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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底，老何60岁生日时，对朋友讲了一番话。
老何说：“60岁是一个甲子。人生60岁后，就进入花甲之年。我这60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是非纷纭，可由后人评说。但中国的体制下，很难出现我这样类型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有人说何新是异类之怪物。今天随便聊聊，说点心里话，也算是对过去的人生做个总结吧。”
关于我的现状
我早退隐了。只是我的工作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一一但是无所谓的，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过去签字。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职务。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后来到政协，公务员改革的时候好像被给套了个什么级——但是什么级别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懒得问，所以我不知道。在政协我的工作关系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没上班，也不用请假，只是在家中研究写作。所以政协机关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的工资是机关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这边有人替我代收。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也没有问过。我日常消费很低，吃素为主，挣钱也是给别人用，所以我不介意。我本是山野一个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国家对我很好。我已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的）。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我是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既非官员也非学者，这叫二非。
我这一生是五部书
我以往的人生经历，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苏东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儿——我也是如此。回顾平生——我少年时是浪子，青年时是游子，中年时是汉子。现在老了——我是整天在家的呆子。
我这一生，活得算潇洒，开心。年轻时代，我是登徒子。年轻时很帅，身上有一种傲气加霸气，“酷毙”，所以女孩子迷我。50岁以前，不好意思，经历了几次婚变，多次恋爱。
但是网络和无聊媒体所传闻关于我的私事家事都是捏造。我多年不理会媒体，根本不接受什么采访。我极少看中国影视——怎么会关心什么烂影视？那是下流无聊小报为’骗读者眼球瞎编的鬼话！我这人个性强，相处难。两情相悦，所求就是一个“爱”字，有感觉到一起，没感觉或者感觉不好，就分手，爱得明白，也散得明白！——“没有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部闯荡江湖的《水浒传》，青年时代是一部红袖簇拥的《红楼梦》，壮年时代是一部随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时代是一部纵横捭阖参政议政的《三国志》，晚年是一部归觅心经的《西游记》——五大奇书都凝聚浓缩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阅历中。如果有机会娓娓道来把往事写一写，那会是很好看的一部传奇故事。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十分缺乏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我是野逸之人
我是非常幸运之人。得天所赐，屡历磨难不死。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而能与天地古今中外沟通。
在学术上，我是—个奇迹。我平生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人文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数、理、化、文字、语言、逻辑，天文、地理，以及艺术、文学、诗歌、美学，以至考古、文物、书画古玩，样样我都感兴趣，涉猎过，或者深入浅出地探索过。
老实说，对于这些学术中的任何一门，都足够一个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作数十种，有一些被译成多种文字。我的一些畅销书被盗版无数。
其实，作为一个学者只要能写出其中一两种就已经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终文思如泉涌，直到于今仍未枯竭。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电脑中或案头上），还有十余种。
我行文神思天纵。一些文人不服气，他们说——从没看到何新在做什么学问。的确，前人讲究“皓首穷经”，主张一生只读一经，板凳须坐十年冷，下这种死功夫。
而我则不同。年轻时代，我也曾风花雪月，游戏人生，什么都没耽误。行过万里路，也读破了万卷书。但是我的确并没有对某一种学问倾其全身心专门投入过——所以我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不是专门之家。
但是学问之境的最高境界是融会贯通，而我做到了，我是通家，又是个玩家。
世界是幻，人生是梦，学术是游戏。我认为学问达到的至高境界是“玩”——玩者，游戏也。
我也通绘事。中国古来画有南北分宗及力（隶）家与逸家之说。台湾前故宫院长大画家江兆申，曾写信称道我的画是逸品，说境界很高。其实我这个人也是一种逸品——闲云野鹤，野逸之士。
关于我的学术
何新说：我的学术中有一部分是活学问一一有用和能用的学问，经世致用之学，谈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国际战略问题的等。我昔日试图给国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国家利益为至上。摆脱左右之争的强国利民之术，就是所谓国家主义。
