其说明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政策，请他自己抉择。保安队队副表示坚决留下，并保证保安队一人一枪都不会跟张仲孚走。
不几日，张仲孚果然携带公款偷偷地逃跑了。由于王平事先做了工作，保安队的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王平将这事向罗荣桓作了汇报，罗荣桓听后笑着对王平说：“跑了就跑了吧，死狗总是扶不上墙头的。没有县长我们派一个，管保比他干得强。我看，就由你当县长好了！”第二天，罗荣桓便派政治部的七八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把王平送进县衙门。
进县衙门后，王平即以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名义贴出布告，就任阜平县县长兼保安队队长。这样，王平因其历史机缘，成了八路军敌后抗日的第一个县长，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民主县政权亦由此诞生。此后，一直到1937年11月调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止，王平都是阜平县响当当的“县太爷”，而这段“七品芝麻官”特殊经历，也成为他人生壮歌中的一段插曲。
鞠躬尽瘁只为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专制，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呼声，悍然撕毁和平协定，向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平率领解放区军民继续发扬抗日战争中的优良传统，对敢于侵犯的敌人予以坚决打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的王平也积极请战，并于1953年5月初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5月12日，他和新任兵团司令员杨勇到达朝鲜淮阳附近台日里的第二十兵团司令部，随即指挥部队参加了夏季反击战役第一、第二、第三阶段反击作战和金城战役，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及南朝鲜军的嚣张气焰。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首批将官军衔授予典礼。王平因其卓著功勋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就在王平踌躇满志地要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继续做贡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性格耿直的王平也被卷入其中，他被关进“牛棚”“反省”。
1975年，王平恢复工作，出任炮兵政委。短短4个月，他便不顾风险，将尚在遭受迫害的260余名老干部从狱中释放。这在当时“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是需要极大勇气和魄力的。翌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的噩耗传来，举国哀恸，王平也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但就在全国人民无限悲痛之时，“四人帮”却采取种种手段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公然下发文件，对悼念活动做出种种限制。王平看到“四人帮”下发的这些文件，勃然大怒，他随即做出决定：文件精神内部掌握，不下传，灵堂照设，黑纱照戴，悼念活动照搞。后来有人问王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他笑着说：“因为心里面早已做好了第二次被打倒的准备，什么都豁出去了，当然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
稍后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四人帮”借着毛泽东的名义，将黑手伸向了军队。一次，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江青出席做了发言，她从头到尾讲的都是邓小平的坏话。王平对江青极其厌恶，但对于如何处理江青的讲话，他却陷入了两难困境：传达吧，其没有一点真实性；不传达吧，江青又身居政治委员的高位。后来，王平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由他和杨得志、赵辛初三人联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希望江青能发一个会议的记录稿，以便传达思想。江青拿到这封信后，经过反复思忖，还是决定不向下传达了，她在那封信批复了“概不传达”四个字，王平的机智使得一场无形的危机得以化解。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王平重又燃起了建设祖国的磅礴之心。1977年，他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又转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82年又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5年，为革命操劳大半辈子的王平退居二线，但他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继续完成中央和军委交办的一些重要工作。这个时期，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红三军团战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王平精心组织，亲自审查把关，为这几部战史的编纂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还撰写出版了《王平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8年2月8日，戎马一生的王平将军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91年的传奇一生。（题图为1954年1月王平在朝鲜东线）
