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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罹患了癌症的中科院院士卢永根，将他毕生的积蓄880多万元无偿地捐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他说：“党培养了我，现在我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还给国家，是做最后的贡献。”
牛皮纸裹着的一叠存折
卢永根，现年87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因罹患癌症，他自觉来日无多，遂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将自己毕生的积蓄全部捐给华南农业大学。
今年3月的一天，卢永根在夫人徐雪宾的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里的存款，共计8809446元，全都转入了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因为每笔转账都需要输密码、签名，卢老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华南农业大学将用卢永根夫妇捐的这些钱，成立一个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都用铁丝绑了又绑。
去过他家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印象：家徒四壁。
平日里，这位老校长经常拿着一个半旧的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一荤一素二两饭，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慢慢地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卢永根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总会善意地提醒那些浪费粮食的学生：“你知道多少棵水稻，才能做出一碗米饭吗？”
当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大胜看到卢永根用颤巍巍的手，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掏出一叠存折时，感动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别看老两口平时对自己十分节省，但对扶贫和教育，却一向慷慨，每年都要捐钱。”2014年，卢永根和他哥哥还悄悄将老家的两间祖屋捐给了当地小学。
笔记本扉页的四个“一点”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孩子已经自立了，他的个人财产最后应为社会作贡献。
在卢永根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他用来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广州。他说：“我为什么要放弃在香港的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的复兴效力。”
从此，卢永根在教育领域开始了一辈子的坚守。
1983年，他担任了华南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院长。
“先党员，后校长”是卢永根的口头禅，他认为当好校长的前提是先当好一名党员。
上世纪80年代，学校经费紧缺，身为校长的卢永根坚持不坐进口小汽车，在住房、电话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卢永根对家人要求也很严。一位做工程的亲戚来“走后门”，被他骂了回去：“只要我一天在，你就一天不要进华农大的门！”即使身患重病住院，他仍要求秘书不搞特殊，办事尽可能乘坐公交、地铁。
但对科研与人才，卢永根却很大方。
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发展落后，卢永根四处筹措资金，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
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地拨了10万元高额奖励；为让优秀学者刘耀光安心回国，他多方筹措经费，为其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博士生如向东到香港大学做研究，他主动给了他1500元，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给了刘向东。
“他为科研奉献了一切。”卢永根的弟子张桂全说。
病房里的临时党支部
淡泊明志的科研工作者，总是崇尚吃苦精神。
华南农业大学保护着7000份人工稻的样本和900多份野生稻的样本。其中有很多都是珍贵稻种，这些都是卢永根带着学生翻山越岭一株一株地找回来的。
2001年，已经70多岁高龄的卢永根听说广东佛冈山上有一种野生稻，立即出发寻找。山上无路，布满荆棘。上到半山腰，他已体力不支，但他仍坚持着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架着他慢慢往上爬。
在一张老照片上，卢永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树，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開心。
在水稻遗传研究领域，卢永根是有过突出贡献的。他提出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学术观点，对水稻育种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近5年，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面积这1000万亩以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多卢永根当年的学生和被他破格提拔的青年学者，如今都已走上学术带头人、领导岗位。
“正直、率真、有情怀，卢永根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说。
躺在病床上，卢永根仍希望能过组织生活。经校党委批准，病房临时党支部成立了，一个月开一次会。
“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他要继续坚持下去。”卢夫人徐雪宾说。
“卢永根触动我们去反思，人一生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华南农业大学教师王慧说。
1984年的一个夜晚，卢永根在学校作了一场演讲。亲历者回忆，那晚没有灯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卢永根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希望自己能像一束小小的火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
他说：“党培养了我，现在我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还给国家，是做最后的贡献。”
牛皮纸裹着的一叠存折
卢永根，现年87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因罹患癌症，他自觉来日无多，遂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将自己毕生的积蓄全部捐给华南农业大学。
今年3月的一天，卢永根在夫人徐雪宾的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里的存款，共计8809446元，全都转入了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因为每笔转账都需要输密码、签名，卢老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华南农业大学将用卢永根夫妇捐的这些钱，成立一个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都用铁丝绑了又绑。
去过他家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印象：家徒四壁。
平日里，这位老校长经常拿着一个半旧的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一荤一素二两饭，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慢慢地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卢永根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总会善意地提醒那些浪费粮食的学生：“你知道多少棵水稻，才能做出一碗米饭吗？”
当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大胜看到卢永根用颤巍巍的手，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掏出一叠存折时，感动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别看老两口平时对自己十分节省，但对扶贫和教育，却一向慷慨，每年都要捐钱。”2014年，卢永根和他哥哥还悄悄将老家的两间祖屋捐给了当地小学。
笔记本扉页的四个“一点”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孩子已经自立了，他的个人财产最后应为社会作贡献。
在卢永根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他用来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广州。他说：“我为什么要放弃在香港的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的复兴效力。”
从此，卢永根在教育领域开始了一辈子的坚守。
1983年，他担任了华南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院长。
“先党员，后校长”是卢永根的口头禅，他认为当好校长的前提是先当好一名党员。
上世纪80年代，学校经费紧缺，身为校长的卢永根坚持不坐进口小汽车，在住房、电话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卢永根对家人要求也很严。一位做工程的亲戚来“走后门”，被他骂了回去：“只要我一天在，你就一天不要进华农大的门！”即使身患重病住院，他仍要求秘书不搞特殊，办事尽可能乘坐公交、地铁。
但对科研与人才，卢永根却很大方。
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发展落后，卢永根四处筹措资金，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
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地拨了10万元高额奖励；为让优秀学者刘耀光安心回国，他多方筹措经费，为其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博士生如向东到香港大学做研究，他主动给了他1500元，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给了刘向东。
“他为科研奉献了一切。”卢永根的弟子张桂全说。
病房里的临时党支部
淡泊明志的科研工作者，总是崇尚吃苦精神。
华南农业大学保护着7000份人工稻的样本和900多份野生稻的样本。其中有很多都是珍贵稻种，这些都是卢永根带着学生翻山越岭一株一株地找回来的。
2001年，已经70多岁高龄的卢永根听说广东佛冈山上有一种野生稻，立即出发寻找。山上无路，布满荆棘。上到半山腰，他已体力不支，但他仍坚持着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架着他慢慢往上爬。
在一张老照片上，卢永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树，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開心。
在水稻遗传研究领域，卢永根是有过突出贡献的。他提出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学术观点，对水稻育种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近5年，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面积这1000万亩以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多卢永根当年的学生和被他破格提拔的青年学者，如今都已走上学术带头人、领导岗位。
“正直、率真、有情怀，卢永根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说。
躺在病床上，卢永根仍希望能过组织生活。经校党委批准，病房临时党支部成立了，一个月开一次会。
“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他要继续坚持下去。”卢夫人徐雪宾说。
“卢永根触动我们去反思，人一生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华南农业大学教师王慧说。
1984年的一个夜晚，卢永根在学校作了一场演讲。亲历者回忆，那晚没有灯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卢永根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希望自己能像一束小小的火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