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真正属意的，下了多年功夫的。还是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我写这十几本书，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而这套书并不是写给当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看的。
这一套《经典新考》经得起后人之研究与观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上下，衔接古今。多少前人没搞懂没搞通或者误解之处，我用一种新的、我个人的视角，重新作了系统性地解读。 我从清人二王、钱、戴的著作去研习经学及训诂学，但是我的灵活运用以及所获得的新知，超过清人以至章、黄（我有一部《新说文解字》，还未最后定稿，就是要纠正前人在文字学上的误说）。
我发现龙的动物原型真相是蜥蜴及鳄鱼。凤的动物原型真相是鸵鸟——这都是铁证如山的颠扑不破之论。
我论证所谓“扶桑”的语源是来自日本富士火山。中国上古曾经存在崇拜太阳神的一神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炎火之神）、祝融，原先都是太阳神的名号而后来才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这些新论可以发千古之覆。
五四运动鼓吹反孔推翻礼教，对历史进步有重大意义，但在文化上则有很多误解与歪读。一些谬种流传一直影响到今天。
《诗》《书》《易》《老》、儒与道等等，被一些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歪讲邪讲，讲傻了，讲歪了，讲死了，变成了一种“二百五”的东西。
我的这套书先后已经出版过四次，每出一次我都一改再改，增删百遍，呕心沥血，销磨前后近乎20年，方得完成。不久还会出一种新版本作为最后的定稿本。这套书就是老何的《太史公书》，立意在“通天人之际，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对我的学术一向有争议。然而当今又有哪位人物、什么东西没有争议？有人说可是你没学历啊！是啊，但是我的学术履历很完整。
1977年高考复考。次年我考进黑龙江一所末流大学，只读了3个月不到就主动退学。一年后，我在北京进入国家名牌大学（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当了教师。而听我课的那些学生，都是78届的，本应当是我的同学。
一年后胡乔木和梅益先生又把我破格调进中国社科院。进去后我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学术文官机构科研组织局当学术秘书。
在社科院的10年间，我由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循序而进，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而后经过院学术委员会的论议评定。每一次都有争议，但最终都以高票表决通过。8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是人才济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权威都还在——学术界人都知道当时在社科院晋升到高级职称有多难！所以当年关于我晋职的信息被作为特例登过《人民日报》。
有人说你年轻时为什么不去投个师门弄个学位呢？但是这有什么必要呢？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术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谁敢做我老师？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从80年代我在学术界出头到今天，对我的嫉恨诽谤谩骂之词一向很多。无非就是文人的造谣和脏骂而已。中国一些受过压抑的文人往往有泼妇、妾妇的变态心理，于网络的嫉妒与脏骂可见一斑。但是何足介意？——有本事你就从学术上把何新击倒批臭嘛！
学术问题越辩越明
我是多事之徒，不怕学术的争论。这些年来在学术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过我的人不少。但是学术论争，有来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反驳，道理越辩越明！迄今为止，那些学术上批我的人，还少有与我辩论能往复两个回合以上的。包括80年代直接批评过我的大师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仅一个回合也就罢手。
陕西大学有个斯老先生，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回合，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
80年代有位史学博士，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判《诸神的起源》，指点多处所谓的“硬伤”，来势汹汹。我只好撰文回应，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我引用史料证明这位博士所提出的诸多异议并非我的什么硬伤，而是由于他自己读书少所以不知道我所引用的这些史料。这当然也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这一个回合，本来我还准备了诸多材料，战意犹酣呢，他却偃旗息鼓退下不见踪影了。
现在《诸神的起源》日、韩都有译本（文字古涩很不好翻译）。台湾木铎出版社有未经我授权的盗版本。大陆20年来，则已经反复印刷，出了十几种版本。每隔两三年就印一版，因为总有读者要买。那些反对我的人可有哪本书有这样的效果？一本学术书有这样的成绩，还不够经典吗？
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我很怀念8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那个文化氛围。
现在中国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阀阅贵族制度。而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那时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所以，我始终感念邓小平。
当前经济学思想荒谬错乱
我的确只是半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上，我也有所建树。1990年重提“生产过剩”，振聋发聩，“雷倒”当时一片人。