（责任编辑：徐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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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原名王惟允，1907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永福里横溪沅乡大湖地村（今王英镇大湖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王幼钦、母亲鲍美玉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民，共育有6个子女，王平最小。一家人生活艰难，常常是辛苦劳作一年，在交完沉重的税赋后已所剩无几，只好拆东补西、寅吃卯粮。
不久，王平的两个哥哥先后得了重病，因无钱治疗相继去世。经历这场变故后，鲍美玉也一病不起，家里生活遂愈加艰难。王幼钦忍痛将三个女儿都送给别人家做了童养媳。
就在小王平即将满周岁时，母亲病情加重，不久也离他而去。看着哇哇哭叫的小王平，王幼钦束手无策，只好将大女儿从婆家叫回来照顾王平。当时只有10来岁的大姐，整天抱着这个小弟弟满村子转悠，像要饭一样，哪家大娘大婶有奶就把弟弟抱到哪家讨奶吃。
就这样，王平吃着百家奶一天天地长大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5岁的王平便开始给地主家放牛，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遭受东家的打骂。
7岁时，王幼钦决定让王平读点书、识点字，免得日后被人欺负，遂咬咬牙，向乡亲们借了点钱，把王平送进了本村的小学。懂事的王平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格外用功，加上他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他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抽时间帮父亲下地干活，砍柴、烧水、干杂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生活虽然艰辛，但也造就了王平刚烈正直、嫉恶如仇、勇敢倔强的性情。
王平11岁时，又转到尹韬修先生教的四团寺经馆（即农村私塾）读书。尹韬修思想开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较早，办学不要报酬，还订了上海《大公报》等书刊给学生看。在此，王平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北洋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压迫等等，开始有所认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改变旧社会的热切愿望在他心中萌发。
大革命开始后，湖北地区民主思想传播较为广泛，革命形势十分高涨。鄂东南地区的大冶、阳新、通山等县都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
邻县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触动了19岁青年王平的心弦，他毅然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封建，破除迷信”为旗号，积极宣传，唤醒乡民、农友参加农民协会。不久，家乡成立了农民协会，王平被推选为横溪沅乡农民协会组织委员和大湖地村农协负责人。
随后，王平发动和带领本村本乡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2月27日，阳新县地方反动势力残酷杀害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县农民协会委员、县工会干部9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王平得知后义愤填膺，他迅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千人农民集会，抗议反动派的暴行；稍后，他还参与联络临近各乡村的农会，带领农民群众前往阳新县城，揭露反动县长的罪行，赶跑了反动县长。一时间，王平声名鹊起，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民活动家。
根据王平的思想状况和斗争表现，三溪口镇的共产党组织决定由镇店员工会主席共产党员鲍顺成介绍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约定7月在三溪口秘密举行入党仪式。不料，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三溪口的工会、农会都被“清乡会”、“民团”捣毁，王平与鲍顺成失去联系，入党仪式便没能举行。
参加红军积极革命
王平虽然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参加“同学会”、“同年会”等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宣传。1928年10月，几名共产党员从通山县来到黄沙镇开展秘密组织活动，王平即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把参加过农会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农委会”，由王平任主任，继续展开活动。
1929年初的一天傍晚，为扩大“农委会”，王平冒死潜入县城联络同学，吸纳积极分子。他躲过了城门岗哨的盘查，刚在城里一家熟人的饭铺住下，便收到了店主让下人送来的密告。原来，王平潜往县城的情报被大湖地村的恶霸王恒山探知，王恒山正愁在本村由于有农协撑腰而无法对王平下毒手，此刻得知王平到了县城，不禁大喜，他立即派清乡队赶往县城搜捕王平。看了店主的密告，机敏的王平当即决定离开饭铺，随后他翻越旧城墙潜至富水河边，连夜租船离开县城，脱离了险境。
这年3月，由三溪口镇的共产党员樊镇玉、尹善卿介绍，王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他受中共组织的指派，到骆家山上一所学校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乡党支部副书记，接待过往的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翌年1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次攻占阳新县城，王平随即组织宣传队，发动群众支援红军，支持苏维埃政府，并率领农民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债斗争。在这里，他遇到了已在第五纵队担任副官的鲍顺成，便要求参加红军，得到鲍顺成支持。5月，王平带着区苏维埃政府介绍信，参加了红五军第五纵队（不久扩编为红八军），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参军不久，王平便遇到了一件令他颇为苦恼的事情。当时，王平参军时注册名字是本名王惟允，由于其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时，都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常引得哄堂大笑，让王平很是尴尬。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着让他改个好念的名字。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以及对光明社会的渴望，王平决定改名为“王明”。
