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提出的我们国家民族今后的发展和建设目标,与历史上的“大同观”相比而言,它既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社会的一种传承,又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必然要求的反映。
　　
　　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久,党的十六届六中会会就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议一出,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反响,并迅速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如果说:“和谐社会”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战略目标,那么它迅速取得全国人民共识,则是反映了人民对此目标的企盼心情,也反映了该目标的提出确是顺民心得民心之举。
　　那么,这个顺民心得民心之举如何去实现呢?它是否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大同思想呢?我们又怎样去从历史角度及历史发展内涵上去了解什么是和谐?什么是和谐社会呢?做到从思想上统一对和谐观的认识,克服盲目性,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而又必须完成好的任务。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识到要完成这个思想统一,就必须消除一些历史认识误区,区分历史上近似于和谐观的一些认识观,从理论层面上清晰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传承性和必然性。
　　第一、了解什么是和谐?正确区分现代和谐观与古人和谐观的差别。
　　综合各种对和谐的描述,可以概括为它是一种人类追求的美好的生存状态。美好的生存状态,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们自身的价值取向一致的各处互相融洽状态,即各种关系的完全和顺谐调。
　　中外历史记载里对这种状态的描写不绝于书,“大同”、“天人合一”、“仁和”、“理想国”等是常可见到的词语,所以我们就先从历史上去认识,因为“历史是人与过去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回答交谈”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最早向往和谐的民族,中国古代人民的“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即表达出一种对中和的需求和愿望,《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国语·郑语》将“和”视为“天地之化育”的关键,是天地万物处于美好状态的表征。孔子在《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这里的“大同”境像同于“和谐”;老子更具体将之幻化为日常社会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为了生活的“和”而甘愿“小同寡民”,抛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往,以免人们为私欲打破“和”。
　　及至封建社会,文人政客言治必称“三代”,即称颂传说中的尧舜禹治理中的推贤让能、勤俭爱民,民生庶足,社会稳定的“和谐”时期,将其作为治理国家追求的目标。以后不断有人发挥想象,构想出美好社会的蓝图,如南宋康与之心中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社会景象;清末洪秀全的天国情结,其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鲜明的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目标。
　　到了近代,提倡变法改良的康有为专写了一本《大同书》,设计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大同"境界。它认为,现实社会是个不合人道的苦境,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几乎都是“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尽情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苦”,并指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它以为,只要去掉这“九界”,即可以使人类乃至众生到达美好的“大同”世界。《大同书》描绘的 “大同” 社会的蓝图大致是:在“大同”社会里,去掉了“国界”,军队和监狱都不存在了,全地球合成一个公政府,管理公共生产事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消灭了“级界”,没有等级之分,也无种族之别,无帝王、君主、世爵、贵族,无主无奴,男女各自独立,“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家”也毁灭了,男女“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儿女由公政府抚养,人们生老病死之事,“皆政府治之”;农、工、商皆归于公,人人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过着美好的物质生活,文教也很发达,人人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道德修养,社会风气优良。总之,这“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是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社会。 其达到的途经是靠人们(主要是统治者和富人)扩充仁爱精神,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道路来实现。 《大同书》描绘的“大同”社会,从形式上看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就内容实质来说,主要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诸原则,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憎恨,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具有进步的意义。
　　再有孙中山,向往革命在成功后,将中国五大种族所达到的自由平等博爱扩充于全人类,则不但中国,世界的大同盛世也不难到来,由中国而世界,反映了一个伟大革命者的胸襟和理想。
　　那么,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吗?应该说,人类历史的灿烂时期,就是接近和谐或以和谐为主旋律的时代。中国盛唐时期,整个社会表现出的自信、宽容、开放,既为和谐的表征,它长久为后世人民所向往和赞美。古典时期的希腊民主政治高度繁荣,社会平等,人民富足,文化发达,以至造就了柏拉图《理想国》的胜境和斯多噶派推之于“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但他们只是接近而不是实现了的“和谐”。从内涵上讲,上述所谓的“和”、大同、理想国是一种低级社会中的理想社会,尽管社会管理者贤明(史书上所谓的三代、古典希腊的民主制)人民生活安稳,无兵战之灾,但它是落后社会形态下的非高度和谐,仅有饱食的生活(物质非高度发达),文化知识等精神领域却有重大缺陷(只有少数人掌握知识)。离现代意义上的“和谐”有巨大差距。我们现代的所谓和谐是物质上精神上均高度发展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与社会紧密依存式的和谐,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人们真正去享受生活、亲情、自然、权利等一切,是一种人类进步的现实反映。
　　第二、从历史发展规律上认识古人和谐观目标的不可实现性和现代和谐目标的可行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必然从一个社会形态循序渐进的发展到另一个社会形态,是由低级逐步发展到高级的,尽管有特殊的跳跃发展情况,但不可能跳跃主要的发展阶段,即在低社会发展阶段中不可能完成后面高级阶段才能完成的事。上述提出“天人合一”、“中和”、“大同”的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者,是诞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一奴隶社会,他们提出的是超前的思想,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梦想;稍早时代的老子提出“寡国小民”的理想社会和后来封建社会所称颂的“三代”,更是对过去低层次社会(原始社会)所谓和谐的无奈怀念与追忆,他们看到阶级社会压迫的残酷,而理想的大同社会又遥遥无期,只能借古代相对好的社会时段抒发自己对美好社会向往。古希腊哲人们的“理想国”也是超越了历史发展规律而提出的,其崇尚的民主制度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被"落后"的制度无情地中断即是证明。实际上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后,康与之、洪秀全幢景的平等、饱暖的天国社会,反映的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处于低层的农民阶级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在阶级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其失败也反映了这点);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描绘的大同世,一是用古世之大同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一是用美好的设计唤起人们革命的热情,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而资本主义当时在中国还未建立,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他们的理想目标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实现的基础。而我们现在的和谐观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改革、再发展,是在克服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整个社会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自然地提出的下一步发展目标,尽管达到目标的路还很长,但可预见的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方向,因而它一定能够实现。
　　第三、从理论上看,古人的和谐目标没有理论性可言,多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空想;而现代和谐观则是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它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
　　这也是现代和谐观与古人和谐目标最根本的差别所在。我们现代的和谐目标是在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指导下,根据我们现阶段实际发展状况提出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会全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缔造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人们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正义,充满活力,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目标的基本特征。因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全方位和谐,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另外,作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重要关口及时完成这个转变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反映了其成熟的科学执政能力,以及审时度势的能力和顺应国情的能力。用一句话可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阐发数千年优秀民族传统而提出的新范式,缔造和谐既是中华民族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在当代的发扬光大,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在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突出向前”。④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盛世来临之际,也是接近各和谐目标并能达到和谐目标的时代,国力蒸蒸日上,全体社会人民都充满了自信,加上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我们相信在科学理论基础下的具有优秀传承的和谐社会目标定会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