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了经济学界的口头禅。人们忘记了被主流奉为祖师的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曾经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永远解决了‘生产过剩’这一19世纪马克思经济学的伪命题。”“主流经济学”这个词几乎就是我的发明，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有点臭了！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荒谬错乱到什么程度？怎么估计都嫌不足。
一个汇率升值问题，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大家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是两回事。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人民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广大民众！
利用汇率升值，做远期交易的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很基本的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中竟很少人知道。于是人民币成为外部炒家奇货可居的保值期货，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人民币不断升值而大量流失。这在国际金融史上，将成为由于一种错误的经济学理念而误国的一个会让人落泪的笑话！ 我很享受孤独
十几年来，我颇感孤独。但是我很享受，自得其乐。能避开文人中的俗人庸人是一大乐事。可叹往日那些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长者、能者、德者，于今都已逝去。
当今中国已少见真正的文化人，只怕以后再过一两代，连能通读《古文观止》原文的文人也不多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价值之没落，无过今日！令人悲哉痛也！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所悲哀的是当今民族文化的衰落——未来找不到让民族精神栖息的家园。
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抄窃我写的东西。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好笑的是，某几个骂我最狠的伪“清流”文人往往是窃取抄袭最多的（都是被网友发现的），现眼以后还要强辩，狼狈尴尬之态，观之好笑。
当今并不是读书向学的好时代，外部没这个氛围，心态没这种宁静。当今的俗文化，叫做“读图时代”“全娱乐时代”。
“阿堵”当今就位为尊神。浅薄、轻薄、庸俗以至恶俗，是时尚。大家一起来恶搞——此即佛经所谓“末法时代”。一切严肃的东西都已变形，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已经解构，一切庄严的东西都被打成了碎片。在这个时代，认真作学问，谈论真学问，似乎是自渎、自亵，是一种愚憨。
现在的“市场转型”几乎成为又一种政治运动。未来历史会证明——以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这种“转型”，是文革以后我们这个不幸民族所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态的浩劫。
生态之破坏，有史以来莫如当今之严重。根源就在于市场化私有化过程中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官员对GDP的掠夺式榨取！现在又在鼓吹农宅地私有化。所谓私有化无非就是再发起又一场掠夺。但愿各级官员不要再在农村走大搞房地产的歧路。
现在的农村，应当在农产品市场的基础上重建农民的新型合作组织（欧盟、日本、以色列的农民合作组织有成功之模式可资借鉴）。
当今农已弃业，粮有近忧，再随着沿海经济衰退而卷起一个返乡农民的失业潮，天下岂得安宁乎？
但是，劫难必有终结——总有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而反省今日。即使世界大战以致天崩地裂，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总会存留下若干种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总有一天，劫后复生，还会再出现一种文化昌明的好时代、新时代，真正的文化盛世；还会再出现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们。太阳依然会明亮。
看未来淡如清水
我对自己的未来看得淡如清水。
我平生经受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只留得一抹微笑而已。
我身体外强中干，表面似还好，其实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的心脏有个窟窿，动脉上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得半死，会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去看医生。可是我自10年前检查出来至今，连复检都没去过。国家给我安排可享受副部级的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有公费体检，但是十多年来我基本没去检查过。每年暑期我可享受一次去名胜地公费休养的待遇，但是我给国家省了钱，十几年来一次没去过。我很少去医院。中西医药理、病理、生理，我略知一二。一般生病我自己调药自我治疗。如果将来身体真有状况，那我的态度是恬淡宁静，顺天由命。
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是随时准备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槃去见佛祖的。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而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一种意愿，就是再写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利乐他人。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皆非关自我，是以大悲之心观世——警世，为后代，为国家，为苍生。如此而已。