1930年9月，鉴于23岁的王平经过长期革命活动的锻炼，已经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条件，机关枪连党支部决定重新吸收其入党。于是，在连队司务长冯振玉和给养员聂云卿的介绍下，王平在鲜红的党旗面前庄严宣誓，再次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后，他先后任红三军团第八军一纵队宣传队副队长、机关枪连政治指导员、团党总支书记、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攻打岳阳、长沙的作战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王平转任红三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政治教导员，指挥该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南丰、黄陂、草台岗等战斗。战斗中，王平舍生忘死，身先士卒，率部重创敌军，受到军团的嘉奖。随后，他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任红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在其领导下，红十一团在广昌保卫战中一战成名，成为我军以敢打恶仗、险仗、硬仗著称的英雄团之一。当时，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将我军压缩至广昌城内，并突破我军防御阵地，冲到红军指挥部前。在此危急时刻，作为红三军团预备队的红十一团，奉命对敌反击。王平率领部队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前仆后继，勇猛拼杀。在部队两个营大多数官兵牺牲、连队平均只剩二三十人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指挥部队顽强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了红军指挥部的安全。
长征途中，红十一团一直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或后卫。王平率全团将士，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和攻克遵义城等战役、战斗中，浴血奋战，为给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又先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6年6月，党派王平赴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在这里，王平的军事、文化等素养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为他以后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将打下了基础。
向毛泽东索要军费
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教育下，王平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同时，他又一次为自己的名字而苦恼。
当时，全党范围内都在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每次批判时，尤其是发言时，王平因为与王明同名，都会异常尴尬。于是，王平便与跟他私交甚笃的张爱萍商量着想改个名字。张爱萍想到了《三国演义》里那位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仗义执言的大将王平，遂建议他改名为王平。从此，王平这一名字便非正式地叫开了。
1936年12月下旬，王平从红军大学毕业，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谈话。交代完任务后，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见毛泽东问自己，就站起来说：“主席，我要改名字。”毛泽东听后笑道：“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窘迫地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那好吧！”毛泽东当即同意，并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笔走龙蛇：“命令贺晋年任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委。毛泽东”此后，“王明”便正式改名为“王平”。
王平将毛泽东的这张命令状视为至宝，一直贴身带在身边。但不幸的是，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王平被调去冀中搞整编，途中过唐河时赶上瓢泼大雨，洪峰翻滚，这张命令状装在一只皮文件包内被冲走了。后来每忆及此，王平都悔恨交集，犹如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一般。而毛泽东也对王平甚为关注，他常常笑着对王平说：“你如街亭失守，我要打你40大板。”对爱将的殷殷期盼之情，尽显其间。
王平被任命为红二十七军政委后不久，便发生了中共党史上颇具戏剧性的红军政委向毛泽东主席伸手要军费的故事。
当时，鉴于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驻在甘肃正宁县的红二师奉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共中央便命令红二十七军去正宁接守防务。
红二十七军当时驻在陕西富县，从富县到正宁县要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走3天。当时，国民党政府虽然与红军已经达成合作抗战的协定，但对红军仍是持排斥态度的。因此，这3天红军就只能沿途买饭吃。当时部队所剩经费只有100元钱，根本不够买粮吃饭。军长贺晋年和政委王平为此心急如焚，他们遂联名向中央发电报要钱，但中央却回电说，请他们设法自筹。