天象异常，危机四伏。善善恶恶，因果相循。命也夫，随之去，过眼云烟而已。
老何说：“60岁是一个甲子。人生60岁后，就进入花甲之年。我这60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是非纷纭，可由后人评说。但中国的体制下，很难出现我这样类型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有人说何新是异类之怪物。今天随便聊聊，说点心里话，也算是对过去的人生做个总结吧。”
关于我的现状
我早退隐了。只是我的工作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一一但是无所谓的，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过去签字。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职务。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后来到政协，公务员改革的时候好像被给套了个什么级——但是什么级别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懒得问，所以我不知道。在政协我的工作关系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没上班，也不用请假，只是在家中研究写作。所以政协机关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的工资是机关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这边有人替我代收。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也没有问过。我日常消费很低，吃素为主，挣钱也是给别人用，所以我不介意。我本是山野一个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国家对我很好。我已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的）。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我是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既非官员也非学者，这叫二非。
我这一生是五部书
我以往的人生经历，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苏东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儿——我也是如此。回顾平生——我少年时是浪子，青年时是游子，中年时是汉子。现在老了——我是整天在家的呆子。
我这一生，活得算潇洒，开心。年轻时代，我是登徒子。年轻时很帅，身上有一种傲气加霸气，“酷毙”，所以女孩子迷我。50岁以前，不好意思，经历了几次婚变，多次恋爱。
但是网络和无聊媒体所传闻关于我的私事家事都是捏造。我多年不理会媒体，根本不接受什么采访。我极少看中国影视——怎么会关心什么烂影视？那是下流无聊小报为’骗读者眼球瞎编的鬼话！我这人个性强，相处难。两情相悦，所求就是一个“爱”字，有感觉到一起，没感觉或者感觉不好，就分手，爱得明白，也散得明白！——“没有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部闯荡江湖的《水浒传》，青年时代是一部红袖簇拥的《红楼梦》，壮年时代是一部随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时代是一部纵横捭阖参政议政的《三国志》，晚年是一部归觅心经的《西游记》——五大奇书都凝聚浓缩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阅历中。如果有机会娓娓道来把往事写一写，那会是很好看的一部传奇故事。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十分缺乏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我是野逸之人
我是非常幸运之人。得天所赐，屡历磨难不死。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而能与天地古今中外沟通。
在学术上，我是—个奇迹。我平生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人文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数、理、化、文字、语言、逻辑，天文、地理，以及艺术、文学、诗歌、美学，以至考古、文物、书画古玩，样样我都感兴趣，涉猎过，或者深入浅出地探索过。
老实说，对于这些学术中的任何一门，都足够一个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作数十种，有一些被译成多种文字。我的一些畅销书被盗版无数。
其实，作为一个学者只要能写出其中一两种就已经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终文思如泉涌，直到于今仍未枯竭。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电脑中或案头上），还有十余种。
我行文神思天纵。一些文人不服气，他们说——从没看到何新在做什么学问。的确，前人讲究“皓首穷经”，主张一生只读一经，板凳须坐十年冷，下这种死功夫。
而我则不同。年轻时代，我也曾风花雪月，游戏人生，什么都没耽误。行过万里路，也读破了万卷书。但是我的确并没有对某一种学问倾其全身心专门投入过——所以我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不是专门之家。
但是学问之境的最高境界是融会贯通，而我做到了，我是通家，又是个玩家。
世界是幻，人生是梦，学术是游戏。我认为学问达到的至高境界是“玩”——玩者，游戏也。
我也通绘事。中国古来画有南北分宗及力（隶）家与逸家之说。台湾前故宫院长大画家江兆申，曾写信称道我的画是逸品，说境界很高。其实我这个人也是一种逸品——闲云野鹤，野逸之士。
关于我的学术
何新说：我的学术中有一部分是活学问一一有用和能用的学问，经世致用之学，谈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国际战略问题的等。我昔日试图给国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国家利益为至上。摆脱左右之争的强国利民之术，就是所谓国家主义。
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真正属意的，下了多年功夫的。还是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我写这十几本书，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而这套书并不是写给当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看的。
这一套《经典新考》经得起后人之研究与观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上下，衔接古今。多少前人没搞懂没搞通或者误解之处，我用一种新的、我个人的视角，重新作了系统性地解读。 我从清人二王、钱、戴的著作去研习经学及训诂学，但是我的灵活运用以及所获得的新知，超过清人以至章、黄（我有一部《新说文解字》，还未最后定稿，就是要纠正前人在文字学上的误说）。
我发现龙的动物原型真相是蜥蜴及鳄鱼。凤的动物原型真相是鸵鸟——这都是铁证如山的颠扑不破之论。
我论证所谓“扶桑”的语源是来自日本富士火山。中国上古曾经存在崇拜太阳神的一神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炎火之神）、祝融，原先都是太阳神的名号而后来才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这些新论可以发千古之覆。
五四运动鼓吹反孔推翻礼教，对历史进步有重大意义，但在文化上则有很多误解与歪读。一些谬种流传一直影响到今天。
《诗》《书》《易》《老》、儒与道等等，被一些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歪讲邪讲，讲傻了，讲歪了，讲死了，变成了一种“二百五”的东西。
我的这套书先后已经出版过四次，每出一次我都一改再改，增删百遍，呕心沥血，销磨前后近乎20年，方得完成。不久还会出一种新版本作为最后的定稿本。这套书就是老何的《太史公书》，立意在“通天人之际，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对我的学术一向有争议。然而当今又有哪位人物、什么东西没有争议？有人说可是你没学历啊！是啊，但是我的学术履历很完整。
1977年高考复考。次年我考进黑龙江一所末流大学，只读了3个月不到就主动退学。一年后，我在北京进入国家名牌大学（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当了教师。而听我课的那些学生，都是78届的，本应当是我的同学。
一年后胡乔木和梅益先生又把我破格调进中国社科院。进去后我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学术文官机构科研组织局当学术秘书。
在社科院的10年间，我由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循序而进，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而后经过院学术委员会的论议评定。每一次都有争议，但最终都以高票表决通过。8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是人才济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权威都还在——学术界人都知道当时在社科院晋升到高级职称有多难！所以当年关于我晋职的信息被作为特例登过《人民日报》。
有人说你年轻时为什么不去投个师门弄个学位呢？但是这有什么必要呢？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术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谁敢做我老师？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从80年代我在学术界出头到今天，对我的嫉恨诽谤谩骂之词一向很多。无非就是文人的造谣和脏骂而已。中国一些受过压抑的文人往往有泼妇、妾妇的变态心理，于网络的嫉妒与脏骂可见一斑。但是何足介意？——有本事你就从学术上把何新击倒批臭嘛！
学术问题越辩越明
我是多事之徒，不怕学术的争论。这些年来在学术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过我的人不少。但是学术论争，有来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反驳，道理越辩越明！迄今为止，那些学术上批我的人，还少有与我辩论能往复两个回合以上的。包括80年代直接批评过我的大师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仅一个回合也就罢手。
陕西大学有个斯老先生，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回合，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
80年代有位史学博士，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判《诸神的起源》，指点多处所谓的“硬伤”，来势汹汹。我只好撰文回应，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我引用史料证明这位博士所提出的诸多异议并非我的什么硬伤，而是由于他自己读书少所以不知道我所引用的这些史料。这当然也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这一个回合，本来我还准备了诸多材料，战意犹酣呢，他却偃旗息鼓退下不见踪影了。
现在《诸神的起源》日、韩都有译本（文字古涩很不好翻译）。台湾木铎出版社有未经我授权的盗版本。大陆20年来，则已经反复印刷，出了十几种版本。每隔两三年就印一版，因为总有读者要买。那些反对我的人可有哪本书有这样的效果？一本学术书有这样的成绩，还不够经典吗？
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我很怀念8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那个文化氛围。
现在中国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阀阅贵族制度。而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那时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所以，我始终感念邓小平。
当前经济学思想荒谬错乱
我的确只是半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上，我也有所建树。1990年重提“生产过剩”，振聋发聩，“雷倒”当时一片人。