万般无奈之际，王平拨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主席，我是王平，我们军里只剩下100元钱了。主席，请求您给我们3000元吧，没3000元，2000、1000元也行，我不多要。”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要求不高，只1000元，可我是一块钱也没有啊！”王平说：“那怎么办呀？我们若是有一点办法，也不会向中央伸手。”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办法总会有的，王平同志。”接着又说，“那就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到就两个人想，两个人也想不到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到就睡觉，睡起来再想。”
过了两天，部队的粮食就快吃光了，供给处处长遂向王平报告说需要买粮；而要买粮，只能到部队驻地附近的村联保主任那里买。王平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说：“那你们带上钱去买吧。”
当时，红军要向其买粮的那个村联保主任是个大财主，他家有个土围子，里面囤积了很多粮食，当地的老百姓甚至驻军都向他买粮吃。他有个规定：要买粮先交钱，还不能进土围子，只能在吊桥上交接，谁要硬闯就开枪。红二十七军买粮的同志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遵循这一规定，带着钱往吊桥上走去。
不料，土围子里的人见是红军，不由分说就“叭叭”开了枪。买粮的同志看势不妙，只好退回驻地向王平汇报。王平听了汇报，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这下钱粮都解决了。”原来，当时我军和国民党方面曾有个约定，双方见面必须以礼相待，否则便视之为破坏统一战线将受到惩罚。联保主任一方首先向我军开枪，已经构成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责。
“就凭这一条，咱罚他一下，岂不钱粮都到手了。”王平眉开眼笑地对军长贺晋年说道。贺晋年听后一拍大腿，说：“好，政委，走，咱们见县长去！”
国民党富县县长见红军的军长、政委亲自找上门来，一时不知所为何事，小心翼翼地说：“不知红军长官前来小县，有何指教？”贺晋年声色俱厉地说道：“哪敢指教？贵方宝地有人居然敢向我们开枪！”王平接着说：“红军买粮为抗日，这个联保主任竟开枪打我们，你这个县长管不管？”闻听辖区内有人向红军开枪，国民党县长此时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一边擦汗，一边哆嗦着连连说：“有这回事？我们一定严加惩处！严加惩处！”说吧，他便吆喝着让手下把联保主任找来。
不一会，联保主任到了，他一见贺晋年、王平，便知道是因为何事，但他老奸巨猾地推托说：“这是下面人干的，我回去一定追查。”王平严肃地说：“这责任必须由你来负……”话音未落，贺晋年“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你再推脱，把你带到我们军部，以军法论处！”说到愤怒处，贺晋年还抡起胳膊作势要打联保主任的耳光。国民党县长见状急忙出来打圆场：“军长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乡里俗民，不懂规矩，请原谅！”
王平向贺晋年使了个眼色，说道：“老贺，我看这样吧，既然有县长讲情，这点儿面子总得给。我想，联保主任也不愿当亡国奴，还是宽大处理吧！”贺晋年装作不知道，问：“怎么个宽大法？”县长赶紧接过话茬：“宽大一点吧。我问你，你愿打，还是愿罚？”联保主任此刻也吓得战战兢兢，连说愿罚。
最后，由县长作保，红军罚了联保主任500担粮食、5000块钱。三方签字后，联保主任如数交出了粮和钱。
这一下问题全解决了，王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主席，根据您的指示，办法我们想出来了！”“噢，什么办法呀？”王平随即将整个经过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听后放声大笑，然后说：“不过，钱你们不能全拿走。你原来不是说有1000元也行嘛，剩下的4000元给中央送来吧。说实在的，我这里也没有钱用啊。至于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也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急了，说：“主席呀，这可不行，我们只留1000元太少了，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毛泽东大方地说：“好，那你们就留2000元吧！”就这样，王平留下了2000元钱和一部分粮食，而把剩余的3000块钱和粮食全交给了党中央。
后来，王平向毛泽东伸手要军费，以及他智筹军粮和经费的故事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了整个边区，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段传奇史话。
八路军第一个县长
1937年9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长的王平，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派员的身份，与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刘秀峰一起，到太行山东麓、冀晋边的河北阜平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因此机缘，王平当上了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位县长。
在八路军总部接受任务时，任弼时满怀期望地对王平和刘秀峰说道：临时省委当前的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独立自主放手发动敌后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到冀西阜平山区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收集散枪，组织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专门为王平讲解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勉励王平按毛泽东提出的“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深入敌后开展对敌斗争。彭德怀也叮嘱王平到阜平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武装，因为只要有了武装才能站稳脚跟。左权参谋长最后拍了拍王平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能向蜀国大将王平一样，为祖国和人民守好阜平的每一寸国土。”