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了经济学界的口头禅。人们忘记了被主流奉为祖师的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曾经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永远解决了‘生产过剩’这一19世纪马克思经济学的伪命题。”“主流经济学”这个词几乎就是我的发明，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有点臭了！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荒谬错乱到什么程度？怎么估计都嫌不足。
一个汇率升值问题，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大家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是两回事。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人民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广大民众！
利用汇率升值，做远期交易的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很基本的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中竟很少人知道。于是人民币成为外部炒家奇货可居的保值期货，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人民币不断升值而大量流失。这在国际金融史上，将成为由于一种错误的经济学理念而误国的一个会让人落泪的笑话！ 我很享受孤独
十几年来，我颇感孤独。但是我很享受，自得其乐。能避开文人中的俗人庸人是一大乐事。可叹往日那些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长者、能者、德者，于今都已逝去。
当今中国已少见真正的文化人，只怕以后再过一两代，连能通读《古文观止》原文的文人也不多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价值之没落，无过今日！令人悲哉痛也！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所悲哀的是当今民族文化的衰落——未来找不到让民族精神栖息的家园。
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抄窃我写的东西。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好笑的是，某几个骂我最狠的伪“清流”文人往往是窃取抄袭最多的（都是被网友发现的），现眼以后还要强辩，狼狈尴尬之态，观之好笑。
当今并不是读书向学的好时代，外部没这个氛围，心态没这种宁静。当今的俗文化，叫做“读图时代”“全娱乐时代”。
“阿堵”当今就位为尊神。浅薄、轻薄、庸俗以至恶俗，是时尚。大家一起来恶搞——此即佛经所谓“末法时代”。一切严肃的东西都已变形，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已经解构，一切庄严的东西都被打成了碎片。在这个时代，认真作学问，谈论真学问，似乎是自渎、自亵，是一种愚憨。
现在的“市场转型”几乎成为又一种政治运动。未来历史会证明——以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这种“转型”，是文革以后我们这个不幸民族所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态的浩劫。
生态之破坏，有史以来莫如当今之严重。根源就在于市场化私有化过程中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官员对GDP的掠夺式榨取！现在又在鼓吹农宅地私有化。所谓私有化无非就是再发起又一场掠夺。但愿各级官员不要再在农村走大搞房地产的歧路。
现在的农村，应当在农产品市场的基础上重建农民的新型合作组织（欧盟、日本、以色列的农民合作组织有成功之模式可资借鉴）。
当今农已弃业，粮有近忧，再随着沿海经济衰退而卷起一个返乡农民的失业潮，天下岂得安宁乎？
但是，劫难必有终结——总有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而反省今日。即使世界大战以致天崩地裂，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总会存留下若干种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总有一天，劫后复生，还会再出现一种文化昌明的好时代、新时代，真正的文化盛世；还会再出现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们。太阳依然会明亮。
看未来淡如清水
我对自己的未来看得淡如清水。
我平生经受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只留得一抹微笑而已。
我身体外强中干，表面似还好，其实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的心脏有个窟窿，动脉上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得半死，会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去看医生。可是我自10年前检查出来至今，连复检都没去过。国家给我安排可享受副部级的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有公费体检，但是十多年来我基本没去检查过。每年暑期我可享受一次去名胜地公费休养的待遇，但是我给国家省了钱，十几年来一次没去过。我很少去医院。中西医药理、病理、生理，我略知一二。一般生病我自己调药自我治疗。如果将来身体真有状况，那我的态度是恬淡宁静，顺天由命。
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是随时准备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槃去见佛祖的。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而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一种意愿，就是再写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利乐他人。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皆非关自我，是以大悲之心观世——警世，为后代，为国家，为苍生。如此而已。
天象异常，危机四伏。善善恶恶，因果相循。命也夫，随之去，过眼云烟而已。