首长们的嘱托让王平深切地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当天下午，他便和刘秀峰先行上路。当时，王平怀揣着从总部副官长唐延杰那里要到的一份30万分之一的地图和一本译成中文的苏联出版的《游击战争》，带着一个警卫员、一个马夫，连刘秀峰在内共4个人，凭着身上仅有的40元钱开始了长途跋涉。至9月26日上午，历经千难万险，王平一行终于抵达阜平县城。
阜平县位于晋冀边界、山西五台山以东，隶属河北省。它虽属冀西山区腹心，却距平汉路不足75公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阜平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1931年，赫光、谷雄一领导的红二十四军就在这里建立了北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虽然后来暴动失败，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但仍保存了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加之此地曾是直奉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流落了不少枪支弹药，这都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1937年9月下旬，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的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率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第六连在阜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王平到阜平后，不顾奔波劳累，遵照临行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首长的嘱咐，立刻前去同罗荣桓商量工作。
罗荣桓对王平的到来非常高兴，他详细分析了整个华北的抗战形势和阜平的情况后说道：“你们来得正好。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整个布局，一一五师还要向豫鲁一带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国民党在前面丢，我们在后面拣。你要向他要，他不会给的；可是他丢给了日本人，你再拣回来，他就不好开口了。不过，现在阜平的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跑。县长叫张仲孚，表面对我们客客气气，实际上极力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在东乡王快镇还住着国民党军队朱怀冰一个师。现在日军日益逼近，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共同抗日，可是腿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跑不跑就很难说了。”
第二天，王平换上一套长袍马褂，访问了阜平县长兼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仲孚。张仲孚是个反共老手， 1933年曾搞垮了阜平的党组织，此时，他仗着有朱怀冰撑腰，在民族危亡之际依然作福作威，以苛捐杂税搜刮百姓。张仲孚还奉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极力压制“阜平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而进行的募捐和宣传等爱国活动，民愤极大。
王平先向张仲孚介绍了“动委会”的性质、人员组成和任务，然后向张传达了第二战区关于在太原会战中组织“动委会”的命令，最后提议在阜平成立“动委会”。张仲孚听后满脸堆笑，连连称是，继而推说阜平地方太穷，已经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再成立“动委会”恐怕没有经费。
王平义正词严地指出：“华北已是前线，不是什么后援的问题，不管有多少困难，应该立即动员组织人民拿起枪杆子，保卫民族独立，这才是头等大事；太原已成立‘总动委会’，阜平的‘后援会’必须立即改为‘动委会’；要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组织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接着，王平向张仲孚一一交代八路军的基本政策。张仲孚理屈词穷，马上改变态度假意恭维说：“王先生讲得好，请王先生任‘动委会’主任。”王平将计就计，说：“那好，就由你当副主任。”
第二天，王平以阜平县“动委会”主任的名义，召开了由当地国共两党代表、青年学生及士绅参加的筹备会，通过了“动委会”的组织细则和统一对敌斗争的任务，选举了领导成员。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10月初，由共产党、国民党、知识青年和进步绅士组成，王平任主任，张仲孚为副主任的“阜平县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正式在阜平简易师范学校成立。“动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妇女部等机构，并办了油印小报《抗敌》。“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担任执行临时政权的职责，为抗日部队筹集给养和补充兵员。
“动委会”成立后，在王平领导下，立即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作。他们发布告、印传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和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同时，还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停付100元以上债务，得到贫苦大众的拥护。稍后，“动委会”还派出工作组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宣传群众，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等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10月12日，平汉铁路线上的日军侵占石家庄。国民党军九十四师朱怀冰部连夜由驻地阜平县东王快镇撤到县城，王平代表“动委会”挽留这个师留在冀西抗日，他们却坚持向山西退却。张仲孚也慌了手脚，忙着收拾东西，准备跟朱怀冰一道逃跑。张仲孚当时兼任县保安队的队长，手下有不少人和枪，还有一两万元公款。王平听到张仲孚准备逃跑的消息后，急忙到罗荣桓那里去请示。罗荣桓说：“这个人留在阜平，成抗战之事不足，败抗战之事有余。要是他单枪匹马地跑了，也就算了，钱可以不要，但是人和枪不能叫他带走！”当时，保安队队副比较进步，罗荣桓便指示王平派人找他谈话，向其说明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政策，请他自己抉择。保安队队副表示坚决留下，并保证保安队一人一枪都不会跟张仲孚走。
不几日，张仲孚果然携带公款偷偷地逃跑了。由于王平事先做了工作，保安队的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王平将这事向罗荣桓作了汇报，罗荣桓听后笑着对王平说：“跑了就跑了吧，死狗总是扶不上墙头的。没有县长我们派一个，管保比他干得强。我看，就由你当县长好了！”第二天，罗荣桓便派政治部的七八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把王平送进县衙门。
进县衙门后，王平即以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名义贴出布告，就任阜平县县长兼保安队队长。这样，王平因其历史机缘，成了八路军敌后抗日的第一个县长，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民主县政权亦由此诞生。此后，一直到1937年11月调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止，王平都是阜平县响当当的“县太爷”，而这段“七品芝麻官”特殊经历，也成为他人生壮歌中的一段插曲。
鞠躬尽瘁只为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专制，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呼声，悍然撕毁和平协定，向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平率领解放区军民继续发扬抗日战争中的优良传统，对敢于侵犯的敌人予以坚决打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的王平也积极请战，并于1953年5月初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5月12日，他和新任兵团司令员杨勇到达朝鲜淮阳附近台日里的第二十兵团司令部，随即指挥部队参加了夏季反击战役第一、第二、第三阶段反击作战和金城战役，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及南朝鲜军的嚣张气焰。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首批将官军衔授予典礼。王平因其卓著功勋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就在王平踌躇满志地要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继续做贡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性格耿直的王平也被卷入其中，他被关进“牛棚”“反省”。
1975年，王平恢复工作，出任炮兵政委。短短4个月，他便不顾风险，将尚在遭受迫害的260余名老干部从狱中释放。这在当时“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是需要极大勇气和魄力的。翌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的噩耗传来，举国哀恸，王平也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但就在全国人民无限悲痛之时，“四人帮”却采取种种手段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公然下发文件，对悼念活动做出种种限制。王平看到“四人帮”下发的这些文件，勃然大怒，他随即做出决定：文件精神内部掌握，不下传，灵堂照设，黑纱照戴，悼念活动照搞。后来有人问王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他笑着说：“因为心里面早已做好了第二次被打倒的准备，什么都豁出去了，当然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
稍后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四人帮”借着毛泽东的名义，将黑手伸向了军队。一次，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江青出席做了发言，她从头到尾讲的都是邓小平的坏话。王平对江青极其厌恶，但对于如何处理江青的讲话，他却陷入了两难困境：传达吧，其没有一点真实性；不传达吧，江青又身居政治委员的高位。后来，王平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由他和杨得志、赵辛初三人联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希望江青能发一个会议的记录稿，以便传达思想。江青拿到这封信后，经过反复思忖，还是决定不向下传达了，她在那封信批复了“概不传达”四个字，王平的机智使得一场无形的危机得以化解。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王平重又燃起了建设祖国的磅礴之心。1977年，他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又转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82年又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5年，为革命操劳大半辈子的王平退居二线，但他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继续完成中央和军委交办的一些重要工作。这个时期，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红三军团战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王平精心组织，亲自审查把关，为这几部战史的编纂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还撰写出版了《王平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8年2月8日，戎马一生的王平将军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91年的传奇一生。（题图为1954年1月王平在朝鲜东线）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